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7/8) 潘景寅的迫降是不是自杀？以上问题已经在前文第十五章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遗留的唯一问题是：潘景寅的迫降是不是自杀？按照第十五章的论述，潘景寅的落地动作是极其反常的。作为中国一号专机的驾驶员，必须是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在政治和技术上都必须经过最严格的审查。换句话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九一三事件后，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专机迫降动作反常有明显缺陷，原因在于潘景寅飞行技术不过关，再加上没有别人帮忙，因此才会迫降失败。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潘景寅技术不过关，他就不可能通过层层筛选，负责驾驶原毛泽东乘坐的一号专机。1967年7月，毛泽东平生最后一次坐飞机，驾驶员就是潘景寅，他驾机将毛从武汉送到上海。1970年夏天，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三叉戟，也是潘景寅带队飞回来的。副驾驶康庭梓也回忆过潘景寅之前有一次执行任务遇险，但从容不迫、在空中耗尽燃油最后成功迫降的例子，说明潘景寅不但技术过硬，飞行经验更是数一数二的。

按照王海为首的中国专家组的说法，256号专机是主动迫降的，也就是说，潘景寅不是”自杀”。理由是：

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

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王海的这个分析是有问题的：首先飞机坠毁地并不是一片”戈壁滩”，而是长满了”深可没膝的枯草”（孙一先文）。谷歌地图信息也表明，温都尔汗附近并不是乱石遍地的戈壁，而是大部分地方都非常平坦的草原。其次，潘景寅虽然打开了前开缝翼，但是减速板、着陆灯都没有开，也没有关闭发动机减速，包括王海等人也承认”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

潘景寅操纵256号专机的迫降动作有明显不合理之处，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对他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存在巨大争议的原因。按照蒙古政府的调查报告，潘景寅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减速迫降动作，包括关闭发动机、启用反推力装置、耗尽燃油等，而是任由专机以”航速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事故发生的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的方式高速落地，导致”机上仪表在落地一刹那被震碎”、”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 100平方米范围”，和”飞机坠毁后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蒙古政府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1971年11月20日，余汝信编译）。

问题是：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层层筛选出来的精英、经验和技术都无可挑剔的潘景寅，为什么会犯这些低级的错误？发动机全速运行、落地无减速、带油以机腹擦地方式迫降的危险性，潘景寅绝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不是飞机已经严重起火、已经无法控制飞机的话，按照”阴谋说”，潘景寅就是要以这种自杀式的迫降，和机上乘员同归于尽。这种猜测有两个依据：

1. 9.18通知。”通知”中除了把林彪及家人定性为”叛党叛国”外，刘沛丰、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直接被定性为”死党”，而潘景寅则只是说”驾驶员”。周宇驰、于新野抢夺直升机叛逃证据确凿，定义为”死党”可以理解。刘沛丰被定性为”死党”应该是中央事先已经掌握了情况，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按理说，潘景寅身为飞行员驾机帮助林彪等人”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是重要的“从犯”和“帮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大罪，可为什么”通知”里不说潘景寅是”死党”？

2. 邓小平讲话。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心思缜密，无凭无据不会随便妄言。邓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放江西劳动，儿子邓朴方落下终身残疾，虽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他一直认为林彪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才在九一三事件后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潘景寅真的是帮助林彪逃跑的人，邓小平断然不会为他公开平反。

潘景寅当晚的表现也很反常。9月12日当晚10点多，潘景寅安排机组人员结束飞行后讲评后宣布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他本人却没有回房间休息，一直待在李海彬的调度室守电话，调度室有两部保密电话，分别通往北京和北戴河林彪住所。潘景寅除了接电话，就是不停抽烟，烟灰缸里装满了一缸烟灰（舒云《“九·一三事件”揭秘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明知第二天一早有飞行任务，潘景寅却不抓紧休息，坚持在调度室守电话。他在等谁的指示？潘景寅当晚抽那么多烟，足以说明心里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知道部分内情，压力何来？

11:54分，接到保密机电话后，潘景寅叫了两个油车，然后去隔壁叫醒三名机械师上飞机加油。约20分钟后，潘景寅说了声”油加的差不多了，我去看看”就去了停机坪（舒云《"9·13"谜雾重重：谁透露了毛泽东回京的绝密情报？》）。之后，亲眼看到林彪一家乘坐红旗车疾驰而来、慌慌张张上飞机、后面跟着8341部队的士兵、前方油车挡路、地面多次鸣枪等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在多名机组人员还未到齐、没有塔台指挥、没有通讯保障、没有跑道照明的情况下，潘景寅仍然坚持将专机推出跑道，在黑暗中强行起飞。面临这么多反常迹象，潘景寅难道心里没有觉得一丝奇怪？

如果说这一切还可以用叶群、林立果等人”党内斗争激烈，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的借口来搪塞，那么专机即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时，潘景寅难道不知道这是叛逃？长期以来，解放军一直宣扬的是“为了党和人们的革命事业随时牺牲生命“，在文革的极左氛围下，为革命牺牲生命更是一项无限崇高和光荣的事情。256专机副驾驶康庭梓回忆道：飞行员自从选择这个职业开始，无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飞行训练或任务中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九一三当晚，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陈士印在周宇驰、于新野枪口下，就英勇地和对方斗智斗勇，最终成功把直升机飞回北京郊区，陈修文因此牺牲。陈修文作为一个中队长尚且如此，潘景寅作为专机师副师长眼看着党的”副统帅、接班人”全家要”叛党叛国”，为什么没有舍身与”叛徒”搏斗，而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叛国投敌”？如果不是”死党”，那么潘景寅身负特殊使命、以自杀式迫降的方式与林彪一家同归于尽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解释。

前文中提到，在专机起飞前，吴法宪曾经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他无论如何不准起飞。潘当时满口答应，但后来却仍然强行起飞了。他这是在欺瞒自己的上级、空军司令吴法宪，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潘景寅就曾经伙同胡萍，在吴法宪查问山海关机场是否有飞机的时候报告说三叉戟有故障，不能飞回北京。潘景寅之所以敢欺瞒空军最高领导，很可能是得到了来自更高级别的指示，而比空军司令级别更高的就只有中央了。

结合前文“阴谋说“专机被安装了遥控炸弹的说法，如果潘景寅是“卧底”，那么让飞机在任何地方爆炸起火，在技术上都是不难实现的了。按照“阴谋说”，在飞机飞出国境之后，潘景寅对林彪等人“叛国投敌”的行为确定无疑，就下定了与“叛徒”一伙同归于尽的决心。潘先引爆预先安好的炸弹，造成飞机起火，然后告诉机上乘员飞机电路故障起火，必须马上迫降。在机舱内已经浓烟滚滚的情况下，机上乘员全部解开安全带，到舱门处避开烟火。潘景寅驾机在低空盘旋一阵，找到一处相对平坦的迫降地点后，就以一系列自杀式的迫降动作，把与林彪一家同归于尽的做法掩饰成迫降失败，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潘景寅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愿意牺牲生命完成使命。这在今天可能不容易理解，但在当年全国整天宣传革命英模、广大官兵以争当烈士为荣的历史环境下，在紧要关头做到牺牲自我、挽救危机的做法可能并不困难，甚至是自然而然的。

潘景寅如果不是蓄意自杀，让叶群坐在驾驶舱就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安排。不论是三名机械师，还是林立果、刘沛丰，在紧急迫降的时候都能够帮忙放掉燃油、打开襟翼、开启反推力装置，提高成功迫降的可能性。唯独对飞机驾驶一窍不通的叶群坐在驾驶舱，对潘景寅的迫降毫无帮助。除了这个外行不能拆穿自己迫降动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外，很难为潘景寅同意叶群坐在驾驶舱找到别的解释。

如果潘景寅像李文普一样，心中有任何犹豫的想法，他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止专机起飞，毕竟专机离了他是飞不起来的。他大可以推脱说机组人员还没到齐、夜间地面导航不可靠这些技术原因，林立果再丧心病狂，也不可能枪杀潘景寅自己来开飞机。林立果谋划”五七一”计划的时候，关光烈、鲁珉等人不愿意干，找出来一堆借口说干不成，林立果也毫无办法。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潘景寅有任何推脱或虚以委蛇的迹象，而是很坚决地按照指示飞往蒙古，虽然航线有所调整，但飞过张家口后基本上是直线飞往温都尔汗。如果潘景寅不是“卧底“，那么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的说法就非常令人费解了。邓小平由于历史原因对林彪一伙恨之入骨，如果潘景寅是林彪的“帮凶”，邓小平绝无可能帮他说好话。邓之所以这么说，只可能是因为邓小平知道内情，即潘景寅在林彪一伙“自取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如果潘景寅想和林彪一家同归于尽，他有很多个办法，并不一定要掩饰成迫降失败。比如，潘景寅可以在北戴河附近随便找个山头撞上去，比装成迫降失败更有把握。但这样一来，中央对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就没法交待了。虽然中央已经掌握了林立果计划“五七一”、谋害毛泽东的证据，但是在没有揭露林彪的“阴谋”、也没有审判其“罪行”的情况下，就在他的专机上安排卧底、把他全家都弄死，这不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政治暗杀了吗？所以，坠机地点选择在蒙古，以“迫降失败”的方式为林彪安排结局，是最符合“副统帅计划篡党夺权、阴谋暗杀伟大领袖，失败后仓惶出逃”，然后因“飞机失事“葬身大漠的剧情设定的了。之前无论是林立衡提出的派部队扣押叶群、林立果，拦住红旗车阻止林彪前往机场，还是吴法宪提出的用飞机拦截，都不符合这个设定，结果自然是被置之不理了。

把同归于尽的做法掩饰成迫降失败，对于潘景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三个人对谁也信不过，只要稍有怀疑，潘景寅就会是陈修文一样的下场。林彪是什么态度并不清楚，感情上却一定是更信任叶群和林立果的。三个机械师和司机杨振刚对真相一无所知，也指望不上。想要成功，潘景寅只能表面装作完全顺从，暗地里采取一系列步骤实施计划：1. 登机的时候故意漏掉两名副驾驶、领航员与通讯员，把飞机完全置于自己一个人控制之下；2. 故意造成飞机起火，迫使机上乘员在紧急迫降时解开安全带并离开座位；3. 以“保护首长“为名把三名机械师和懂些飞行知识的林立果、刘沛丰支到后舱，只留对飞机一窍不通的叶群在驾驶舱。叶群、林立果等人眼看潘景寅对自己惟命是从，叶群又亲自在驾驶舱坐镇，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却万万没有想到潘景寅在自己眼皮底下居然瞒天过海，最终将自己一伙人全部送入了地狱般的熊熊烈焰之中。

死人是没有办法开口的，以上“阴谋论“的推理是否真实可能已经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面对九一三事件中无数的疑问，这是合乎逻辑和常理的一个解释。按照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在我们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之后，剩下的那个选项无论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经，可能就是最终的答案。九一三事件至今已经近五十年，历史的真相渐渐湮没于谎言与遗忘中。但我们相信，真相会有最终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到那时我们的推理也会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