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十）

曾華 寫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

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的那個小屋子所在的樓叫八角樓。位於川醫附一院婦產科兒科旁邊的醫院家屬區，是很久以前洋人修建的，在主體建築上分別有八個一模一樣的分支結構，怪不得那天晚上把我們找得那樣的艱辛。本以為就臨時讓我父親和哥哥短時間住一住，沒想到突然又來了4個人，一共6口人這怎麼也住不下。於是乎，爸爸的朋友又在隔壁宿舍找了一間大一些的空房，我們一大家子人才安頓下來。父母雙方在成都的其他兄弟姐妹們也都相繼幫助湊了一些必要的家用品和家俱，勉強也像個家了。

父親還是持續的消瘦，心累氣緊，大部分時間都是躺在床上休息着。媽媽等到父親的病情相對穩定一點後，又不得不返回西昌河西去上班。這次與母親的分離，對我來說又是一次尤如生死離別般的痛苦，我這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幼小的我對與家人的分別及分離後的思念之情，比一般的小孩子濃烈而悲壯得太多太多。我是被左一分，右一離的弄怕了。剛剛才和爸爸和哥哥團聚，這才十幾天的時間，心愛的媽媽又要離開我們，而且這一去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再次相見。臨走前，媽媽一再的叮囑我，“別老哭，你是一個大孩子了，你很懂事，留在成都可以幫助照顧生病的爸爸，還要帶好小妹妹”。

現在想來，易感的我在那個時候就患上了兒童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DST)，所以說，我對許多發生在我身邊的負面影響特別的敏感。尤其是對家人的身體健康和分離，近乎是不能忍受。

媽媽還是離開了我們，從此孤身一人在河西待了七年之久，至到1972年調回成都。每年春節是母親唯一能夠回到成都探親的時候，這時我和妹妹都會粘着媽媽不放。爭吵着要跟媽媽睡一個床，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媽媽的臉被四個小手搬來搬去，怎麼樣都不對，妹妹與我爭着要媽媽的臉側向自己那邊，最後媽媽只好正着頭，臉不偏向任何一方，才擺平我們倆個霸道的小女孩。

每次媽媽回家的時候，是我們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光，雖然時間短暫！一家人在一起，我們會玩撲克牌遊戲，下跳棋，簡單的象棋，講故事，當然還有去親戚家竄門。1967年秋季，已經八歲的哥哥終於如願上了小學。我也在1968年九月份剛滿七歲的時候，註冊到川醫附近黌門街的成都市第五中心小學，開始了我的學生生涯。這也是我變成了華西壩的壩娃兒原因。

幸好當初父母被下放到西昌去支援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時候，只下了父母倆人的戶口，我們三個小孩子的戶口一直留在了成都的姑媽家。這一招很重要，為以後我父母調回成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那個年代，從外地進一個成都戶口非常的困難，堪比難於上青天。就算是為了調進父母這倆個戶口，都經歷了無數的曲折和坎坷，況且還是因為我父親這個要命的地方性心臟病，異地治療和休養在當時是唯一能夠活命的可能性。要想一下子調五個人的戶口入成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經過父親朋友的努力和各種關係，我們家從八角樓搬到了電信路老4號，這個我最熟悉並伴着我生長為成年人的地方。剛搬去的時候，這個地方叫瑯園，是一個獨立的三層樓的小洋房，沒有圍牆，院子裡栽滿了果樹。院子的後面和左面都是農田，右側面是兩個竄通的院子，一個叫曉園另外一個叫琳園，一共住了二十來戶人家，都是川醫的職工。我們院子正前方是一條馬路叫電信路，聽說是因為這條路上有一個很高的電信發射塔而取名的。馬路前面有一條小河溝，小時候我們常常在這河溝里逮小魚捉泥鰍。小河旁又是農田。所以說，我們的院子三面被農田環抱着。

我們瑯園當時大概住了八戶人家，除了我們家不是現職員工外，其餘的七家人都是川醫附一院的工作人員。我家住在洋房樓下的大廳里，大廳一分為二住了兩家人，中間用的是簡易竹子編的東西作為隔牆，把我們家和唐氏一家分隔開。比我大八歲的唐家二姐後來與我成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大多數人家的門都開向着後院，唯獨我家的門開在前院的大陽台上，很寬敞，陽台下面是一遍草地和果樹林，這樣一來好似大半個開闊的院子都是我家的了。阿伢和我父親在那草地上種植了一些蔬菜和養了幾隻雞，有時候還會有鴨和鴿子。雖然說父親的身體仍然很虛弱，人也還是比一般人要消瘦的多，但至少沒有什麼休克暈倒之類的事情發生了。偶爾也能做點輕鬆的家務事，種點花草，喂喂雞鴨什麼的，看看書，學習一些中醫的理論知識，生活漸漸走上了自己的一條路。

大約在1969年左右，我們的院子被成都市房管局接手，改建為後來由兩棟兩層樓結構組成的院子，大多數房子都是兩個臥室加一個小廚房，沒有客廳，仍然是公共廁所和公共自來水管。住戶由以前的八家變為二十四家，阿伢也幸運的分到一套自己的房子，把他多年兩地分居的妻子和一對兒女也安置在一起住。我的生活圈子也慢慢變大變廣了，更多的鄰居，更多的小夥伴。

這段時間我結識了院裡和隔壁兩個院子的小夥伴，有些也成了以後的好朋友和小學同班同學。哥哥和妹妹也分別交上了他們同齡的小朋友。除了經常想念遠在西昌的媽媽以外，我也還比較開心的生活着，成長着。尤其是上小學以後，就像孤軍奮戰的地下黨員找到了組織一樣，我很快就喜歡上了我的學校，我的同學和老師，更喜愛學習。由於天生聰慧伶俐，逐步地在班上顯示了優秀的學習成績，在讀書學習中得到了生活的快樂，最重要的是，找回了自信心，漸漸地把童年的一些痛苦的往事淡忘掉，開始了我美好的學生時代。

1971年冬天，我父親的兩個在北京生活的妹妹回成都探親，眼見身體不好的父親一個人吃力的帶着三個小孩子，於是提議把我帶到北京去領養。我當時已經在學校有了很多好朋友，捨不得離開她們。結果是我八歲的妹妹被帶到北京與我其中的一個姑媽相依為命很多年。次年我母親才調回成都，1977年我哥哥下放到農村去當知青，妹妹1981年考入重慶大學讀書，畢業後分配回北京，之後我又出國留學。這一家五口人就這樣陰差陽錯的，再也沒有一個團團圓圓的日子。

當年我的生活圈子就只有方圓幾里路，家住電信路，小學是五中心小學，中學高中就讀於成都市第十六中學，讀大學讀研究生和畢業後留校做皮膚科醫生，兼任教學和科研工作，談戀愛，結婚，生大兒子都是在四川醫學院（後改名為華西醫科大學）一氣哈成，至到1992年3月自費出國留學到加拿大多倫多，1997年移居美國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