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單點紙媒《南方周末》做獨家訪談，這是美國向中國顯示它的新聞自由標準。美國的大學新聞學院，如史丹福大學、加州伯克萊大學等在招收新聞業訪問學者的時候，也同樣展示相同的標準，《南方周末》所在的南方報業集團近年來就有多名記者被這些大學招收為訪問學者。申請這些大學的重要秘訣就是要符合它們的意識形態。看看歷屆被錄取者名單就知道了。 《南方周末》是靠異地監督起家的，通過記者在外省調查報道，該報曾把數名廣東以外的問題幹部拉下馬。現在，異地監督受到限制，於是《南方周末》的生存空間受到挑戰。那麼，中國的輿論空間整體來講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要說的是，在中國做媒體比西方要難。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媒體不再由政府財政撥款負擔開支，而要自負盈虧，因而要肩負兩種任務：一是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社會效益”，二是以盈利為目標，並成為納稅大戶的“經濟效益”。用中國的新聞業術語說就是“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因此，在中國做媒體的難處就在於，既要讓政府滿意，還要贏得市場——讓讀者買賬。媒體對政府的監督是有限的。媒體不能監督同級和上級政府，也不能異地監督。也就是說，市屬媒體不能監督市政府和省及中央政府，以及外地政府，只能監督區級和以下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宣傳部被新聞記者戲稱為“不准宣傳部”。南方某市一位宣傳部長無奈地說，其實，宣傳部並不是不讓媒體做某些批評性報道，但不知道為什麼媒體就不敢報。那是因為中國媒體是國有企業，每一級的記者都怕犯政治錯誤，政治不正確，飯碗就保不住了，所以，幾乎每一個記者都自覺地給自己套上一個“紙枷鎖”，神經繃得緊緊的。由於缺乏批評，有關政府的報道往往枯燥乏味，與之相比，娛樂新聞、體育新聞和國際新聞在中國異常火爆。 這種情況不是一概而論的。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緊寬程度以報紙最嚴，然後依次為電視、電台、雜誌和網絡。很多尖銳的批評報道往往見諸雜誌和網絡。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的輿論也在不斷走向自由。20年前，中國流行小說作家王朔在作品裡戲謔地預測中國的未來：“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為所欲為。”20年後的今天情況也基本如此了。由於網絡的發達，民眾發表言論的渠道廣了，生活中不僅什麼話都敢說，在網上也基本如此。 一切都在發展。中國有美國的批評也好；沒有，也無妨。當中國有一天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的時候，美國才面臨真正的大國威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