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手边有一本谭合成著< 血的神话>,这是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这本书出版于2010年12月,在中国大陆是禁书。 虽然我在网上早见到过类似之报导,但读完后仍给我极大的振撼,我无法想像在统治者的心目那些受害者究竟是什么?是奴隶吗?我可以说:不是。他(她)们之处境比奴隶都不如。 中共之所谓法律只是癈纸一张,所以那些无法无天野蛮、残暴、血腥之指使者和施暴者事后竟然没有一个被处以极刑。 在网上找到一则报导
文革三大屠杀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05258.shtml （资料辑录）
——六六年八月底的北京“大兴县大屠杀”。
——六七年八月至十月的湖南“道县大屠杀”。
——六八年八月达到最高潮的“广西大屠杀”。
编者按：
目前揭发出来的文革大屠杀事件并不仅止以上三件。
最近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就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的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革专家徐友渔，分别撰写了序言）。
其实还有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屠杀事件真相有待揭发。仅以一般人印象中文革武斗相对全国并不算“激烈”的广东而言，就有“潮汕地区大屠杀”“阳江大屠杀”“海南大剿杀”和广州“吊劳改犯事件”等规模相当大的屠杀事件，至今几乎完全不见有任何公开文字记载。 在網上找到另一作家所寫之一個片段,作者：章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b25e50100gacw.html —— 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以至30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20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20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1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1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1个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1批、第2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3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我丈夫叫杨天顺，40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8月26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1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下午4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12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36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36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36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36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
他说：我50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65年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8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7月以来，特别是从8月22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７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
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瞅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
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澎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快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1966年10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8月26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捅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19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８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下午5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口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口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18岁的女儿在家。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凶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口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18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一个炎热的中午，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这三姐妹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70多人中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晚上，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3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3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