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幾十年,華盛頓就會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做一次方向性調整,把國家資源重新對準最有利可圖的方向。
軍事戰略學者戴旭曾多次提醒,美國前五次戰略轉移的目標已經全部實現,而今天正在推進的第六次戰略轉移,落腳點就在中國身上。

五度轉身鋪就霸權之路
第一次轉移發生在獨立戰爭之後。
十三個殖民地脫離英國後,北美的擴張並未停止,從路易斯安那購地到與墨西哥的戰爭,版圖一路向西推到太平洋沿岸。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倫敦把主要精力投向亞洲市場,華盛頓藉機推行所謂的孤立主義,實質是利用大國博弈的空當消化新近吞下的土地。
第二次轉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連。歐洲列強為分配殖民利益打得元氣大傷,美國名義上保持中立,生意卻做得風生水起。
歐洲戰時資本大批跨過大西洋流入紐約,使美國從債務國一躍成為債權國。這一波紅利沒能讓美國立刻坐上霸主之位,但工業基礎與金融體系完成了質變。

第三次轉移依託第二次世界大戰。
羅斯福新政緩解了大蕭條的痛感,真正讓美國脫困的是歐亞兩大戰場的爆發。日本侵入東南亞之後,原屬英、法、荷的殖民地體系崩解,戰後美國順勢接過對太平洋西岸的主導權,把戰略重心由歐洲調向亞洲。
第四次轉移發生在冷戰後期到本世紀初。
在收割了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乃至日本之後,華爾街盯上了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中國市場。中美在二十多年的合作期內形成了深度的產業鏈交織,美國資本通過製造業轉移獲取了巨額回報。

第五次轉移以石油美元體係為支撐。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美國通過與中東產油國達成原油以美元計價的安排,把綠鈔的霸權地位重新焊死在能源結算之上。這五步走下來,美國基本完成了對全球資金、技術、能源和規則的多重鎖定。
第六次轉移直指中國資金池
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工具箱明顯加厚。2026年2月20日,特朗普宣布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全球徵收為期150天的10%關稅,以替代此前被美國最高法院認定缺乏授權的大規模關稅措施。

隨後,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又在5月裁定相關10%全球關稅法律依據不足,圍繞關稅權限的司法拉鋸繼續發酵。可以看出,華盛頓並沒有放棄關稅工具,只是在不斷尋找新的法律包裝。
實際訪問稍有推遲,落點在五月。
美方公開材料稱,特朗普與中方在2026年5月中旬於北京舉行會晤,雙方圍繞航空產品、農產品、關鍵礦產供應等議題達成若干貿易安排。表面看,這是一份讓市場鬆一口氣的安排,實質上,華盛頓並沒有放下圍堵的工具。

5月會晤結束不到一個月,新一輪壓制就接踵而至。美國國防部6月更新所謂“中國軍事企業”清單,清單總數擴至188家,新增對象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亞迪、蔚來、京東方、宇樹科技等多家中國科技和製造業企業。
中方隨後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指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無理打壓中國企業。緊接着,2026年6月22日,中國宣布針對10家美國涉軍實體實施出口管制,並對46家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採取政府採購限制,顯示出兩個經濟超級大國之間出現新的貿易緊張。

把2026年上半年的動作連起來看,所謂貿易休戰只是一層薄薄的窗戶紙。
在美方層面,對貿易和經濟問題的立場依然鷹派,主張聯合盟友與夥伴防止任何單一競爭對手主導,並稱關稅與經濟制裁的時代遠未結束,要打擊國家補貼、產業政策、知識產權竊取以及威脅美國關鍵資源(包括礦產和稀土)供應鏈的所謂有害做法。
在更深的金融層面,這種意圖更加清晰。

從亞洲金融危機時國際資本衝擊東南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陷入資產泡沫破裂後的長期低迷,歷史上的金融收割套路大體相似:先用資本、技術、市場托起目標國資產,再藉助美元周期和政策衝擊抽走流動性。
中國體量遠大於昔日的日本和東南亞,常規手法已經失靈,因此華盛頓更可能把貿易、科技、金融和台海議題疊加使用。一旦台海生變,美方可能以制裁、脫鈎、凍結資產為由製造金融壓力,這正是中國必須高度警惕的風險點。

穩健發展方能化解收割圖謀
而應對第六次戰略轉移,中國手裡的牌並不少。多年來對房地產和股市持續推行的穩健調控,正是為了避免出現日本泡沫時代東京一城估值可買下全美國的那種荒誕局面,防止外資在高位拋盤留下空殼。
在產業鏈上,中方的反制手段已經形成體系。
2025年以來,中方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更多採用非關稅手段,因為貿易失衡導致中方可有效加征關稅的美國產品已經不多,中方轉而取消訂單、設置市場限制、對美國生產投入品實施出口管制,並擴大出口管制覆蓋範圍,要求披露中國投入品的最終用途,從而提高了對美國企業的可見度與影響力。

宏觀格局也出現了對中國相對有利的變化。美國戰略界雖然仍把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但在歐洲、中東和西太平洋多線壓力下,華盛頓越來越需要計算資源投入的邊界。
過去兩個月,美方在經貿上釋放階段性緩和信號,同時又在科技和軍工清單上繼續加碼,這種“邊談邊壓”的狀態,恰恰說明單邊施壓的成本正在上升。
歸根結底,美方態度的搖擺,源於中國展現出的對等反制能力;把自身實力做強,就是管理和發展中美關係的長期基礎。

在國內經濟層面,中國已經進入“十五五”開局階段。圍繞2026至2030年的發展安排,政策重點仍將落在高質量發展、擴大內需、突破核心技術和提升產業鏈安全上。
這樣一套長期規劃,實際上是在為應對外部戰略轉移做準備。當下需要做的,是繼續頂住短期外部壓力,把資金引向科技攻關、綠色製造、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基礎設施,讓龐大的資金池轉化為新的增長極。

第六次戰略轉移與前五次最大的不同,在於對手第一次具備了與美國正面博弈的體量與韌性。中美之間在根本性和系統性問題上的深層分歧,受到地緣政治和戰略自身利益的支撐,不會自行消失。
簡單繞開這些問題,真正有意義的進展需要雙方進行真誠且持續的磋商、接觸和審慎的分歧管理。
參考資料: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美國觀察|"管理性貿易":2026年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議程與中美經貿博弈相持階段的變數》,2026年。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CRS):《U.S.-China Trade Relations》(IF11284),2026年3月更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