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1971年第一次回國探親時，提出一個想見人的名單，其中一位是鄧稼先。
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是其六世祖。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先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執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是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為兒子取名“稼先”寓意：禾之秀實曰“稼”，造福民眾。 鄧稼先1948年10月赴美國深造。不到兩年他就修滿學分並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隨即即登上輪船回到祖國，來到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成為中國核武器事業重要的開拓者與奠基人，被稱為“兩彈元勛”。並於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鄧稼先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了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領導完成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後，立即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共參與進行的32次核試驗，親自去羅布泊指揮試驗隊就達15次。 鄧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懷素抱朴，他雖擔任領導職務，但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讓同志們稱其為“老鄧”，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關心青年的成長和提高。鄧稼先淡泊名利，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生活上實無華，平時穿一套灰色咔嘰布的中山裝，騎自行車上下班，給他配的專車，除了工作需要，從不使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對鄧稼先的評價，“是傑出的科學領導。”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稱“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是中國研製和發展核武器在技術上的主要組織領導者之一，在核武器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科學報》：“鄧稼先是中國核物理技術領域不可或缺的巨擘。” 並被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兩彈一星元勛。 ....... 鄧稼先與楊振寧均為安徽人，曾一同就讀於崇德中學、西南聯合大學，赴美深造期間仍保持聯繫，兩者的父親亦是多年之交。楊振寧於1993年8月2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鄧稼先是我中學、大學、在美國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關係不止是學術上的關係，也超過了兄弟的關係”。 1971年楊振寧結束中國之旅回美國時，突然回頭問送行的鄧稼先：“稼先，我在美國聽說，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有美國的科學家幫忙，是真的嗎？” 鄧稼先愣了一下，深思片刻說：“你先上飛機，我以後告訴你。” 鄧稼先回去後請示上級，是否能夠告知楊振寧。上級回復，可以。 後來，楊振寧收到了鄧稼先的信，信中說：原子彈都是我們自己研究出來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 楊振寧讀後，激動得熱淚盈眶。 然而，楊振寧不知道的是，當他將希望見到的人的名單交給當局時，鄧稼先還正在青海基地221廠一線。當地海拔3200多米，高原空氣稀薄，住在十分簡陋的房子裡，條件十分艱苦。工作和生活艱辛還能憑愛國熱情挺過去，更難以煎熬的是當時極左猖狂，眾多核武科學家遭批鬥，炸藥專家錢晉等五十餘人被活活打死。工作組用嚴酷逼供信羅織了一個“反革命聯絡網”的黑名單，想把黑名單上的人都置之死地。黑名單不斷擴大，基地每個人都隨時可能上黑名單，人人自危，精神壓力巨大。而鄧稼先已經年近五旬了。 接到楊振寧想與鄧稼先聚舊的信件後，周恩來特地把鄧稼先召回北京，脫離了青海的文革迫害。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回憶，周恩來把鄧稼先召回北京後，211基地對科學家的迫害的氣焰被迫收斂，一批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如：于敏、陳能寬、胡思得等也僥倖得救。 （于敏，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先後獲得共和國勳章、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陳能寬，中國科學院院士，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胡思得，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楊振寧再也沒想到自己一份想見人的名單，拯救了包括鄧稼先在內數以百計的中國科學家。 1985年7月31日鄧稼先回到北京，和妻子許鹿希相聚，而這卻是他們相伴的最後一段時光。他們結婚共33年，真正朝夕相伴的只有6年。當鄧稼先要去青海進行核試驗時，只對許鹿希說了一句，他要調離工作，做什麼工作，去哪裡，要去多久，都不能說。連信箱號碼都不能。兩人徹夜無眠。 28年後，鄧稼先回到了北京。然而當他風塵僕僕出現在妻子面前時，學醫的許鹿希是，一眼就看出丈夫的身體已經非常糟了。事實上，鄧稼先願意退出一線，不是休息，而是患了腸癌。 鄧稼先在基地年復一年工作，每次核試驗基地出事故，他都是第一個衝進去拯救儀器，對自己的下屬，他總是這樣說："你們還年輕，不能去。"一次空投預試，氫彈從飛機上擲落下來，降落傘沒打開，直接摔在地上。氫彈沒有爆炸，卻摔碎了，核彈是無論如何都要找回來的。一百多個防化兵地毯式搜羅都沒有找到。鄧稼先心急如焚，親自去尋找，最後還真是被他找到了。他用雙手將碎彈片捧了起來，卻受到放射線的嚴重侵害。 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多次在工作現場暈倒。人們不止一次提醒去醫院檢查，但鄧稼先掛念的不是自己的身體，而是每次核試驗要花費數千萬元，萬萬不能出差錯啊！ 鄧稼先一直懷揣着碎首黃塵、馬革裹屍的準備，每一次裝雷管，他都堅持自己親自去做。 1985年7月，他被檢查出患了直腸癌，他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癌症，是他預料之中的。 許鹿希看着歸來的丈夫，28年前走時風華正茂的青年，已經是鬢染霜華病入膏肓的病人，心如刀絞。丈夫承受病痛折磨，鮮血從鼻子裡、嘴裡和耳朵里湧出，她淚如泉湧。他的身體因為打止痛針已經到處都是針眼，每分鐘都在和疼痛抗爭。他住院363天，動了3次手術，一直劇烈疼痛。即使這樣，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占據他腦海的依然全都是中國的核事業。 鄧稼先因接觸了放射性元素，不幸罹患癌症去世了。然而，犧牲的何止是科學家。當時，數以千計的第一線工操作的工人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工作，暴露在核輻射下，後來有多少人在癌症的病痛折磨中去世？ 當第一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全國各地放映了一部紀錄片。核爆炸時，蘑菇雲騰飛在天空中，無數戰士躍出壕溝，高呼“萬歲”向蘑菇雲方向衝去......電影的解說詞慷慨激昂說，“不怕犧牲，在第一時間占領爆炸陣地，就能取得最終勝利！” 不知道又有多少戰士因遭核輻射，在病痛折磨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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