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2017-04-10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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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相超：從全國範圍來說，餓死人的責任在中央。除了中央責任外，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的書記應該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他們個人責任使該省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死亡率。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他們都是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的猛將。
*煙影歷史：【劉關張】1958年甘肅鎮原縣春荒，已經發生餓死人的事件，上級派駐的工作組不是全力救災，而是全縣抓捕破壞糧食增產的“反革命分子”。工作組負責人故意讓群眾反映問題，隨後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錄下來挨個按名逮捕，幾天就抓了兩百多人，用麻繩串起，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有個社員被問及姓名，回答“劉國章”，雖然不在逮捕名單上，但工作組負責人居然荒唐地說：“劉關張在三國時就搞得烏煙瘴氣，現在又來搞亂社會主義，給我抓起來。”此人當即被抓進監獄，不久即死在獄中，其母也隨後餓死。（50年代人民公社食堂）
*鄧相超：王兆軍《皺紋里的聲音》：“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屍橫村巷。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當他在濟南修建毛、劉、周、朱的豪華賓館時，三分之一皮包骨頭的農民正陸續走向墳墓。我的村子人口從58年的1500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
*山高路遠N：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時為鳳陽縣委書記的馬維民說：“死亡率達到17.7%，很多村子已沒人了。還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西單紅史1：1959年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在中央會議上放出豪言：58年甘肅糧食增產40%、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為完成浮誇帶來的國家高徵購指標，組織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超標餘糧席捲一空，同時下死令不准外逃。大多數只能在吃光樹葉、野草之類等可食之物，甚至易子而食後，坐以待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