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們的病根子--被李澤厚式啟蒙誤讀的中國：專制vs自由

注意哦，本篇也許不只是聚焦母語是中文的知識分子，而是管窺蠡測當今寰宇知識分子們的通病。

我一直覺得李澤厚先生其實就是大號版、新中國版的胡適先生，包括他那“儒家巫吏”說，基本上直接來源於胡適與章太炎《原儒》鬥法的結晶--《說儒》。


“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以“我”為主，才是自由主義實質。胡李都沒有成為經略實際世務者，他們倡導的自由主義也沒被經略實際世務者踐行，局限在於沒有其他參照物，所以只研究“成功”的個例和道路來試圖總結規律，但是這種思路或有倖存者偏差的嫌疑，或有先射箭再畫靶子的嫌疑。

胡李的缺憾就在於沒有批判地吸收自由主義的精髓，基本是照單全收，與他們自身的知識體系有很大關係吧。

甚至，李先生的思想的革命性還不如章太炎，也不如百二十年來數得着的偉男子譚復生譚嗣同。


（註：儘管往昔，壯飛先生是年年我家要慎終追遠家祭的，但我不為也不必為尊者諱---壯飛先生是實幹派經驗主義者，他自創的儒學在經學、理學、心學之外的第四法門“仁學”，其實很不成熟，是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與革命佛學嫁接在孟子學說上的什錦菜，可惜他得年有限，否則也許真能自成大儒。




家裡年長的表兄卻跟我爭論說幸虧譚復生得年有限，否則猶如你我他，跟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樣，頂着辮子什麼的說英文呢，說譚嗣同他是提出著名的中日英三國合邦論的全盤西化+繼續滿清君主制的急先鋒--他這是不明白譚嗣同與其說是改良主義者，不如說是君主立憲的中國式光榮革命革命家，皇漢革命家，黃興整個地繼承了他與歐陽先生、大刀王五建立的秘密軍事革命組織，這才襄助屢次失敗，不知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孫文革命成功，推翻滿清）。


我就感性地談幾點--




首先我的站位，務實地擁護當前中共突破1949年以後共和國建設“刑不上大夫”的盲區--健全法治體系，還因為中共真正的“國師”智囊里有當年風華正茂，橫空出世的改革一代青年領軍人物“莫干山君子”，我心目中新中國最優秀的全方位啟蒙，學貫中西的百科書庫“走向未來”“走向世界”叢書的最年輕的策劃人發起者，李澤厚在社科院的第一代弟子輩同齡人！

這套書是我青春成長的開口奶，受益終身。儘管1989年我才4歲，但我堅信如今壯年的我，目光如炬的大歷史觀，對中國在世界當代史上的站位遠勝過例如我表兄在內許多50+，60+歲的，參加過1989年事件的，如今在中西資本與中西權貴毒打鞭撻下，唯空餘有當年一張“民主自由”膚淺空殼的所謂“民主派”。我既不是左棍幼稚病也不是右派軟骨病，本人秉持仕女與士的精神學問風骨與人文精神。我是曹植的精神後裔。

樓主曾經寫過一系列分析解讀我的文學偶像--曹植一生歷程的文章，其中我認為，李澤厚先生批評的“魏晉風度”里就包含了中國曾經領先於世界一千多年的“思想啟蒙+文藝復興”，可惜，與中國歷史上許多詭吊一樣，中國的事情總是起個大早趕個晚集，被腰斬了，迄今沒有完成全民族理性思想啟蒙。

我在與長輩恩師的書信里說，他們應該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呼籲把邏輯學與語數外一起列入九年義務制教育開始直到高中會考與大學本科第一第二年通識課里，這是最務實的理性啟蒙落實實事，因為邏輯學是法理學，法的精神的基礎，欲培育健全法治社會，必先培育理性思維健全支撐其言行的民眾，反過來，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社會與治理---舉例說，假如中國也開放槍禁，允許民間合法持槍，那麼必然天天上演例如血腥滅門的慘案，全中國熱搜前十名，甚至世界的熱點新聞，每一天都會被中國的涉槍重案占據。


----開講----

毛澤東重點改造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痼疾--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我覺得還是小題大做，沒有抓到真正的病根子，那就是，蒙元與滿清兩度亡天下後，一股刻骨的“奴隸的理想就是成為奴隸主”的靈魂死循環（朱元璋的大明也繼承了不少這種蒙古野蠻原始社會的壞東西，例如人殉，賤民，諸色戶計、家奴家產制等，不只是滿清韃子的鍋），迄今沒有解決，無論貪官污吏問題還是令當今中共頭疼的中央-地方，央地分離的基層治理問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根子都在沒有國家凝聚力與社會公田歸屬感在，只有上司與老闆的奴化思想，給領導抬轎子拎包可惡餘孽。

中國應該再造一個新版的思想意識上的“井田制”，不做原子化的工具人！


西方民主非民主，東方專制非專制。它們共同的不妥之處，就是把自以為是的形式，當作不可冒犯的信仰，不可討論的真理。這就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是這個世界最可惡的敵人。世界沒有絕對真理，也沒有絕對的形式。


自由主義，本質應該是對人類一切形式注入人類靈魂的科學。它不是反對形式，而是反對把形式作為人的信仰的形式主義。

雖然非常擔憂特朗普總統的MAGA是堂吉訶德戰風車式的結局，但依然記得堂吉訶德里一段可以贈與MAGA的-“Y añadió diciendo: —Dichosa edad y siglo dichoso aquel adonde saldrán a luz las famosas hazañas mías, dignas de entallarse en bronces, esculpirse en mármoles y pintarse en tablas, para memoria en lo futuro.在幸運的時代，幸福的紀元，我的豐功偉績將公之於眾，值得雕鏤在青銅上,鐫刻在大理石上，描摹在木板上，以備流芳千古之用。”

這一段堪比新約提摩太后書 4:6-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me a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shall give me at that day: and not to me only, but unto all them also that love his appearing.”

白左深層政府把持已久的西方在它們自己的自由主義形式中自相矛盾，甚至拋棄歷史唯物主義，拋棄一切形式，將會一敗塗地。而中國，主要問題是有人利用形式主義，侵害公共利益，與中華文化崇尚的兼濟天下的精英精神背道而馳的問題。


地上有的國不喜歡獨裁 卻 自己搞霸權。 地上有的國抨擊中國打壓異見人士， 但自己卻打壓異見國家。

中國在自由主義下探索最少150年了，上述已經墮入形式主義窠臼的自由主義不可能發展中國。不可能復興中國，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但也未必高人一等。沒有國家的發展是通過自由主義，這一點不會因為在中國而改變。


所以，在討論關於自由與專制時，應該先把自由與專制的內涵弄清楚。中華文化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避免極端態度，提倡中庸之道。

自由是個人的追求行為，而專制是政治或國家行為。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人過的是群體生活，彼此之間為避免混亂就得相互制約。制約就是規矩，極端的規矩變成專制。專制與中庸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