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难民收容所中的启蒙
一九三五年秋，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但根据以后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这个普通家庭应该属于反动官僚一类。我最早的记忆只能追溯至在上海极司非尔路（即今万航渡路）的难民收容所中的生活点滴。在那里，我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那就是在一个大洋房中住着许多人家，挤挤嚷嚷，热闹非凡。那时我才三岁，是一九三七年“七 . 七”抗战开始不久。
洋房十分明亮、高爽，甚至相当豪华，是我一生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洋房里住的都是难民，大约有一、二百人，或许更多些，一般晚上都要打地铺睡觉。我们全家和其余几家挤在二楼一间约40平方米的大房间中，家与家之间并无多大遮隔，可以说彼此相当暴露。正因为如此，我跑来跑去觉得十分自在。吃饭是按每个家庭人口凭卡打饭，能吃饱，味道如何，我忘了，据哥哥回忆说尚可，过得去。我的一生中有三次吃饭不要钱，这是一，其二在大学的一、二年级，三就是在监狱里了。
在难民收容所及稍后迁至康家桥的一段经历，真要感谢比我大五岁、现在福州离休的哥哥，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的模糊的回忆，肯定要失真得多。他离休后还在发挥余热，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初次见到地下室时，我十分惊讶，怎么在几乎贴近地面的矮窗里还有幽暗的灯光，难道地下面还有房间与人？母亲告诉我，下面也住着许多与我们一样的难民，只不过都是些逃难的普通老百姓。看来，在当时的收容所中，像我家能住上房间，还有一张床，条件比在走廊、大厅及地下室睡地铺的要好得多，或许与我们是政府官员的家眷有关。
难民收容所地方很大，不仅有大洋房，还有大花园，园中有许多使我好奇的石人、石马、石碑等物。这就是前清时有名的官僚盛宣怀的祠堂，上海人称它为“盛杏荪祠堂”，也就是当时上海的第三十一难民收容所。这个祠堂，于民国初年建立，后因追及盛宣怀在清朝为官时的贪污腐败，一九二八年为国民政府没收归公。对几十年前已故贪官的这种追溯惩处，也算是件好事。前车之覆，今日的贪官不可不引以为戒！此祠堂，于一九八0年后拆除，此处离今静安寺的“百乐门”不远。
大花园中，除了石人、石马外还有石桌、石凳，我就在石桌、石凳上接受我的最早的教育。我的启蒙老师是同为难民的邓先生的女友（或作为妻子，新派人士，同居而不结婚）郑小姐，据说此人可能是电影导演郑小秋之妹。我的印象中，她很年轻漂亮，与邓先生都是大学生，很喜欢我，在石桌上用粉笔教我写名字。三岁的我写字还不够格，而且穿着开裆裤人坐在石凳上很觉不是滋味，常胡闹一通逃走。好在她也藉此消磨时光，故而并不生气。
我还记得大花园中，还住着很特殊的赵姓一家人，住的好像是一座小楼，而且常有日本军人出入。母亲在世时，曾说过赵家女儿很能交际，是个交际花。我们这批难民也多少受到她的一些间接的关照。昔时，秦淮八艳交际的都是达官贵人，交际花的神通广大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时母亲、哥哥和我，还有大堂兄也一齐做难民。大堂兄已是年近二十岁的青年人，因对前途悲观而自杀。他喝下了大量碘酒，惊吓了楼内许多同住人，母亲见状手足无措，吓呆了。父亲又患伤寒症住在劳工医院接收治疗，我家无主心骨，真是十分为难了母亲。幸而，同住一室的高先生，他也有病，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出外找店保，并送大堂兄去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大堂兄平安无事，也许是碘酒这家伙杀伤力不太大之故。大堂兄至今还健在，住于苏州盘门。
我至今还搞不明白，自杀送医院抢救，为什么非要店保？可能因我家是难民，医院怕病家懒账的缘故吧！看来在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今天，某些医院的无钱不救，并不希奇。古往今来，历来如此！　
为此，以后高先生在父亲手下当过第一科科长，而邓先生也曾做过父亲的秘书。这也算是难友一场吧！
任凭我苦思冥想，也无法唤起在进难民收容所前的回忆。稍大才知道，原本父亲在上海市警察局任职。抗战前的上海市政府的辖区小得可怜，诺大的一个上海市，不是被英、美、法等国划分为若干租界，就是被日本军队所强占，国民政府管辖的恐怕只今南市一带。因此，我家住在南市宁康里。母亲说，父亲每月薪金六十元，房租为三元，化三元钱可雇一个佣人，当时上好的小牛皮鞋也只六元一双，生活很好过。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后，“八•一三”日寇对南市狂轰滥炸，南洋桥一带无辜百姓死伤不计其数。那时有首民歌：“矮子要想夺上海，飞机掼炸弹，炸杀我老百姓，东洋人真正坏，不是好东西！”儿时的我，也跟着大人会哼这么几句。当时，父亲因公务在身，无暇顾及家庭，母亲只得带了我兄弟逃往租界避难。这就是进入难民收容所做难民的原因。
据哥哥回忆，盛杏荪祠堂已是第二、三个逃难落脚点了，之前还在卡德路（今石门路）原卡德大戏院附近的一个尼姑庵改成的难民收容所住过。在那里，随同做难民的我二舅，曾被一小尼姑相中，定要跟随我二舅而决心还俗。没过多久，二舅去了重庆，罗曼史也告结束。这一切，我全无印像，只能借他人回忆，作一补充。
据父亲说，当时警察局改变成别动队，父亲是什么校级参谋，准备与入侵的日军对抗作战。日寇进犯后，虽然有谢晋元团长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英勇奋战，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败。警察改编成的别动队又能有多大作用！其结果，当然是溃不成军，父亲与一同事共乘一辆三卡（即带船的摩托车）退至租界，无路可遁，只得向租界当局缴械，才免被日军俘虏的厄运。
难民收容所最后也不能使难民幸免于难，不久盛杏荪祠堂被日军占用，难民收容所不得不解散。我们遂搬迁至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向一中年妇女租用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客堂（与该妇女合住）栖身。约半年后，因父亲病愈出院，又迁至今万航渡路的康家桥。我清楚记得，一辆四个小轮的大铁板车，放上逃难时带出来的全部家当，车夫使劲在前面拉，一家人跟着在后面走，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搬进了上海有名的下只角康家桥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
康家桥是靠近现今普陀区的一块颇大的上海老区，内中有高低不平的三角石铺的许多小街，有不少平房、矮楼、甚至木板房，也有一些老式石库门楼房，那就算是上乘的了。各小街上有不少杂货店、点心店等等，可算得上是一个集镇。一下雨满街泥泞不堪，大雨时甚至水过膝盖。我曾在康家桥的茸光小学就读幼儿园，那时正穿着开档裤呢！发大水时，母亲背着我涉水返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今的康家桥在改革开放声中已出现了高楼大厦。只是部分简屋陋房犹在，类似于生物界的活化石，估计不久也会消失。
我家先住在石库门房子二楼的亭子间。二楼厢房是一个加工猪鬃的作坊，整天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幸而不久，该作坊搬走，我家搬进了此厢房。楼下是一家谈姓老板开的小纸盒厂，装胭脂花粉的小纸盒十分精致，对我颇有吸引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厂的一个学徒，因被怀疑偷了老板的钱，被吊起来拷打，小青年的哇哇惨叫，令人毛发悚然！那时，对此类暴行无人过问，更无法律制止。不象现今，老板怀疑工人偷窃，不用说拷打，即使对工人实行搜身，马上有新闻记者过问，工人还可以上告法院。落后了几十年的我国法制，终于向世界先进的法治看齐，今天人权的保障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老板娘因老板有外遇，多次自杀未遂，闹得不可开交。但工人们对此却不亦乐乎！
父亲的皮包内一直放着一本过期的着西服照片的护照，那是申请去越南河内、转道至重庆的护照。当时，去重庆的路已被全部封锁，上海去重庆不得不绕道河内。难怪我曾从书上看到汪精卫逃离重庆也是绕道河内才进入沦陷区的。父亲之最终没有去成重庆，是因为遭到了那场完全意想不到的严重伤寒症。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没有青霉素、链霉素，就是磺胺类药物也只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才问世，更兼当时的兵荒马乱，这真是九死一生的疾病。父亲在医院里治疗了几个月才逃脱了死神的召唤，却也耗去了家中大部分积蓄。大病初愈的父亲，人已十分虚弱，去河内的交通也越来越不通畅，请求当时的救济会会长虞洽卿支持路费也无回音，眼看护照过期，无奈失去了奔赴当时的抗战大后方——重庆的机会。如果，当时父亲去了重庆，则他乃至我全家将又是另一种命运！所以，后来父亲投入汪伪政府是由于生活所迫，或是骨子里就缺乏民族气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更或是其它政治上的原因促使，作为幼童的我，当然无法知道。父亲生前极少谈及他的过去，联系本书中将叙述有关他的一些事件，内中底细着实使人迷惘不解。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父亲，只有他自己向上帝去诉说了。世事纷乱，错综复杂，内中底细实无绞尽脑汁的必要。
无论汪精卫他们用所谓的“还都南京”，还是依然挂着只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顶端上多了一面三角形的、上书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黄旗（后来这面小黄旗也消失了）的中华民国国旗，都无法掩盖这个政府丧失民族气节的本质。一失足成千古罪人，无论用什么“曲线救国”的高调，还是借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救人”的佛经，都无法把他们从耻辱柱上解脱下来。
二、姑苏城内的家庭、学校与祭孔
父亲被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委任为江苏省会警察总局总局长。当时的省会在苏州，因而于一九四一年春季举家搬至苏州城里。我先就读于苏州三元坊处的和平小学，由于插班，且我爱好在路边野地、荒草丛中捕捉蝴蝶、蚱蜢等小虫，又酷爱军棋，整天不是逃学，就是大玩其总司令、军师长的陆军棋，光阴就这样白白荒废。其结果，我的成绩居全班倒数第二名——六十九名。家人都谑称之为六十九个总司令。我不以为然，六十九个总司令也不差，还不是最后一名呢！看来，我从小就是一个阿Q，尽管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阿Q正传”这本书。尊敬的读者，请别见笑，这个阿Q精神在以后漫长的、与命运搏击的苦难岁月中，还真的救了我，使我有幸活到今天。
不久，我家自饮马桥搬迁至麒麟巷一号。此巷与长春巷是两条平行的街。长春巷是当时的警察总局所在地，其后门就是麒麟巷一号我家的住宅。苏州就是这样一个古老、富裕而深藏不露的城市，小街僻巷之中常有这样大宅院。长春巷一号本是私人宅第，其规模之大，内中长廊、假山景色之美，犹如一个缩小的“狮子林”。我常溜进局里去玩，可父亲是不准我们小孩去玩的。父母的应酬，可谓之小宴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只是我等兄弟从未参加过。由于父亲的禁令，小孩绝对不能带进社交界，不然的话也让我感受一下何谓朱门酒肉臭。即使家里偶尔有较大的宴请，也非把我们小孩赶至舅舅家去不可。不知是怕招摇，还是防人暗算，或是另有深意，在学校中家长一栏填写的是“经商”。好在那时的学校与现在不同，既无家长会，又无老师家访之类的活动，要隐瞒是容易的。
家住麒麟巷后，我就转至附近的振声中小学就读小学一年级。说来也怪，我好像突然开窍，顿生悟性，各门功课都异乎寻常地比同学们强，以后几学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看来，我自幼除了阿Q精神以外，还有一点牛劲。但是我的突然开窍，或许与食了“祭孔”的祭品有关。
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圣人，自古以来都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祭孔”对汪伪政府也必不可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随父亲观看了“祭孔”的仪式。本来冷冷清清、荒无人烟的、位于三元坊的孔庙，到了孔子的忌日（农历二月十一日）云集了大批文武百官。这些人，包括我父亲都穿了黑色的长袍、马褂，由省长领头在孔庙的大殿前的庭院里排队举行仪式。他们顶礼膜拜毕，又唱又舞，一边唱着“大哉孔子……”的赞美词，一边手舞足蹈地做着各种姿势，其状十分庄重，但也十分滑稽。若不是父亲事先的严肃告诫，我差点会笑出声来。仪式完毕，参祭者都一一分到了祭品——猪头三牲的一部分。这些被视为珍品，谁都不忘带回家去给自己的孩子吃。哥哥与我都争着分吃了这一小块“至圣先师”孔夫子尝过的肉。据说，食了祭孔的祭品将来必大智大慧，我的突然开窍、顿生悟性可能与此有关？
振声中小学是一座美国教会学校。办学的老太范校长是位可敬而慈祥的教会人士。我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两年，但给我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留给我许多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次日（1941.12.9）上午，日军包围了我们的学校，并且不准任何人离开。当时学校内的学生一片哭声，老师掩面而泣，为了这一基督博爱所抚育的圣地被日寇铁蹄践踏而无比悲愤，却又无可奈何！这时，母亲怕出事，差人带上父亲的名片，才把我们兄弟与小舅等人从学校中接了出来。接着振声中小学改名东亚中小学，校长也被迫离去，改换由伪苏州县政府教育局任命的校长。从此以后，这块还未被“大东亚共荣圈”污染的圣地，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鲜艳。
两年之后，我家又要搬了。原因很简单，因父亲打了日本的苏州特务机关长叫什么大佐的，被贬职任太仓县县长。麒麟巷的住宅是警察局的公产，当然我家不能再住，得另择住处，所用一切家具也得如数归还公家，连同一只吃饭用的旧红木桌也不能少。别说那是混乱时期，可是警察总局的公有财产的账目还是一应俱全而毫不含糊。
父亲只身去太仓上任。我家租了柳巷二号一幢带有三间墙门间的三上三下（即楼上楼下均为左右两厢房中间一间客堂）住宅。家中人员大为减少，主要是女佣人少了，男当差免了，吃闲饭的亲戚也走了不少。家里较往前清静了许多。我转学至附近的培德小学。它的规模无法与振声中小学比，学习生活也平淡得多。但是，学习成绩我仍然名列前茅，一直保持到高中。
每年一个星期的春假，我都与哥哥去太仓玩耍。我住在县政府后院，父亲的秘书——那位难民收容所曾教过我写字的邓先生的卧室。在县政府周围大批空旷地上放风筝、追野鸡时的兴高采烈，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放过风筝，也完全失去了那时的童趣和心情，童年啊童年，何时再能返回！
父亲一人住在县政府后院的办公室后面的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内。我们不敢去见他，免得他对我们兄弟书写毛笔字和背诵《论语》的考核。仅有一次，他叫我两兄弟与他同餐，二晕二素一汤吧！吃得很受拘束，因为我一直把在一次年夜饭桌上夹一块海参不慎失落而遭到他瞪眼的事耿耿于怀。在太仓的短短几天内，我喜欢与“下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带我去玩，很消遥自在。他们常讲一些有关父亲的事，认为父亲太节俭且有点迂。有次副官对我说：“先生有事去上海，住在国际饭店，夜里常去国际饭店后面小马路（今凤阳路一带）上的粥摊吃粥，而我又不敢也不能与他同桌，只得站在他后面加以保护。如此情景，使得摊主莫名其妙、大为不解。”
父亲的节俭是出名的，他反对家里大吃大喝，大事铺张。敌伪时期粮食紧张，我家人多，在米饭中往往掺有麦粒等杂粮，家里人称为麦豆饭。洗手洗脸，父亲反对用香皂，认为这是奢侈，自己不用，还不准我们用。更甚者， 冬天不准孩子们戴帽子、围围巾。所幸的是母亲没有完全听命于父亲，她对我们宽容得多，没有完全实行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因而，当我长大成人，也就缺乏斯巴达式勇士的气质，真有点遗憾！
父亲的节俭与他幼年家境清贫有关。据他说，当那位母亲和我都未见过、教私塾的穷秀才祖父临终时想吃蛋糕，父亲跑了好几里路才买回两小块糕点，可见家境清寒之一斑。但节俭，并不等于清廉。纵观历史，诚如老百姓所说：“无官不贪”，父亲也不可能例外。别看父亲反对敲诈勒索，严禁部下鱼肉百姓，他自己却也不拒外财，接受商家大户的馈赠礼物也是常有的事，与那些贪官污吏也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否则家里哪里来那么多的银盾、古字画？又哪里来钱去购置西美巷128号的住宅？他收受礼物，自己也搞送礼一套官场陋习。记得有一次，他曾向那个跟着汪精卫逃离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群送去了一面古铜镜。据说，那个头皮上烙着“香洞”的陈群酷爱古董文物，常去苏州玄妙观等处收集古玩以及由于日军侵略我国而失落各地的古旧书籍。不过母亲还是很得体的，一次我亲眼见到，她当场退回了他人送来的一大包钞票。
父亲的节俭，更可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他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信奉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从来不抽烟、喝酒、打牌。可笑的是蒋氏自己虽身体力行他的“新生活”，然而岂能改变他的政府从上到下的腐败？没有民主的政治，哪来清廉的政风！
住了几年的公房、租房之后，父亲在苏州西美巷128号买了一幢比柳巷的租房略小的三上三下住宅，也算是印证了官与财相通的规律。住宅不豪华，朝西，夏天热得要命，在苏州只能算是一般中等偏上人家的住宅。没有什么特色，只是宅子后面濒临小河，来往小船颇多，家用燃料——稻草都是船家从河上送来的。大门内天井中有一口井，用水全靠此井。到了夏天，用吊桶将西瓜沉入井内，过后吃好冰凉，犹如现在的冰箱。在这幢住宅中，我住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迁回上海时为止。
补充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1945年8月，我家行将离开此宅之前夕，养了多年的一只猫，突然离去，但在每天傍晚时分，总是归来并站在二楼的屋檐上“咪咪”高叫。当惯于喂食的佣人，用惯用的食盆去召唤它时，猫只是一个劲地叫，却不肯下来就餐。如此情景，持续了约一个星期，从此再也不归。家人对此无不怵然，事后，众人恍然大悟：许是猫来通报主人“住这房子的人将作鸟兽散”。我虽信佛，但不迷信。对此，至今还是甚感不解！
五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家人去苏州故地重游。这幢曾是我家唯一的住宅，现今早已成为公房。宅内居住着六七户普通老百姓。黑色的围墙上涂上了白粉，大门的铁皮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淋已剥落殆尽，顶大门的粗大木栓也已烂去一半，室内的朱红广漆早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只是那口用石圈围成的井内的水依然清澈透明。见状，难免浮起“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之慨叹；然而想到，昔日一家独占的住宅，今日能为多家老百姓居用，物归“原主”，心情也就豁地开朗。离去前，我在大门前摄影留念！（附照片）

整个报导数千字，不再全文抄录，只是把该报导上述小标题“忠魂录•　二十二人”这一段抄录于上（注：原文中所用的繁体字现均改为简体字）。
整个报导还附标题为“乡民挖掘被敌宪兵杀害之志士尸骨”等三幅照片，在此从略。
被日寇逮捕的五十多名抗日爱国同胞中的三十余人，因我父亲的营救而得以生还并继续抗日；二十二人最终未能救出，被日寇惨无人道地活埋了，令人悲痛欲绝。救人之事是我父亲一生（对我来说是其扑朔迷离的一生）中的一个亮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从日寇的魔掌中救出自己的同胞（更何况是抗日爱国志士），不论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还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终究是一件于中华民族有益的行为。如是，也许可以作为他平时自诩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救人”的论调的一个佐证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刻，发生了当时的伪太仓县警察局长刘某企图与城外的武装力量——很可能是新四军方面的人里应外合，准备“夺城”之事。父亲遵照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各地方长官负责“防守护城”的指令，用他掌握的保安队武装逮捕并处决了“图谋不轨”的警察局长，铸成了他生平的一大错事！
以后，得知此人确系共产党方面的人。人民政府对父亲的镇压，除了他的自以为下地狱救人，为抗日做过不少有益的事而拒不认罪外，处决伪警察局长一事不能不是个重大罪责。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父亲其人岂能逃脱它的惩罚！
一九四五年九月，被重庆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江苏省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任免公告。从当时江苏省的报纸上见到了绝大多数的汪伪官员被免去了职务，而唯独父亲在免去太仓县长之职的同时却升了一级，由委任官的县长升为荐任官的江苏省政府专员。此种安排，可能与他投靠汪伪时的原因有关。父亲对此升级并不领情，他没有去省政府报到，在新任太仓县长的设宴欢送后，带着那位朱副官回到了上海。父亲从此再也没有从政，并脱离了国民党。不久，母亲也带领全家返回上海与父亲会合，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四、改名换姓的少年时代
全家先后抵达上海后，暂居住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堂侄黄孟超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靠近肇家浜路）的家中（我家在上海没有房产）。哥哥与我寄宿于大通路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带）的私立建承中小学。我们兄弟两人住在学校剩下的一大间宿舍里。我究竟是一个十岁的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一旦离开了妈妈，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装肚子痛，吵着要回家。十余年后，当我在北京制药厂监督劳动时和以后的劳动改造中，常装肚子痛、胃痛以对抗劳动的伎俩，可以说是旧病复发、故伎重演！
暂住黄家终非久计，在住了近半年后，我家在静安寺庙对面的弄堂中租了楼上、楼下各一间的小楼居住。我也就转入了附近的滨海小学，而哥哥仍在建承中小学，直至高中毕业。此时，父亲即易名为张永生。父亲的不去江苏省政府报到接受专员之职，以及以后的改名易姓，至今仍令我迷惑不解。如果说，是由于投敌，怕国民党抓他，则为什么离任时，职务不降反升，新任县长对他设宴欢送、礼仪有加？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江苏省政府发出的所有追捕汉奸的通缉令中均未把父亲列入其中？因此，我估计有以下几种隐情才使父亲改名换姓：一是因不去省府报到，无异于自动脱离国民党，此举，或许反映出父亲认为国民党不讲交情、排斥异己，自认为在沦陷区冒着风险为“党国”效劳，到头来只落得一个有职无权的“专员”闲职而忿忿不平；或是他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看到了“将来的天下非共产党莫属”而不愿为国民党陪葬；二是父亲手中握有国民党某些人暗中投敌的材料，不继续为国民党效劳恐有被追杀之虑。……　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始终是个谜。由于父亲的改名换姓，全家也就改姓为张。在我的所有履历表中，均有曾用名唐强东三个字。一九五七年批判右派时，有人指出，我这个人什么都是假的，连姓名也是假的。这句话虽是挖苦，其下半句还算有理。
一九四七年我毕业于滨海小学，成绩还是数一数二，被校长誉为金字招牌。不知由于成绩无法与人抗衡，还是由于黄孟超给市西中学校长的介绍信不够硬（当时市西校长一一接待了大批具有介绍信的考生，我也在其中），报考该校我未被录取。考上了在常熟路的私立育材中学（非一字之差的市立育才中学），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初中学业。
一九四七年春父亲应在甘肃任农民银行行长的亲戚陆廷镇的邀请，去了甘肃等地漫游，同时做些生意，并探望在四川的我的二舅。母亲和我兄妹共五人留在上海，开支甚大，靠变卖金银什物度日，起初尚能对付。俗话说：“坐吃山空”，年复一年靠变卖度日，更由于法币的不断贬值、金圆券的兑换、蒋经国为搜刮百姓的金银在上海放出要开启各大银行私人保险箱以清查民间藏金的谣言，使不精于理财的母亲受骗上当，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家中积蓄已所剩无几矣！家道从此开始中落。
抗战胜利以后，沦陷区人民都寄希望于国民党，希望国家从此走向和平、民主、建设之路。可是，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一一摇身变成“劫收大员”。“五子（车子、房子、金子、票子、女子）登科”就是老百姓对这批接收大员的绝妙写照。当时上海有一个大发接收财的姜公美一案，就是其中较为典型者，闹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姜先被判五年刑，后迫于舆论，遂改判死刑，执行枪决。这仅是当时腐败之冰山一角。上海某繁华区失火，消防队竟向失火区居民开价二十根大条（一条为黄金十两），才肯救火。米商趁所谓“戡乱”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电台上大骂米蛀虫的滑稽说唱演员筱快乐因此大出风头。更甚者国民党极右派为了反共，不顾全国人民需要在八年离乱后休生养息的强烈愿望，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又一次把国家、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工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继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罢工、大罢课，“国民政府”完全失去了抗战胜利后在人民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诚信”与“民心”。
我曾就读过几天的私立建承中小学，是共产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联络站。校长戴介民系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临海特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于一九七三年含冤而死。哥哥在建承念书时，因而颇受红色影响，以后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由于他的推荐，我早于一九四六、四七年就开始阅读“敌后武工队”“上绕集中营”等禁书。在南京下关惨案（国民党政府动用大批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上海人民赴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的代表团成员并打伤了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是为著名的下关惨案。）后，我还从哥哥处学到了一些当时学生运动的歌曲。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那些激荡人心的悲切忿怒歌声，仍使我感慨不已，思绪万千！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　
　你们别为祖国担忧。　　　　朋友你死不瞑目！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　　　　为着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　
　我们会继续前走！　　　　　谁是凶手？
　你们真值得骄傲，　　　　　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
　更使人宛惜悲伤。　　　　　谁是凶手？
冬天有凄凉的风，　　　　　屠杀我们青年！
　却是春天的摇篮！　　　　　眼泪朝里流，
　　　　　　　　　　　　　　怒火燃烧心里头。
　　　　　　　　　　　　　　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　　　　　　　　　　　　　　
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上海地下学联的活动十分活跃，进步学生到各校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当时的政府根本无力阻挡这红色的潮流。我所在的育材中学的校长吴辛耕是个老古董，他主张关门读书，不问政治。每当它校学生来校张贴标语后，待人一走，他立即命校工把标语洗涮干净，不得留丝毫痕迹。特别有趣的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校庆大会不知他是有意抑无意，拖延到十月十日（民国时期的双十节，也即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举行。更奇妙的是，此公还郑重其事地声明，他特地穿上长袍马褂以示庆祝的隆重、庄严和诚挚！
那时我的思想也颇为左倾，七年后我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是始料不及的。记得在一九四九年的四、五月份，我是用心在唱着：
　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强大雄壮，红旗在飘扬！　　　　　 不怕你长江阔又深，不怕敌人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锋破涛，横扫千里！
我们的队伍来了，要打倒卖国独裁、贪污官僚；
我们的队伍来了，人民翻身，老百姓啊做了主人！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声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旧政权的更迭。
要打倒卖国独裁、贪污官僚对老百姓是颇有吸引力的，当然引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然而，纵观千百年历史乃至今日，欲根除与根深蒂固、渊源流长的封建制度相伴的贪污腐败，惟有加强与健全民主和法制，舍此无他矣！
以我当时头脑中的那一点“左”，致使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作为一个初三学生，在私立育材中学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今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我正好足十四岁。从此，开始了我早期的政治生涯。但从未料到，从此我却被卷进了大多数人或许可以避免的政治漩涡之中，几遭灭顶之灾！
当时的青年团之前冠有“新民主主义”的名词，因此它不像一九五四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样，严格地要求团员“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扪心自问，当时我的思想也仅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团章上规定的争取做共产党的接班人的想法确实有过，但很模糊；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想法，那认为太好高鹜远了。当然，我还是一直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最早一批加入青年团为自傲。当我抱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考入北京大学奋发读书时，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以所谓的“丧失阶级立场”为由，被开除团籍，宣告了我的这种政治生涯的结束。
胡风先生是什么样人，时至今日已毋庸多言。为此，我也大可不必为我的“阶级立场的丧失”辩解。所想说的是，我在学生宿舍墙报上为胡风辩解的短文而遭到的这一切，正好说明了不能包容政治上不同看法的当时社会环境。我以为，讲立场，归根结底是坚持真理，坚持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
环顾世界，任何立场、理想，甚至包括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往往有其时代局限性。试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乃至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曾在“镰刀与斧头”的红旗下宣誓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布尔什维克，今日又如何了呢？诗人裴多菲说过：“理想、希望是妓女，她对谁都拥抱！”而那些随意地去拥抱共产主义的人，却是对神圣的共产主义的一种亵渎。不过，随着时代的飞速前进，这些人的蜕变，或许也不失为“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明智之举！
五、满怀激情的中学生活
在私立育材中学的最后一学期中，我曾利用作文向教导主任（语文教师）反映，当时的化学教师狄宪章在课堂上散布的反动言论，如钢筋水泥再硬，原子弹扔下来还是要弯的诸如此类吹嘘美帝国主义强大的言论。这算是我入团后以革命者自居所发的第一枪。为此，在考入真如中学高中后，我还受到过校长王亚文的表扬。
　 后来，狄宪章因企图成立DRP（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民主共和党的缩写）而被人民政府镇压。DRP一案，于一九五O年在上海曾轰动一时。教我英语的韩老师因不经意在狄的成立政党发起书上签了个名而遭审讯，后很快被释放回校。而被牵连进去的学生会主席却被判了三年徒刑。在一次全市的“反特展览会”上，他还现身说法对观众进行讲解。在以后阶级斗争的漫漫长夜中，估计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无意在此表功，因为DRP一案的破获与我的狗屁小报告无关；相反，由于在我根本不知道狄宪章组织DRP搞特务活动的情况下，光凭他的几句话，加以检举揭发，如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中，应属“无证据”之检举，不是幼稚，就是非法。
一九五O年夏，我如愿以偿考入了由真如搬迁至延安西路的市立真如中学校（即今延安中学）。市立高中每学期学费为十六万老人民币（合今人民币十六元），而私立高中学费高达六十万，考取市立中学，也为家庭节省了一笔开支。那时的六十万可购一只进口的英纳格机械手表，或相当于一个普通科员一个月的工资。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农民银行的行将解散，父亲早于一九四八年返回上海，一直闲居在家。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好在哥哥已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南下福建，客观上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父亲坚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从日寇魔掌中救出过抗日爱国同胞三十余人生命等的举动，应该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且他本人早已脱离国民党，可以安度余生。所以，他整天安闲地去静安寺庙阅读经文等书籍。那时由于哥哥的随军南下，我家还不时得到一些区政府赠送的戏票、招待券之类的优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肃反运动中，父亲终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镇压，在我同时被批判之后的五年，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改造等等运动，贯穿于整个高中学习阶段之中。抗美援朝期间，高中学生干部以身作则，我也曾报名参军，限于个子矮小未被录取。五十多人一班的高一，至高二时只剩下三十余名。镇压反革命，搞得大家神经紧张，疑神疑鬼，好像到处是国民党特务，真有点像美国现时到处都有恐怖分子之感受。三反五反，除了打击违背“共同纲领”的不法资本家及大小工商业主外，头脑中的无形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社会上的这种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波及学校中的广大教师和一些学生，作为学生中的团干部的我，当然也不能例外。那时我也以较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之中，试图与旧思想、旧传统、旧习俗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我升入大学以后，如果仍能这样亦步亦趋紧跟形势，等待我的可能是另一种生活，一种谈不上辉煌却可以如常人那样的安逸生活。
在此期间，过度的开会，频繁的诸如游行、上街宣传，欢送“参干参军”的同学等等活动，几乎构成了高中学习生活的全部。舍此，虽无其他可圈可点的
回忆，但仍不失为我一生中满怀激情的青春岁月。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并没有使我“开窍”；相反地，随着知识面的扩大与开拓，并在以后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如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等的影响下，尤其在北大的悠久的民主传统的感召下，对国内逐渐形成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而发动的，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等一连串政治运动，有了较理性的独立思考。可是，由理性的独立思考而引伸出的某些不同看法，却是完全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历史注定了使自己有逐步被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可能，那么，我只能面对着它去迎接这种命运，并为此付出了二十年的自由和宝贵的青春年华。但至今，我仍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