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为谋生长期颠沛流离，除为谋生所需，书案上能引作本文参考之书籍寥寥，故除必要的引证，其余则略。一些书籍是在半个世纪前后阅读，当时尚在象牙塔中求学，缺乏社会生活经历，阅读后几乎疑自身为“文盲”，虽然对形成思索考虑有很多影响，但毕竟为时已久，在记忆中难以回索其源。踏入社会后历经沧桑，世事苍黄翻覆，只能自认为“文盲”。若为引证，重温曾阅读之书籍，似乎无必要，故略之，若有不便，望读者见谅。笔者亦非从事意识形态领域之研究者，书此文之目的乃拋砖引玉，稽千虑之一得，供有兴趣者议，为防误解，文中所议，笔者自负文责。

从毛共在中国大陆取得统治权直到毛泽东死去，笔者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对毛政权之所作所为感受颇深，其间亦曾阅读一些政治书籍，这些书籍中自然包括毛泽东之一些文章，所以想就自身的经历及理解敍述自已想法。 曾在毛泽东统治下中国大陆学校受教育者，可以说都阅读过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该两篇文字，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按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66页所述，毛看重的是《实践论》认为它比《矛盾论》重要。

文字、语言的真实含义 在于所表述的对象和过程。它是在人们交往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在一种文字、语言中，每一表述有其确切的含义。作为文字、语言所表述的对象和过程与用作表述的文字、语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约定俗成。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字、语言，每种文字、语言对同一对像和过程都有其表述方式，这说明文字和语言是人群主观意识经协调后的产物。人各有志，且有不同之目的和志趣，各人所受教育、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之不同，对同一词语的理解会有差异，在商讨时，这些差异是容易釐清。

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太多居心叵测之徒以丛林原则玩弄文字，用以欺骗和愚弄民众，称阴谋为阳谋。而探讨问题首先要明确词语之含义，故在需要时就申述笔者之理解。

翻开实践论，其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践之本义即履行；实行。凡行事之副其实者为践。故知和行的关系，就是撑握认清客观规律，并在实际中按所认知之规律行动。

人在自然界生活，跟所有的生物一样，首先要吃、喝、屙、睡并繁殖后代。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慾：眼─贪美色奇物，耳─贪美音讚言，鼻─贪香味，舌─贪美食口快，身─贪舒适享受，意─贪声色、名利、恩爱；动物同样有情、慾，只是和人类有差别而已。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求得物质和精神之满足这一基础上开展。此处精神是指意识、思维、心理状态和慾念。

人有对物质的需求和对精神的需求以维持生命，对物质和精神的贪慾就由此而生。要满足这一需求，需通过某种手段纔能达到。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社会环境之产物，生活在现实中之人，利用社会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趋利避害来达到并满足对物质和精神的贪慾，几乎是人的本能。

所谓人性，实际应指现实之人所呈现之生物本能和社会属性。把人性归结为人的阶级性是骗人之谈。人性本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人的本性亦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对物质和精神无止境的贪慾就是恶劣的人性。可悲的是人类社会却是在恶劣的人性膨胀和扩展中前进，社会就是在贪慾驱使下走向文明和进步；在贪慾的驱使下，只要有利、名、色可图，就有人会置法律和道德的界线于不顾，欺三瞒四、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就是诬害栽赃、谋财害命、杀人越货亦在所不惜，所谓慾壑难填。一些荒唐的理论、政策和法律对社会所能造成的祸害是经过人的贪慾而达到。中国民众无权过问宪法和法律的制订，而统治者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亦不是用以律己，而只是用以愚弄人们良知的摆设，一些荒堂之法规更以民众作俎上之鱼肉。

就说平等吧，平等只有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纔有意义，现实生活中之人由于智力、体力、年龄、经历之差异，抽象的侈谈平等就变成实质上之不平等。对人对己用同一个尺度，还是对人对己用不同之尺度？就是恶劣的贪慾，采取对人对已就使用不同的尺度。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切都会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异，故亦不存在一把随时、隋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用之尺度。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终是需要用一把相对稳定的尺度，适用于对人亦用以对己。

人的思想和慾望是随现实环境的改变而变的。在现象实生活中，由于法规不可能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环节，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无奇不有，今人瞠目结舌。在贪慾之驱使下，为谋私利，有人就惯于钻法律之空子。

人类的生产活动仅能满足人类物质生活之要求，只要有时间游离于生产活动之外，就会有活动追求精神上之满足和更多物质上之满足。不然如何解释世界各国之发展不一？中国之封建社会持续这么久？对物质和精神之进一步贪慾促成新产品之出现；侵略和略夺同样是对物质和精神之进一步贪慾引起的，而战争则成为侵略和略夺之手段。由于个体及群体慾念之不同与慾念之差别，纔使现实世界之发展呈现五彩繽纷，正邪共存。故所谓“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就是骗人之谈。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在谋求物质和精神之满足这一基础上进行。

思想之一个词义就是人之意念，其内有人作为生物之慾念，如：肚子饿了要想进食，内急要上厠所，口渴要喝水，累了要休息一下，睏了就想睡，性成熟后对异性之追求，求生之慾望，舐犊情深，……，不管任何人都是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要是违反这一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分科的知识体系。

思想另一词义是作为客观存在和过程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所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是骗人之谈。自然科学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也是有阶级烙印吗？在社会科学和思维领域内，未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客观规律，当然亦无阶级性可言。即使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客观规律，在表述客观规律时会有语词之差别，但规律之本身是谈不上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在笔者的理解，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让资本具有人之贪慾。而这种贪慾同样是无止境的，但在社会和法律的制约下却是有理性的自私以取得资本之成长。

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既然辩证唯物论是思维的客观规律，又宣称“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宣称纯属瞎扯谈，“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同样是瞎扯谈。作为客观规律，谁都可以用来为自身服务。不错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但不是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修正理论。人对客观规律之认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几经反复，纔认识到客观规律其所适用之范围。

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用作度量的尺度可确切表徵并计量，在重复的实验中验证其正确与否就很少有争议。如物理学中，所观察到现像可作准确测量和描叙。其运动规律服从确切的方程，并可在重复的实验中验证其正确与否。如是事实，就很少有争议。例如：牛顿力学可在日常物体运动和天体运行中验证，量子力学可在微观世界中验证。用牛顿力学在解释微观粒子运动时，发现其结论与实验结果不附，量子力学提出来去解析这微观运动现象，并为随后被更多实验所证实。

用牛顿力学在解释微观粒子运动时，可以同时准确测量经典粒子之空间位置和动量。在量子力学里，则只能准确测量微观粒子之空间位置和动量中的其中之一，不可能把它的二个物理量都同时测准确，这就是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关系式。测不准关系式是无数实验观测到之客观事实，是量子力学之基础。

可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领域，拿什么来衡量就不是那么简单。个人不可能事事都亲身经历，常是仰赖文字之传递，这里牵涉到的是人，人是有意识而且自私，没有道德和法律的制约，吹牛、撤谎、弄虚作假、掩盖真相、玩弄文字、谎言惑众、愚弄民众、颠倒黑白……为达一己私利之目的而不择手段；诬害栽赃、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暴戾恣雎的侮辱、折磨、拷打和残杀，只要对己有利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人类社会是以各种群体形式而存在，个人不仅是群体的一员而且是社会整体的一员。文明和生产力的提昇，就是在为谋求群体自身的最嘉生存条件过程中产生。在利令智昏贪慾的驱使下，个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和生死的界限于脑后，为拔对方身上几根毛就不惜残杀对方；群体又何尚不是如此，只是形式和行动之差别而已，因为是群体，那些形式和行动之动机就显得更为阴蔽和官面堂皇，而行动则更为野蛮、血腥、残暴。毛共取得政权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就时不时显示这里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强存弱亡，弱肉强食，体现的是瞬时效应：强权就是真理。在人治国家的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领域，检验对与错、真理与谬误，以笔者之见人们仍然是混沌未分，鸿蒙未破；在法治国家有时又何尚不是如此？这是理性之错位，所导致之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在人治国家里更是野蛮、血腥、残暴。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隻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这是在实践论中白纸黑字写下的，但缺少如何检验达到预想之结果这一步，去证实此认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和从自然科学实验过程中，由于用作度量的尺度可确切表徵并计量，成功与否争议不大。但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之阶级鬦争中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计量标准，成功与否就争议极大。从“真理的标准隻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这一论断，来考察在实践论一文中所列之例子：“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 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该例之情形和结论，已被历史证实是完全是为欺瞒人们良知设计之骗局，所以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最后竟成了罪状。但对毛共来说，其设计之骗局，确实是成功地达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綫”的幌子下，躲在敌后发展其武装力量，扩充地盘为内战准备物质基础，最后在苏联之援植下夺得了政权。被誉为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之思克马毛泽东，早就把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丢掉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然是毛共设计的一个骗局，自然要欺骗局外人，而不会把目的公佈于众。所以 “真理的标准隻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就变成可以任意玩弄的词句。

同样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之大跃进，三年之实践证明是人祸导致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多人成饿殍，几亿人飢肠轆轆，浮肿病横行，却说成是天灾引起。犯下罄竹难书之罪行，还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

那么“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 笔者用大跃进的例子，来剖析毛是怎么干的，“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是不是几个饿殍或几万个饿殍算不了什么，不能算作有飢荒？要有几百万或上千万饿殍，有这么一个数量之差别纔能形成与初始之感觉有性质上差别“飢荒”之感念？导致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多人成饿殍，几亿人飢肠轆轆，浮肿病横行，是不是“感觉和印象”？可惜的是这不是毛泽东的“感觉和印象”，但依然可“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就有大跃进的“概念”，有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结论”。毛泽东所谓“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隻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是毛泽东有异于常人的感觉能力？还是有用以售其奸骗人的诡辩？我想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就是说玩弄词语，可以把局外人玩得昏头转向。

这种玩弄“感觉和印象”与“概念”之文字游戏，就是“现象”和“本质”在人脑中之反映。判断缺乏客观标准，“真理的标准隻能是社会的实践。”就变成毫无意义抽象的句子，你想怎样玩弄它都可以。再加上“假如办十件事，九件事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之这些话表明，毛掩盖事实真相，“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玩弄“真理的标准隻能是社会的实践。”那一副流氓腔，已经是炉火纯青。

现引用杨继绳《墓碑》一书中261页张凯帆「大闹无为」的例子，这样「民不聊生」的例子在《墓碑》一书中随手翻阅即可捡得。从这个例子考察“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隻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7月7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

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这次，我从石涧那边过来，见到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人多，粗腿的多，妇女子宫下垂的多，闭经的多。

如果要走贫穷的道路，那个去干革命？我张凯帆也不干！

农民吃甚么东西，一家大小平均不过2两。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粮食标准，罝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里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

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20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情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与县委商议，电告省委、地委，请求支援，要求干群同舟共济，多种蔬菜。撤办一些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

“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地提出：佔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飢)。”

对张凯帆的做法，8月1日，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8月2日芜湖地委亦向省委报告。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省委将县委和地委的报告同时转呈中央。

“8月10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佈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位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常常是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由于《墓碑》一书中未附县委、地委、省委报告之全文，笔者不清楚在县委、地委、省委之报告中，是否文过饰非掩盖张凯帆所采取措使之来龙去脉。鑑于《墓碑》上篇的农村类似之情况遍及各省，故笔者认为毛清楚张凯帆所采取措使之来龙去脉。笔者之这一推测亦基于庐山会议上(《墓碑》下篇765页) “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呜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揩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同时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291页，有毛回韶山时得到的信息。

所谓“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隻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对所取得的材料只能整理和分析，把材料进行改造，就是明目张胆故弄玄虚，还怎么能得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但更为恶劣玩弄花招愚弄民众就在下一句。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此句中“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是什么意思？思考就是作为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在客观规律未曾认识到之前，能怎么思考？如何选择是、非度量的尺度？除非是胡思乱想，乱定标准。没有一把是、非度量之尺度，所谓“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就是随意丢掉一部份资料，为下一步，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之弄虚作假创造条件，然后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就「三面红旗」而言，就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

在科学领域里，根本不允许把测得的数据“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更谈不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样做就是造假，谁都不会想信由此而得出之结论。如果在重复的测试中，发现之规律无法解释那怕是一小部份数据，就需作进一步研究，以发现存在之问题。“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样的理论就只能称作骗术，毛泽东懂得辩证唯物论之认识论吗？“实践论”就是毛泽东之骗术。这亦与毛统治老百姓之愚民政策相吻合。

现在回到《墓碑》张凯帆「大闹无为」的例子。所谓“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在毛的令道下中国实施过计划经济吗？没有，在毛的令道下中国实施的是指令经济。毛泽东懂经济吗？不懂。那么让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在那里？凭毛之想像，却自以为是掌握了“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真是由于荒唐的指令，毛泽东在视察时走马观花，从接触到人那里，得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幻想，远未经过实践证实。但毛泽东运用其权力加骗术，就来一次所谓“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把张凯帆通过实际调查察访的例子丢掉了。而那些肆意揑造的例子就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而被用作证明：其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然后玩弄词语，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指鹿为马乱批一通。

笔者不清楚毛泽东是否读了张凯帆的报告，但可以肯定毛泽东读了几个报告。毛可以用“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是不是毛泽东自认掌握了理论，而傱公社、县委到地委写报告的人比张凯帆接近“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所以其报告比张凯帆更可信？但毛泽东自己“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吗？没有，但却对涇渭分明完全不同的看法，不作进一步的考察，而作了偏向一方之批示，所以抽象的语句是想怎么拨弄都可以。毛泽东是唯物论者吗？还是用毛自己的话来回答，“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 毛泽东在视察时走马观花时得到的幻想，以及其后所采取的措施，就可在这里被胡吹成：“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著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而顽固坚持在大跃进时匪夷所思之胡作非为。

什么是能动？对客观规律而言，人所能作的只能是认清规律之本身及适用条件，然后按客观规律而行动。但从毛泽东之所作所为考察，其所谓之主观能动性完全是唯心的。

中国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吗？没有，中国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吗？没有，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从书本上学来，再加上道聼途说。毛泽东建设的是社主义吗？其继任者都已承认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毛之统治下，社会是环绕权力斗争在运转，称为权本主义社会更合适。

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领域之活动，其结果是以各个客观规律相互作用后显示出来的。不论这些客观规律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到，对所起作用的客观规律认识得越清楚，那么对预计的结果之偏离就越小。有时事故还是免不了，原因是某些现象以前未曾观察到而被忽略，但没有人会否认失败。一些新的技术则是在分析失败取得的教训中开发出来。

在社会科学领域，涉及到的是有慾念和有意识的人。在毛共统治下，这些人是被层层迭迭的政府机构控制着，被强制作为党的驯服工具，由高高在上以毛为首的统治集团掌控运转中作螺丝钉使用。在运转的国家机器中只有一个会思考的脑袋，一张会发声的嘴。而作为螺丝钉的普通百姓是肚子都不用填胞，更不允许有慾念和有意识，不然就遭到血腥残酷的镇压，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隻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辞海之註释是：事物之有对待关系者，曰相对；祇有此方面而无他方面者，曰绝对。所以从字面上来说，绝对就是不受任何限制，而相对则为受到种种些限制。世界上有绝对的事物吗？在笔者看来是不存在的。不错物理学里有绝对零度，在数学里有绝对值，但那是个定义之慨念。什么是总和？据笔者所知应是数学中和之慨念引出，而字典里註释是：全部加起来的数量或内容。那么谁能把绝对真理叙述出来？难道种种限制加起来就变成没有限制？故“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是刁徒用以愚弄人们良知之骗术，或是只有白痴纔会说得出来之癈话。与此类似，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66页，有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PHD，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所谓“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纯属愚蠢无知之望文生义。

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毛泽东之胡作非为，在实践论已留下伏笔。就在实践论结尾前：“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自鸣得意。以“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用封建帝皇之姿态宣示“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把“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改造成奴隶。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者如果有灵，知道有这样的信徒，不知道是否还有性情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说的是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禽兽不如之毛泽东早就死了，如果按“真理的标准隻能是社会的实践”字面所曰，在其活着时敢把所将要做的事清楚告诉世人吗？还是用他自己的话回答，“假如办十件事，九件事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所以“实践论”是毛泽东之骗术。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飢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8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初稿，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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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見:

 評 “實踐論”─ 毛澤東之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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