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闲置与出路：重新理解“逆权拥有”

李 郡

“逆权拥有”（Adverse Possession）是现代财产法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其基本含义是：非不动产原始权利人，若在未经原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对某一土地或房屋持续、公开、排他地占有，并超过法律规定的年限，即可依法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原权利人的追索权因诉讼时效届满而终止，新权利人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这一制度初听之下，往往令人困惑，甚至感到“违背直觉”。在物业法课堂上第一次接触这一概念时，我也难以理解：法律为何不无条件保护原始产权，而要承认长期占有者的权利？

然而，随着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不断深入，尤其是对土地闲置、房屋空置问题的长期关注，我逐渐意识到，“逆权拥有”并非对侵占行为的纵容，而是对资源长期沉睡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一种制度回应。

一、逆权拥有的制度本意

逆权拥有并不鼓励非法侵占，其立法逻辑恰恰相反：

当某项不动产长期被弃置，原权利人既不使用、也不管理、亦不承担维护责任，其社会功能事实上已经丧失。此时，法律若仍无限期保护“纸面产权”，社会整体将为这种不作为付出持续代价。

因此，逆权拥有的核心目的不在于“惩罚原业主”或“奖励占有人”，而在于恢复资源的使用价值，使事实状态回归法律秩序。这一制度在历史上主要出现在土地稀缺、人口增长较快、社会对资源利用效率高度敏感的国家。

二、从强人政治到制度能力

在一些社会治理能力较弱、制度建设滞后的国家，国家强盛往往被简化为领土扩张。出现一两位强势领导人，通过对外争夺土地来制造国家崛起的象征，却长期忽视内部社会结构的修复与民生改善。

俄罗斯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真正竞争力，来自于对既有资源的高效配置，而非对新土地的不断索取。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不是靠制造冲突赢得声望，而是能够正视社会现实，通过制度创新释放被压抑的潜能。

三、中国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

当下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

      •    城乡大量土地荒废、农庄闲置、城市住宅长期空置

      •    与此同时，大量年轻人无房居住、无稳定工作，发展通道受阻

如果任由这种状态长期存在，其后果并不难预见：

不动产因无人使用而自然贬值，人力资源因缺乏机会而持续闲置，社会整体效率不断下降。

问题不在于资源总量不足，而在于资源被制度性地锁定。

四、通过产权制度激活资源

如果通过制度设计，使长期闲置的土地和房屋重新进入使用状态，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年轻人能够合法、稳定地占有并利用这些资产，社会资源将重新组合。

类似“逆权拥有”的制度逻辑，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当产权长期处于“名义存在、实际缺位”的状态，法律是否应当为现实使用者提供一条转正通道？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这并非激进，而是务实。

五、土地价值的根本来源

土地是最基础、也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历史上，人们为了“耕者有其田”这一朴素愿望，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土地直接关系到生存、安全与尊严。

经验反复证明：

      •    产权清晰、受法律保护的土地，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    稳定的产权预期，是长期投资和土地增值的前提

      •    产权模糊的土地与房屋，往往无人愿意投入，最终只能荒废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六、历史改革的现实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改革”，其关键突破之一正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正是这一制度变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粮食产量迅速提升，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这一改革并非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对现实需求的理性回应。它也因此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制度改革的价值，往往要在时间中才能显现。

七、站在新的历史关口

今天，中国再次站在一个关键节点上：

      •    数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缺乏发展空间

      •    与此同时，大量土地和房屋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事实上面临两条道路：

一条，是走回头路，重新强化行政分配与集体化管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条路难以持续；

另一条，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包括土地私有化以及引入“逆权拥有”式的机制，盘活沉睡资产，使资源与人重新结合。

只有后者，才可能真正释放社会潜能，帮助中国走出当前的结构性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