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虽然国家间竞争依然激烈,但这种竞争的内涵已非同以往,国家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主要地表现在政治制度基础上科技实力引领的综合国力上。所以,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 其二,现代科技不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供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这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来说,和平与发展都逐渐成为主流,任何国家和政党不想脱离时代发展潮流、不想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话,都要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作出相应的变革。国家间本质上就是制度的竞争 随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稳定化,苏联封建性模式的正面效应逐渐减弱而负面效应日益增强,总体上看会越来越阻碍现代化。 杨光斌不从制度上找原因,而是纠结在表象上。 “美国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打败了苏联。然而,几十年来,很多转型国家在竞争性选举中出现了国家分裂、政治动荡、无效治理,如此产生的政权怎么对人民负责,何来合法性?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主理论的建构和表述上,美国政治学同行为冷战作出了重大政治贡献,其关键经验就是将自由主义思想社会科学化,让意识形态宣传以社会科学的面貌出现,使受众更容易接受。” 杨光斌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污蔑,已在前文中美制度比较4篇系列文章中一一批驳,具体总结见中国“三党五权制”的设计和创新(https://club.6parkbbs.com/nz/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961331) 杨光斌不从封建人治根源上找原因,却在怎么更会欺骗人民的内宣外宣手段上找方法。从儒家经典上找理论基础。这也是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意,即为习近平连任独裁做理论铺垫。 杨光斌为习近平的独裁辩护道:“民本主义民主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强大的民本传统为基础和资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华文明是一个基因共同体,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由此所产生的现代性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 人民党认为:一党制即封建人治制度和中华文明确实是一个基因共同体。 而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值得继承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几百年的文明精华。而秦大一统后至今,封建人治制度下,只有官僚史,权斗史。董仲舒式儒教文明史,也是毒害和禁锢人民思想的悲惨史。 一、还原中华5000年文明史 远的不说,总结夏殷历史经验现实条件,周天子实行土地分封制,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大小宗族的分立,土地和人民是按着贵族的等级而层层占有的,这就叫做“制度”。周天子分封诸侯藩屏王室兼具赠予和委托管理双重性质的行政行为 。天子分封相当于欧洲教宗的加冕礼。 封建分封制度中的天子一直是人民的精神领袖,祖先崇拜是人民的信仰,宗法制度中的礼法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祖先崇拜,产生于发展较高的氏族制阶段,相信祖先是他们的庇护者。这种类宗教信仰,长期流行于阶级社会中,直到现在好多地方都有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大家族的家谱留存。 层层分封,委托管理配套的是宗法制度,具体有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等。用来维护宗法制度权力的是礼,具体为策命礼、觐礼、聘礼、即位礼、委质礼等, 这套东西一直延续到近代,影响到现今。 继分封赐予、先占获得、强占获得后,战国时代又衍生出分立 、继受等用昭告、驰骋,会盟三种方式终结血统世袭统治国家的分封制度,新的国家统治者还是能合法立国并跻身为诸侯。虽然分立 、继受等方式立国坏了的规矩,被儒家指责为“礼坏乐崩”,但没有打破旧有的血统世袭制度,文明怎么发展,社会怎么进步?没有打破旧有制度,就没有精彩纷呈的的春秋战国。 “战国七雄”到春秋五霸,小农经济土地分配制度的先进性让中国古代各方面都能够领先欧洲,各国都专注于国家治理,为了争霸,都积极变法,推动技术及生产方式的改进。 小农经济强大的生命力直到改革开放的的土地承包制又一次得到证明。 小农经济土地分配(承包)制度至少在农村完全城市化,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前,就是一种先进的分配制度,如今也是农民的最后退路和保障绝不能放弃。 分封制下天子不干涉各诸侯的内部事务,诸侯从来就有自主权。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制度上的奴隶制,也没有精神奴役,国君想要禁锢人民的思想,就得面临人才流失到他国,有被其它诸侯灭国瓜分的威胁。 春秋战国时代,国家之间有竞争,才有进步,君王有压力,才要求发展,才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除了教育家,思想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外,医学,农学,天文历法等,更有阴阳五行家等好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学科,秘术,密技。(详见杨宽著战国史) 春秋战国时代地商业发达,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商界财神陶朱公——范蠡。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早已走出蒙昧,进入成熟的农业社会,而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各项条件又远远不够。 周朝早期按礼,天子的命令叫做“王命”,诸侯必须听从。诸侯的重大事件,必须听从“王命”来办理。诸侯必须定期朝觐,纳职贡。如果不这样,就叫“不王”和“不共王职”,天子可以用王师会同诸侯来讨伐。比如晋国公室和别封的曲沃发生内讧时,周桓王还曾多次以“王命”出兵干预。到春秋后期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天子已成精神领袖的虚君,但周天子不专制。 二、秦始皇开启封建人治 是秦始皇开启了专制时代。秦朝实施的变法本质上是一种军法制度,对整合国家资源,统一战争有利,对百姓却是有害的。 秦始皇一统中国、为了他一家一姓的统治千秋万代,搞焚书坑儒,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开启了诸子不出王官的皇权时代。 即便这样,春秋战国的文明一直影响到汉初的无为而治。 罗马的文明脚步被蛮子打断,中国的文明进程却是被皇帝扼杀,思想被儒家禁锢。 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走上了皇权集权道路,秦始皇发挥大一统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大修官道,开疆拓土,秦帝国一家独大,没有了诸侯国的威胁,皇权没有了内外制约,秦始皇就可以恣意妄为,胆敢非议鼓噪的诸子百家中的不同政见者都被坑杀。君临天下的感觉就是爽,始皇帝开始寻求长久保持这种感觉的长生不老之法,堂堂伟大的皇帝居然被方士徐福给骗,长生不老梦破灭,只能为子孙万代修长城,劳民伤财地建陵园。 三、汉武帝开启董仲舒式儒教垄断史 站在百姓的立场,百家争鸣自然是有好处的,那些有学问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做出解释,有利于百姓们从中间选出一条最合适自己的理解方式,最妙不过了。 不过,百家争鸣这种事本来就跟皇权是对立的,皇权需要一言堂,而百家争鸣如同一百只鸡在鸣叫,让皇帝伟大的声音淹没在一百种杂乱的声音之中,这如何了得? 刘彻想要控制一切,董仲舒竭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今往后,寰宇之间只剩下刘彻祭天的朗朗之音。 本来孔子作为一位教育家,强调德育是应该被尊重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原本并非治世之学,说白一点就是只有空谈对国家治理没实际用处。这是儒学始终并非显学的根本原因。 宗法制度是对层层分封,委托管理的规范,是中华文明从部落蛮荒步入农耕文明的一大进步,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并没有对人的思想有禁锢,人的行为束缚的地方,只是要求人有敬畏之心,不能随心所欲,对祖宗崇拜告诉人民,你的根是哪里来的。作为人民的信仰,人们寄希望自己的祖先在天之灵能庇护他的子孙繁衍不息等等,宗法制度开创于周天子分封之时。 董仲舒篡改孔孟之道,提出“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让儒家的学说成为万法之源。董仲舒篡改宗法制度中的周礼,搞出三纲五常(最基本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出自阴阳学说的阳尊阴卑)董仲舒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孔子要求“克己复礼“董仲舒为了迎合刘彻的皇权专制,竟然把孔子的复周礼改成束缚人民的三纲五常的董氏礼,是对孔子这个祖师爷的背叛。后来的程朱理学有样学样,让后世人们提到宗法制度,提到礼教以为就是儒教。 这种思想禁锢,秩序的固化,使得社会失去了创新和“进化”的根本动力。 董仲舒对始于周朝到春秋战国兴旺的中华文明的摧残,无以复加,开历史倒车,此后2000年,中国思想领域如同欧洲中世纪,进入了最黑暗时期,一直毒害至今,董仲舒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罪人。 从此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明面上“法治”实则是“人治”对老百姓是“法治”,官僚自有一套潜规则维持。 而中国的很多学说,被历朝历代的皇帝所禁止不能扩散,中国大一统之前的千年传承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精华部分被断代,失传,留下的只是被阉割的能为皇权人治服务的那部分。 为了一家一姓的皇权,诸子不出王官。 为了让儒家的学说成为万法之源。 却让大一统前,千年的文明成果慢慢消失在历史中。 让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让我们的思想被禁锢,技术发明一直无法形成科学体系。 在皇权专制压制下,在儒家愚民,顺民教育下,汉人的血性越来越少。 到了大奴隶主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一刀刀阉割,一刀刀凌迟,剔骨吸髓,中华文明回到了石器时代。 诸子不出王官,还有文明的典籍藏书可供后人研究汲取。至少汉人是敬祖宗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皇帝也是敬畏的,只能束之高阁。 汉人的祖宗不是野猪皮的祖宗,满人大奴隶主们可没有这种禁忌, 大奴隶主搞出个《四库全书》这三千本汉人的书是可以存在的,然后对七千多本艺术、文化、科技类的汉民族书籍禁毁只留书名,至于禁毁而不留书名地更是不计其数,你别说中华上下五千年,就仅在明朝中间的一代,天启皇帝批准刊行地书籍就有两万余本啊! 到了现代,考古发现,断代工程也只是了解了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一部分,也够我们挖掘和研究。 四、习近平为什么只对维护封建皇权的那部分理论感兴趣? 只是为了连任从集权走向独裁找依据,启动所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严谨的考古历史研究当作独裁合理化的工具来使用,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学习,你以为别人都是白痴吗? 无视百家争鸣时期的文明挖掘和研究,自从大一统后二千年的历史就是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整个社会思想都是围绕着如何让一家一姓千秋万代的人治学问。商业被视为贱业,以技术为业的工匠的地位更低,技术发明被视为奇技淫巧,思想禁锢更是让思想领域的哲学,自然定律,数学无法向科学阶段推进,科学其实就是一种可以量化分析的哲学,其思路还是按照哲学来的,科学得出的原理需要技术实验来印证。百家争鸣时期的文明的断代,导致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因此二千年来的中国就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 大一统后二千年来的所谓进步如科举,内阁制无一不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维护官僚的人治服务。 二千年来的历史就是小农经济被破坏后恢复的王朝更迭史,是皇权巩固的人治发展史,是官僚强化史,是潜规则演变史,是儒家的毒害史,也是人民被不断奴化史。 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道家,法家,儒家等追根溯源都是百家争鸣时期内形成的。 五、民本主义为习近平连任独裁做铺垫 杨光斌所谓的民本主义民主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谎言,民本主义民主,只存在于百家争鸣时期,皇权专制下哪来的民主?杨光斌所说的民本主义应该是服务于皇权人治经儒家改头换面的民本。 真是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 民本传统是什么? 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正是民本主义的要义。只有“以民为本”“为民做主”的实践和理念。民本传统就是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 一党垄断,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党权如同皇权,导致高位者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和敏感,常常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掌控,一旦他意识到来自他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度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都会反应过度,简单粗暴。高位者一旦长期掌权,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容不得不同意见,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党魁决定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党魁控制欲极强时,通过党权领导一切,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就有走向极权的危险,这才是造成目前大家都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领导人的人格和开明上,这无法得到保障。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陈奕君之流又让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这些阴谋家的无耻行径能不让人感到愤怒吗?感到忧心吗?只要一党垄断一切的封建制度存在一天,这样的闹剧就会一次次重演,苦难深重的祖国,何时才能挣脱封建制度的镣铐。 改革开放到现在,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表层打转,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我们进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好想改变一党垄断一切体制,就剩下选择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一条路可走,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是山寨任何现存政治制度模式,更不是汲取了中国千年人治的精华就能解决封建人治所暴露的种种弊端。 而阻碍中国发展的根源就是这个苏联一党垄断一切的封建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个战时战备制度,肯定是要改变的,这就需要制度创新,保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彻底解决旧制度中封建性的主要弊端,避免“党争民主”和“选举式民主”造成的社会动荡, 一党垄断一切本质就是封建变种,确实与皇权集权是一个基因共同体,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 问题是如果领袖如昏君,暴君般地治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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