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習總集權，是為當下中國的政治新常態。除了直接的政治權力運作考量外，它也有其社會歷史的具體邏輯。一方面自70年代末以來，改革意味政府放權，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也造成許多權力和監管空隙。這在中國政治結構的總體上，已經產生了地方和局部政治力量興起的苗頭。

所以統一政令，重整隊伍，雖則跡近圖書館我毛大館員早年聚嘯山林時常常祭起、打熬自身筋骨的番天印，但在態度保守的公務員團體本身和社會大眾，卻又是完全值得認同的勾當。因為從官民或上下層博弈的角度看，如果官方或上層力量超強，民間和下層會比較傾向選擇同一個單體整合的國家力量打交道，而不必時時在幾個隱隱對立的強大官方力量之間承擔站隊風險。

不過，在更長遠的歷史中，所謂毛鄧張弛之道，還包含另外一項具有終極意義的政治邏輯，亦即跡近神權的父權制度(patriarchy)和趨向民主的兄弟制度 (fratriarchy)的關係。在前者，父對於子，有全面責任，但不對之負責。(The father is systematically responsible for, but not contractually accountable to, the sons.) 在後者，掌權兄弟需要對於其他兄弟負責，但是不具有全面責任。(The brother in power is contractually accountable to other brothers not in power, but does not assume systemat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所以前者常常以宗教禮法國家的形式出現。所謂法律制度，也就是對神或者是終極父權形象的模仿，比如猶太教律或者印度所謂Vedic laws。而後者則是以契約國家的形式出現。而法律制度也就成了締結法條諸方的合同，比如英國大憲章。

後者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從寡頭向特權階層、最終向全民民主演變，在近代當然和資本主義以及現代社會的形成息息相關。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所謂博愛者，西文作 fraternity，而自由平等都與之相承一脈。要展示這種制度導致的生產力爆發，西方的工業革命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都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證。但契約制度的盲點，在於它不考慮契約外人群的福祉，唯兩造之所不欲，必以加乎第三者。所謂以“渠”為壑是也。同時，它也無法應對現行契約體制下，結約雙方通過在契約未覆蓋空間中的博弈而實現的力量對比轉換。

為第一種狀況舉個例子，比如目前為害全球的環境惡化。因為從理論上說，經濟活動的結約者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活動主體，契約本身並不會囊括其祖先、後代或者局外人的立場，所以無論怎樣締結進一步的各方合約，都必須以不能從根本上損害各方現實經濟利益作為起點。於是環境問題也就成為全球工業化時代民主政治的死結。

而第二種狀況的例子，如果把聯合國體制下的各國關係也當做一種大概的兄弟制度，那麼最現實的比如說中國經濟在WTO體制下，對美國經濟的趕超。從長遠看，自然須論及列寧主義者以前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間的發展不均衡性。但無論西班牙對於英國，英國對於德國，美國對於現在的中國，條約遏制的施行都相當無力。這種不均衡性造成的戰爭風險，也成為現代全球社會的另一重夢魘。

要尋找兄弟契約制度的解決方案，則必然要求吾人超越近代啟蒙的眼光，來看待人類歷史的智慧。首先，在人類歷史上，這種或明或暗的兄弟契約制度當然一直存在。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其實就在說殷商的兄弟制到西周父權制的大轉折。而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的考察重點，也無非古希臘君主制和僭主制（或曰父權制）、以及寡頭制和民主制（或曰兄弟制）的各種優劣條件。

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上的兄弟制，都和父權制有相互承繼的關係。比如雅典和羅馬的一度活潑生動、最終自相殘殺的共和體制，最終都過渡到馬其頓和屋大維的一度輝煌宏大、最終聲嘶力竭的父權帝國體制。在中國，雖然兄弟制在殷商以後，就沒有再以主權承繼的形式受到一般性肯定，但無論戰國時期的秦魏冉、齊孟嘗等流、甚或晉隋間蠻族興起的早期形態，都隱約還原或者體現出兄弟治國的不成文的貴族契約制度。

而兄弟契約制度的兩個側面，在當時也已經粲然可觀。從優點看，政治活力十足，能量巨大。而缺點，則是政治局量狹小，局內矛盾必須向局外釋放，才能得到緩解。一旦釋放受阻，體制即告崩壞。反之，父權體制下的君主神秘獨裁，則比較容易為局內衝突創造轉圜空間。雖然活力不足，對內壓制，但相對而言，政體存在不甚依賴對外排擊，故此延續能力較強。也常常成為兄弟體制危機的解決辦法。這條基本的政治路途，不僅在西方從凱撒走到屋大維，而吾國諸朝從最初揭竿到塵埃落定，也常常如此。

當然，旅居禮儀之邦的文化打工仔亞里斯多德，更早早就似乎發現，其實得以維繫當時雅典等國經濟的，正是把公民社會內部矛盾轉變為國家外部征服的一種奴隸社會體制。換言之，民主社會的成功，和針對域外人群的損害、掠奪和征服之間，存在着正向關聯。與此同理，和威斯法利亞體系相對應，現代公民社會在西歐的重建，與其內部矛盾的順利轉嫁，或者說同前此不久的地理發現，和與之同時的殖民掠奪和征服，也存在着正向關聯。

說到東亞，雖然日本對於東亞的侵害並不在民主體制下推行， 但明治後的日本，維新大舉，強人並出，也確乎是一個前民主的軍事寡頭、兄弟准契約制度所籠蓋的時代。而毛後中國，鄧葉陳李等一眾殿前太尉參政平章實行國家政權的寡頭分享: 用人施政，一片欣欣向榮；全民從商，華人足跡走遍全球，完全掃除了我館員晚期的高壓政治和社會壅塞。而說到底，這也無非希賢皇帝所設計的，通過經濟開放，把國內矛盾向外釋放的一種隱蔽擴張的高度智慧做法。

但時至今日，面對全球經濟緩慢復甦和美國的遏制升級，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這種釋放即將進入一個緩行期。如果放任中國的公民社會的走向成熟，在國內矛盾向外釋放逐漸受阻的情況下，全民對於戰爭的需求， 只能變得更為迫切。而集權的神秘威斷式國家治理，也許是為避免戰爭危機，中國政局本身所難以迴避的選擇。

同樣，對於美國來說，隨着全球影響力衰落，也需要共和黨通過建立對內的國家權威來解決以前一概通過外排（特別是武力和金融等）手段解決的社會分配和社會正義赤字。而目前呼聲很高的希拉里之所以不會在2016勝選，是因為兩屆奧巴馬已經顯示，民主黨從羅斯福、肯尼迪和克林頓以來的弱內強外政策，或者說“鼓勵國內矛盾展現，同時借力於對外戰爭作為解決方式”的政策，已經不再暢行無阻。

而中國主催的新型大國關係，其根本也就在於希望中美雙方需要各勒部伍，重點施行內部盤整，彼此維持表面和平，各自等待下一輪擴張機會。同時把逐漸熾熱的零和矛盾，當做一個踏遍的可樂罐，so that it may be kicked down the road. 當然這是題外話。

二、

所謂政治學的終極問題，西方左派的老式馬列主義者說階級，右派的天才納粹分子卡爾施密特分敵我，還有神經兮兮的極左派兜個大圈子，最後認為階級隔閡其實就等同於敵我區分。至於我中國的孔夫子，因為凡有疑問總是一溜煙跑到太廟，和廟祝們夾纏不清，從來不肯認真學習條貫分明的歐幾里得幾何，所以缺乏概念化思維，老而注易，也是只辯龍馬，不說一二。遇到形而下的考驗，於是就只會泛指八方，說這這這這，還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問題？而山豬左看右看，最後發覺這政治學的根本問題麼，還是有關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最佳政治體制問題。

亞里斯多德這隻老水牛，在鴨梨山大的王庭退休後， 大概日用不足，遂去雅典開門辦學，全力灌水。一部《政治學》，連怎樣的歌曲符合老年人的牙口都要說個明白，俺真是服了him。當然渠灼見不少、熱心是真。其論說存在根本性缺點，只能怪翁生也早，來不及看後來黑格爾之流的歷史主義論著，所以不知道隨着時代變遷，歷史現場會對理論產生不同的要求。一時而為良制者，在另一時則為桎梏。

民主雖可貴，止戰價更高。這個結論，大概不論中西，只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會赤裸裸地跳出來反對。中國現在又漸漸在獲得鞏固的父權體制，或者說國內矛盾，不再通過國際貿易和剝奪底層，而是用國內（或雲“法治”或雲“威權”或雲“向底層釋放利益”等）手段化解的體制，也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習王以下，都不能說不善讀書。這裡也就湊趣說個掌故。說是北齊的拖鼻涕英雄天子高洋臨終居然清醒，知道太子幼弱，兄弟橫強，所以囑咐兄弟說: 奪則任汝，慎勿殺也。皇帝的位子，要拿就拿去，但在太子頭上動刀的不要。

現在對於國內政局，山豬的希望也可作類似周潤發在電影《賭神》中的表達: 專則任汝，慎勿剪而。要建立父權新常態，實在沒有辦法，那就去建立好了。但切勿把兄弟制的命脈，也一併剪除，弄到水至清而無魚。因為時過境遷，等到下一輪擴張，恢復社會經濟活力還要依靠鄧葉陳李依賴的那個道德渾濁、自私自利、無法無天的混蛋黑金體制 。話說當年，毛大館員父權意志醇乎醇，但最後左手抓得緊革命，右手卻促不進生產。即便到終了高臥水晶床，也沒見啥小錢錢。所以熱愛小錢錢的先賢皇帝繼位之後，總是捏緊拳頭反覆念叨：偶們的兩手都要硬。

所來卡拉，雖然兩會在中國，並不是政體設計的最終場所，但習總集權的最大挑戰，畢竟不在推行法治，不在經濟下行，不在美國圍堵，而還在是否能根據悠遠的中西傳統和當前的全球局勢，超越羅爾斯、福山等流或冬烘、或狂妄的終極良制說，而設計出一套周伯通爺爺當年展示過的兩手互博制度，可以使得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分散，（或雲父權制和兄弟制，亦即擅長整合的威權傾向和創造活力的民主傾向，）像作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春橋同志曾說的那樣，進入一個有效循環。

毛大館員掀房頂革掉了蔣大排長的命，一時大稱良制，但是我館員看書最是潦草，黑格爾通篇硬寫，而且耶穌氣十足，哪有《二十四史》直白易懂，所以我館員看後毫無心得，所以革命一革再革，物極而反，龍亢成悔，良制遂成十足的惡制。不但累我少年習大大在鄉下飽受蚊蟲叮咬，而且還弄得高曉松整條family tree上下雞飛狗跳，俾渠至今猶在網上廣播悲情，痛說我家二叔命苦。

至於黑格爾所堅持反對的，則是康德啟蒙主義對於歷史的鄙視。換用周豎人的簡捷話頭，即是一旦開悟，”便覺得以前的三十（qian）多年，全是發昏” 的輕薄狂人嘴臉。所以，老黑反館員和反豎人式穩重大叔表達，可以總結為：眼下造反雖然有理，以前種種未必發昏。

齊澤克有一段笑話，解釋老黑歷史辯證法最有靈驗：話說前蘇聯物資匱乏，專營商鋪常以空櫃示人，顧客情緒非常惡劣。一日某客來詢：貴店的肥皂只怕也已售罄。小二答曰：鄙鋪只是售罄了牙刷。若說售罄肥皂之家，卻在馬路對面。

其用意，就是說要抖笑話結尾處售罄肥皂之店鋪這個包袱，必須要提前面售罄牙刷之店鋪作為鋪墊。否則笑話就難發其噱。黑格爾歷史主義的論點，正是強調歷史進程中先前事件對於後來事件的必要推動或反諷性決定作用，是為不讀書人都曉得含在口中的historical ruse。

或者採取耶穌堂的官樣說法：耶穌的神性，不在他是神這個性質本身，而是在他從神(造物之主)變到人（他自己的創造物），再從人（他自己的創造物）變到神（造物之主）這個整個過程。反言之，如果說在歷史進程中，吾人的通識常常靠攏陶淵明，各種議論，不外是今而非昨，黑翁的提示則是，事實上歷史的每一環節，對於後一環節，即便是錯誤，也都是必要的錯誤。吾人今日所提煉的思想精華，日將月就，也同樣是他人揚棄的糟粕。比如我館員當年一舉打翻地富反壞右，還要踏上一隻腳。而鄧葉陳李一舉打翻王張江姚，雖然未將湘潭老龍趕下水晶床，也算踏上了半隻腳，弄得龍粉們非常不爽。

可見只要矛盾存在，歷史就不會終結。何為最佳政體? 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所謂合理，也就是當下的有效性吧。而對有效性的把握，則不外乎對有效性的本身局限的把握。對於習總政治新常態而言，這也就是對新常態本身局限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