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给国内原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惊悉老万患癌症去世了。他才五十出头，可谓英年早逝。

在我印象中，老万平时不苟言笑，我和他虽然在同一处工作，但由于不在同一间办公室，加上他和我都不是那种上班时喜欢串岗的人，所以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见面或交谈。他在处里搞统计，工作极为枯燥。从同事的闲聊中得知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据说患了这种病需要卧床休息。

第一次与老万单独接触是由于他出了点事。他老兄利用业余时间编了本书，标题好像是《如何申办和管理外商合资、合营和独资企业》，从最初的编写到后来印刷装订成册，老万都没有向领导汇报，直到最后老万开始向人们兜售此书，事情才被领导发现。

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领导重视，只要领导支持，就好办。反过来就难办。老万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好不容易编出一本参考书，本想向人们介绍如何申办和管理外资企业，最后却遇到一场麻烦。厅领导要追查这件事。任务布置下来，处领导把这件事交给我办，要我来调查，看书中哪些地方违反了上级文件精神，哪些地方泄了密，然后找老万谈谈，最后写个调查报告交上去。

我把老万的大作认真读了一遍，没发现书的内容有什么不好，倒是有点羡慕老万的才华，那毕竟也是著作，如果在科研或教学单位，这东西对职称晋升极有帮助。老万在书里虽然用了些“内部文件”作为申办外资企业的实例，但那些“注意保存”的资料没啥秘密可言，我们这些普通机关工作人员能知道多少秘密。与老万的那次谈话，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内心很同情老万，但领导交办的事情，我不得不应付一下。

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干，最后就落到我身上，我把情况跟老万明说，请他能够理解。老万不住地点头，不过我想他心里还是充满了委屈。

谈话采用问答的形式，我问他答，我一面听一面记录，结束时请他过目谈话记录，然后在上面签个字。临走时我还特意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事后我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用温和的措辞写了份调查报告，交给处领导。这事后来不了了之，老万虽然没受处分，但这事肯定对他是一个打击。

自那以后，我跟老万倒更熟了，见面话也多了。有一次省里召开利用外资的工作会议，我和他一起忙会务，晚上在宾馆同睡一个房间，睡觉之前我们聊了好久，主要是他说，谈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谈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谈对文革的看法。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老万话竟然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中国的文革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甚至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问为什么，他答道：“这其实是中国人的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没作声，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文革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结束，他发动的文革被官方否定，但毛泽东本人在官方并没有被否定，只是三七开，他的遗体还在纪念堂供后人瞻仰。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他还是神，这是为什么？”我没回答，他替我回答说：“毛泽东没有被官方否定是因为当权者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一些老百姓仍然把他当神来敬拜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

他接着问我：“你认为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搞得成搞不成？”我说咱们中国人比以前成熟多了，不会再被愚弄了，再搞文革肯定搞不起来。老万摆摆头，显然是不同意我的观点。“你错了，在中国再搞文革还是搞得起来的。咱们老百姓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现在社会上不公的现象太多，那些贪官污吏，那些得志的小人，咱们现在是敢怒不敢言，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像火山爆发。丑陋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丑陋的我们，丑陋的我们又使环境更加丑陋。”睡觉之前他自言自语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妈的毛泽东。中国怎么就出不了华盛顿。”

同事之间一般不谈政治，老万那天晚上是个例外，或许是多年压抑所致，或许是对我的信任。我能肯定的是，他的心情长期不好，这与他中年患上不治之症肯定是有联系的。

来美国后，我常会想到老万那天晚上说的话。没想到他这么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对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企盼，带着对中华民族的遗憾，驾鹤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