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給國內原單位的同事打電話，驚悉老萬患癌症去世了。他才五十出頭，可謂英年早逝。

在我印象中，老萬平時不苟言笑，我和他雖然在同一處工作，但由於不在同一間辦公室，加上他和我都不是那種上班時喜歡串崗的人，所以並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見面或交談。他在處里搞統計，工作極為枯燥。從同事的閒聊中得知他患有腰椎間盤突出，據說患了這種病需要臥床休息。

第一次與老萬單獨接觸是由於他出了點事。他老兄利用業餘時間編了本書，標題好像是《如何申辦和管理外商合資、合營和獨資企業》，從最初的編寫到後來印刷裝訂成冊，老萬都沒有向領導匯報，直到最後老萬開始向人們兜售此書，事情才被領導發現。

在中國，任何事情，只要領導重視，只要領導支持，就好辦。反過來就難辦。老萬花費了許多精力和時間，好不容易編出一本參考書，本想向人們介紹如何申辦和管理外資企業，最後卻遇到一場麻煩。廳領導要追查這件事。任務布置下來，處領導把這件事交給我辦，要我來調查，看書中哪些地方違反了上級文件精神，哪些地方泄了密，然後找老萬談談，最後寫個調查報告交上去。

我把老萬的大作認真讀了一遍，沒發現書的內容有什麼不好，倒是有點羨慕老萬的才華，那畢竟也是著作，如果在科研或教學單位，這東西對職稱晉升極有幫助。老萬在書裡雖然用了些“內部文件”作為申辦外資企業的實例，但那些“注意保存”的資料沒啥秘密可言，我們這些普通機關工作人員能知道多少秘密。與老萬的那次談話，我印象很深刻。其實我內心很同情老萬，但領導交辦的事情，我不得不應付一下。

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誰都不願意干，最後就落到我身上，我把情況跟老萬明說，請他能夠理解。老萬不住地點頭，不過我想他心裡還是充滿了委屈。

談話採用問答的形式，我問他答，我一面聽一面記錄，結束時請他過目談話記錄，然後在上面簽個字。臨走時我還特意伸出手來跟他握手。事後我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用溫和的措辭寫了份調查報告，交給處領導。這事後來不了了之，老萬雖然沒受處分，但這事肯定對他是一個打擊。

自那以後，我跟老萬倒更熟了，見面話也多了。有一次省里召開利用外資的工作會議，我和他一起忙會務，晚上在賓館同睡一個房間，睡覺之前我們聊了好久，主要是他說，談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談中華民族的劣根性，談對文革的看法。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老萬話竟然有說不完的話。他說中國的文革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恥辱，也是中國人的恥辱，甚至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我問為什麼，他答道：“這其實是中國人的選擇，什麼樣的文化，什麼樣的國民素質，就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我沒作聲，他接着說：“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文革隨着毛澤東的死亡而結束，他發動的文革被官方否定，但毛澤東本人在官方並沒有被否定，只是三七開，他的遺體還在紀念堂供後人瞻仰。在許多老百姓心目中他還是神，這是為什麼？”我沒回答，他替我回答說：“毛澤東沒有被官方否定是因為當權者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一些老百姓仍然把他當神來敬拜是因為他們愚昧無知。”

他接着問我：“你認為在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搞得成搞不成？”我說咱們中國人比以前成熟多了，不會再被愚弄了，再搞文革肯定搞不起來。老萬擺擺頭，顯然是不同意我的觀點。“你錯了，在中國再搞文革還是搞得起來的。咱們老百姓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現在社會上不公的現象太多，那些貪官污吏，那些得志的小人，咱們現在是敢怒不敢言，一旦有了機會，就會像火山爆發。醜陋的社會環境造就了醜陋的我們，醜陋的我們又使環境更加醜陋。”睡覺之前他自言自語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他媽的毛澤東。中國怎麼就出不了華盛頓。”

同事之間一般不談政治，老萬那天晚上是個例外，或許是多年壓抑所致，或許是對我的信任。我能肯定的是，他的心情長期不好，這與他中年患上不治之症肯定是有聯繫的。

來美國後，我常會想到老萬那天晚上說的話。沒想到他這麼突然就離開了這個世界，帶着對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企盼，帶着對中華民族的遺憾，駕鶴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