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由的拉屎、撒尿與抽煙
草嵐子看守所位於北京西城區的西什庫，其東側是有名的北海公園，僅有寸尺之距。自新路看守所位於北京南面的宣武區，顧名思義，當然在自新路上，門牌為十一號，離陶然亭公園也僅數百米之遙。乘在悶罐車上，一路上除了無法領略車外的景色，犯人們的心情並不緊張。大家心中明白，這是對結案犯人的正常轉移，還多少帶一點改善生活的性質。車子行駛了不到半小時，就到達了這所規模頗大的看守所。在所內空地上下車後，可以看到這裡有多幢“工”字形的三層大樓，房屋結構、式樣與當時五、六十年代新蓋的大樓的模式差不多，除了每幢樓的窗外都裝有粗粗的鐵柵外，與一般的機關、學校無大的差別。
我無法考證這座監獄的歷史。從地理位置上看，它與前清時代的殺人刑場“菜市口”相當近，是否這裡過去也曾是監獄？最近，據我的一位與我同樣命運的北大校友程緒正（平反後，任教於上海理工大學）告訴我，六十年代初他也從草嵐子解到自新路，曾見到過在一個廢棄的大門上留着北洋政府時代的“模範監獄”四個大字的痕跡。可見，它的歷史之悠久不亞於草嵐子看守所。
眾犯人被帶進一座大樓的二樓，樓梯相當寬闊明亮，二樓與底樓一樣，有一個相當大的空曠地，它是“工”字形大樓的四個走廊的連接處，由這裡向四方伸出四條長長的甬道。每個甬道的始端都裝有巨大的鐵柵門，以防止犯人從甬道中出來逃跑。犯人就關押在甬道兩側的各個監房之中。我被帶進了甬道，只見甬道的兩側並排着一間間監房，共有八個監房。在其盡頭，有一間安着兩排刷洗槽的　　盥洗室，以及設有一排五個茅坑與一長排小便池的廁所。如果，把每個監房窗上的鐵柵和甬道的大鐵門拆除，那完全適合開一個招待所 —— 假如放低要求，決不比普通的小客棧差。
我被指定進入了其中的一個監房，監房裡早已擠滿了人。十五、六平方米的房間，它的中間有約一米寬的過道，過道的兩側是約四十公分高的大木炕。炕面由一塊塊可以拆卸的長木板鋪成，炕側面有門，開啟後可以將犯人的大件行李放入炕下。過道的一端是門，另一端是裝有鐵柵的三扇大窗，可謂之窗明几淨。此時，兩側的炕上約有二十多名犯人靠牆圍成一圈席地盤腿而坐，此種情景與草嵐子頗為相仿。這裡氣氛相當熱鬧，犯人說話較隨便，有不少人在低聲閒聊。室內空氣比草嵐子要好一點，因為沒有那個供小便的鐵桶。只見有人在高呼：“報告求茅”後，下炕走出監房，進進出出甚為忙碌。
我是上午約九點多鐘到的，此時早已餓得發慌，心中惦念着草嵐子十時正的那頓窩頭與菜湯。須知，從昨日下午四時半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八個小時點食滴水未進。猛烈的空胃與空腸的蠕動，飢腸轆轆和由此引發的胃痛，使我只得捲縮在靠牆的一角，顧不得別人對我的發問。
“喂，同學！尊姓”，“姓張”，“噢，張同學”，“什麼地方來的？”“草嵐子”，又是“噢”，“那麼是反革命了！”，“是的”。我無心對答，實在是由於飢餓難忍，但對“同學”之稱呼，還是倍感親切。好不容易俟到了開飯，兩個鐵彈般的黑窩頭塞到了我的手中。那窩頭比草嵐子的更為可怕，是世人所不知的橡子面窩頭。趁着熱，我一下子把它啃了；冷了，是會把牙齒啃下來的。從草嵐子轉到自新路，惟一的改善伙食的希望終於成為泡影。
這是自新路看守所的午餐，與草嵐子的第一頓一樣，兩個窩頭與一碗菜皮湯。晚飯相當於草嵐子的第二頓，時間同樣下午四時半，內容仍然是兩個窩頭一碗菜皮湯。所不同的是比草嵐子多了一頓早餐。早晨七時許用大臉盆盛的玉米或高梁米粥，每人可分得八成滿的一碗，沒有小菜，那怕是一根小蘿蔔乾。這一碗粥的口糧是從兩頓餐中扣下來的，約有一兩，因此中、晚的窩頭比草嵐子的略小些。一天囚糧還是八兩——這是城市普通成人居民的定量。真要感謝政府的人道主義，使犯人享受了公民的口糧標準。
話說糧食定量，它實行於一九五五年前後，是為了切實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口糧的一項史無前例的創舉——國民政府、北洋政府、乃至滿清政府時期所沒有的；可能追溯至夏商周秦都未有過的曠世創舉。不勞動的成人居民每月定量二十五市斤，未成年者視年齡而定；體力勞動者從每月三十斤至四、五十斤，視勞動輕重而定。實施定量制時，我正在大學讀書，大學生定為三十斤，一般教職員定量也大致與此相仿。記得在實施時，各大報刊與電台等宣傳媒體對此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措施予以高度的評價。連我校北大教授，特別是生物系的生理學專家也都有著文，從生理學角度說明定量標準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防止暴食、肥胖症、胃病……；以及政治上的戰略意義——備戰、備荒和徹底切斷一切非法入境的“美蔣特務”和逃犯的糧食來源，陷他們於餓死的境地。那時，難怪曾有人偷偷地將“定量券”（一種略大於郵票的無價證券，票面有兩、斤之分）隨信寄給海外人士，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當然，只能是偷偷的寄，因為在當時這種舉動是有反革命之嫌的。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取消了這種長達三、四十年的糧食定量配給制。據說這種配給制在蘇聯列寧時代也實行過；在二次大戰中德國切斷了素有“英國廚房”之稱的丹麥對英國的食品供應，英國女王每天早上也只分配得雞蛋一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帝國主義曾預言，中共無法解決中國的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糧食定量供應，如果沒有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它將是對這種無恥讕言的一記響亮的耳光。
自新路看守所之“自”，在於它確實給了犯人大小便之自由。白天監房門是開着的，只須向掌握犯報告“求茅”，經同意後就可下炕至廁所隨意大、小便。晚上，需大聲叫喚“求茅”，讓管理員來開門，才得至廁所解決問題。監房內是絕對不允許放便桶類的盛器，為此，鬧出了我以後要詳述的隨地便溺的批鬥故事。我經常借“求茅”之名，行“放風”之實。在自新路兩年不到，沒有放過一次風。因此，利用“求茅”下炕溜達溜達，活動一下雙腿，並藉此偶然還可碰到自己的同案犯。在走廊上曾多次遇到趙樹范和王又羋，不能多聊，只能簡短的彼此問候。獄中遇故人，不免獨愴然而涕下。
自新路看守所之“新”，在於它更賦有犯人能享受“毒品”之新奇。一日三餐，可以有三次餐後半小時的抽煙機會。每次餐後，掌握犯準備草紙一張，捲成火捻，等候專管甬道的“勞役犯”將由管理員那裡點來的火種傳至各監房。星期日或假日，自早至晚有一整天的抽煙機會，當然保留火種是頭等大事。北方人愛抽煙，特別是東北人，十八歲的大姑娘也叼旱煙杆，成為東北三怪之一。在號內，關東煙其香無比，我見他們一袋又一袋地抽，着實令人垂涎三尺。未決犯（等候判決的犯人）或無家人接見者可每月購買八分錢一包的蜜蜂牌香煙四包，當然不夠抽，我有時將購得的茶葉（在獄內根本無沏茶的條件，允許購買茶葉，無法理解。）與煙絲混合後，用書本紙捲成“大炮煙”，其味似乎比純煙更佳。為了能享受一下關東煙之美味，我故意找他們點火，藉機在他們的旱煙斗上猛吸一口，其味無窮，令人陶醉！後來，我因患肺結核，集中關押，被取消了購買香煙的待遇，告別了已有數年抽煙的陋習。若干年後，我服刑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犯人絕對禁止抽煙，每當談及此事，同監犯人無不羨慕不已！
作為一個煙民，特別是老煙民，寧可關在北方服刑吃窩頭，也不願在南方坐牢吃大米飯，其中原因之一，在於北方監獄允許抽煙。
人心常不足，當你埋怨自新路看守所時，請別忘了那陰森可怕的草嵐子。
二、 國民黨少將旅長被斗記
擁擠是監獄的一大特色，無論在草嵐子，還是在自新路，甚至在我曾長期服刑的上海市監獄都經常有人滿之患。其實，這並不奇怪。在人民政府時期，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以共產主義思想作標準去衡量社會的一切，需要改造的人就顯得太多了。妓女要改造；地痞流氓要改造；地主富農要改造；資產階級要改造；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要改造；反革命分子更需要改造……。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改造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到了五十年代末更多了幾十萬右派分子與反對三面紅旗的壞分子加入了改造的隊伍。此類種種分子中，頑固不化者無數，堅持反動者不少，必須進行關押勞改者也就與時俱進、與日共增了。故而每逢佳節倍抓人，“五一”、“十一”和“春節”的前夕是歷來捕人之高峰，此時本已是濟濟一堂的監房，也就變得十二萬分的擁擠。一個十五、六平方米的監房，平時保持二十人左右的准數，已是犯人的福分。兩側炕上各睡八、九人，餘六、七人睡在二炕間用木板臨時搭起的“橋鋪”上。每人鋪位寬約三十公分，長不到一米六、七十，睡在橋鋪上的人，頭不是頂着別人的腳，就是頂着別人的頭。若是全體人員一律同時平躺伸腳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因為三個人的長度遠超過監房的寬度，人體的總面積遠大於監房的面積。最倒霉的是靠牆睡的人，被擠得只能完全緊貼着那堅硬的牆，只差鑽進牆內了。當節日前夕抓人高峰時，由其它看守所轉移來的大批結案的未決犯頓使每個監房人數劇增至四、五十人。墊被疊着墊被，被子相互擠壓，每晚睡覺時如同軍閥搶地盤而混戰不已。人只得側睡，平躺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鑽進了被窩，要想起來求茅，非得用力把自己從擠壓的被筒中拉出來；而放茅回來，鋪位早已不知去向！被子經常被撕得破碎，我的毛革被面經不住如此折騰，不多久就被撕得面目全非。所幸我父母早有預料，生下我這個高不到一米六五、重不足百斤（此時只有八十多斤）的矮、瘦、小，一副十足適合於吃官司坐大牢的賤相。我的這種小面積的身體，着實受到了犯人們的歡迎，不僅在自新路，就是在上海市提籃橋也是如此。“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之意恐怕就在於此吧！如此睡覺，夜裡最好不要起床求茅，對年富力壯的人問題不大，可是苦煞了那些老年犯人。
老年人中還有更老的人，那些年近古稀者尚不算太老，更有耄耋之年者其狀更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別看在這裡都是社會的渣滓、民族的敗類、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可是我們之中還有懂得自尊的人。平時把靠牆的坐位悉數讓給老年犯人，而年青壯年如我這樣的犯人則盤腿坐在炕中央。即使我在患病時期，也還是如此。一天坐下來着實吃不消，於是在晚飯後（晚飯後至八時睡前的這段時間為休息時間），相互背靠背地坐着，藉此可以略感輕鬆一些。此時，我才真正體會到了蒼頡造字時，“人”的象形的真實含義。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殘害，該是多麼違背了老祖宗造字時的人本該相互支持的良苦用心。可是不肖子孫又是何其之多，殘害了人，還自以為在挽救人類而洋洋得意！
至於睡覺的位置，當然還是讓老者儘量靠外，以便於夜間的“求茅”。儘管如此，一場由撒尿引起的風波還是不可避免。
風波的中心人物是國民黨的一位少將旅長。他是西北軍的一個獨立旅的旅長，按獨立兩字，可見其地位之顯赫不亞於師長。他出身於保定陸軍學校第一期，據他自詡比保定四期出身的蔣介石的資格還老。不管怎樣，他仍然是個倒霉鬼：其一，他沒有資格出逃台灣，作了主子的替罪羊；其二，他沒有晉升中將。中將都關押在東北撫順戰犯監獄，受到對戰犯的優厚待遇。在我十餘年的監獄生涯中，沒有遇到過一位國民黨的中將，碰到的最高級別全是少將，大右派葛佩琦也只有國民黨的少將軍銜；其三，不識時務。他是投降後被俘的，如果起義則成為有功之臣了。在自新路看守所，此位少將大人由於生理原因，小便頻率之高，令我輩年青人吃驚！
一天夜裡，“求茅”，“求茅”之聲喊個不停。然而門外甬道中巡視的管理員，不知何故，是去吃夜點心呢？是打瞌睡呢？還是去拉屎撒尿呢？總之，“千呼萬喚不出來”。這下可急壞了少將大人，到了忍無可忍時，由滴滴嗒到潺拉拉，一下子水沒金山，睡在橋鋪底下、席地而睡的幾個人被淹沒於大尿之中。一場風波由此而生……
當然，作為上帝的管理員永遠是正確的。過錯全在這位少將，誰叫你控制小便尿道的括約肌如此失靈。無疑，他該負全責。管理員認定，如此在監內搗亂，必須予以批鬥，以殺一儆百。批鬥之餘是准許此類七老八十的犯人夜間可在監房門後的求茅立足處放置一個盛水杯子，以防萬一。批鬥管批鬥，照顧還是需要的，不然怎能顯示出革命人道主義的關懷？
三、 比飢餓更難熬的拉屎
一九六O年末至一九六一年初，正值席捲全國困難時期的高峰期，監獄中犯人的伙食越來越糟，先是玉米、高粱米、橡子面輪流交替着吃，大便還容易一些。漸漸地玉米不見了，高粱米也少了，最終是清一色的橡子面窩頭。
何謂橡子面？從植物分類上講，可能屬於山毛櫸科一類植物的種子。以它碾成的粉所做的窩頭，其顏色褐得發黑，粗看像京幫清宮宴席中所展示的，用同屬於山毛櫸科的板栗做成的“栗子面窩頭” ——據說是慈禧太后為了體察民情、了解民俗，御廚房特地為她老佛爺用板栗磨成粉做的窩頭。可是此窩頭非那窩頭，熱時吃，對飢餓難忍的犯人尚感勉強；但冷了吃，則堅硬難咽，其堅硬度之大，可用作砸人的武器。
正值饑荒之年，有此可以充飢，較之紅軍長征時的啃樹皮、煮皮帶要好得多了。革命者尚且如此，何況我等反革命乎？實不敢有更多的奢求，唯此知足矣！然而，這種名不見植物學經典的橡子面，吃下去容易，拉出來就太成問題了 ——正如唐婉釵頭鳳詞中的：“難！難！難！”。
“求茅”的熱鬧場面出現了。不是撒尿次數增多，而是拉屎次數多了起來。眾犯人一去廁所就是半天，剛回監房不久，又要“求茅”。瀉肚了？不，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原因是屎拉不出來，只得無功而返。如此往返，豈不熱鬧？
甬道盡頭的由八個監房合用的廁所，人聲鼎沸，如炸開了鍋似的。一個廁所五個坑，一人一坑，無庸多說。當你剛占上，坑的一側又蹲上了一人，二人合用一坑，還未解決問題，坑的另一側又上來一人，三人分左、中、右各就其位合用一坑。就缺了坑後的位置，要不是後面是牆，又有粗大的管道阻擋着，這最後的一點剩餘是不會放棄利用的。五隻坑，同時容納十五人拉屎，開發了世界廁所史上利用率之最高，創天下奇觀之一、二。
由於幼年時喜愛“馬桶”文學，大便時看小說習以為常，久而久之形成痔瘡。但平時不常發作，偶爾發作也無多大痛苦。此時，可要了老命。蹲上半點一時，拼命的拉，用力地拼，有時甚至一、兩小時才“千呼萬喚始出來”。此時已是鮮血淋漓，痛楚不已，痛苦之狀難以言表。沒有辦法時，只得求助於最後一招 ——用手指挖，一點一點的掏出來。鮮血、糞便弄得滿手，大家並不在乎，只要能夠“出來”，是值得高呼“烏拉”（即萬歲）的事。
有人對此情景，大為感觸，做了一首打油詩：“窩頭甚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拉屎故，二者皆可拋。”是的，是的，誰知吃下的窩頭，要費如此牛勁才得排出，惹下如此麻煩，倒不如不吃。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其悔恨之心情，唯陸游的釵頭鳳詞中的：“錯！錯！錯！”所能表達。
老年人總愛告誡青年人：“千萬別出風頭，小心槍打出頭鳥。”可是槍打出頭鳥的事，在現實生活中還是一次次地重複出現。歲月似乎永遠在錯誤的重複中流失，而歷史也似乎在一次次的輪迴中前進。到了明天，一切忘得乾淨，那看似西太后品嘗的美味栗子面窩頭，又勾起了你那難填之欲壑。命還是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好好活下去，讓我等也看看共產主義的美好明天！就這樣，一天天無止境地重複着“錯！錯！錯！”和“難！難！難！”。
蒼天有眼，監獄當局還是看到了這點。他們是出於對犯人的人道憐憫，抑出於防止被激怒了的眾犯人的可能由此引起的“哄亂”？最終還是對伙食作了調整。
眾怒難犯，即使在嚴厲管制下的犯人，一旦起來反抗，其勢還是不可阻擋的。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關押在上海監獄中，曾有某地監獄犯人因不堪虐待而發生暴動的傳說。可能為此，市監獄當局向全體犯人傳達了由王洪文（那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八十年代初被判處無期徒刑）轉達的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一切關押的犯人均可越級上告”。由此可見，中央對犯人暴動的重視。
半個月後，少見的高粱米窩頭回來了，不見的玉米窩頭又開始露面了。犯人們惟有伏地頓首，感激涕零。
之後，廉價的白薯成了一段時期的家常便飯。白薯，物美價廉，吃多了雖放屁多，但容易拉，頗受犯人歡迎。然而分配卻是一大問題。白薯有大有小，監房裡又沒有磅秤，靠“目測”誤差實在太大。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要防止不均，分得大家滿意，比登天還難。然而，聰明莫過於犯人，自有辦法解決。不信，請看：
盤腿坐在炕上的犯人，依次排好編成號碼。由掌勺犯或值日當眾把盛於大盆中的白薯逐一分配至依次編號的幾十隻大碗中，再由眾人加以評審，力求大小搭配均勻。分配畢，再由抽籤出來的犯人，將白薯碗的順序徹底打亂，重新排號。如是，正式啟動分配，根據對號入座原則，每人分得自己的一碗。管理員為了關心大家，一次親蒞監房視察開飯，見分配程序整個過程長達半個小時，他關心地說：“隨便分分大致均勻就可以了，何必這樣把白薯都弄涼了！”我在此，真心感謝他的關心，但也深感此公需要好好學學“犯人心理學”。
“犯人心理學”是一門不同於“常人心理學”的學科；可以說是心理學的一個特殊分支。一個常人，長期被關押，其心理不是病態，就是變態。以我自己而言，其心理變態也在所難免。長期以“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自命清高的我，經不住飢餓的考驗，也變得熱衷於分食時的圖謀小利。有一段時期，我擔任掌勺，由於座位號是已知的，與之配對的白薯號是由我排定的，即使有別人會將編號打亂，但亂了我的白薯號的概率不大。因此，每次我分得的那碗白薯，表面上看並不大，但它卻是乾粉的白薯，比那些軟綿綿的白薯吃下去要耐餓得多。這種技術性作弊是無法揭露的，我當然也就可以長此逍遙“法外”。
在公務員是人民公僕的今天，要使公務員真正做到大公而不謀私利，嚴密而切實可行的社會監督，健全而無空子可鑽的法制，以及“商鞅變法”時對犯法者的極其嚴厲的制裁，是缺一而不可的。對此，僅憑什麼主義啊，理想啊，榜樣啊，教義啊，乃至中國固有的孔孟之道都是徒勞的。社會上那些曾在紅色旗幟下，信誓旦旦地要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終身的公僕，豪取巧奪其主人的財富，難道還不少見？
四、“犯人醫生”胡琪桐的雪中送炭
入監時，我體重約在百市斤左右，按中國人的固有的營養與生活方式，身高一百六十公分減去一百十計算，五十公斤的體重尚屬正常。關押了半年多，體重急劇下降，此時的大腿比胳膊已粗不了多少，估計掉了一、二十斤肉。在幼年時曾聽說，英國人管理上海提籃橋監獄時，犯人入監時要稱過體重，出獄釋放時也要稱過體重。監獄有不允許犯人因關押而損失體重的規定。這些傳說，可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標榜，不足輕信。
體重的大幅度遞減，跟隨着的抵抗力的下降，意料中的事終於發生了。由於監房的擁擠，我的被子較厚，更因我被認為改造表現較好（無原則的瞎搗亂，我是堅決不干的），故而夜裡被安排在監房門外的甬道上睡，這裡空氣好，也可避免擁擠。一九六一年初，時值隆冬的一天夜裡，在甬道的地鋪上，我舒坦地伸直了身子平躺在被窩裡，聽着大樓外不時傳來的音樂聲，心曠神怡地慢慢沉入睡鄉。不知過了多久，估計已是前半夜，我突然被胸部的陣陣劇痛所驚醒，呼吸時劇痛更甚。在被窩中不停的哼哼聲，驚動了睡在旁邊的同學。他見我無法忍受，就站起來高呼：“有人急病！”不多久，甬道外端大鐵門開啟，一位管理員走了過來。於是，我被送至監獄大樓底層的醫務室。經檢查後，確診我患急性胸膜炎，需住院（醫務室的臨時病房）觀察。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院。病房裡人很少，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還在看書。他對我說：“你儘量高聲哼叫，不哼叫，他們是不會睬你的。”此時，我正發着高燒，倒在床上，哼啊哼啊地呻吟着，不久糊裡糊塗地睡着了。
第二天又給我檢查了一下，服了一些藥，胸部疼痛似有減輕，體溫也有所下降，躺在病房的彈簧床上，仿佛進入了天堂。後來，病房裡走了一人，只剩下我和那個教我高聲叫嚷的人。他就毫無顧忌地把他的經歷告訴了我。
“我是從興凱湖逃出來的！”此話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和困惑。來看守所已有半年余，常聽到犯人說，判決後身強力壯者有可能解到興凱湖去勞改。此時，我從他口裡知道了有關興凱湖勞改隊的一些情況。
興凱湖位於黑龍江省雞西市以東的中蘇（俄）邊境處，其面積甚大，一半屬於我國，另一半屬蘇聯。當時我國的興凱湖勞改隊與蘇聯的勞改隊隔着興凱湖遙遙相望。那裡的勞改隊地域遼廣，天氣寒冷，冬天一片冰天雪地。犯人在那裡享有較多的自由，即使讓你出逃，幾天幾夜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出逃的犯人，在冰天雪地里、在荒無人煙中不是被凍死、餓死，就是被野獸吃掉。他自我介紹說，他是名工程師、反革命犯，前兩年判刑後從自新路送往興凱湖勞改。他又說，他忍受不了興凱湖的寒冷，此次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興凱湖。當我問他怎麼又回到自新路看守所時，他很認真地對我說：“在中國逃犯是無處藏身的。我到北京後，就自投自新路看守所。我是這裡送走的，現在我還是主動回到這裡！”他說得真神，對他的這種傳奇經歷我有點將信將疑。不過，有兩點是真的，一是看守所竟然收容了他，還給了他長住病房的照顧；二是他決非等閒之輩，他正在翻閱着我所不懂的德文書籍。
一年以後，我也差一點被發配至興凱湖勞改，幸而有“犯人醫生”胡琪桐之相助，才倖免於難。此是後話。
一個星期後，高燒退了，咳嗽時胸部疼痛也大為減輕，我被送回原先關押的監房。
冰凍三尺非一朝之寒。病魔一旦纏身，往往是有來無去。過不了幾個月，約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份，我因咳嗽和低熱被送去“X”光透視，診斷患左上肺結核。於是，我被調入一個專門關押結核病犯的監房。這種病監與原先關押的監房大同小異，不同的是整個甬道中的所有監房關押的均為肺結核患者，每號內關押二十來名犯人，睡覺的鋪位略寬一些，偶爾還可每天增加一個窩頭。此外，就是不准抽煙。
此時，我認識了“犯人醫生”胡琪桐大夫。
自新路看守所是一個總看守所，裡面關押着從草嵐子、炮局等大小看守所解來的大小犯罪分子：有刑事犯和反革命犯；有已決犯（已判刑的）和未決犯（結案後等待宣判）；有刑期短的和刑期長的(無期和死緩)；有體弱多病者和身強力壯者……所內犯人何止上千成萬。因此在所內設有一個專門替犯人治病的醫務室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奇特的是，除這個醫務室的最高領導人為政府幹部外，其餘均為清一色的犯人（其中包括醫生和護士）。他們被稱為“犯人醫生”，以區別於政府幹部的“人民醫生”。我們犯人對“犯人醫生”仍然按北方習慣尊稱為“大夫”。這些“犯人醫生”，他們在所內享受着與犯人同樣的待遇，只是睡鋪寬一些，窩頭多一點，洗涮方便些；可以說與病犯同吃、同住，有着“人民醫生”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試問：哪個“人民醫生”願與病犯生活在一起？除非是白求恩大夫再世。所以，他們是犯人的知心人和貼心人。
這些“犯人醫生”在被捕前都是正式的醫生或護士，有內科的、外科的、肺科的……因犯各種罪行而被捕入獄，其中不乏具有相當從醫經驗的。如對我等肺結核病犯診治的就是一位曾是中蘇友誼醫院的七級醫師、判刑五年、年約三十七、八歲的胡琪桐大夫。他的權力很大，在眾犯人醫生中的地位顯赫，一切由他決定，似乎其地位僅次於那個掛名主任而不管具體醫療事務的“人民醫生”。
因是醫生，故而胡大夫對病犯的政治狀況有所了解，在他的主持下，從幾百名病犯中，抽出了二十多個名為“重病”實為“照顧”的肺病犯同關一個監房。我與葛佩琦、任宗正（北大法律系畢業、反革命、判無期）就在被照顧之列。在這裡，我們均受到了胡大夫的悉心治療與生活上的儘可能的照料。雪中送炭，難以忘懷！
甬道盡頭的盥洗室只在早上對犯人開放，各監房輪流洗臉刷牙，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平時是空關着的。每次檢查病情時，盥洗室就成為診治室，病人逐個入內診治。一次，在檢查病情時，胡大夫對我說：
“我知道你和袁植芬都是北大的。要好好改造，保重身體！”
這“好好改造”是犯人間相互談話時經常用作的掩護語，舍此，似乎無法表明兩個犯人之間交談的正大光明。而在正大光明的幌子下，往往進行着非正大光明的談話。這是犯人們出於自我保護的一種習慣手法。
我等待着他談話的下文。不出所料，他坦率地告訴了我：“這裡的治療條件極差，三百多個肺結核病人，只夠一百人服用的藥。我儘量保證你們的治療用藥。”
他意猶未盡，略停了一回，接着又說：
“那些老的和鄉下佬，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人就隨他們去！少量的藥，只能用在刀刃上，把你們這些年青的知識分子治好再說，別的就……”他不願說得太露骨。
然而年老的，他還是有所區別對待。五十差一歲的葛佩琦當然不算老，而那已年逾古稀的歷史兼現行反革命犯鮑明黔不是也同樣地受到了照顧？胡大夫還告訴我，袁植芬因是死緩犯無法調入照顧監房，而深以為憾。他的愛憎分明，他的無可奈何的治病用藥原則，不免引起我的猜測：他到底是什麼犯？據說，他也是反右派時入獄的反革命犯。如果此話不假，那麼只判五年的反革命犯，在當時只是一個完完全全不夠格的反革命。此類反革命多如牛毛，不必多提。出於禮貌，對他的罪行，我與他人均不便多問。
看守所對病犯一個月有一次特殊照顧，幾百個病犯，可分配到二、三十斤粗紅糖。每人半斤，分配比例僅為五分之一不到。我和同號的一些病犯好幾次都由於胡大夫的照顧，如獲至寶般地分配到這四角多錢一斤的平價紅糖半斤。窩頭醮紅糖，其味無窮，甜在口中，暖在心裡。人心皆同，唯此而已！
我在感激之餘，也深為內疚。在我急病時，胡大夫不惜動用了輕易不用的、貴重而稀缺的鏈黴素，還給了長期服用的特效藥雷米封和PAS等。可是，為了怕病癒後要送興凱湖等地勞改，我經常把發的藥偷偷地扔到茅坑中。我辜負了胡大夫對我的悉心治療，是出於我的無奈？還是我的變態心理？
在治病期間，胡大夫還給這個特別照顧的監房中二十多名病人，作了有關肺結核病的專題講座。我的生物學知識,使我對他的講課內容有較之他人更深的理解。他對生物系畢業、近乎於半個醫生的我的接受能力，頗為滿意。
任何教師，在學生中能得到知音，將是無比的欣慰。在我平反後從教的十餘年生涯中，對此頗有感觸。如果，在草嵐子時學習“列寧主義萬歲”和以後在上海監獄時學習那林彪手中常拿着抖動的“紅寶書”，是令人感到勉強與壓抑；那麼，在自新路的這幾次醫療講座，就使人倍感親切與歡暢。學習是無法強迫的，如同讓信佛的人，不去廟宇，而去教堂，豈非笑話！
自一九六一年五月起，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離開自新路，我自始至終在胡大夫的關懷下，最終還因他的鼎力相助，得以保外就醫，假釋回上海家中。
一九八八年夏，我自滬去京。在葛佩琦寓所，葛老告訴我，胡琪桐在石家莊市人民醫院，好像任院長之職。由於是傳聞，也困於時間，未能專程前去拜會，深以為憾！好人！您可知道，在遙遠的地方，有我這樣一個無名之輩，一直在惦念着您，為您祈禱！為您祝福！
五、風雨同舟的校友葛佩琦
我與葛佩琦的初次接觸，他給我留下了“迂”的印象，甚至還有點“左”的味道。那是在一次監房的例行查抄中，當管理員帶着勞役犯不定期的搜抄犯人的行李及書籍等物品時，由於這次搜抄的徹底，他們在炕下發現了我自草嵐子帶來的許多書籍。中文的自不必說，白的、黑的一看就明白，那英文的就費勁了，因為管理員和勞役犯都不識外文。他們就叫葛佩琦來辨認。結果，我的除科技書外的一些英文小說連同英文版“聖經”均被沒收充公。我心中甚為怏怏不悅並認為葛佩琦辦事太古板——有點“迂腐”；助紂為虐——有些“左”，迂而左的印象由此產生。然而較長時間的接觸，這位山東人固有的戇直性格以及為人的誠懇忠厚逐漸打消了一開始給我的那種印象。仔細想來，他的那些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中載於人民日報的忠言逆耳的言論，當時在北大我就仔細看過，並深為其直言不諱的精神所感動。如今，百聞不如一見，使我頓悟自己不該因抄沒幾本書而對他耿耿於懷。當我知道他一九三七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時，校友的親切感便成為彼此緊密聯繫的紐帶。古人王勃詩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若無一九五七年的風雲變幻，若無因右派升級為反革命犯的同樣遭遇，同存於海內的知己，又豈能變成今天的比鄰呢！
葛佩琦其人，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媒介有不同的說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報導。明明是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後，由於單線聯繫人李年的被捕而失去與黨組織的聯繫，卻被說成是“一度參加共產黨，不久被清除出黨”；明明是奉命以國民黨少將身份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卻被說成是投奔杜聿明的剿共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在歷史昏亂的年代中，被搞暈了頭腦的人去研究一再被反覆顛倒的歷史，只能是“假作真時真也假，真作假時假也真”了。宇宙本無上下，歷史也難有真偽，人生無非鬧劇一場，何必苦苦探索！然而，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是個本着自己的良心、理智、認直負責而不肯作假的人。誠如，他的不願為我隱瞞我的英文聖經一樣，做假說謊不是他的本性。在獄內，他不斷地閱讀着在接見時送來的幾何三角，似乎反映出他那任何三角形的三角之和永遠等於一百八十度的思想方法和為人準則。
關押了兩年多的四十九歲的葛佩琦的健康狀況很差，起初的肺結核又使他患上了結核性膿胸，在胸部的創口裡不斷地有膿水分泌流出；抵抗力的下降，腱鞘炎又侵襲了他，致使他步履維艱。行路難，難行路。他的行路難，不是難於上青天，而是難於上廁所。每當我上廁所時，他總是喜歡借我上廁所之便，用手搭在我肩膀上，慢慢地走向廁所，然後又慢慢地隨我回來。猶如我在扶着一個過街的瞎眼盲人。此景此狀，假如一旦被批判，兩個右派兼反革命，一前一後，勾勾搭搭，豈非狼狽為奸乎？在二十年後的一九七九年的那次長別後的巧遇，他還沒有忘記長達半年的我扶他上廁所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夜，在我保外就醫前夕，由於此時我的行李已全部由監獄當局託運去上海，因而我是蓋着葛佩琦借給我的毯子，睡在監房的木板炕上度過了在自新路看守所的最後一個漫漫黑夜，去迎接那並不光明的黎明。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我很想再去領略一下，在一九七九年夏，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接待室里巧遇葛老時的那種無法形容的久別重逢的喜悅—— 一種彼此歷盡劫難、絕處逢生，尚能相會的驚訝與欣慰！
我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深夜三時，在難友王莘農（反革命，現已離休）的支持和陪伴下，自皖南白茅嶺勞改農場偷逃至北京的。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接待了我，留我住在北大招待所。那時，我在向北大提出“右派”申訴的同時，又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反革命一案”的申訴。我的那張歷盡千辛萬苦、千方百計才得以保留的十五年徒刑的判決書，成了我徹底推翻原判的最有力的依據。在等待平反的過程中，一天上午在中院的接待室里，我遇到了坐在一旁的“鄉音無改鬢毛衰”的葛老，而我此時也已步入飽經風霜的不惑之年。彼此長時間的凝視，終於由我的一聲“葛佩琦！”而打破了僵局。此時的雙方確認，其雀躍歡呼，自不必多言。待雙方接待畢，他約我同去他在東城區交道口東大街九十六號的住所。
下車後，一路步行，在臨近住所的牆上，正好貼有“區人大”改選的選民榜，他指着牆上的大紅榜說：“我現在是公民，你看榜上有我的名字。”一個長期被無辜剝奪了公民權利的人，今朝一旦金榜題名，顯得格外高興。他又說：“這次回京，全仗毛主席於一九七五年底提出的釋放全部被關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的那次特赦，我沾了國民黨少將軍銜的光。自山西監獄回京後，政府就將我安排在這裡。”說着說着，就來到了一個有着破舊黑色大門的宅院，這就是交道口東大街九十六號。
九十六號宅院是北京標準的四合院，有一牆門間，入內有一個不算大的庭院，兩側各有一間廂房，裡面還有一間房。葛老就住在一側廂房內，另一側廂房門前堆放着亂七八糟的雜物，看上去十分混亂。四合院內估計還住有二、三戶人家，其光景屬於普通的勞動人民。
推門入內，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倒也整齊，有一張小木床，一隻寫字、吃飯兩用的台子和一把藤椅。臨窗處放着一壓縮液化氣筒和一台液化氣灶。葛老告訴我，這些都是居委會給他安置的，他的生活費每月二十元，看病可以實報實銷。
此時已是午飯時刻，葛老雖視力極度不佳，仍堅持留我吃飯，並動手炒了雞蛋和青菜。兩個生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出身和經歷，卻在同一大學畢業又以同樣的罪名被逮捕判刑的人，在這個小小的卻充滿自由的斗室里，借着北京名酒蓮花白的助興，無拘無束地回憶着那剛剛逝去的漫漫長夜和甜、酸、苦、辣的往事，大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感嘆！
我們懷念着過去相處中的點點滴滴；懷念着胡大夫對我們的關懷；也懷念着那些同監難友們的死活。沒有悲傷，也沒有憤慨，只有對逝去的一切的親切懷戀—— 一種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對死亡所具有的較之常人相反的心態。在感嘆之餘，仍然深深地為我們共同熟悉的難友的不幸遭遇而惋惜，任宗正就是其中之一。
任宗正是北大法律系畢業的年青人，他因寫了有關法律方面的“黑書”，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判無期徒刑。在我離開自新路看守所前的那幾個月裡，我們幾個關在一起。他父親在美國，母親在北京。每次接見，他母親都來探監，並送些吃的東西給他。他幾次欲送些吃的給我，均因監規之森嚴而告吹。在我六月三日上午離監前的那一刻，他偷偷塞了一包糖果在我隨身攜帶的小包中，說是對我的送別和祝賀。
當聽到葛老講述任宗正在山西獄中，在“文革”時期因所謂的抗拒改造最後被槍決的消息時，我終於忍不住流下了第二次或許又是不該流下的眼淚。記得第一次是父親的死。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在北京申訴的日子裡，常去交道口探望葛老，那時他正在為他的右派與反革命一案的申訴而奔波着。有時也見他在幫鄰居的孩子溫習功課。他的反革命一案的平反早於右派的改正。當一九八二年，從報上獲悉，葛佩琦的“錯劃右派”已得到改正的消息後，我即去信祝賀，並收到了他的回信。現將回信全文抄錄於下，以致紀念。
　強華同學：
　 　你82年12月30日的來信早已收到，因瑣事較多，未能及時奉
復，甚為抱歉！請原諒！
　　 我們是北大同學，請不要以老師相稱。對於我的平反，承你
關注，並賜函祝賀，至為感激！
　　我的問題雖然幾經周折，但終於冤案得到了平反，錯劃得到了
改正，這首先要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英明決策，感謝耀邦
同志的親自過問！
　 　章乃器先生的問題，確已得到改正。其它三人（章、羅、儲）
的問題是否解決尚未得知。補工資問題，在去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
之前，傳說要補；最近聽說，中央辦公廳9號文件規定：“文化大
革命”前的冤假錯案平反後，一律不補發工資。據說錯劃右派的人
也包含在內。如果真是如此，那補工資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很高興地得知你已結婚，而且你的愛人是一位誠懇、正直、天真
的姑娘，這就是你後半生的幸福！希望你們比翼雙飛，為祖國的四化
建設，多作貢獻。 敬　　祝　　　　　　　　　　　
儷 安！
　　 　　　　　　　　　　　　　葛佩琦1983.5.14
住址:北京東城區交道口東大街96號
葛老的回信,我一直珍藏至今。見信如見人。平反後雖二度（一九七九年與一九八八年）見面，但限於經濟原因，均因無照相機而不能合影留念，深以為憾！

幾次會晤葛佩琦先生均未有合影留念。謹以葛老親筆信一封以志紀念！
自一九七九年底告別葛老後，我回上海並任教於上海市具有一百餘年歷史的格致中學。又過了十年，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因市高級職稱評審機構對我的教齡計算發生了不該有的爭議，為此，我赴北大。根據我一九五七年畢業後曾因右派處分而留校工作考查的事實，要求北大出函證明我的教齡應從五七年北大開始計算。在得到了北大的如實證明材料後，我特地至城內張自忠路三號人民大學城內本部拜訪了葛老。幾經周折，終於在諾大的校園內找到了葛老所住的：人民大學宿舍西五院的住宅。
西五院是一排老式平房，處於校園內的僻靜處，環境很幽靜。二居式的住房：內間分隔成前後兩小間，當作書房與臥室，共有二十餘平方米；外間的近大門處是廚房兼飯廳，後面是洗澡衛生間，也有近二十平方米，較之我曾見的東大街九十六號的住處大有天壤之別。
年已七十六歲高齡的葛老，極差的視力雖限制了他的行動，但仍孜孜不倦地在撰寫他的回憶錄。的確，以他的為人、他的組織與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事跡、他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勝利後所從事的共產黨地下工作的經歷以及最後近二十年的無辜關押……著書立說，對歷史是個見證，對世人足以引起反思，對後人即使沒有教誨也頗有啟迪。
政治不是我們的全部興趣所在，而生活瑣事卻是朋友間閒聊的主要內容。葛老告訴我，他現在按高教三級待遇每月退休金二百二、三十元，除了八十元付保姆工資外，每月所剩無幾，有時還入不敷出，大有捉襟見肘之窘迫。在談到他老愛人時，他說，彼此都老了，沒有復婚的必要，彼此常走動走動。他又說，他喜歡靜，一個人居住沒有人打擾他的寫作，是否合在一起等搬了新居後再說。他指的新居，是在校園內離他西五院住宅不遠的、正在動工修建中的職工大樓。告別時，儘管他視力極差、行動不便，仍堅持送我一程，在途中見到了那座規模頗大、尚未竣工的高層建築。
朋友間閒聊本無宗旨，談啊談啊，從生活瑣事又回到了過去和現在的社會狀況。在談及老北大時，葛老對校長胡適於北平解放前夕的離開大陸一事，雖不免有所惋惜，但鑑於這幾十年來知識分子的非常遭遇，他長吁了一聲，說：“或許，胡適的選擇還是對的！”（胡適是老北大的最後一任校長。離開大陸後，他曾於一九五八年出任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去世。——筆者注）那時，正值一九八九年的震撼全國乃至世界的六四風波的前夕，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不可能不影響到一個一生堅持真理、性格戇直而渾厚的長者葛佩琦的情緒，他不無憤慨地說：“早知現在這樣腐敗，當初在東北時，跟着他們（指國民黨軍隊，當時他以少將身份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筆者注）一走也就算了！”
此話很令我愕然，似乎感到不應出自於一個一生經歷過傳奇般坎坷曲折，並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心胸豁達，忍辱負重，剛直不阿，堅信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信念始終不動搖的崇高精神”（見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關於當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鄧力群、朱穆之、呂東、袁寶華、韓天石、劉導生、顧大椿、任繼愈等人士在京深切悼念他們的老戰友葛佩琦去世的報導）的老布爾什維克之口。
以我與葛老的不尋常的忘年之交，追憶此話，絕無對社會公眾輿論對葛老的高度而公正的評價說三道四之意；只是想說，世界上任何人，即使是賢者、聖者，只要不是神，總難免不帶點情緒而活着。否則，馬克思面對那些打着他的旗號而招搖撞騙的人，就不會說：“我決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氣憤話。
此次告別葛老回滬後，一直打算再次去京，將允諾給他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時那些左派人士批判他的文章帶給他，以供他撰寫回憶錄時參考。孰料他竟於一九九二年與世長逝。嗚呼哀哉！生未能再次會晤，死未能專程赴京弔唁，今藉此回憶，以資紀念。君子之交淡如水，葛老在天之靈，定能見諒！
六、赤裸裸去的組織第三政黨未遂的鮑明黔
鮑明黔，這位留着山羊鬍須的古稀老人，在我與葛佩琦同住的監房中也是一位令人難忘的難友。他的罪行很特別，如果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有政治犯這個罪刑稱號，那麼他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政治犯。
據他自己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初期，他和幾個朋友曾上書周總理要求准許他們沿津浦線組織第三政黨。此種純屬不識時務、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極端無知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否決了。他的那幾位朋友並不甘心，帶着已經草擬好的新政黨的綱領與章程跑到海外發表。海外的只能任其自然，而在國內的鮑明黔卻成了他的同夥的替罪羊。這種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裡，看來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就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活動。沒有處以極刑，給他以死刑緩刑二年的制裁，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嚴厲和寬大。一般地說，像這種反革命犯，只要在獄內沒有大的反抗，緩期執行可以延緩下去直至改判。
鮑明黔也屬於胡琪桐大夫的照顧對象，似乎很受胡大夫的敬仰。混熟了，我才知道此人的大有來歷。
抗日戰爭期間，以鮑明黔的曾長期旅居美國，作為一名職業記者的經歷，很引起了當時偽滿州國政府的注意。偽滿一度曾派人至北平，邀請他去東北任偽滿的外交部次長（即副部長）。出於鮑的愛國之心，他不願充當日本人的走狗而藉故謝絕，並留起了長鬚，深居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出於他對新中國民主的自以為是的理解，其從政之心又死灰復燃。其結果，必然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作出了錯誤的選擇。是可悲，抑可笑？
此人很幽默風趣，有時講一些故事供大家消遣。他說，三十年代他在美國當記者時，有一位中國朋友交了一位美國女友。此中國朋友雖身在美國，卻心在“孔孟”，很厭惡美國女友的、那種只有西方人才有的“開放”態度。忍無可忍之下，在一次舞會上，他用槍砰砰兩下擊傷了正在摟着他自己的美國女友大跳其舞的美國男子，幸而沒有死亡。鮑明黔以東方人固有的傳統禮教為他的朋友在法庭上作了辯護。結果，這位朋友按美國的法律判處十四年徒刑。後來，此人關了七年（美國刑期以二十四小時的一天折合刑期二天計算）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如此持槍殺人，只關了七年，不知鮑是否在藉故影射我們這裡的刑“酷”，就不得而知！好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上綱上線還沒有發展到文革時代的頂峰！
“運球”是鮑明黔竭力推崇的鍛煉方法。兩手雙舉，轉動身軀，並一起一伏地運動腹部的肌肉，他稱之為Diaphragm（橫膈膜）。儘管他的不停地“運球”，還有胡大夫對他百般的照顧，還是不能挽救他的老命。長期關押，使他的肝、脾出了問題，致使不停地腹瀉拉屎，最終不得不調出肺結核病房，被轉移至內科重病監房。不久，傳來消息：鮑老先生因不停地腹瀉拉屎而無法衣着，最終光着屁股死去。人，本來就是赤條條地來到這個美麗而充滿誘惑的世界；死亡時能還其本來面目，赤裸裸一絲不掛地回歸自然，何嘗不是一種幸福。比用衣服掩蓋着自己的醜惡體態，並還要竭盡包裝之能事的活着的人，可能更顯得十分灑脫！
七、重病房訣別北大同窗、死囚袁植芬
一九六一年底，正值隆冬嚴寒之際，我的肺結核有惡化的趨勢，整天發燒，下午更甚，咳嗽不停，承胡大夫的照顧，將我調入一樓新開闢的重病號監。此時，我遇到了與我同時調入的袁植芬。
我與袁雖非同案，但雙方案情有着一定的聯繫，在向管理人員說明我們的關係、並作出彼此不接觸的承諾後，我們在此重病監房得以有為時約一個月的相處。而袁老兄也在這裡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旅程。
那時，袁植芬已被判處死緩二年。至今，我對袁植芬的案情和他被處的重刑感到迷惘和困惑！
一九五九年秋冬之交，袁在登上去廣州的火車前被送勞動教養。即使偷渡罪也不至於判死緩。在相處的短短的日子裡，為避眾人耳目，我們之間交談的機會也極為有限。他只是告訴我，由於在勞教所與幾個勞教犯曾商議過越獄逃跑，而至罪上加罪，最終被判死緩。
罪行性質極為嚴重，但又無實際行動，諸如我上文中提及的鮑明黔，槍斃吧，似乎太重；不槍斃吧，又怎能顯示無產階級專政不可侵犯之神聖？死刑緩期二年卻是個絕妙的辦法。以袁的公子哥兒的派頭，手無縛雞之力，企圖殺害關押地的看守人員越獄逃跑，無非是狗急跳牆，想入非非。當然，認定他是為首分子，又是右派分子，按邏輯推理，如同認定我為反革命集團的頭一樣，從嚴懲處似乎理所當然。
平時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袁植芬，在被捕前是個三十歲不到的胖子。被捕後被肺結核、腸結核、骨結核等多種病魔纏身的他，如今瘦得已是皮包骨頭，捲縮在監房靠牆的一角，其慘狀令人心碎！體力的極度衰竭，使他不能也不願多談他被處死緩的原因。此時此地此刻還有什麼可言！我記得，他瞪大着眼睛，用企求原諒的目光向我說：“是我連累了你！”
是的，袁被捕後，他的供詞必然涉及我與他在製藥廠時的共謀偷渡之事；然而，我心中有數，即使沒有他的交代，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的被捕也是必然的事。一九六O年前後，大批右派分子被大躍進的洪流衝進監獄的難道還少？我等只是因所謂的抗拒改造而被捕的無數右派中的一小撮而已。我不抱怨時代，更不會遷怨於同窗。怨天尤人決不是我的本性。
在看守所內，半夜臨危犯人的突然發作，由睡在其旁的同學高聲呼叫“救人！救人！”的求救聲，經常打破監獄內的可怕的寂靜。此種情景，聽多了，看多了，心中不僅不會引起恐怖，相反，卻變得習以為常。犯人脆弱的神經因得到鍛煉而變得堅強，他們無怨無悔地等待着死亡的來臨，或者滿懷信心地去迎接那遙遠的光明，二者必居其一。一切由上蒼安排，聽天由命！
我是幸運的，由於重病號每人約有三十至四十公分寬的鋪位，一天除了窩頭與玉米粥外，還有一頓煮得稀爛的菜湯麵條，我的病情出奇般地得到了穩定。一個月後，我回到了原先的病監。然而，袁植芬卻沒有得救，在我離開了重病房後不到兩個月，終於傳來了袁植芬的噩耗！一個有感於祖國的召喚，放棄香港的優越生活而回歸大陸的青年，就這樣在監獄中草草地結束了他的短暫的一生。留下了給社會、家庭、親朋好友的無比惆悵與遺恨！—— 但在某些人的眼裡，卻省了政府的一顆子彈。
安息吧！我的朋友。願你的靈魂平安地返回香港！
十八年後，即一九七九年夏，我在北大招待所等候改正與平反，那時整個生物系五十餘名右派中，僅存袁植芬與我沒有“右派改正”，更談不上由法院宣布“反革命平反”。等候之餘，我抽空去了城內有名的景山學校，找到了任教的、闊別二十年的袁植芬之妻司徒園。彼此雜亂的閒聊內容，我惟一能始終記得的是：“人都死了，老袁的平反事請不必費心了。我已申請出國，何必再自找麻煩呢？”
說真的，像我這樣還活着的人，為了爭取與常人一樣地活下去，希求像個人樣地站起來，需要“改正與平反”；難道早已命歸黃泉的老袁也需要人世間的那套玩意兒？行將離開令人慾愛不能的祖國的司徒園，看來比我看得更遠、更深。
後來，在我自北大返回上海後，聽說，袁植芬已同樣地被“改正與平反”。
又過了二十年，就是在寫那不堪回首往事的回憶錄的今天，我終於徹底地領悟到：改正與平反純屬多餘。右派也好，左派也罷；反革命也好，革命也罷；只要心中有“佛”，無愧人生，也就足矣！
八、一紙判決定終生
我的在草嵐子時寫的“竹筒倒豆子”和盤托出的供詞，總算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在到自新路後的不到半年，即一九六O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被押送至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是日，極為陰冷。北京冬天的早晨，寒風剌骨。一輛有蓬的大卡車停在看守所大院內。犯人一個個地相繼來到院中，沒有上銬，大家焦慮地等待着。此時，我腦海里忽地浮起了曾經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其中描述那些關押在德國法西斯集中營里的高個子蘇聯戰俘，利用轉移那一瞬間，英勇地幹掉了押解的德國士兵，搶奪了卡車逃跑的情節。奪車逃跑豈不痛快！－可惜，這只是我的一閃念，一個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但卻反映出我的永不磨滅的反抗本性。
過不多久，提着大批手銬的刑警來了。一個人的左手連着另一個人的右手，每兩人一付銬子，共計十二對，二十四人，紛紛登上大卡車。在卡車四周角上，各站着一名精悍的武裝刑警，警戒着站立的犯人。這是我第二次上銬，比起被捕時的味道要好得多。真要感謝他們用的是帶有較長鏈條的老式銬，而不是卡得緊緊的新式銬子。
路上行人稀少，均穿着厚厚的棉皮猴，戴着大大的帽子，他們好奇地望着我們這批衣服單薄而多數沒有戴帽子的犯人，或許他們以為我們這批犯人正在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或別的什麼…… 但我此時卻惦念着早上還未來得及吃上的早飯—— 一碗老玉米粥和早已凍僵的那隻被銬的左手。
自新路看守所至崇文門台基廠的中級人民法院，路程不算遠，一、二十分鐘即可到達。下車後，我們在候審大廳等候開庭，此時刑警已經解放了我們的雙手。候審廳設備不差，中央還有一個絲絲髮響正在燃燒的大火爐。稍後又來了一批犯人，四、五十名犯人，濟濟一堂，熱鬧非凡。法院的門庭若市，反映出年終需要開庭了結的犯人的眾多，也烘托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日益強大與鞏固。
幾個庭同時開審，一批一批進進出出，每次開庭的時間有長有短，不盡相同。大家焦慮地等待着，到了臨近中午送走了已經開過庭的犯人，而我還是等着。好在，中飯沒有忘記我們。俟到吃午飯時，每人分到三個黑呼呼的高粱米窩頭，還有十分美味的三、四根蘿蔔乾。久違了！蘿蔔乾，即使你其貌不揚，我還是深深的愛你。三根蘿蔔乾足已彌補那頓早餐的損失，因為它喚起了人間還有鮮味在的直覺。下午約三時，開庭審理輪到了我。
從強迫我在逮捕證上蓋指印，我高聲叫着“我要公開開庭，我要辯論……”的那時刻開始，所夢寐以求的開庭終於變成了現實。希特勒製造的國會縱火案，開庭時社會民主黨人季米特洛夫的公開辯護，像幽靈一般地在我腦海中徘徊蕩漾。如果是公開審理，那麼這一次不可多得的機會，我將利用它反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對我的指控，以捍衛我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權利。就在此刻，一個意想不到的熟人在我面前出現，他就是草嵐子看守所對我預審的審訊員。他似乎很洞察我的心思，在開庭前一刻，對我進行最後的“忠告”：“你應當老老實實地在法庭上供認一切。如果你翻供，那有你好看的！”是他心虛，再次恫嚇？還是出於他對我的憐憫，而作最後的關照？我心中有數，自不必多言。好漢不吃眼前虧，事到如今只有認賬，阿Q精神再次使我清醒。
當我被法警押入法庭時，空蕩蕩的法庭更打消了我準備高談闊論地反駁指控的想法。即使我有勇氣、有口才，我的高談闊論說給誰聽？對牛彈琴，尚且還有牛聽。現在除了審判桌上坐着的法官、書記員、檢察官和所謂的兩名人民陪審員外，既無旁聽席、更無旁聽人的空蕩蕩的大廳，真可謂空無一人，空無一物；有的只是站在大廳中央的身穿破棉襖、骨瘦如柴的我和那個站在門口警戒的一名法警。
姓名、年齡、籍貫、捕前職業……一連串的驗明正身的法定問話之後，接着由檢察官宣讀了對我的起訴書。之後，法官緊接着一次又一次地要我重述起訴書中的對我指控的內容，以作為我的當堂供認。庭審十分順利，有問必答，有答必實（按起訴的內容，按草嵐子審訊員剛才對我的囑咐）。大約不到一小時，就完成了對我這一件重大反革命宣傳並叛國投敵大案的全部庭審。我真怕拖延時間，回自新路看守所晚了，我那頓晚飯會不會再像早飯一樣成為泡影！
那時距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足足已有十二個年頭，距五四憲法的頒布也有六、七年了，在“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口號下，在首都的一個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開庭審理過程中，並沒有見到能為我如此罪孽深重的人進行辯護的一名律師，更不用說有公開審理的一名旁聽者出席。我享受了一次陽光制度下的非陽光審判。
沒有辯護的指控，不可能有法庭的真正開庭；沒有被指控人的辯護，也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如此開庭，豈不令人深思！
當最後一批犯人開庭結束，集體押送回看守所時，晚飯早已開過。留在盆中冰冷的殘粥，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怎麼都刮不到規定的兩碗。算我倒霉，又損失了半碗稀粥。
從延安時代就提出的“精兵簡政”確實大有成效。我的反革命案，只須一審已顯足夠。又過了一年余，在一九六二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我收到了法院對我的判決。這次，當然無需開庭，只是叫我到看守所的辦公室，將那幾頁用最廉價的草紙般的紙打印成的判決書塞給了我。而在那莊嚴的判決書上，有關年齡的打印字上還有用鋼筆作的塗改。現將此判決書，按原件抄錄於下：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
　　　　　　　　　　（60）中刑　反字第1205號
公訴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　張友儉
被告人：張強華，又名唐強東，男，25歲，上海市人，家庭出身
舊官僚，本人成份學生，漢族，大學文化程度，捕前住北京製藥
廠分廠職工宿舍。被告自幼讀書，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因在揭
露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犯立場錯誤，於1956年被開除共青團團
籍，1957年乘黨整風之機向党進攻成為右派，後在北京製藥廠監
督勞動至1960年4月30日因犯反革命罪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趙樹范，又名趙樹林，男，26歲，河北省天津市人，家
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大學文化程度，漢族，捕前住北
京製藥廠赦孤堂宿舍……（筆者從略）
被告人：王又羋，男，25歲，江蘇省南匯縣下沙鎮人，家庭出身
自由職業，本人成份學生，漢族，大學文化程度，捕前住北京制
藥廠赦孤堂宿舍……（筆者從略）
　　 本院於1960年12月30日公開審理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
（60）京檢分反起字第486號公訴的張強華、趙樹范、王又羋反革
命一案，業經審理終結，查明各被告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張強華，1955年其父因犯反革命罪被鎮壓後，即對黨懷
恨在心，1957年乘黨整風之際猖狂向党進攻，張貼反動大字報惡毒
的誣衊我黨，並勾結右派分子出刊、散發反動刊物“春雷”等。成
為右派後，對黨更加仇視，在監督勞動期間仍堅持反動立場，1958
年3月即與在北京製藥廠勞動的反動分子陳嗣麟勾結在一起，曾多
次密謀偷越國境逃往香港，同時又糾合被告趙樹范、王又羋及在制
藥廠勞動考察的右派分子沈志庸、徐鴻年等人組成反革命集團。
1958年，被告張強華又與在製藥廠勞動考察的右派分子袁植芬
（已法辦）相互勾結，曾先後將被告趙樹范、王又羋及反動分子陳
嗣麟介紹給袁，並多次秘密集會陰謀偷越國境。被告張強華、趙樹
范、王又羋還積極為袁逃往香港出謀劃策，決定由袁偷越到香港，
然後再由袁設法將被告張強華、趙樹范、王又羋帶到香港背叛祖國。
為此，被告趙樹范還為袁植芬買好了到廣州的火車票。
　　此外，被告張強華、趙樹范、王又羋經常在右派分子中散布反
動言論說：“右派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光榮偉大的”。誣衊我新社
會“比奴隸社會還壞”，“對人剝削史無前例”。惡毒的攻擊我黨領導
“比希特勒統治還厲害”等等，其反動氣焰極為囂張。
各被告以上罪行，有撿舉材料和同案犯口供材料在案證實，足
資認定。
　　查被告張強華、趙樹范、王又羋立場極端反動，仇視社會主義
制度，誣衊攻擊黨的領導，成為右派後，仍堅持反動立場，繼續進
行反革命活動，以被告張強華為首勾結趙樹范、王又羋等組織反革
命集團密謀偷越國境，背叛祖國，已構成反革命罪，應予從嚴懲處，
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一條、第七條二款及
第十七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張強華犯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十五年（刑期自1960年4月30
日起至1975年4月29日止）。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被告趙樹范犯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十二年（刑期自1960年4月30
日起算至1972年4月29日止），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被告王又羋犯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八年（刑期自1960年4月30
日起算至1968年4月29日止），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如不服本判決，於接到判決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院長　　王良
　　　　　　　　　　　　 審判員　孟力
　　　　　　　　　 人民陪審員　劉國治
　　　　　　　　　　　　 人民陪審員　廉大振
1962年3月28日
　　　　　　　　　　　　　　 書記員　謝宏英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印章）

遲到了二十年的無需更多理由的宣告“無罪”覆審判決書

一紙判決，使我白吃了十五年的官司和五年的強制勞動（皖南白茅嶺勞改農場）；一紙判決，又使我重見天日恢復自由，足見法律的神聖與莊嚴；更告誡人們：一個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法律體系與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是何等的休戚相關啊！
2000年中國人事出版社出版的、由國家人事部專家服務中心所編輯的《中國專家大字典》第八卷第1445頁有關我的主要貢獻中記載着“1957年在北京大學時曾主編過校內刊物《春雷》小報，有過一定的影響”，四十年前的罪行，變成了今天的主要貢獻，真乃天翻地覆滄海變成桑田。
時代在前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正在滌盪着一切污泥濁水。一九七九年的再判是對一九六二年判決的徹底否定，就是明證。
按對我的判決所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頒布)的第七條二款：“解放後組織或參加反革命特務或間諜組織者”可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五年以上徒刑”；第十一條“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處五年以上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第十七條“犯本條例之罪者，得剝奪其政治權利。並得沒收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除了我這個窮光蛋沒有財產可以沒收外，我仍然要感謝六十年代的可尊敬的法官和那些掛着陪審員頭銜的人民陪審員，他們沒有按判決書上所說的“從嚴懲處”將我處以死刑，而留下了我這條狗命；否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政府對我的平反只能是為我招魂了！
九、“衣錦榮歸”故里
一九六二年三月份的判決，使我的身份從未決犯轉變為已決犯，從此可以享受一個名副其實的犯人的待遇：參加勞動、寫信給家屬和接見家屬等，其中對長期未決的犯人，接見家屬是頭等大事；而對我來說，接見家屬固然重要，但外送勞改，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則是最擔心和可怕的事。如果一旦送往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與上海相隔十萬八千里，接見將成為不可能。為此，我寫信給母親，請她前來北京，探望我這個忠孝不全的兒子。
我母親，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在經歷了我那歷史反革命父親的被鎮壓後，接連着的是我的劃右、被捕和於建國前投奔革命的我哥哥被黨內以階級異己分子罪名的清洗等一連串的打擊，如今，她又將面對第二個兒子判處十五年徒刑所給她的再次打擊。她—— ¬一個善良的中國傳統婦女能忍受得了嗎？死離不如生別，乘此還活着的時候，見一次面吧！免得彼此終身遺恨。我焦慮地等候着母親的回覆。
就在此時，一個喜訊來臨了！
在一次例行的檢查病情時，乘着盥洗室無人，胡琪桐大夫對我說：“最近將有一次大調動，有大批的犯人將送興凱湖勞改，名單中有你。”我聽後大驚失色。但他不無得意地說：“你放心，我已將你的情況報了上去，說你的病情無法忍受那裡的氣候條件，如送去那裡，很可能會死掉。”接着他又說：“最近還有一批人保外就醫，你上海有家人，他們如能接納你，你保外就醫的可能較性大。關鍵在於你家人對你的態度。”
胡大夫向我透露上述信息的時間，約在一九六二年的四月上旬。監獄為什麼在準備押送犯人去興凱湖勞改的同時，又有保外釋放一批犯人的舉措呢？其原因與當時的政治氣候的轉暖有着密切的關聯。
“一九六二年，由於‘大躍進’的受挫，中共中央於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引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此後，朱德、陳雲、劉少奇都作了相應的發言。陳毅老總對知識分子更說了“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引自《反右派始末》）……可見，政治氣候的暖風也吹進了監獄。
不久，胡大夫又借查病時的方便，將他上報我的病情向我作了詳細的介紹，囑咐我在上面（指監獄當局）向我當面詢問時，務必按他所說的那樣“如實”回答。如果說，過去那段時期我得到胡大夫的關懷只是在醫療和生活上的明的照顧；那麼，這一次則是在政治上的暗中相助。胡大夫的行動促成了我的保外就醫。我沒齒難忘：這三年保外就醫給了我長期牢獄生涯的一個喘息機會。如果沒有此次保外，我很可能會病死在興凱湖或其它什麼勞改場所。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這個令我一生難忘的日子的早上，帶着依依惜別之情，告別了同監房的難友，特別是朝夕相處多時的校友葛佩琦和任宗正。他們因判無期徒刑不能享受有期徒刑犯的保外就醫待遇。自新路，對我而言是個吉利的名字，在此我獲得了“假釋”的新生。
在監獄辦公室，管理員給我辦完了出監的“假釋”手續，發回了我寄存的物品：少量人民幣、手錶、小刀等物。此時，監獄當局向我約法三章：（一）不准向外談論監獄內情況；（二）不准在車上亂說亂動；（三）回家後，要遵紀守法，服從地方政府的管教。大件行李已於昨日託運，我隨身只帶小包一個，輕裝登上了那輛沒有任何標誌的黑色小汽車。
我沒有帶銬子，與常人一般，只是座位前和身旁多了兩位押送人員：一位穿着便服夾着公文包的幹部和另一位着黃色軍便服而不帶武器的軍人。坐着平時難得一坐的轎車（那時出租車極少，更無私人轎車），在車上東張西望地瀏覽着京城街頭的景色，憧憬着不久將來的自由生活，心中自有說不盡的高興。汽車風馳電掣般地直駛北京新車站，不多一會，就下車進站。
當時的新車站，從進門到候車室，因無現在的電動樓梯，旅客只得步行拾級登上。為了保證病號的安全與健康，那位夾公文包的幹部以送病號為由，要求開啟升降電梯將我送至二樓。他是嚴格地執行着有關護送病犯的管理制度的，對此，我不免有所觸動。
在火車上，我被安置在最頂上的一個臥鋪，下面兩個鋪位供他們輪流地休息，以便對我進行全天候的監視。當用餐時，他們也輪流上餐車。用餐，我則不用擔心，因為在離看守所登車前，監獄大夥房送來了一包約有二斤重的烘乾的饅頭片和一小包醃製的疙瘩菜（南方稱大頭菜）。我躺在那沒有睡具的光禿的硬臥鋪上，喝着那位幹部給我付了伍角錢的茶水，就着咸疙瘩菜啃着干饅頭片，很感逍遙自在。對面鋪上的一位先生，見我如此奇特，好意地遞上一小包糕點，被我婉言謝絕。豈不知，我在車上是不能跟任何人接觸的。我豈敢忘了臨行時的約法三章！
我非常知趣，三十小時左右（那時的普快很慢）的旅途沒有下過鋪，除了幾次小便和一次大便。在徵得了他們同意後，由穿軍便服的軍人陪同去廁所。廁所門是不准關閉的， 必須半開着， 那位軍人在門口守着以阻止別人對我的打擾
——當然是防止我從廁所跳窗逃跑或自殺……“方便”還要有人護駕，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享受了首長級的待遇。
要是沒有那個跟班，沒有我只有一塊鏡片的眼鏡（另一片早就在看守所中摔碎了），我那常人的衣着與出監前特地為我修剪過的長髮與鬍子，誰能看出這個孱弱瘦小的年青人卻是一個被認定為叛國投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兇惡敵人？
次日，到達了久違的家鄉——上海。他們給我提取了託運的行李，又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將我送至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在市局內的庭心中，軍人陪我等了好半天，才見那位去聯繫的幹部回來，說是市局不接納，要直接送分局。那位軍人提出要僱人力三輪車送我，被幹部否決後，打電話要了一輛汽車，把我徑直送往位於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靜安寺分局。
在靜安分局的治保科里，我與一些類似小偷小摸的人關在一起。那些小偷小摸議論着我，他們很以為我也是他們的同類。交接手續辦完，兩位大功告成的護送者離去時，囑我等候分局的安排。我心中想：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兩位可別忘了好好地遊覽遊覽，以不虛此行。
又一小時過去了，姍姍來遲的母親終於在居委會幹部的陪同下來到分局。在一張擔保書上，母親作了如果我一旦逃跑，將由她負全部法律責任的承諾並簽名畫押後，我總算隨着母親回到了自己的家。母親在擔保書上簽字時，苦着臉自言自語：“好好一個人，被弄得這樣，還能逃跑？”。她老人家的那種欲說無言、欲怒不敢的無可奈何的神情，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次日清晨，專管我家所在地段的戶籍警及時登門“拜訪”了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敵。囑我母親立刻將我送往他事先早就了解到可以接納我的上海郊縣川沙的外祖母家，不允許有更多的時間在上海逗留，以免影響治安。我因旅途的顛簸又發燒起來，經母親央求後，才同意我這個瘟神在家小住一星期。
一星期後，母親陪同我來到久別的外祖母家。從此，開始了我長達三年半的流放生活。
三個月後，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著名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上，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剛回暖還不到一年的政治氣候又突然轉寒，政治寒流又一次襲擊着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此時，我額手慶幸：上蒼對我的保佑，使我及時地脫離了監獄的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