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肃反处决AB团杀人如麻 周恩来掌生杀大权

——邱会作在“肃反”中死里逃生

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红军别的部队在杀“AB团”，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

解放军中将邱会作（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中共建政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

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

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难性。

执行死刑途中捡回一条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