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權勢穩固，謠言不攻自破

習近平此次拉薩之行，陣容強大、行程緊湊，傳遞出明確的信號：他不僅身體無恙，政治權威更是無可撼動。隨行的王滬寧、蔡奇作為政治局常委中的核心人物，代表了意識形態和組織路線的延續；李干傑、何立峰等人則象徵着行政與經濟領域的支柱力量；洛桑江村作為藏族高官，凸顯了民族團結的象徵意義；胡春華、張升民等人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決策層的團結。這一高規格陣容，遠非健康危機或權力動盪的領導人所能駕馭。

然而，海外一些自媒體和所謂“民運人士”卻熱衷於編造“習近平病危”“高層內鬥”的故事。此前關於301醫院的傳聞，細節看似詳盡，聲稱習近平突發重病，甚至從上海調來專家會診。然而，這些傳聞在習近平公開露面後迅速崩塌，暴露了其毫無依據的臆測本質。這種現象並非孤立，而是海外“聽床師文化”的典型表現。

“聽床師文化”的本質與荒謬

“聽床師”一詞源於古代宮廷，形容那些通過揣摩皇帝私生活、傳播宮闈秘聞以博取關注的小人。在當代，海外“聽床師”指的是一些自媒體人、評論家或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以“內部消息”為噱頭，編造或誇大中國高層政治的所謂“內幕”，以此吸引流量、製造話題。這些“聽床師”往往缺乏可靠信源，依靠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甚至直接捏造信息，炮製聳人聽聞的“爆料”。

以此次301醫院傳聞為例，所謂“上海調醫生”“搶救細節”等信息看似具體，卻毫無可信證據。類似的謠言在海外社交媒體上層出不窮，如“習近平被軟禁”“政治局內訌”等，均是“聽床師”為了博取關注而編織的敘事。這些內容的共同點是缺乏事實依據，依賴情緒化渲染，迎合部分受眾對“中國崩潰論”的期待。這種文化不僅誤導公眾，還削弱了嚴肅政治討論的可信度。

歷朝歷代“聽師文化”的歷史根源

“聽床師文化”並非現代獨有，而是中國歷史上“聽師文化”的延續。古代宮廷中，皇帝的私生活和健康狀況往往被視為國家穩定的風向標。宦官、宮女或近臣通過傳播皇帝的“秘聞”來謀取影響力，甚至干預朝政。例如，明朝萬曆皇帝長期不上朝，引發朝野猜測，各種關於其健康和私生活的流言甚囂塵上；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健康狀況也成為宮廷內外揣測的焦點。這些“聽師”往往利用信息不對稱，將小道消息包裝成“內幕”，以此操控輿論或謀取私利。

在現代，“聽床師文化”不過是古代“聽師文化”的變種。信息時代的到來讓謠言傳播更快、更廣，尤其是海外社交平台的開放性，為“聽床師”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他們以“揭秘”為名，實則販賣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迎合部分受眾對神秘感和陰謀論的偏好。

“聽床師文化”為何在民運圈盛行？

“聽床師文化”在海外民運圈的盛行，有其特定的社會和心理根源：

中國政治的高層決策具有一定的封閉性，海外公眾對真實信息的獲取受限。這種信息真空為“聽床師”提供了操作空間，他們以“內部消息”滿足受眾的好奇心，填補信息空白。

許多民運人士長期脫離中國本土政治實踐，缺乏實質影響力。為了維持存在感，他們往往依賴製造“爆炸性新聞”來吸引關注。“習近平病危”這類傳聞正是迎合了部分海外受眾對“中國政權不穩”的期待，從而為民運圈帶來流量和支持。

民運圈的受眾中，不少人對現政權抱有強烈反對情緒，傾向於相信任何對其不利的傳聞。陰謀論作為一種簡單化的解釋框架，迎合了這種情緒需求，使“聽床師”的謠言更易傳播。

在自媒體時代，流量等於收益。許多“聽床師”通過製造聳人聽聞的內容吸引點擊量，甚至以此謀生。一些賬號，頻繁發布未經證實的高層“內幕”，本質上是為了追逐流量紅利。

批判與反思

“聽床師文化”不僅是對事實的扭曲，也是對理性討論的傷害。它的盛行暴露了民運圈在理念和方法上的困境：與其專注於建設性的批評和可行的改革方案，一些人更傾向於沉迷於謠言和陰謀論。這種文化不僅無法動搖現政權，反而使其支持者更加團結，同時削弱了民運自身的公信力。

從歷史看，“聽師文化”總是伴隨着權力鬥爭和信息不對稱而生，但從不曾推動真正的社會進步。相反，它往往成為分裂社會、誤導公眾的工具。在信息時代，公眾更應保持理性，學會辨別信息真偽，而非被“聽床師”的聳人聽聞牽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