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上访住招待所的还有一些历年来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如1964年与郭沫若之子一同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哲学系学生曹天予。此人系七十年代末被上海媒体广为推崇的、上海南市区一位在极端艰苦条件（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病死狱中，母亲为收入低微的街道工厂工人）下自学成才，最终成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员的曹南薇女士的哥哥。他的经历颇令人惊喜不已！
曹天予被打成反动学生后，被迫离校回沪。在沪期间，由于“胡说八道”，矛头直指当时伟大领袖的亲密无间的战友林彪而被捕入狱。他风趣地说，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一页，是他曾陪绑死刑。他说：“在监狱中死刑下达之前，我被验明正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捕前地址、指纹……凡是一切足以判别被执行者身份的各项参数均需确凿无误外，还留下了血型记录。”
接着，他又表情严肃地说：“判处死刑是否得当，那是一回事；但死刑的被执行者，那是千万不能丝毫出差错的。此时，不仅执法行刑部门，即使连我本人都需要有个对自己的确认、确认、再确认的过程。”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别人和我自己，对我这个具体的人的一次最具体的肯定！”他的话里，使人嗅到了浓厚的哲学气味。
“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我很难说清当时的感受，反正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当枪声一响，我头脑似乎一片空白，转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倒下，也不感疼痛，似乎尚有知觉。难道死，就是这个状态——只不过来了一个宇宙空间中位置的转换……”不愧为哲学系的高材生，他所说的有关生死时空转换的哲理，再往下听，我就陷入了迷惘不解之中。
“我没有死，在宇宙空间的位置也没有变，仍然牢牢地钉在这个地球的表面！”
“要是没有林彪自我爆炸的及时，恐怕我的这颗脑袋就在这次行刑中被爆炸掉了！”
三年后，他释放出狱，返回南市区的家中。从此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严厉管制。
八十年代末，我曾在《参考消息》中，见到有关曹天予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报导。看来，他的一家人的智商之高，异乎寻常！

二、申诉中的易与难
北大所划约千余名右派中的绝大部分，在平反、改正的东风中，都早已吹掉了帽子；而且都已被平反改正。在生物系的五十余名右派中，也仅存下了我和早已在狱中命归黄泉的袁植芬两人，尚未改正。从负责落实政策的系党总支副书记吴采宏处得悉，问题的症结在于总支内的几个委员都是当年划我右派的人。要想当年的当事人，低头认错，谈何容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尚活着的我，当然要找系里评理。
斯大林时代的滥杀无辜，文革时代的颠倒黑白，无一不是随着这种时代的告终而结束。没有中国现代史上的疯狂年代的主宰者的谢世，就不可能迎来使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光辉时代。一个具有“阶级仇恨的、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要让这些当年划我右派的同窗来给我改正，无异于缘木求鱼。生物系内当权的昔时同窗，并没有紧跟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他们的“凡是”思想，仍然阻挠着对我划右的改正。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猛刮的平反纠错之风，使得法院大大地早于北大生物系内的某些当权者闻风而动了。 在向北大提出“右派”一案的申诉的同时，我也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反革命”一案的申诉。我的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被保存下来的“判决书”得到了法院接待员的高度重视。接待员在阅读判决书后，拍案惊呼：“天下竟有这样的判决！”我的申诉很快被法院受理，并得到了迅速的处理。
法院的闻风而动，并非偶然。一九五七年时的反右，全国各地的法院是重灾户；不仅法院如此，全国的法学界也是如此。法院的不少法官和法学研究者被划为右派，连北大法律系中的不少学生也都难以逃脱厄运。上至当时的中国政法学会主任、律师谭惕吾，北大教授、法学家王铁崖，上海的名律师李国机；下至如我的难友上海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朱德顺和法律系同学魏巍、李绍林等的一大批与法律有关的人士的划为右派都足以佐证。他们洞察中国社会法制的不健全及其带来的弊病，对改革中国司法制度有着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最为拥护中央的平反改正这一措施。当时，一位曾因被错划为右派而在青海劳改，平反后回北京法院工作的、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校友说过：“凡是因右派而升级为反革命的案件，在我手中将一律予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舍此，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与良心。”的确如此，我的 “反案”的复审员，几次接待中都明确表示，我的复审判决的迟迟不能作出，关键在于：在程序上被北大的对右派改正的拖拉所卡住。他说：“树有根，水有源；冤有头，债有主。法院认定你犯反革命罪的主要依据是北大对你的所划右派。因此，在复审作出无罪判决之前，必须先由北大作出‘错划’的结论。”法院的如此说法，或许有推卸他们对我原判的责任之嫌，但提出“程序”上的需要并非无理。在向法院申诉过程中，惊喜地遇到了阔别近二十年、也在向法院提出申诉的葛佩琦和郁飞。他们在第四、五篇章中已有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鉴于法院的不断对北大的催促，与生物系内胡寿文、吴采宏等人的力排众议，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底，对我作了“错划改正”的结论；而法院也于九月初下达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复审判决。一场历时二十二年的冤案，在东风化雨的顷刻间得到解决。历史演变中的这种“突变”，犹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戈尔巴乔夫一夜玩完了七十多岁的苏联，实非我等熟读达尔文进化论的学子所能解释！
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中的两位“同案犯”：赵树范，平反后回北京制药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仍被聘为由原北京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双鹤药业股份公司的高级顾问；而王又芈，据当时的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位干部说，王出狱后因患精神病，有杀人狂想症，家人只得将他送公安部门强制收容；平反后，北大拟送他去疗养院给以治疗。一个北大的学量子物理的高材生，年纪轻轻，竟被劳改得成疯痴，只有天知道！苍天让他丧失理智，比起我等清醒而苟活的人，何尝不是一种福份！
复审判决与原判的全文，均在“我的自新”的篇章中已有所交代，这里不再赘述。但北大对我“错划改正”的决定，不妨全文抄录于下，以供读者一睹：
对张强华同志一九五七年
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张强华（又名唐强东），男，一九三五年十月生，上海
市人， 家庭出身旧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原为生物系植
物生理专业一九五三级学生。
一九五七年张强华同志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并予以劳动考察二年的处分。
现根据一九七八年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
共中央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的规
定，进行了复查。认为张强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错
误言论，但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
此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劳
动考察二年的处分。关于工作安排、工龄计算和工
资待遇等问题，按照中央五部统发文 （1979） 第
143号文件规定办理。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这份改正结论，给我留下了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有错误言论”的尾巴。看来，非如此，不足以反映出“家庭出身旧官僚”的反动阶级带给我的难以消除的烙印。一场“官司”，各打五十大板，就此告终。
直至一九八四年，在我任教于上海格致中学时，又收到了一份由学校人事部门转给我的“改正决定”。现也全文抄录于下：

对张强华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划
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张强华（又名唐强东），男，原为北大生物系植物生理专
业53级学生。
一九五七年张强华同志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劳
动考察二年的处分。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
中央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的规定， 对张强华
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
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劳动考察二年处分。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复查所作的原“改正决定”予以
撤销。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公章）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的五年中，“两个凡是”销声匿迹了，“四人帮”被判了刑，继承“五四宪法”精神的“八二宪法”问世了，“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从旧模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我也被割除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有错误言论”的尾巴，从此无需夹着尾巴做人了。“直立猿人”变成了“真人”。
一九八四年的“再复查”一事，足证中共中央对平反、改正一事的仔细、认真与负责。为此所化的大量的时间、物力与人力，也足以使人钦佩。要是没有这几十年来的时而发热、时而冷却、时而疯狂、时而沉静的忽左忽右的反复折腾，使全国人民陷于惶恐不可终日的境地，一个现代史上极其宝贵的时光——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期，就不会这么白白地耗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就真的赶超了英国？也就在这个时期，东南亚地区却在“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夹缝中获得了大发展，甚至出现了韩国、香港等这样的四小龙。对此，长期受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教诲的人，追悔莫及的心情可想而知! 而我这个学海中的小卒，也同样深感因碌碌无为而愧对师尊与国家。弃我去者，昨日之日虽不可留；然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应多珍惜。在此“以法治国”的大好今天，愿与世人共勉之。
无论是北京法院的判决与再判决，还是北大的复查与再复查，都一致认定我为北大五三级学生。北大鉴于我五七年划右之后，曾以毕业生资格留校考察工作过一段时期，为此，于一九八八年又给了我如下证明：

证明
张强华同志系我系一九五七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
作，带学生上实验课及实验室管理工作，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到
北京制药厂之前，共从事教学工作半年多，特此证明。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党委（公章）

1988.7.29

我总算被列入北大的教师队伍，为我黯然失色的脸上添上了一点光彩。但在北大百年校庆的生物系的纪念册中，所载的历年在系工作过的教职员名单中仍然没有我的名字。对此，我并不介意。一纸证明，心意已到，足矣！
三、西单民主墙、纪念堂与八达岭
在北大招待所等待改正、平反的半年中，虽有由此引起的种种焦虑和烦恼，但仍不失为我一生中最心旷神怡的日子；悠闲自得之心情，难以言表。一个长期处于被专政的阴影笼罩下，失去自由长达二十年的人，一旦象飞出牢笼的鸟儿，其鸣、其唱、其舞，非常人所能体察。在此期间，我重逢了难友葛佩琦与郁达夫之子郁飞，并常去交道口东大街96号葛佩琦的十平方的陋室闲聊。那时，他尚未平反，正在不断地书写着他的申诉材料，或忙于帮助四合院内的邻居孩子温习功课，邻居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同时，我又结交了来北大上访的另外一些人，其中一位来自陕西的、曾在驻中南海负责保卫中央首脑的8341部队服役过的战士，他讲了不少有趣的故事。他此次来北大上访，是为他曾在文革中以军宣队员的身份入驻北大，而后被开除的事提出申诉。
这位战士名叫鱼金龙。他不仅有北大文革的经历，而且对反右派事件也很感兴趣，我的那本一九五七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提到我与《春雷》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使他百看不厌，并把它转借给了当时他在北京的部队战友。那时，自一九七八年开始汹涌来京上访的人群都聚集在西单入口向东延伸至电报大楼一带，首都电影院对面的广场上。一层又一层、一批又一批、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用绳子串挂起来的大小字报，吸引着我与鱼金龙去浏览与拜读。
人山人海的上访者，他们聚集在这个广场上，白天张榜示众，晚上就地而卧，甚至搭起帐篷，堪称鳞次栉比，人声喧哗，简直可以与昔日的庙会相媲美。其中张贴的内容，有残废军人的呼吁，有遣送返乡工人的申诉，有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中受迫害者的控诉，也有对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讨论，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它可说是平反呼声中的一个强音，唤醒了人们的理性与良知。经历了长期被压抑的人们，一旦所迸发出的吼声，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而也受到了正在致力于拨乱反正的政府的重视。为此，在西单入口处的广场上竖立了邓小平的有名的“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原则”的碑文，为上访的人群与观看的人们，作为儆示与引导。当然，这个碑文对活跃于西单民主墙、后来被捕、现今流亡国外的工人出身的魏京生等人，其儆示作用或许更大。
此位曾是“8341”部队的战士的鱼金龙，介绍他在中南海驻守时的所见所闻，大开了我等草民的眼界。他说，一九六八年刘少奇被定为“工贼、内奸”时，正在中南海花园中听广播的刘少奇怒气冲天、情不自禁地将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猛摔于地。他又风趣地说：“8341这个数字，‘83’正好是毛主席的寿限，而‘41’又正是他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掌权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的执政年数。如此巧合，莫非天意！”一代天骄的在位年数，难道上苍早有安排？
在招待所里上访的人中，只有鱼金龙一人亲眼目睹过北大在“文革”中的悲壮场面。对那个常来招待所给大家免费理发的工人师傅，鱼金龙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他，当年他可是北大革委会的副主任。别看他现在嘻皮笑脸的样子，那时可是个道道地地的刽子手，他曾用竹针插入牛鬼蛇神的指甲缝里呢！”爬到台上，耀武扬威；滚到台下，低头哈腰。时势造英雄，就造出了这么个丑八怪，莫非这个时代吃错了药？
这位鱼金龙，行动的灵活诚如其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往往单独外出，回招待所后讲述他在西单广场的所见所闻，其中还有他的在上访人群中的鱼与龙的邂逅相遇。据他自己说，他与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女士一见如故，甚而可说是一见钟情。这就是人与人的一种缘分吧！所谓，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逢，大概他与她就属于这种类型。之后，他 终于不告而别，可能跟随他的邂逅的知己去了东北。至于他上访的结果，则不得而知。人世间的利害纷争，比起爱情的追求 ，又能算什么！愿“上访”化作的丘比特之箭把他俩紧紧地拴在一起，比翼双飞，白头偕老。

（笔者与鱼金龙的合影）
曾是“8341”部队战士的鱼金龙（左），游到东北后，生活可幸福美满？

尽管那时矗立在北京各处的那些粗制滥造的毛主席巨大塑像，在批判“四人帮”以及“个人崇拜”的热浪中纷纷拆除，据说，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甚至用起重机吊起巨大石像而将其倾倒于门头沟山坳之中；但在学校的招待下，还是特地组织我们这批平反的人去了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以瞻仰这位伟人的遗容。
是日，烈日当空，在纪念堂的广场上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得两人一排列成纵队鱼贯而入。当进入前堂正对巨大的伟人塑像，需兵分左右两路进入后厅瞻仰遗容时，以风趣幽默出名的、那位与我同排的右派仁兄忽地对我说：“我们是右派，决不能从左侧绕过去观看。否则，他老人家是要生气的！”由于瞻仰历史人物所养成的肃穆、专注的习惯，我无暇顾及他的笑话而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之中。
忆当年，一九五四与五五两年的“十一”大游行，在北大队伍通过天安门时，都远远地望见了伟大领袖检阅时的高大雄伟的形象；如今，他老人家已静静地仰卧在水晶棺木之中，正凝视着这批本无资格前来瞻仰的我们。在一片庄严肃静中，紧靠背后的不知哪位蓦地低语了一声：“楚平王”。没有引起瞻仰人群的注意，即使听到也不以为然。因为这里没有伍子胥，只有对朝廷忠贞不二、却被宫刑了的司马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数月后，我自京返沪途中，还特地专程拜谒了南京的中山陵。
去了纪念堂，也就少不了去明十三陵一游。去看看古代帝王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所建筑成的与世共存的陵墓。古埃及长老的金字塔、秦始皇乃至十三个明朝皇帝的陵墓当然值得万古长存，因为这是千万劳动人民用血汗乃至生命缔造出来的历史的见证；然而，躺在里面的“人”，却不一定都能得到万古长存的安宁。那个用了一生时间精心营造的明“万历”帝的“永乐”窝——定陵，不是从阴暗、封闭的深处被全部挖了出来，作了个彻底的大爆光？秦始皇墓穴的大白于天下，看来为时也不会太久（注：秦陵虽已开发，但始皇帝的墓穴还未找到）。硬挤进列宁墓的斯大林，却早就被撵了出去。而真正能万古长青的是长城。绵延万里，历尽沧桑，至今虽已残缺不全，然而它的与日俱增的历史光辉永远照亮着中华大地。
我曾数度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在青龙桥瞻仰一代巨匠詹天佑铜像；在长城上尽情奔跑，抚摸着它的每一块砖石，给我以力量与生机。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我再去八达岭，这是长城有史以来让人们自由参观的最后一刻。是年十月一日起，它将纳入商业游览的范围而征收门票，据说是人民币一角。十年后的一九八八年，我又去了八达岭，化了一元门票，如今不知该是几何？而我这样的穷鬼，又不知能否游览得起？

明天八达岭长城要收门票人民币一角了，我拣了个便宜。（摄于1979年9月30号）

四、无花空折枝
春光明媚的五月赴京，这时已是北方严寒隆冬来临之际，要做的事都已办妥，我该回上海了。学业荒废了整整二十年，本着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想法，我谢绝了北大我师梅镇安教授为我向浙江农学院的推荐以及上海农科所与上海农学院的邀请，进入了上海的、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格致中学。这所由前清布衣徐寿与王滔两位学者创办的格致书院成了我长期颠沛流离后的最后归宿。在此完成了我的余愿，诚如出版于英国剑桥的《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INTELLECTUALS》第十一版1995/96 中有关对我的介绍：“悲惨的命运并没有使他沮丧，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去追求民主的发展与法制的健全。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中等教育，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青少年一代。”

“WHO`S WHO”一书及书中有关对笔者的介绍　

在教学上，我没有因循守旧、循规蹈矩，而是以我固有的思维方法去引导我的学生。譬如，在高中生物涉及“人口”一章时，有重点地介绍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学说，推崇了象周恩来那样的致力于革命而甘于绝后的精神，也谴责了那种愚昧无知而狂生滥养的人士。如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他无视自己的身患癌症，一心扑在改变河南省兰考县人民的贫苦命运的事业上，值得世人颂扬。然而，他忽视、甚至无知，正是他那样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可怕阻力与造成贫穷落后的一大因素。焦裕禄的一生，在他领导兰考县人民向天斗、向地争的同时，却不无遗憾地生下了六个子女。光地大而物不博的我国，能忍受得了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吗？诸如此类的在讲课中的直言不讳在此不一一列举。我的所以如此授课，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不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而人云亦云。我常记住少年时父亲教我《论语》中的一段话：“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又“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我以为，至圣先师的话，值得作为我教书与做人的守则。
一个没有真正执教过的、半辈子虚度光阴的我，在格致老教师的帮助下，终于成为一名学生喜爱的教师。我也感谢当时的校长与开明的中共校支部书记在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震撼全国乃至世界的风波中，为我的随学生上街游行的行为，作了客观而无成见的评述，使我得以安然无恙。而我更感谢全体格致同仁对我在教学上的不拘小节给以宽容、理解与支持，使我得以完成了如在全校大会上的告别中所说的：“一个过去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赢得了长达十五年的时机，实现了以自己的教学思想去教育我国青少年一代的心愿。”如是，已足慰平生矣！

格致中学全体高级教师合影（后排右一为笔者）

格致中学教研组长合影（前排左一为笔者）

以上两幅照片均选自上海市格致中学建校115周年（1874-1989）纪念册

为了保证我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使我能从容地从事我本不熟悉的教学事业，最后还得深深地向一九八一年与我结婚的彭继红女士致谢。她，一个因受“文革”的干扰而未能圆上大学梦的姑娘，其为人的豁达，处事的大方，脱俗而平凡的生活准则，虽比我年轻一轮，仍使我深感不如。她虽无多大才能，然而我却从她身上仿佛体会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合时宜的那个古训。
曾记得，在一九八一年我俩结婚前后，她常谑笑我去市委统战部打听右派补发工资之事。我对补发二十二年工资一事耿耿于怀，她却颇不以为然。那时位于南京西路722号、靠近青海路、临近原新华电影院处的市委统战部（ 后来此处为联谊俱乐部，现今大门紧闭，门口已无任何标志），每星期五上午均接待我们这些平反、改正之士。日子久了，去统战部要求接待的人渐渐少了，但在门口附近却经常聚集着一批人，三五成群凑在一起，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各种有关补发改正右派二十二年工资的小道新闻。一度盛传着中央有关此事落实的文件都已准备就绪，只等颁布和发钱了。为此，一九八0年的全国那次百分之四名额的调整工资，学校领导传出口讯，因即将落实补发工资，我将获得近一、二万元的巨款而不予考虑我的这区区一级工资的提升。这次工资的不普遍调整对所有长达近一、二十年未提升工资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他们翘首以待的心情可想而知。听说，某单位一司机因没有轮到这次工资调整，一气之下，竟把坐有单位领导人的汽车开到了沟里。几十万名改正的右派日夜盼望的补发工资，终因据说是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大约需四十亿元的这笔补偿金而被搁浅。我等改正右派都吃了一个空心汤团。至今又二十多年过去了，此事还是没有下文！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还能回来吗？那时在文革中蒙冤者不论是已死的，还是尚活着的，除了平反昭雪外，均获得了经济上的补偿（补发工资等）；而几乎所有平反改正的右派只获得了少至几百元（我先后三次共计领到补助金七百五十元），多至一、两千元的生活补助金。为此，我常被局外人，包括亲朋好友乃至学校同事，误认为是“万元户”。那时口袋里实实在在揣着一万元人民币的“万元户”，在人群中的稀罕程度，恐怕近似现在的“百万元户”。我的不如她的豁达，也每每因自己的黄粱美梦而自觉可笑！
我们没有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将有愧于民族的繁衍和祖宗的继嗣。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儿子所说：“爸爸，爸爸，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做右派！”的一句天真的话中，感悟到右派的后继有人，无需我这个蹩脚右派替古人担忧。当然，牧马人的儿子所谓的右派，不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右派，而是象牧马人那样处逆境而不倒下的正直的人。

总算有幸留影于母校北大百年华诞的前夕（摄于1998.5.3）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而隐感绝后之痛。不免想起了唐诗三百首中，一直被编者放在篇末、似有不登大雅之堂之嫌的那首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我一介寒士，一生贫困无金缕衣可惜，但错失大好少年时光，怎能怨我？待到山花烂漫时，那时已年近五旬，垂垂老矣，还有什么花 —— 是学术的桂冠，还是满堂子孙的天伦可去追求？空折枝，折空枝，折又奈何？不如不折！

2003年秋，张强华完稿于上海.四平方陋室之中

后 记

乘着我的那一只尚算明亮的眼睛还能辨认字迹之际，赶在我的清晰记忆尚未消退之前，将历历在目的往事忠实地写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了却获得自由后的二十年来的夙愿。虽然，书中的微不足道而又十分肤浅的分析与见解，只能表达我所认真思索之一、二，但它可以在读者面前，作为一个引玉之砖。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交织成的往事，我无力，也无须用华丽的诗句、动人的辞藻加以描绘。本着记忆与追索，唯有将它真实地复原，以告慰自己的良心和读者们的良知。书中没有小说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节，有的只是过去岁月中平淡而又普遍的真人真事与我的亲身经历。如果说，世人不为数学家们苦苦思索的“一加一不等于二”或者“三角形三角之和不等于180度”的高深玄奥的见解所左右，那么，在往事的记述中，我所严格遵循的仍然是众所公认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原则。不折不扣的力求将往事如实复原，这是我写作的唯一宗旨。
将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年的自由生活回忆成章，对《炼狱人生》而言，或许是画蛇添足，但在使读者对我以及那个时代有一个全面了解上说，也许并非多余。因此，本书就以脱离劳改生涯的一九七九年前后为结束。
余下的这以后的二十年，我只是本着良心教书，不拍马屁做人，瞎了一只眼而届时退休，冒着风险炒点股票，最后是在建筑面积仅为三十四平方的寓所中违章搭建了四平方的陋室而写作。闭门思过，假如我还有过错的话！
《炼狱人生》这本拙作，也许能让读者犹如亲历其境去体验一下那苦涩的铁窗风味与劳改生活；也许能让读者跟着我的拙见浅识去打开早已封存的历史，去洞察一下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也许能使读者去认真的反思一下，回顾过去，正视现在和瞻望未来，从而珍惜并把握现时的一切，并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如是，我真的心满意足了，将从心底里说声：“谢谢”
最后，除对书中引用过材料的书籍、文章的作家：叶永烈、牛汉、邓九平、杨显惠、沈立行、马嘶、树芬、王立民、(英)菲力普•肖特和新民周刊记者沈嘉禄等致谢，以及对回忆记述中所涉及的一些人的可能存在的冒犯致歉外，对老前辈贾植芳教授在百忙之中，九旬高龄之时，为我的小书作序，致以最深忱的谢意！我期待着，我的这叶初航的小舟，在他的护航下得以驶入公海，并顺利抵达彼岸。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还有幸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潘颂德、前辈诗人陈道谟和散文家蒋永志等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竭诚相助，在此，一并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