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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不給農民自由？ — 七千人大會：誰應對災難負責？ — 開不開「九大」？­—「包產到戶」：中共高層的分歧 — 劉少奇成一批人的領袖 — 北戴河會議 —「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 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給不給農民自由？
「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1]這是馬克思的教義之一。如果農民反對這樣做，共產黨是否應當用專政的辦法逼使農民就範？馬克思未置答案，而在蘇聯，斯大林就是這麼做的。作為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當然也要這樣做。1959年，他對副總理李先念說過：「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2]要實行社會主義，就不能給農民目由。為了實行社會主義，就要採取強制手段。
但是，在饑饉遍布全國的當頭，許多中共幹部醒過來，明白繼續按毛澤東的左調行事不會有好結果。他們從此不再將毛的指示奉為聖旨，甚至走上了與毛的極左路線對抗的道路。
安徵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是大躍進的積極份子，安徽大量餓死人，他應負首要責任。但是在那之後，他的確變了。1960年春，鄧小平、彭真、楊尚昆到安徽，在宿縣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現在保命要緊」。曾希聖經過反復醞釀，於8月
間在全省的地、縣委第一書記會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將土地劃出一部份給農民，讓農民專種口糧，自種自吃。由於人多地少，口糧占產糧的一半以上，如果將
種口糧的土地分給各戶，那麼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實亡了。「保命田」通不過，曾又在省委內提出：「是不是可以試行『井田制』，井字中間
的土地集體耕種，交公糧，井字周圍的土地由農民自種自吃。」但是這也等於革了人民公社的命，還是通不過。[3]曾無可奈何，只得提議搞「包產」︰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但這樣僅將矛盾下放到小組，評工記分時沖突不斷，問題並沒解決。
12月，曾希聖終於想到了「戶」這個單位︰各戶社員向生產隊承包耕地。由於「包產到戶」(各戶承包耕地，上交所包的定額後，餘糧歸個人支配)是個禁區，早在1957年就有幹部因搞「包產到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曾希聖不敢公然實行「包產到戶」。經幾次易名，他搞出了一個「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簡稱「責任田」的辦法：社員向生產隊承包耕地，田間耕作各盡其責，收獲的糧食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按產量折合成工分計算收入。
1961年3月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制，並強調「它不同於包產到戶」。毛聽了曾的匯報，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是一件大事。」向毛匯報後，他立即打電話回省，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4]安徽省委決定立即全面推行責任田制度。
但會議
尚未結束，毛澤東就改變了主意。他讓曾希聖的頂頭上司、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轉告︰責任田只可在「小范圍內試驗。」但曾不予理會。四、五月間，柯又說那是
「方向性錯誤，不能在全省推廣」，曾仍認為「沒有錯」。到八月，全省四分之三的生產隊實行了責任田制度，「當年底已達到了91.1%。」[5]
這期間，劉少奇、鄧小平曾直接派人赴安徽調查。當派去的人回京匯報說柯慶施指責「責任田是方向性錯誤」時，鄧小平大為光火，說「華東局的結論下得太早了！」[6]
當時，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多已明白，農民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不行，多少得給農民一點自由。
1960年5月16日，湖南澧縣閘口公社一位自稱「讀過幾天私塾，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寫了一封致「尊敬的中央領導」的控訴信。信裡寫道：
敬愛的首長，我們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極了。我們這裏餓死的人太多了，哪個生産隊都有上百的人餓死。……還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屍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還有吃活人的！這様下去怎麼得了！我們公社就發現了好幾起吃人的事，讓人聽起來就寒心！……
我想，
這都是公社化以後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歸公，吃飯食堂，幹部有權，作威作福，他們吃肉喝酒，社員吃糠咽菜。二是糧食徵購，上交太多，社員吃不飽，生産沒
積極性。我們在湖區山區討荒時看到，邊遠人少的地方，公社管不到，社員偷偷在山野、湖灘種一點地，收的糧食能活命。我就是餓倒湖灘，讓人救起後，才産生這
一想法的。領導上只要能開恩，讓我們種一點自留地，子孫後代都會念共産黨大恩大德的。政策不變，只怕拖不了兩年，人都會餓死的。[7]
中共中央領導人知道全國農民的呼聲：把「自留地」還給農民。
1961年7月，劉少奇在黑龍江省視察時說︰「你們自留地，現在要搞到每人五分，那四口之家就是二畝地，可以餓不死了。」[8]另一位副主席陳雲也說：「農民有了自留地，就放心了，不會餓死人了。有自留地，農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9]出身於農家的黨的副主席朱德說得更乾脆︰「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10]
第二是借地給農民。1961年陶鑄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後便支持借地給農民。河南省借地面積的幅度在總耕地的20～30%之間。有人擔心這樣會導致資本主義，陶鑄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11]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派工作組到河南去調查借地政策。工作組報告說︰「無論災區隊還是生產好的隊，都受到群眾的歡迎，認為這是『救命地』、『保身地』、『口糧地』。」[12]
第三是解散人民公社的食堂。
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6月，毛澤東曾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表示「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13]但是，在廬山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7月
初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到其家鄉無為縣檢查工作時發現，許多鄉親已經餓死。他應農民的要求，開放自由市場，解散了六千多個公社食堂。情況報告到廬山毛澤東那
里，正好成為靶子。毛指張為「混進黨內的投機份子」，「蓄制茐臒o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用陰質侄蝸磉_其反動的目的」。[14]廬山會議後張被批判，進了合肥西郊的和尚崗監獄。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發動了「反右傾」邉印＞o跟毛澤東的貴州省委收回社員自留地，將所有糧食集中到食堂，不許社員自行開伙，並於1960年2月給中央送上一份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証。」[15]毛澤東大為稱贊，說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16]幾億農民又被趕進了公社食堂。中國人從沒見過的大災難就此蔓延開去，再也無法收拾。
千萬農民死亡之後，到了1961年3月下旬，毛澤東才派胡喬木為首的工作組到他老家湘潭縣韶山沖和毛的外婆家湘鄉縣大坪村搞調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社員座談會上說︰「(食堂)再辦下去，人會死光﹗」[17]在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決定採取守勢，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18]這次會議決定解散全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給制，結束搞了近三年、害死無數人命的大鍋飯。
但是，有一點是毛澤東要堅持到底，決不回頭的。這就是「集體生產」。在短暫的退卻之後，到1961年秋，毛見在劉、鄧支持下，各省或派人去安徽「取經」，或省委書記親自在本省推廣安徽搞「責任田」的經驗，便不再容忍了。
1961年12月，曾希聖到江蘇無錫向毛匯報工作。此時中央已決定將農村核算收入、分配的基本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毛問曾︰「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使否還要搞責任田？」[19]「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過來？」毛認為農民已有口飯吃，餓不死了，「責任田」即可廢除，回到集體生產上來。大集體(生產大隊)不行，至少也要維持一個小集體(生產隊)。但曾希聖已不是三年前緊跟毛搞大躍進的曾希聖了。他回答毛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20]
毛澤東當時未予回答，但是在一個多月以後的「七千人大會」上把曾希聖拋出，打倒了。
毛澤東打的是曾希聖，目標卻是劉少奇。他知道，若無劉、鄧支持，曾希聖斷不敢不糾正「責任田」；若無劉、鄧支持，各省斷不會跟著安徽搞「責任田」。
「七千人大會」：誰應對災難負責？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主要幹部參加的工作會議。會議起因於各省領導人看到,誰
大躍進積極交糧食多誰餓死人多，最後誰吃虧，於是都不再唯中央指示是從。中央要上調農產品、分配徵購指標，各省討價還價，不願執行。因此會議的宗旨是「加
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按鄧小平的說法，就是「推動徵購」，解決各地「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面地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的
問題。[21]
1962年1月11日開始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的主題很快遭到各省與會者的抵制。他們對「反對分散主義」提出異議，會議很快偏離原定議題，改成了總結大躍進以來的工作。
在大會上彭真首先挑出產生災難的責任問題。
彭真是有備而來的。1961年11月，他曾指示北京市委由鄧拓負責，查看自1958年
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發的文件中有什麼問題。他說︰「這幾年……有天災，不是主要的，根本問題是脫離群眾，主觀主義……浮誇風是從哪兒颳起來的？要從中
央文件裡找。」鄧拓帶領一批幹部在北京動物園內的暢觀樓調閱文件，議論朝政：「中央犯了『左傾』路線錯誤」。他們的批評矛頭還直指毛澤東︰「年紀大了，容
易求成過急」，「勝利沖昏了頭腦。」「毛主席把工、農業上的躍進看得太容易了」，「想在國際上搶先進入共產主義。」「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彭
真讓我們查中央文件中的問題，可以用來糾正中央的錯誤，讓毛主席冷靜下來檢討。」他們找出了一百一十多個「有嚴重問題」的文件，寫成二萬多字的《中央文件
摘抄》交給彭真。[22]
在大會上，彭真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23]
1958年發動大躍進邉訒r，毛澤東曾反復攻擊1956年「反冒進」的周恩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有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國民黨是促退的，共產黨是促進的。周恩來為黨為國，憂慮無窮，反冒進，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24]他不僅要周恩來檢討，還存心要周難堪，指示他「不要叫秘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25]當時，周恩來差一點就要被逼辭職。如今，周恩來找到了向毛澤東表忠心的機會。他第一個發言，要大家檢討自己，不要追究毛的責任：
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
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
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26]
周恩來講後不久，陳伯達也說了類似的話：
我們還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思想辦事……要根據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
彭真同志昨天說話值得考慮，不能讓主席負責任。要謹慎謙虛。現在的問題是反分散主義，不是右傾、左傾的問題。[27]
1月29日，毛澤東主持大會，林彪發言。他說的內容與周恩來類似，只是少了周恩來那種圓滑。他直截了當為毛澤東護駕：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
特大的
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事實証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著毛主
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要小得多。
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跟著毛主席走永遠不會犯錯誤。[28]
正在為自己的威信擔憂的毛澤東當場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這是他在整個會議期間惟一的對大會發言者的評論。在離開會場的路上，毛情不自禁地對其醫生李志綏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29]毛還對總參珠L兼軍委秘書長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話你們做得出來嗎？」[30]羅坦承自己講不來，毛便告誡他︰「不會講，要學嘛。」後來毛親自修改林彪的講話，並給秘書田家英和羅瑞卿寫信：「此件通看了一遍，是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31]
既然錯誤、災難是由於大家「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既然「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毛澤東對災難當然就不必負責任了。所以，在次日的大會上講話時，毛澤東象徵性地、空洞抽象地擔了一點責任後，把責任推諉給了全黨：
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應負第二份的責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負第三份責任。依此類推，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則要負第四、第五、第六份責任。大躍進是全黨動手，出了些問題也應由全黨來負責。[32]
2月7日是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主持全體大會，周恩來發言，繼續為毛文過飾非，且按著林彪的調子吹捧毛：
「三
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
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
才發生的。[33]
劉少奇的講話與周恩來、林彪截然不同。他在大會報告中總結了黨中央的錯誤：
在1958年以後的農村工作中，我們曾犯了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生產上犯了瞎指揮的錯誤。[34]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様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様講(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説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35]
儘管劉少奇小心翼翼地、用近乎輕描淡寫的語氣談及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36]他
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猜忌。任何對「三面紅旗」的質疑，都被毛看做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五年、十年
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顯然有否定「三面紅旗」的成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使毛「判定劉有二心」。毛私下對李志綏說：「開會不講階級，不
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些，講什麼天災人禍。我看這種講法的本身，就是災難。」[37]
據李志綏說，在長達近一個月的會議期間，「毛只是在大會開幕、閉幕，及劉、鄧、周、林大會發言時，出席大會，其他如小組會等，他都沒有參加。他每早起床後，就到人民大會堂118會議室(丁註：其實是個華麗的行宮)，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閱看小組發言簡報。」會議中，有人編了個順口溜︰「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馬列主義。」這話印上了會議簡報。毛看到簡報上印的這個順口溜，有一天對李志綏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38]
這「他們」，主要是指劉少奇。
在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說過︰「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39]他後來還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40]
可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卻說了這樣的話：
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己詔。
可以考慮在每個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門口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
彭德懷同志可以平反，錯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動，總不能把問題帶到棺材裡去。[41]
這些話是劉逐日參加各省的討論會時零散說的。很可能被刊登在會議簡報上，每日不出席會議，只在「118會議室」看簡報的毛澤東多半能夠看到。很可能毛澤東把這些話當成了「判定劉有二心」[42]的根據。
由於會議中有人寫了一條「打倒毛澤東」的標語，中央書記處安排在會議結束時呼喊兩條口號「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毛澤東拉著劉少奇的手說：
我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官當的大了，不做調查研究了。總之，錯誤在我，不論直接的間接的，再說一次。少奇呀，你聽到了嗎？現在是兩個主席，兩個萬歲，很好嘛。『萬歲』的重任，你早挑起來啦。[43]
毛表面上夸獎劉，實際是將劉放在了對立面的位置上。「兩個主席、兩個萬歲」正是毛澤東的心病。據鄧穎超日記記載：七千人大會上不少人提議毛退休任名譽主席，會議結束後毛為了摸清高層的意向，做了一個試探。2月10日，他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德、陳雲、鄧小平表態贊成毛辭職，但由於周恩來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此議便卡住了。[44]
「退下」的危機過去了，但「兩個主席」、「兩個萬歲」還沒有解決。這是毛澤東早晚要解決的大問題。
那時毛澤東還沒想出搞「文化大革命」這一招。但依靠林彪、陳伯達，拉攏周恩來，踢開中央政治局；先除掉彭真，再把目標對準劉少奇、鄧小平，這個格局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起就已經大致確定了。
毛澤東當時的真實心態，要到四年後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真和劉少奇，才由其夫人江青透露出來：「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45]
開不開「九大」？
中共1956年
召開「八大」時，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之風正盛，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積極響應，在修改黨章時刪去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
話，在「黨員義務」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條文。當時，毛澤東鑒於形勢違心地表態說日後適當時不再擔任黨的主席。劉、鄧信以為真，在新黨章裡加了
一條︰「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46]
「名譽主席」只是說說而已，毛對「八大」的不滿馬上就流露了出來。在十二月的一次會議上，他裝出半打趣的樣子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47]
按中共黨章，1956年召開「八大」，至遲應在1961年召開「九大」。1959年7月底在廬山會議上順利地搞倒了彭德懷，毛澤東認為自己的地位已足夠穩固，便動了提前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腦筋。在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上，他宣布：
「準備明年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九、十月開也可以。」[48]
但是，廬山會議才過了幾個月各地就大批餓死人。他知道形勢不妙，悄悄地收回了提前召開黨代會的動議。
1960年全國各地餓殍遍野，毛澤東根本不敢提準備召開「九大」的事。熬過了1960年，必須召開「九大」了。在製造了那麼大的災難後，這個黨無論如何都應當如期在1961年召開大會、總結教訓，清算責任。若召開「九大」，會中有人根據八大黨章中的條款提議毛擔任「名譽主席」，完全可能獲得通過。毛的面子雖可保住，但必會從此從政局淡出，成為多餘的人物。
位不能讓，「九大」絕不能開。黨章約束不了毛澤東。他決定無限期推遲召開「九大」。
這是玩弄權術的招數。他早已這麼做過。中共於1928年召開「六大」，1935年到陝北後就應召開「七大」，但當時毛澤東權剛到手尚未鞏固，總書記張聞天雖聽他的，張國燾的實力卻勝過他。他用計將張的主力部隊調離陝北，名曰「打通國際路線」(到蘇聯去)，實則送入敵人虎口、坐視其被吃掉後，斯大林的親信王明從蘇聯回來，又對毛構成威脅。因此他一直拖到1942年延安整風中將王明徹底搞垮、周恩來認錯、稱臣，才在1945年召開「七大」，此時距召開「六大」的日子已有17年了。
毛本人從未公開解釋為何從「八大」到「九大」又拖了13年。倒是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打手張春橋和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張春橋是這麼說的︰
像劉少奇問題，想想多可怕，如果邉?丁注︰指文革)前召開「九大」，很可能劉少奇當主席，毛主席做名譽主席……按原來的黨章「九大」早就開了。那劉少奇當了主席，彭德懷很可能當國防部長，鄧小平、羅瑞卿就都上去了。……[49]
1968年1月康生在當眾下令逮捕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前，與趙有個對話︰「你認為我們黨沒有民主，代表大會長期不開。這是誰的話？是赫魯曉夫。……我批評了你，你說要辯論。」說著掉轉頭對眾人說︰「同志們想一想，如果我們召開了『九大』，
劉少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些烏龜王八蛋，就選到我們黨內來了……趙健民，你要開黨代表大會，這個話你說過沒有？」趙︰「講過。」康︰「哪一年？」趙︰「1961年。」康︰「在什麼地方？」趙︰「在昆明，劉少奇從國外回來時講的。」康︰「要是按黨章的話，五年開一次，開了九大就糟了。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王牌……」[50]
張春橋和康生所言並非空穴來風。1962年前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曾這樣說︰「將來開『九大』，對中央領導核心的安排，有一種做法，是主席可能當名譽主席，劉少奇接黨主席，鄧小平接總理的班，彭真當總書記。」[51]這是當時中共中央高層多數的共識，毛澤東對這一設想應當很清楚。
1961年沒召開「九大」，不僅是因為毛澤東不願召開，也因為劉少奇沒堅持按黨章辦事。「九大」是否延期應由政治局決定，但這樣的政治局會議根本就沒有開過。
劉少奇沒堅持在1961年
召開「九大」，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開不成。即然毛澤東不願召開，劉少若堅持要開，等於逼宮奪權。如毛願意走，中央委員們自會選劉為主席；若毛不願，他們卻
決不會用投票的方式把他逼走。二是劉實際已主持黨務，他並不貪圖黨主席的虛名，也無取毛而代之的野心。三是劉被毛製造的他是法定「繼承人」的假象迷惑住
了。
1961年9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英國在二次大戰時的統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陪同他游覽長江。會見前，他便打好了算盤，把迷惑、穩住劉少奇的煙幕彈施放出去。他原本對「八大」決議是極不滿的，現在卻要利用這決議作掩護了。
在會見蒙哥馬利的前一天，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夀昌向毛報告會見事宜的安排。除接待蒙的具體事務，二人並無其他任務。可是毛把黨主席接班人的天大「機密」蓄意泄漏給了熊、浦二人——目的是通過他們傳給周恩來、劉少奇。他放話說︰
八大通
過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空
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人，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綫工作。
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52]
23日，毛、蒙談了三個半小時。道別前，蒙表示希望第二天接著再談一次。毛以次日要去別處為由推卻了。可是當夜毛反悔了，因談話中蒙未問及毛的「繼承人」問題，失去了施放煙幕彈的機會。於是他在凌晨主動打電話給蒙，通知他再談一次。
這次會面，毛開門見山，主動引出「繼承人」的話題，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告訴蒙，他活不過七十三歲，只能再活四、五年
了。蒙順勢詢問「你的繼承人是誰」時，他將煙幕彈施放了出來︰「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53]
當時蒙哥馬利眼見毛在長江裡游泳，健康得很，對毛的活不過四、五年的說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計鄭艧熌唬瑢⒆約喊緋上麡O悲觀、與世無爭的角色，以軟化劉取他而代之的決心。(蒙回到英國後寫書披露了毛關於其接班人的談話。外交部將毛的談話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
不論劉少奇是否相信「兩個主席都姓劉」的說法，他沒有按黨章辦事。1961年時，劉、鄧能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按黨章召開「九大」是可能請毛退休的惟一機會。也就是說，是避免幾年後毛發動的「文化革命」的惟一機會。過了1961年，再要求召開「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順，對毛來說危機大致已經過去了。
「包產到戶」：中共高層的分歧
毛雖擔心劉的聲望和能力可能使「劉主席」成為黨的核心，卻無法直接向劉少奇本人發難，便採取迂迴策略，先拿搞「責任田」的領頭羊曾希聖開刀，將他拋了出來。
「七千人大會」快結束時，毛在大會上講話後，突然說收到了安徽一個幹部揭發曾希聖的信揭發曾希聖的信(後蚌埠市長馬騫承認寫匿名紙條投大會秘書處[54])，當場宣布會議延期，讓大家「揭開」安徽的「蓋子」。
據七十年代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後來透露︰「(大饑荒期間)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萬。」[55]餓
死那麼多人，毛從未追究。死點農民對他來說本是件小事，半年前他路過安徽時，曾希聖就「嚴重的非正常死亡」當面向他做過檢討。可是他無意追究曾的責任，只
輕描淡寫地說了句「要接受經驗教訓」，就放曾過了關。並說︰「廬山會議開始是反左的，後來讓彭德懷一搞，把原來的計劃打亂了﹗」[56]意思是餓死人罪在彭德懷，從毛本人到曾希聖，大家都沒有責任。可是如今曾希聖變了，不再是毛當年的心腹幹將，而成了劉、鄧的應聲蟲，他對曾也就沒什麼可客氣的了。
毛、劉批判曾希聖的角度全然不同。毛說曾搞「責任田」是「代表富裕中農」，「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57]對曾希聖搞「責任田」、「包產到戶」，劉少奇是贊成、支持的。有一位幹部曾經給劉寫信說︰「全國各省都要實行田地承包到戶，都要學習安徽的經驗。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多打糧食，才能國富民強，才能更快地提高工、農的生活。」[58]劉知道這是幾億農民的願望。但他順從毛的意志，親自主持了對曾的批判。不過他完全迴避了「責任田」、「包產到戶」的問題。文化革命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安徽省委辦公廳無產階級革命派披露：「(七千人大會中)劉少奇將『責任田』的整套材料要去」，但是「(批判曾希聖時)對『責任田』這個要害問題隻字不提」。[59]他以安徽餓死數百萬人為由說曾希聖該槍斃，將其撤職，送到上海當賦閑的華東局第二書記。
曾希聖在毛、劉夾攻下倒了台。關於「責任田」的爭論，非但未因此而結束，反而更趨激烈。安徽新任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雖不得不糾正「責任田」，卻又說：「(曾希聖)提出責任田辦法是好心，從解決災情出發的。」[60]他
與省長黃巖合作，將生產隊由大劃小，父子隊、兄弟隊也允許存在；擴大自留地，在全省廣貼布告：原來曾希聖「借地」的法子照舊實行。他們還大力開放自由市
場，鼓勵農民將糧食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李葆華說︰「高價賣，高價買，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管它幹什麼﹗」[61](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後來被濃縮為「三自一包」，成為劉少奇和李葆華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主要罪狀)
「責任田」使農民嘗到當家作主的甜頭，便得寸進尺，要求把土地還給他們，讓他們獨立自主地經營。這就是「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
1962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表示贊成搞包產到戶。他派到安徽宿縣調查的人回京告訴他：農民要求「堅決實行包產到戶……一輩子不要改變。」[62]副部長王觀瀾到安徽農村調查後回北京說︰「包產到戶就是好，夜裡十一點地裡還有人，早上天不亮就滿地是人。」「我就是犯錯誤(指被扣帽子批判鬥爭——丁注)，也要說包產到戶好。」[63]
鄧子恢
是福建龍巖人，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張鼎丞則是龍巖地區永定縣人。他們都是中共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他們兩人都贊成推廣在全區範圍內推廣安徽省包産
到戶「責任田」的作法，並給龍巖地委書記謝鎮軍寫了信。謝鎮軍根據鄧、張的意見，決定在全區範圍內推廣「責任田」。針對當時部分縣黨政領導幹部的思想顧
慮，他堅定地表示：「出了問題，上級追查下來我負責，即使因此要蹲監獄，我也自帶飯包去坐牢。」
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全區在堅持四條原則(主要生産資料集體所有；生産統一計劃安排；勞動力由生産隊統一調配；生産隊收入統一分配)的前提下，推行包産到戶的生産責任制。據不完全統計，實行這種責任制的隊占生産隊總數的53.8％。連城、長汀兩縣占90％左右。這種生産責任制大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産積極性，1962年連城縣稻榖産量達33,456.85噸，比1961年增産1,879噸，增長6％。
但是，1962年12月，謝鎮軍不得不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産”指示，在全區糾正“包産到戶”，仍恢復生産隊為核算單位的體制。[64]
政府副總理李先念也了解農民的願望。他說︰「農民對集體經濟喪失了信心」，「假如要叫農民表決的話，農民多數是願意包產到戶的。」[65]另一位副總理李富春親自去安徽嘉山縣的兩個生產隊作了調查後，於6月16日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信道︰「這兩個生產隊，土地都已分到戶，由戶包產，責任到田。問了幾個農民，都說包產到戶好。」[66]
也是在6月，國家經委研究室主任馬洪從西北調查後回到北京，告訴經委主任、副總理薄一波︰陝西省委主張讓農民單幹。薄答道︰「農民要單幹也沒有法子，因為公社辦得不好嘛。」[67]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農民要求散夥搞自留地」，「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工廠裡的人能每人包一台織布機，為什麼農民不能包產到戶？這都是責任制嘛﹗」[68]
1962年6月，農業部和八機部(農業機械部)聯合調查組交出一份《農村調查》報告，講到四川某縣的情況︰「(農民)要求把田土分給各家各戶種。據訪問的41人中，有33人要包產到戶，說包產到戶好，集體經濟吃不飽飯。」[69]
新華通訊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亦持此觀點。在7月間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現在看來，包產到戶、責任田不是不可以考慮的……恢復農業什麼辦法最快？單幹可不可以允許？」[70]
黨的副主席陳雲也是個「包產到戶」派。他不僅向劉少奇建議實行包產到戶[71]，還主張讓農民分田單幹。他說：包產到戶「是二百二(紅汞、紅藥水的俗稱──丁注)，是紅藥水，不解決問題。」「乾脆分田到戶，乾脆單幹吧﹗等經濟恢復後再搞互助合作。」[72]1962年5月，他在上海對商業部部長姚依林說︰「鄧子恢包產到戶不徹底，要分田到戶。」[73]他說：「不能太欺負農民，他們要造反的。過去哪一個朝代造反、被推翻，都是農民起來造反。……中國能夠推翻蔣介石，也是農民……」[74]針對當時國民黨企圖反攻大陸的情況，他說︰「打起仗來，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起來保衛土地，勁頭就大了。」[75]
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也贊成包產到戶。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責任田」問題的匯報會上，贊成的和反對的各占一半。鄧小平支持鄧子恢，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採取各種辦法，安徽有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76]7月間，他又說︰「有些地方搞包產到戶、責任到戶的，分田到戶的……還搞什麼自留地呢？還搞什麼借地度荒呢？這些手續都用不著了……」[77]
原本不贊成「包產到戶」的劉少奇是1961年5月
以後轉變思想的。他在湖南調查了一個多月後回到北京，又派秘書劉振德回其河北安丘縣老家搞調查。在調查中，人們對劉振德說︰「現在的社會是在讓大家互相標
窮，口口聲聲說讓大家共同富裕，實際上這樣搞來搞去大家一塊窮，而且越來越窮。」「如果現在分田單幹，保証糧食一年可以翻兩番。」[78]在5月下旬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錯誤路線也要走到錯誤路線上去。」[79]
1962年春天，全國農村到處發生斷糧、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現象，大中城市在依賴進口糧食過日子，情形還有惡化之勢。劉少奇認為，「如不採取緊急措施，我們會回到蘇聯內戰時期的情況，全國人民將各奔前程。」[80]「過渡時期一切有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採用)。不要說哪一種辦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81]7月初田家英向劉匯報，劉少奇説：「要使包産到戶合法起來。」[82]
在劉、鄧的支持下，當時全國農村，暗裡搞的不算，大約有20%搞了包產到戶。[83]
連毛澤東的老家湖南湘潭縣的農民也不喜歡毛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據也是湘潭人的彭德懷1961年秋在家鄉調查近兩個月後寫的報告所說：「有相當一部分社員要求分田單幹或者包產到戶。這部分人，按戶計算，約占總戶數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說︰『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低級社，低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84]
1962年2月底，毛澤東讓秘書田家英率隊到毛的老家湘潭縣韶山、毛的外祖父家湘鄉縣大坪，以及劉少奇的老家寧鄉縣炭子沖等處調查。調查組發現︰「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85]毛、劉的鄉親們告訴調查組，中央「只應當大家，莫當小家」，「小家讓農民自己當」。他們要求調查組「幫個全忙，把田分到戶。」[86](據組員丁偉志說︰他們所提的「分田到戶」是「包產到戶」。[87])
毛澤東知道中國農民不喜歡他的社會主義。中共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給他寫信說明「群眾要求包產到戶或包乾到戶」，他收到了。[88]《內部參考》上刊登的北京郊區房山縣羊頭崗大隊「幾乎所有社員、幹部都要求……包產到戶」的報導，他讀了。[89]安徽宿縣農民說的「實行一年責任田，糧食三年吃不完」，他知道。[90]安徽太湖縣幹部錢讓能給毛寫了一封「保薦責任田」的信，說「責任田」「是農民的一個創舉」，「農民群眾中擁護『責任田』的起碼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91]他指示中央辦公廳派原籍太湖縣的幹部去實地調查。前去調查的幹部回來支持錢的說法。但他還是認定「責任田」是資本主義，他就是要堅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在上海聽取了田家英的匯報後，斷然否定了田的意見︰「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92]
於是，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親率領工作組到湘潭，「煞住了單幹風。」[93]
「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由共產黨說了算，共產黨由毛澤東說了算。毛澤東不在乎80%還是90%的農民不願走他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要強迫他們走下去。
毛澤東知道黨內高層多數贊成、支持「責任田」、「包產到戶」。他是要打垮這批人。劉少奇正是其領頭人。
劉少奇成一批人的領袖
1961年
夏，總書記鄧小平出了個「點子」，對全國十幾萬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加以「輪訓」。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書記處會議，說︰「要大家坐下來，養一養，想一想，好
好地總結一下經驗。」「要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有什麼講什麼，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作記錄，不開大會……」[94]於是中央組織部、中宣部立刻起草〈通知〉，下達全國。從11月開始，全國的中高級幹部陸續參加了輪訓。
這輪訓似乎是又一次1957年的鳴放邉櫻懦雋瞬簧佟贛遺裳哉摗埂Ｆ┤繚詒本┦吧戒撹F公司的輪訓班裡，幹部們攻擊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辦糟了」，有的小組甚至決議要求「拔掉大躍進、人民公社兩面紅旗。」[95]在高等教育部的輪訓班上，有人提出：「三年大躍進是大躍退，」「彭(德懷)的那封信提的是對的。」「彭是否該反？不該反﹗」反右傾邉印甘欠遣環鄭詘最嵉埂埂Ｓ腥艘蠼o彭德懷、周小舟翻案，並把矛頭直指毛澤東，責問「左傾路線的代表是誰？」在天津市的輪訓班上，有人甚至說︰「以後再開會不選毛澤東了。」[96]
各地都有幹部表示對毛澤東的不滿。1962年3月，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原第一書記兼校長，因直言批評大躍進在1959年受批判、改任副職)在黨校公開說︰「(我)經過了三個朝代，哪一代也沒有毛澤東這一代壞。」[97]6月，南京大學黨委書記郭影秋在全校大會上說︰「目前我們有很大的困難。責任到底由誰負？從中央來講，主席、周總理有責任。」[98]
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有一次審閱秘書為他起草的人大發言稿，看到「煤炭工業戰線的全體職工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他將「正確」二字劃掉，說︰「正確領導？情況(丁註：指國民經濟)這樣還正確？」接著發牢騷道︰「毛主席領導正確，你得跟著走；領導不正確，你也得跟著走。」[99]
1963年1月初彭真和楊尚昆接見出席各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會議的幹部時，彭真說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的話也不能句句都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也不能都當著指示執行。毛主席的錯誤集中起來，用火車拖也拖不完。」[100]1966年2月，彭真還在成都金牛壩招待所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等人説：「主席的錯誤，用車皮拉也拉不完。」[101]
針對毛澤東說的「不管我們有多少缺點的量，歸根到底，不過是九個指頭輿一個指頭的問題」[102]，「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103]，中宣部長陸定一挖苦道︰「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但一個指頭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104](丁注︰John F. Dulles，美國前國務卿，1959年死於癌症)「現在到處翻案，因為三面紅旗不紅嘛﹗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錯誤。如果不改，連無產階級專政都要翻掉。」[105]
更多的幹部對毛堅持的「三面紅旗」予以抨擊。譬如農業部部長廖魯言說︰「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對不對？對了，為什麼鬧成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生產，沒有一個搞得好的。」[106]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說︰「三面紅旗不紅。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紅不下去了。」[107]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攻擊總路線「從頭到尾有錯誤」，大躍進是「大破壞」，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是「三面黑旗」[108]。他因此被撤職、開除黨籍，讓手下的張春橋撈到機會升遷，並奠定了幾年後在文化革命中迅速升竄的基礎。
由於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以「退居二線」的名義甩手不理事務，靜觀劉少奇等人收拾殘局。劉少奇等人在挽救共產黨政權的同時客觀上降低了毛的聲望。相當多對毛澤東堅持極左路線不滿的幹部在思想上同他疏遠，逐漸在劉少奇麾下集合起來。在中共高層，劉少奇的威信已逼近毛澤東。
因毛不理日常黨務，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平時只向劉、鄧、彭真等人匯報工作。1962年8月，毛澤東突然對他嚴加批評，說「中共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致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109]若在以往，被批評者就會趕緊棧陶恐作檢討，而這一回安子文理直氣壯地公開對人說︰「中央，誰是中央？北京中央負責同志很多。劉、鄧、彭(真)才能代表中央。」[110]
毛澤東指責劉、鄧「平反之風不對」之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不予理睬，指示省委將平反工作「善始善終搞下去」，「不能因為這次十中全會，而把一月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丁注)的精神否定了。」當有人拿出毛澤東的話質疑時，他回答道︰「我來安徽時，少奇同志當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黨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嗎？」[111]在中央監委書記錢瑛的支持下，李將省委《關於右派案件的請示報告》送報中央，楊尚昆以中央名義批準，使安徽的平反工作又延續了一段時間。[112]
1962年11月24日，副總理譚震林在全國農業和計劃會議上作長篇報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說」，「少奇同志講」，「陳雲同志倡議」，「小平同志倡議」[113]，顯然冷落了毛澤東。
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1961年1月的一個會議上說︰「雖然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但是人總不能老活著，這是自然規律。」後來在1965年，他甚至讓下面編輯《劉主席語錄》，並親自審了稿。1966年
毛發動文化革命將他打倒後，他在檢查裡這樣說︰與劉、鄧「思想感情有共同之點，很自然地感到對路，容易執行。六一年廬山會議，鄧小平提出『計劃要退夠』的
主張，我贊成，堅決照辦。六二年，劉、鄧攻擊三面紅旗，以中央的名義批轉加做『特別時期』的文件，我同意……這些都是對三面紅旗動搖。」[114]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1961年6月廣西區、地、縣三級幹部會上說︰「相當多的同志還懷疑，我們錯誤的形成是路線錯了，大躍進搞錯了，三面紅旗不正確。……有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115]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說：「中央、地方責任是三、七開，這種說法就不能服人。」「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上邊。」「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是不深刻的。」[116]在1962年3月的一次報告中，他乾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117]文化革命中被毛澤東打倒後軟禁於中南海期間，他對妻子曾志說︰「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觀點的。」[118]
毛澤東知道劉少奇已經成為黨內相當多幹部的領袖。他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時，已將劉放在了對立面的位置上。當時毛劉雖無公開爭鬥，但後來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的先兆、鋪墊已經呼之欲出。
毛澤東要解決的是「一個姓毛，一個姓劉」的問題。天無二日，中國只能有一個主席。他要把「劉主席」的那個「主席」扒掉。他在尋求倒劉之道。這個目標一旦確定，「文化革命」的發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北戴河會議
1962年6月下旬關於安徽「責任田」問題的會議結束時，劉少奇說：對責任田不要過早下結論，可以留待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再議。[119]7月初，鄧小平也說︰「生產關系……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譬如說……包產到戶，或者叫分田到戶，要它們合法化。」「究竟採取什麼措施，我們全黨、中央在考慮。」[120]
鄧小平説「中央在考慮」時，似乎忘了在他們那個「中央」上面還有個「主席」，更忘了「中央」是要服從「主席」的。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央」不過是聽令於他的一個「小組」。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解釋權在他手裡；要不要搞包產到戶，否決權也在他手裡。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澤東自知他全力投入掀起的大躍進邉右呀浭。誚洕I域已無可為。毛以「退居二線」為名甩手不理事務，靜觀劉、鄧等人去收拾。現在經濟情況已經好轉，毛就從「二線」走到前台發號施令了。
毛澤東的攻擊切入點是「階級鬥爭」。
8月上旬，在渤海灣避暑勝地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計劃主要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121]，可是毛卻扭轉會議方向，轉到了階級鬥爭上。他挑選這個時機，開始了他的進攻。
6日，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開場就撇開原定議題，大講「階級」和「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不存在階級？……
有的人聽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認為沒有階級了，不要改造，不承認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資產階級不承認階級，孫中山就不承認階級，說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論、無沖突論了。
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
羅隆基說，我們現在採取的辦法，都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鬥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122]
在9日的會議上，他劈頭第一句就是：
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123]
其實，共產黨真有垮台的危險，那也是在1960年而不是在1962年。劉少奇在62年3月5日的一次談話中曾說︰「什麼叫最困難時期？就是農民暴動時期，這樣的困難時期過去了。」[124]
在餓死那麼多人的情況下，農民都沒有造反、暴動，到了1962年夏，最危急的關頭已經過去了，毛還來這危言聳聽的一套，是為了製造出一個外部形勢險惡的氣氛，藉以「清君側」。在這次會議上，他砍掉了劉的左右手︰一個是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雲，一個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
7月6日，陳雲曾與毛澤東談話。他知道毛澤東反對「包産到戶」，所以只是婉轉地說「包産到戶」不妨一試。毛澤東當時未表態。但他走後毛在背後嚴厲指責他:「『分田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125]
北戴河會議前不久，劉少奇曾請陳雲在國務院作過一個題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並作為文件批發全國。毛看到陳雲的報告和財經小組的文件，在上面批道︰「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126]在會議上，他再次批陳「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在毛的進攻面前，劉少奇畏縮退讓，未對陳雲施援手。從此陳雲「被剝奪了財經工作的領導權。中央財經小組陷於癱瘓狀態。」[127]
毛澤東指陳雲「資產階級本性不改」的那份批件，被田家英指示毛的機要秘書林克壓下，未交給中央書記處。但有人將批件內容泄露給了陳，陳立即稱病請假南下，連隨後的八屆十中全會也沒有參加。他從此空掛黨的副主席頭銜，脫離了中央決策層。
就在北戴河會議前一個多月，毛還與鄧子恢、農機部長陳正人、農業部長廖魯言等長談，同意他們「試一試」包產到戶[128]，如今臉說翻就翻，毛突然對鄧子恢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搞嗎？」[129]
7月間，鄧子恢曾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對來自全國的幾千名幹部疾呼︰「我們應該懸崖勒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禍國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萬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應該感到痛心、內疚。」[130]他對毛澤東「搞左的一套」深惡痛絕，反駁毛說︰「工業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村不能建立？」[131]
但是，是非對錯的裁判是毛而不是鄧。一年多前毛澤東曾說鄧是「農村工作專家」[132]，現在一轉口就把鄧說成了「資本主義農業專家」[133]，並指著鄧說︰「你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又飛走了。」[134]
劉少奇或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或力量不足以與毛對抗。他採取遷就、退讓的態度，聽任毛批判鄧而沒挺身而出為鄧辯護。同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時一樣，中央委員以觀風派、牆頭草居多，他們趕緊同鄧子恢劃清界限，紛紛指責他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毛還把1955年解散部分合作社的老帳翻了出來。當時在部分地區解散兩萬多個農業合作社是中央工作會議的決定，他卻張口胡說鄧子恢「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135](文化革命中劉少奇、鄧子恢「解散二十萬個合作社」之罪狀，即從這裡演變而來。)他還宣布鄧是「十年一貫制的老右傾機會主義」，農村工作部「十年沒有辦一件好事。」[136]從此農村工作部被撤銷，鄧子恢被踢出了中央。
劉少奇不吱聲，鄧小平悄悄地收起了他的「黑貓、白貓」論。周恩來本來就沒膽量對包產到戶問題表態，現在更是縮了頭。毛澤東不費大力就把「包產到戶」這一帖可以救幾億農民於水火、使他們脫離苦難的良藥，扔到太平洋裡去了。
黨的決議迅速下達全國，各級組織強行收回剛包給農民不久的土地。
個別地方的農民想方設法繼續搞包產到戶，有的一直堅持到毛澤東死去的1976年。不過，在1962年的中國，毛澤東勝利了。絕大多數農民無法與政權對抗。他們無可奈何地交出了承包的土地，又被套上了「人民公社」的桎梏。
凡是推行「包產到戶」的幹部都受到了整肅。譬如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州委書記葛曼於1962年6月起推行包產到戶。僅僅一個多月，就吸引了大批外流的勞動力回歸。僅和政縣的七個公社就有七百多人回了家。[137]但是，他因此在北戴河會議上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四年後，毛發動文化革命，葛曼被逼自殺。
「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
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通過強調階級鬥爭形勢險惡的氣氛通過收回了放給劉、鄧「一線」的控制權，重新君臨全黨。在接著召開的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再次大講階級鬥爭：
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138]
講階級鬥爭就要有靶子。1959年廬山會議時被鬥垮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聞天，經劉少奇批準在江蘇、上海、浙江、湖南等省調查了兩個半月後，寫了一份報告，於7月中送毛澤東參考。因主張農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場價格自由地出賣其農副產品(包括糧棉油在內)的權利」，毛澤東認為這是他搞資本主義的罪証，宣布對張「進一步審查」，從此禁止他參加任何中央會議，閱讀任何中央文件。
六月中，彭德懷就毛澤東指他「裡通外國」的問題，遞交了一份八萬言的申訴書。這樣，他又成了給毛送上門的靶子。毛斥責「彭德懷要翻案」，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139]
毛澤東還找了若干鬥爭的靶子。
一個靶子是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班禪‧額爾德尼。由於藏區(西藏及青海、甘肅、四川、雲南部分地區)各級黨委熱衷於拆寺院，毀菩薩，鬥喇嘛，燒經書，許多僧尼被迫還俗；連班禪的家也被抄、父母被鬥爭，前藏軍司令、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的夫人被送去修路；「平叛」嚴重擴大化，「叛匪」越平越多；班禪於1962年5月
間寫了份長篇報告呈送周恩來總理，要求糾正。這成了「階級鬥爭」的活証據，毛澤東罵班禪「尾巴翹得比Ｕ－２型飛機還高」，班禪就被鬥倒了。班禪又殃及中共
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由於李采納班禪的意見，主持制定了關於藏族問題的文件，被毛抓住，說「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140]，撤了李維漢的職。
中
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負責對各國共產黨和革命組織的交往。他於二月間向中央提交一個報告，主張對外政策應採取和緩非激進的方針，對外國革命組織的支
持亦應量力而行。此報告成為他搞「修正主義」的鐵証，被批判撤職。在以後的文化革命中，他被歸為執行劉少奇的「三和一少」(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少援助外國革命組織)修正主義路線而打倒。
在「階級鬥爭」的口號下，毛的矛頭又指向了劉、鄧主持的全國平反冤案的行動。
1962年春，劉、鄧決定對在19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傾等邉又斜徽C的一千萬人「甄別平反」，「一攬子解決」，予以平反。[141]並決定隨後再處理1957、1958年右派的平反問題。這做法激怒了毛澤東。在9月下旬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嚴厲指責劉、鄧等，說：「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142]幾天後，他看到《宣教動態》披露國家機關黨委曾經準備給馮雪峰等右派甄別平反，寫了個批示給劉、周、鄧︰「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143]
劉、鄧等退縮了。中央組織部趕緊發出指示：甄別工作「剎車」。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宣布：「搞什麼包產到戶，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44]
共
產黨是要搞共產主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最大的罪名，一個誰都無法承擔的罪名。而毛澤東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這樣，
毛澤東站在了制高點上。他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詞藻唬住了中央委員會，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攻
擊三面紅旗」，再也沒人敢追究三年人禍的責任，再也沒有人提多少人餓死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再也沒人敢要求召開「九大」，沒人敢公開議論毛的是非，更沒人
敢提請毛當「名譽主席」了。「兩個主席都姓劉」的危險已不復存在。
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種籽是在1962年播下的。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對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說︰「『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這四年。」[145]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巴盧庫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146]
「修正
主義要推翻我們」一說，雖不過是毛用來倒劉的藉口，毛曾經有過被「推翻」的憂慮，卻是事實。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在對政法部門的談話中這樣說過︰「過去到
底死了多少人，搞了多少人，沒有搞清楚。這次要搞清楚。」「現在不揭，將來要揭；活著不揭，死了要揭。斯大林自己不揭，被敵人抓住了，來反對革命。」[147]毛澤東不一定能看到這些講話內容，但他一定明白，要是劉擔任黨主席後有人要追究大躍進失敗的責任，要對數千萬農民餓死一案提出控訴，甚至如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一樣清算他的路線，他將無盾可護。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時，向來對毛畢恭畢敬的劉少奇竟然回答︰「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48]將「你我」二人平等相列，幾乎就是自亮頭上的「反骨」。
當時，毛還沒有足夠的力量觸動劉少奇。按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威望，在投票表決程序未被廢棄的情況下，他決無扳倒劉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除去「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動因產生於1962年。這可由毛本人的話來証實。
1964年2月，毛澤東對某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說︰
1962年
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
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裡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
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149]
3月，毛對林彪說：
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麼辦？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150]
4月，毛對另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說：
中國如搞修正主義，你們就不好混。如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路線，你們怎麼辦？[151]
這都是1964年上半年的事。毛澤東沒有點名，但是，那些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的後面有個領頭人，那個人非劉少奇莫屬。黨內夠格當「赫魯曉夫」、夠格「搞資本主義路線」，也非劉少奇莫屬。
不過，一直要到1965年夏天毛澤東才不再忌諱劉少奇。他決定讓劉少奇死了接班的心。8月3日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國務部長馬爾羅時再次採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説：「像戴高樂和我這様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152]
1966年文化革命中，劉少奇被指為「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打倒。「三自一包」是他的最大的罪名。「國際綱領」「三和一少」則升級為「三降一滅」(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投降以蘇共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各國反動派，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邉?，劉少奇就成了十惡不赦的「老反革命」。
不過，毛澤東也覺得這些罪名雖大，卻根基不牢，不足以置劉少奇於死地。他不放心。要到由他的妻子江青親自負責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153]編造、羅列偽證，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佟溝淖錈幔旁?969年召開「九大」，並在當年就整死了劉。
在「九大」上，毛澤東宣布林彪是他的新接班人。不過，同1961年宣布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一樣，也是暫時的，是權宜之計。他已經明白說過「我這様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一年後他就開始對付林彪，並於1971年搞掉了林彪。林彪之死只比劉少奇晚了十個月。——不過，這已超出本文范圍了。
注 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1371頁。
[2]
1959.5.9毛澤東與李先念的談話，《黨史研究》1984年第4期7頁。
[3] 安徽省委辦公廳無產階級革命派編《打倒黑霸王曾希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39-40頁。
[4]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北京︰《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1986年第1期9頁。
[5]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12頁；《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期23頁。
[6] 同注3，44頁。
[7] 余習廣、韓鋼《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香港：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163-166頁。
[8] 《農業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概況》，北京︰首都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批劉鄧辦公室，1967年，32頁。
[9] 姜長青《包産到戶：那年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見《黨史縱橫》2005年第4期。
[10] 《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21頁。
[11] 1967年10月7日廣東《紅旗(貧、下中農)報》。
[12]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第5期34頁。
[13]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847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431頁。
[15]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四期54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44頁。
[17]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8年第6期11-12頁。
[18]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6期40頁。
[19] 《黨史研究》1983年第5期38頁。
[20]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14頁。
[21]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21-22頁。
[22] 1967年8月7日《北京日報》；《劉少奇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有關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的部分材料》(北京︰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1967)3、20頁。
[23] 楊明偉《走出困境 周恩來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50頁；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108頁。
[24]
1958.1.12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8)85至86頁。
[25]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125頁。
[26]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109-114頁。
[27] 楊明偉《走出困境 周恩來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50頁。
[28]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45、147頁；《黨史研究》1982年第1期29頁。
[29]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375頁。
[30]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1999年第七期31頁。
[31] 楊明偉《走出困境 周恩來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51頁；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46頁。
[32]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387-388頁：「這篇講話經過七次修改……發下來的文件把這些明顯推卸責任的話刪掉了。」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稍有不同：「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33]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45、147頁；《黨史研究》1982年第1期213頁。
[34] 同上，63頁。
[35] 《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21頁。
[36]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15頁。
[37]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4、372頁。
[3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3頁。
[39]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1999年第7期30頁。
[40] 王若水《毛澤東與霸道》，《北京之春》1993年12月、1994年1月合刊。
[41]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384頁。
[42]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4頁。
[43]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392頁;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 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22頁；2006.11.28(people.com.cn)，黃崢、劉允真「懷念少奇同志」。
[44]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392頁。
[45] 廖蓋隆《黨史探索：歷史經驗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140頁。
[4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834頁。
[47] 《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34頁。
[48] 1959年8月2日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389頁。
[49] 1969年1月15日張春橋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領袖的談話，本文作者文革期間抄錄。
[50] 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接見雲南軍區幹部的講話。丁抒文革期間抄錄於北京清華大學。
[51]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罪史錄》(北京: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1967年10月)10頁。
[52] 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邉郵寄?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377頁；辛子陵《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見《往事微痕》第12期，2008年12月5日；《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01頁稍不同：「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
[53] 《我眼中的毛澤東》197-201頁。
[54] 茆家升《捲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262、263頁。
[55] 1997.10.10萬里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魏久明等人的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3期2頁。
[56] 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卷三70頁。
[57]
1962.8.9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8年，38頁。
[58]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17頁。
[59] 同注3，44頁。
[60] 《打倒安徽黨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33頁；《徹底清算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在安徽省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中國人民大學「人大三紅」、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赴皖調查組，1967年，13頁。
[61] 《打倒安徽黨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
[62]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16頁。
[63] 《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第六次批判大會發言稿)》，北京︰「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委員會」，1967年，12頁。
[64] 中共龍巖地委重大活動記略(1957-1966)，摘自龍巖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巖地區志(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97-899頁。見《大饑荒檔案 www.chinafamine.net》
[65] 1967年6月15日《北京公社》報，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
[66]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17頁。
[67] 《反黨分子馬洪交待揭發薄一波的反黨罪行材料》，天津市經委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1967年，13頁。
[68] 《楊尚昆罪行錄》，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1967年，9頁；《三反分子楊尚昆的罪惡家庭及反動言論摘編》，北京︰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1967年，16-17頁。
[69] 1967年6月19日《東方紅戰報》，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
[70]
1967年5月20日《新聞戰線》報，北京︰新華社革命聯合委員會。
[71]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6期43頁。
[72] 《農業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概況》，北京︰首都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批劉鄧辦公室，1967年，32-33頁。
[73]
1967年1月14日姚依林的大字報〈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商業工作的影響〉。
[74] 《批判陳雲專刊》，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1967年，第1期21頁。
[75]
1967年1月14日姚依林的大字報〈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商業工作的影響〉。《話說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33頁改成了「現在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我們把田分給農民，有利於動員農民起來保衛自己的土地。」
[76]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期26頁。
[77]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第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1967年，58頁。
[78]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146-147頁。
[7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280頁。
[80]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期24頁。
[81] 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卷三。
[82]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84頁。
[83]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78頁。
[84]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第3期61-66頁。
[85] 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43頁。
[86]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84頁。
[87] 《百年潮》1998年第5期19頁。
[88] 《黨史研究》1985年第6期43頁。
[89] 《黨史研究》1985年第6期43頁；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248頁。
[90] 《黨史研究》1981年第六期25頁。
[9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27-128頁。
[92]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84頁。
[93] 1977年1月29日《光明日報》。
[94] 《徹底粉碎劉、鄧反革命復辟陰蜘U揭穿劉少奇、鄧小平在1961～1962年策劃的「幹部輪訓班」的黑幕》(北京︰高等教育部《北京公社》，1967)26頁。
[95] 1967年7月28日《紅色工人》(北京︰首都鋼鐵公司革命造反總部)。
[96] 《徹底粉碎劉、鄧反革命復辟陰蜘U揭穿劉少奇、鄧小平在1961～1962年策劃的「幹部輪訓班」的黑幕》(北京︰高等教育部《北京公社》，1967)4頁。
[97] 1962年3月楊獻珍在中央黨校六一班三支部的一次討論會上的講話，1967年7月20日《紅旗戰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
[98] 1966年11月3日《紅衛戰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99]
1967年1月28日《東方紅》報(北京︰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
[100] 1967年2月28日《紅旗》報，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文工團、總工會機關。
[101] 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360頁。
[102] 1959年2月2日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340頁。
[103] 1959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851頁。
[104] 1959年5月18日陸定一在中央文教部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陸定一、蔣南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五十例》，北京︰教育部延安公社，1967年，30頁。
[105] 1962年5月22日陸定一在中央文教小組會上的講話，1967年3月29日《戰報》，北京︰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
[106] 《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第六次批判大會發言稿(北京︰「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委員會，1967)12頁；以及第八次批判大會文件22頁。
[107] 1968年4月17日廣東《野戰報》。
[108] 1968年4月17日上海《文匯報》。
[109] 1962年8月12日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政治部的批評」,《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41頁。
[110] 《徹底粉碎劉少奇叛徒集團》，北京︰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劉、鄧聯絡站，1967年，22頁。
[111] 《打倒安徽黨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23-24頁；《徹底清算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在安徽省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關於安徽省大刮翻案風、單幹風、自由風的調查報告)》，北京：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中國人民大學「人大三紅」、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赴皖調查組，1967年，26頁。
[112] 《宿松縣志》(1990年版)。
[113] 1967年4月1日北京農業學院《新農大》報。
[114] 1968年3月4日宋任窮的書面檢查。丁抒於1968年3月20日抄錄於北京清華大學。
[115] 1961年6月24日陶鑄在廣西三幹會上的報告，《徹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北京︰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7年，24頁。
[116]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71頁。
[117] 1962年陶鑄在廣東全省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見《打倒陶鑄︰陶鑄的罪惡歷史》，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1967年，8頁。
[118] 1962年3月5日陶鑄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的報告；以及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裡》。
[119] 《人物》雜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期115-116頁。
[120]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工作人員的講話。今《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304頁發表的這篇講話已作了修改，不是當初的原話。
[121]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913頁。
[122] 1962年8月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戴河)，《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31-33頁。
[123] 1962年8月9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北戴河)，《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34頁。
[124]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聯絡委員會，1967.5)37頁。
[125]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86頁。
[12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8頁。
[127] 薛暮橋〈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的回憶〉,載《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頁。
[128] 《炎黃春秋》1996年第8期9頁。
[129]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期117頁。
[130] 林青山《一個陰旨業陌l跡史︰康生外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188頁。
[131] 《黨史研究》1981年第6期27頁。
[132] 《炎黃春秋》1996年第8期8頁。
[133]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89頁。
[13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2頁。
[13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37頁。
[136] 《中國農村經濟》(北京)1987年第10期22頁。
[137] 《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北京︰《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1988年第1期15-18頁。
[138]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懷仁堂)，《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42-43頁。
[139] 《黨史研究》1984年第2期22頁；第3期53頁。
[140] 同上。
[141] 《黨史研究》1985年第6期41頁；1981年第4期21頁。
[142] 《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46頁。
[1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200頁。
[144] 1962年9月25日八屆十中全會上董必武發言時毛澤東的插話，《人物》1997年第2期117頁。
[145] 《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38頁。
[146] 《黨史研究》1985年第6期41頁。
[147] 1962年3月17日劉少奇對政法部門的一次談話，見《罪惡累累的老反革命︰劉少奇反革命罪行調查報告選》，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報編輯部，1967年10月年，278頁。
[148] 《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邉?-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証》，《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
[149]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與新西蘭等兩個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談話，《黨史研究》1985年第6期44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4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見人民網(www.people.com.cn)。
[150] 1964年3月3日，毛澤東與林彪的談話，見「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年，405頁。
[151] 1964年4月10日毛澤東某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4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見人民網(www.people.com.cn)。
[152] 1965.8.3毛澤東與法國事務部長馬爾羅的談話，劉亞洲《廣場 － 偶像的神壇》，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0年，173頁。
[153] 1966年12月18日成立「劉少奇專案組」，鑒於劉是國家主席，身份特殊，當時的名稱是「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後改叫「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有時叫「劉少奇專案組」，有時叫「王光美專案組」。組長是謝富治，開始副組長是江青。(後經江青提議組長改為汪東興)謝富治指示專案組：「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專案組曾向江青、康生提議聽取劉少奇本人的申訴，被否決。江青不滿意該專案組負責人蕭孟的表現，於1967年11月將他逮捕下獄。1968年9月11日的一個會議上，江青説：「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這個大內奸啊，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紀律檢查工作文件選編(1978.12-1980)》113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230頁；黃啓亮《共和國十大冤案之謎》232-233頁。《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八年第六期36-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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