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右派先生，欢迎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北京的早春，时暖时寒。留北大考查，只是学校当局的权宜之计。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指示。不出所料，在我回沪探亲（经批准后才得以回沪过春节）刚返回学校不久，就接到通知：收拾行李，开赴工厂。
这是一个大规模行动，不只北大，全市所有高等学府中的大部分在职右派和绝大部分右派学生，不论是毕业后留校考查的，还是正在学习的一律发配出去，理科的去工厂，文科的则去京郊农村。明的理由，是让右派分子接受工人、农民的教育，通过劳动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暗的道理呢？无非是掺沙子，把右派这些黑沙子掺到洁白的工人、农民中去，易于鉴别，易于今后清除。显然，让这一撮右派分子，继续混杂在大学中的那些五颜六色、不伦不类的臭老九（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把广大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是在文革之中，这里暂且借用。）中，那将是一个隐患。只有几个如谭天荣、叶于泩等头号右派，因被毛泽东主席点名，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藉此，起教育、震慑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只有二十四岁的我，困惑于在校的既非学生，又非教职员工的尴尬处境，对离校之举并不抵触；只是到工人中去，听任工人的摆布，其滋味如何？不免有点惶恐不安。
三月八日，正好妇女节那天早上，学校平时用以装货的大卡车来到了大饭厅的空地上。这个曾在大鸣大放中，一度犹如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自由演说的场地，再次变得人声沸鼎。所不同的，那时它是思想传播的自由天地，现在则是人口批发的集贸市场。空地上人头挤挤，熙熙攘攘，全校的被“交易”的右派都集中在这里了。他们正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发配。《春雷》编委蒋兴仁与其他一些右派被发配至北京化工厂，我与编委宋炯以及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如王又芈（四年级）、沈志镛（二年级）等被发配至北京制药厂。其它还有至玻璃厂等等地方的。真没想到，多年前我们风风光光地乘着大客车从正门来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北大，如今却乘着拉货的大卡车灰溜溜地从后门被发配出去。理想、抱负与憧憬随着大卡车的缓缓驶出校门而就此消失……
在大卡车上，大家对北京上午街头繁忙的景象并无兴趣，低头沉思的有，细声闲聊的有，茫然无措的有，不知哪位忽地嘟出了一句：“我们有点像妓女”。此话大家都听到了，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的议论，可能被批判的阴影还正笼罩着大家。
此人之言，颇有道理。当时的社会人群，革命阶层中的工农商学兵与反动阶层中的地富反坏右正好构成十级；与中国历史上传统地把人群划分为士、农、工、商……乞丐、戏子与妓女的十大等级不谋而合。右派与妓女正好都是十大等级中的最后一名。所不同的是，几千年来的妓女，其本性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如今的右派却需要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妓女比右派幸运而自由得多。思想敏捷的右派，表面上装作不理会，可能比我想得还要多。
“建国门到了！”一声呼唤引起大家对完好地保留在城楼上的古天文台和测量气象的古仪器的注意和兴趣，沉默被打破了。一群既寒酸又高雅，既卑贱又傲慢的右派迅即到达了位于建国门外不远的北京制药总厂。
来到制药总厂的右派真不少，其它院校的右派也于同日先后到达，可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一下车，在药厂的大门上赫然悬挂着红底白字的巨大横幅，上写“右派先生，欢迎你们！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等大字触目惊心映入眼帘。这种严厉中多少带点幽默的接待方式，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使我们这些右派先生（实际上还有些右派小姐）不免带着又惊又气又好笑的心情，走进了药厂的大门。
二、聊以活命的生活费
我被分配至针剂车间，与王又芈、宋炯、赵树范（清华大学右派学生）等同在一起劳动。袁植芬是从北京家里直接到制药厂去报到的，他被分配在生化车间。生活与学校差不多，吃的是食堂，住的是宿舍，穿的是不会掉毛的白色细麻布的工作服。针剂车间的工作服很讲究，每天洗、熨，不能用棉制品，否则掉毛将会使针剂成品报废。脚上穿的是半高筒雨靴，因为针剂车间怕灰尘，地上全天候保持湿润。老工人曾偷偷地告诉我，在此车间耽长了，易得关节炎。制药厂是高利润工厂，因而伙食既好又便宜，每天一、二角一碟荤菜的种类不少，当然也有五分一碟的蔬菜，任人挑选。一天三餐吃上伍角，其营养水平可属上乘。我是毕业后工作考查，依然拿在学校时的生活费每月贰拾玖元，除去伙食外，尚有一半余钱，可供零花。那些未毕业的学生右派则是享受学徒工的待遇，每月拾伍元，正好够吃饭。大学生在工厂当学徒，也算是一个创举；但是，这个当学徒是强制的。在人民当家作主，对反动派撒下天罗地网的大陆，如果右派真的要按彭真市长所说的，不愿接受改造的可以回家自谋出路，那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里不妨记述一下，我于一九七九年受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之托，在上海对一名回家的右派学生采访实情。现将当时我向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回复报告抄录于下：
关于赵虬的情况记录
　　　　　根据来信所述赵虬地址走访，赵虬家已无人。向同住一屋的陈
永珍（赵家的老邻居）了解到他有一个舅舅住在附近，随即由她陪
同访问了他舅舅毛宪章。毛不在家，由赵虬的舅母黄寒英告诉我下
列情况：
赵虬是独子，在五九年因右派送回上海家里，当时学校给了他
一百多元。回家后生活困难，为此常与其母毛美英争吵。回沪后几
个月（约在六O年初）赵虬到上海外白渡桥处的苏联领事馆（或印
度领事馆？）吵闹要饭吃，当场被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区的第一看守
所。看来那时赵的精神已有点不正常。关了约一年，由其舅毛宪章
保释回家。回家后不久，由于关押时被打，身体更差，约在六一年
（或六二年）肺病发作死亡。赵虬没有结过婚。
赵虬的母亲毛美英在赵虬死后约一年就搬到其弟毛宪章家居住，
生活靠其弟负担（在此以前吃救济金每月拾元）。至文化大革命开
始，因是右派之母而遭冲击，恐惧更兼肺病发作而死亡（毛美英死
的时间约在六六年至六七年之间）。……1979.11.28
上述采访记录可作为回家右派绝无出路之佐证。特别对于那些家境清贫的右派，回家更是不堪设想。可笑的是这些穷右派的头上，还冠着资产阶级四个字，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是穷得比无产阶级还不如。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我上文提到的《春雷》编委袁有铭，离职回家后，在文革中还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母亲自杀身亡，他自己切割静脉自杀未成。赵虬的遭遇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他只是成千上万相似遭遇的右派中的一个被我亲自调查走访的真人真事。
当时，我俨然成了我等右派中的阔老，因为我的生活费是他们的翻倍。那时年轻、豪爽，铁哥们有钱大家花，因此看电影、逛马路小吃我常作东道。那时，电影二、三角一场，即使人民艺院或青年艺院演出，票价也仅为八角、一元、一元二，而梅兰芳大师在清华大学演出的门票仅为二元。苏联巴蕾大师乌兰洛娃来京演出的门票五元，也仅为一级工每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已被视为高得惊人的天价。哪像现在动辄就是几百元一张的门票，普通工人一天的收入只够看一场电影，半个月的工资只能看一场戏，至于千元门票的演出，那只能望洋兴叹了。让这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受惠者去尽情地享受吧！可是，别糟蹋了阳春白雪。
三、 无休止的批斗
到厂后的第二个星期日，厂当局组织右派去北京郊外农村义务劳动，出于对那颇有幽默风趣的横幅“右派先生，欢迎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反应，我们来了个途中不辞而别。
正规的体力劳动，对我们而言还是生平第一次。一周下来已是精疲力竭，真正体会到了“劳其筋骨”的滋味，只是还没有饿其体肤。本想借星期日好好休息一下，却于前一日黄昏接到去郊外义务劳动的通知。明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硬着头皮去。一大批右派乘厂车去了农村，下车后叁叁两两地分散至各个点干活。这时我们中有人出了“坏”主意：“在这里自由玩一下，然后溜，推说是迷了路，找不到大家……”
年青人总是自以为聪明，其实幼稚可笑。我们是溜走了，后来自己掏钱买长途车票返厂。然而，逃不过第二天的一场劈头劈脑的批判——第一次领教了工人阶级专政的滋味，成为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大小批判的开端。
由于在一个针剂车间劳动，我与王又芈、赵树范等右派学生渐渐熟悉起来，或者说是因同病相怜而一拍即合。一同上、下班，一同休息玩耍，在宿舍中彼此串门子……，还有那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怪话，无异于向督促我们的工人们提供了一个右派小集团的印象。滴滴嗒嗒的小雨或者间歇的倾盆大雨也就不断地落到我等头上。挨批挨斗，成了我等的家常便饭。
但是，这一切并不使我对工人产生嫌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我们的批判出之于奉命行事，并非出于他们的内心。别看我们这些右派，被宣传得是反动透顶、面目狰狞，甚至心怀叵测，但人的实际形象并不如此丑恶。年青活泼，眉目清秀，带着几分稚气，而且身上散发的那股书卷气更显得温文尔雅。在工人群中，我们颇有点“鹤立鸡群”之势。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一些工人对我们并不讨厌甚至好感的缘故。毛主席说过，人群中的左、中、右永远存在，那怕是一万年以后。在工人中也确实是如此。工人中的党团员对我们既严肃又严厉；有家室的老工人对我们是敬而远之，惟恐占染什么而引起麻烦；普通的年青工人对我们却很有好感，常与我们拉拉扯扯。为此他们有时受到了领导的指责，但他们并不在乎。令人敬佩的，还有个别工人，如那位田宝山，几次在批判会上为我们说好话，甚至为我们辩护。这种不随波逐流，不顾个人安危，拔刀相助的侠义气概，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从中，也使我看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的亮点。如果说，右派到工人中去为的是接受教育；那么，这才是能使我们接受并为之感动的真正的教育。
四、“癞哈蟆”吃不到摘帽的天鹅肉
一九五九年十周年国庆的前夕，中共中央颁布了对全国被关押的国民党与伪满政府战犯的特赦令。这个由毛泽东提议并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颁布的特赦令，释放了“国民政府”与“满洲国”的被押人士和刑事犯共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包括一九五八年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的岳父、国民政府“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将军和有名的先是大清的宣统皇帝、后是东北的满州国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顺水推舟，也对一部分“确实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实行摘帽宽大。在沾了特赦光的四万五千余人的摘帽右派中，化学家曾照伦、经济学家沈志远以及那位曾在大鸣大放中以一篇被认为是谩骂社会主义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而闻名的、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均包括在内。全国虽是喜气洋洋，但还谈不上万象更新，因为在那个时期发生了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活佛出逃印度之事。
从此，在中国大陆上，除了右派分子外，又多了新的一类人士，那就是“摘帽右派”。帽子拿在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在左派人士眼中，右派就是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无怪乎，为了救国抗日而被国民政府逮捕，因而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于一九六O年摘帽后，一九六六年又被投入了监狱，最后于一九七一年惨死于冤狱之中。
出于对右派摘帽的需要，在制药厂内也对我们召开了认真总结两年来改造的动员大会。写改造小结，无异于再次用书面的形式来肯定自己的“罪行”，对于血气方刚的我是由衷的不乐意；更何况，我没有一点可以够得上格的“良好表现”。不愿写，也得写，硬着头皮写，其痛苦比划为右派更痛苦。这区区十分之一比例的摘帽数是轮不到我们这些人头上的，即使像与我一同劳动的北医学生右派袁某，一直对领导唯唯诺诺，对工人百般讨好，对同类右派如同避之瘟疫，对劳动十二万分的卖力，这样的可怜巴巴还是没有分享到摘帽的一怀羹。小小一阵风，怎能吹落几十万人头上的右派帽子，况且这帽子是如此的沉重，戴得又是如此的深牢。
明知癞哈蟆吃不到天鹅肉，对此摘帽，我并不希罕，所珍惜的是在此时期中的感情上的收获。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落帽风并没有吹掉我头上的右派帽子，但丘比特之箭，却使我射中了心爱的人。
[附录]
花丛小语（小说）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 1957.5.18
这还是三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
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
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面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哩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丁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这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通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家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
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 原载6月18日《北京日报》)
五、刻骨铭心的情谊　
假如，我不在一九五三年报考大学，而是在稍后的几年中高中毕业；那么，我是绝对过不了高考的政治审查这一关的。越来越盛行的阶级路线是不会把钱花在培养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身上，更不会把彩球抛到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的头上。因为那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的小妹就是一例。一九六O年她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成份，使她与大学无缘。即使像我哥，改名董学唐，背着父母，在共产党军队刚攻入上海后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就随军南下，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一直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他躲过了肃反的清洗，却躲不过反右以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大扫除。他为之效忠的党，仍然把他像垃圾般地扫除出门，因为他被认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被发配至福建山区作伐木工人，工资由当时的正科级的八、九十元降至普通伐木工的二、三十元。在工人眼中，他长期被视为不是右派的右派。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了他的被开除了长达二十年的中共党籍。

南下刚抵达福州时的哥哥（摄于1949年共和国诞生前夕）
十九岁的小青年，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吗？

离休10周年时的哥哥（摄于2001年福州）
老布尔什维克总算穿西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