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全大局，調糧出川

　　父親前半生從軍，出生入死，解放後從政，歷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等職，抓農村工作有成績也有教訓，對於錯誤，他總是坦然承認，對於並非他個人的過錯，比如四川調糧問題，他勇於承擔責任，從不推卸給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寫了很多檢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了給李井泉寫傳，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兩位同志曾查閱過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寫的所有檢討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評和檢查，極少對別人的檢舉揭發和指責，更沒有人云亦云的誇大言辭。這兩位黨史工作者感概地說，從李井泉的檢討材料可以看到他的黨性和做人的原則，在那個動亂年代，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國的農業大省，也是重要的糧食產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調出147億斤糧食支援全國，確保了京、津、滬大城市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糧食供應。在那個特殊年代，四川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人口數量非正常減少。多年來，對於四川調糧過多、餓死人的問題，有種種說法，批評的矛頭，集中指向四川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李井泉。

　　關於調糧的問題，是中央作的決定。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國家糧食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糧，上海只有兩天存糧，如不立即採取措施，其他物資運輸讓路，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京滬一旦斷糧，後果不堪設想，四川雖然有糧，大量調出，後果也很嚴重。經過權衡，中央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火急命令接連不斷，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都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省委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這些電話的原始記錄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書記、後任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許夢俠對我說，省委書記會議上傳達中央決定時，井泉同志落淚了，從來沒見過他落淚，好幾位書記在省委文件上簽字時都掉了眼淚，心裡都明白調走大批糧食意味着什麼，可是這是中央的決定，是必須執行的。

　　中央調糧的決定和安排在當時是絕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群眾對此很有意見，認為是李井泉為了向上表功，欺下瞞上做出的個人決定。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四川代表團有人給中央寫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嚴重錯誤。李井泉在會上就1958年大躍進農村工作中的錯誤作了檢討，但隻字不提調糧是中央的決定，只檢討四川調糧太多，自己要負主要責任，實際上是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頭上。第一次檢討，大家不滿意，他又檢討第二次。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回憶，李井泉在檢討時聲淚俱下，與會的許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都參加了四川組會議。周恩來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朱德說：“井泉同志檢查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儘快恢復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關於四川調糧的問題，毛澤東後來曾善意的批評李井泉說：“只有大公，沒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關於調糧問題的講話又被翻出來，作為他“鬧獨立王國”的頭條罪狀。根據是：國務院一位副總理來電話要求增加調糧，李井泉一急之下說：“你是國務院，我這裡還是小國務院呢。”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外有人開始關注四川調糧問題，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開始舞文弄墨，在他們的筆下，困難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飆升至上千萬，李井泉調糧過多的錯誤由此也上升為“重罪”，並歸結為“長期實行左的路線造成的惡果”。父親對此淡然處之，默默無言。我們曾懇求他寫一篇回憶錄，講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絕寫，並告知全家，誰都不許寫他的回憶錄。他下了決心至死由自己背負這段歷史的責任，而把維護黨中央領導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關於調糧的真相，我們只能從旁人講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親去世，享年79歲。父親去世後，我們全家人經過慎重討論，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對李井泉的功過作一個公正評價，並對調糧問題給予說明。小平同志對這封信作了批示，請當時的中辦主任溫家寶同志閱辦。中辦和中顧委隨之派人登門，聽取我們的意見。之後，人民日報發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評價：“1960年後，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他為我國西南地區的各項建設事業，嘔心瀝血，艱苦奮鬥，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為人正直，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於工作中的失誤，勇於承擔責任。他光明磊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給了他的最公正的評價。

　　1999年夏，鄧榕在寫作《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時，和我通電話，談到四川調糧問題時，鄧榕告訴我，她和母親都清楚地記得，“老爺子”健在時，曾不止一次說過，關於四川調糧，是中央的決定，責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體作出的決定，責任在集體，不在個人，這個問題中央已經作過明確的結論。

2007年12月，我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原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Vogel）有過長達一整天的談話，對於四川調糧問題，傅高義說：每個國家都有過困難的時候，我能理解四川調糧的緊迫性。他指出，凡是認真研究過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不會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萬人的數字。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四川調糧動用過武力，這說明老百姓的糧食不是被搶走的。這位教授的話，令我深思。

　　半年之後，我在哈佛大學再次見到傅高義教授，他請我在教授俱樂部午餐，又帶我去見剛任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馬教授的辦公室，我們用英文作了深談。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國出版，第三卷則沒有獲准發行。他在書中多次寫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講話，說李在會上“批評了農村實行的商業政策——不合理的定價，按照行政區的劃分設立商業機構，限制小商販的活動，打亂了過去的自然流流轉路線”。他在書中還寫到，李井泉對1956年農村實行的躍進保持了了冷靜，因而在成都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馬教授送給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後革命》，並在書的扉頁簽名。我很感動，這些與父親素不相識的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如此嚴肅和執着，秉公執理，還原事實，令人肅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訓，誠實，正直，嚴謹，對真實的追求。

　　父親的言傳身教

　　1940年，父親在延安與肖里相識，次年結為夫妻。兩人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攜手走到了一起，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兩人的感情始終如一。在戰爭年代，他們有五個兒子相繼出生，每個孩子的取名來自毛澤東的文章或講話。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別取名黎風，明清，是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過“黎明風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澤東對“七大”的總結“巨大統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澤東的文句“新中國的桅杆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澤東所寫的“新年祝詞”標題“勝利在望”。我在文革結束後，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為我經歷了大難而不死，終於有了新的希望。

　　戰爭年代，父母的戰友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子女，我們家兒子多，父母就把兒子送人。三哥送給孫志遠（原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弟弟華川送給張經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把我送給了申國藩（原成都市委監委常務委員，老紅軍）。我們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親和賀龍在戰爭年代就結下生死之交，解放後我大哥一直住在賀龍家，二哥到北京念書後也住在賀龍家。四哥到北京念書後住在孫志遠家。從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兩個妹妹一直在四川，與父母住在一起。

　　父親一年到頭忙工作，對子女的學習、生活很少過問。“讀書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將來工作更要靠自己，”這就是他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兄弟姐妹考大學選專業，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每次都說，通通去學數理化，學技術，今後誰也不要從政，也不要經商。於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華大學，分別學工程物理學和無線電電子學，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學院，弟弟張華川進了南開大學學半導體，大妹妹李大蓉進了江西醫學院學醫，二妹李力清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三哥孫巨在美國讀完博士，取得兩項技術專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給出很高的待遇條件，父親聞知，要他回國工作，三哥很快就回來了。

　　父親很少談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長征中，他先後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軍任職，兩過草地，歷盡艱險，是我軍少有的參加過長征的三個方面軍的紅軍高級將領。我曾多次問他長征經歷，他都不肯說。只有一次吃晚飯時，他突然談到過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說牛皮很難煮爛，硬邦邦的，咬不動，咽下去後肚子疼。

　　1965年末，我們中學排演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裡的舞蹈《秋收暴動》，我演了一個紅軍戰士，父親聞知非常高興，這個節目在成都人民公園為群眾演出時，他親自來看。

　　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Salisbury）寫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時，四川採集素材，我幾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親是長征將領，想要做採訪，我打電話到北京，父親沒有同意。後來索爾茲伯里通過我請父親推薦關於長征的書，父親對我說，楊成武寫的《憶長征》符合事實。當時書店脫銷，父親就把他讀過的那本給了我。我把書寄往美國，索爾茲伯里收到後十分高興，當即給我來信表示感謝，以後又來信說，這本書對他寫作很有幫助。

　　父親的經歷對研究中國現代史很有價值，我曾數次提議為他錄音，把他的回憶保留下來，但他不同意。他說，好多人寫的回憶錄都不符合事實，編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寫得很了不起，吹得過了頭。那麼多先烈都犧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寫歷史，就寫那些犧牲的同志們，讓人民記住他們。

　　關於父親的許多往事，我是陸續從一些文獻和文集裡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黨八十周年之際，中組部、中宣部、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單位聯合製作了一部大型電視文獻專題片《使命》，這部文獻片的第三集介紹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會，只能選七十人，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要照顧“山頭”，必須要把井岡山那批人里拿掉幾個人，一個李井泉，一個陳光。90多歲的七大代錶王恩惠回憶說：“李井泉這個人當時心胸很開闊，他說：應該，是多了一點，你不拿我，拿別人還不是一樣的。這是李井泉的表態。”父親在世時，從來沒對我們講過這件事。對於官位、榮譽，他看的很淡。

　　抗日戰爭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軍120師358旅的游擊支隊北出綏遠，在大青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與日偽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為創建內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建立了功勳。1942年，他擔任了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政委，為我軍培養和輸送了大批軍政幹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對他的歷史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李井泉同志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館《中流砥柱館》，專版展覽了李井泉的抗戰事跡和照片，並在“壯士廣場”為他立像。樊建川對我說，他父親是跟隨賀龍、李井泉的部隊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親生前對他說，李政委是我們的好領導，是抗戰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幫”集團殘酷迫害，母親在秘密監獄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無一倖免，四哥、弟弟被關進北京“黑乾子女學習班”強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學校牛棚“勞改”。文革結束時，北航準備處理打死我二哥的兩個學生，徵求我父親意見時，父親強忍悲痛說，參與打人的學生當時還年輕，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響和蒙蔽，還是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給他們一個出路。這兩個學生得以“解脫”，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許多老同志感到悲憤。1972年，鄧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兩個妹妹接到他們家過年，鄧伯伯親自下廚房為我們炒菜做飯，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

　　1978年，父親到四川參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儀式。那一天前來參加儀式的老同志很多，許多人泣不成聲。父親與他們一一握手，致以感謝。會後他立刻去了自貢、江津、宜賓、達縣、萬縣等多個地方，勉勵當地同志把對“四人幫”的痛恨化作建設國家的動力。

　　父親多年來積勞成疾，加上文革期間身心受到極度摧殘，身體每況愈下，腹部動脈長了血管瘤，住進北京醫院，為防病灶擴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與父親生前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10月，我從英國回來路過北京，到醫院看望他。當時他已不能講話，也不能進食，全靠鼻飼維持營養，事實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幾乎乾枯的冰涼的手，想對他說幾句話，卻沒有說出來，他已經聽不到兒子的聲音了。他把許許多多的事放在心裡，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在我心中，父親永遠是那座無言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