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经济篇（附章）》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制度延伸与文明自觉

前言

在当代世界的学术体系中，诺贝尔奖不仅象征个人成就的顶点，更反映人类文明对知识结构的重新排序。科学、文学、和平本是十九世纪末理想主义的三重象征，而经济学奖的出现，则是二十世纪社会工业化、金融化与制度化的结果。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追加奖项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开始正式承认：制度与经济治理，不再只是国家行政的技艺，而是关乎全人类生存秩序的科学。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奖成为唯一被正式纳入诺贝尔体系的后设奖项。它不仅为经济学家提供荣誉，更成为“拼经济”的理论背书，为制度设计、政策评估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文明层面的合法性。

一、后追加的唯一一项：经济学奖的制度意义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诞辰300周年设立“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1969年起，该奖项并入诺贝尔奖颁奖体系，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与物理、化学奖相同。

资金来源由瑞典银行提供专项基金，奖金水平与其他奖项等同。

但在法律上，它并非诺贝尔遗嘱中的原始奖项，而是人类制度意识的延伸——一个后天确立的现代文明节点。

这一追加行为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形式。诺贝尔本人并未在遗嘱中提及经济学、数学或工程学，他认为这些学科的抽象性使其难以直接衡量对人类福祉的贡献。

而当经济学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被设立，人类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制度哲学上的反转：

经济学不再是“附属学”，而成为解释社会运行与资源分配的基础科学。

它的加入，意味着社会科学正式进入“可被验证与评估”的理性体系。

从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始终作为诺贝尔体系中唯一的制度性扩展存在。

这一扩展不仅承认了“经济制度的科学性”，更标志着二十世纪人类重新发现社会科学的价值——

即通过模型、数据与行为规律，去理解国家、市场与个体之间的制度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文明的自觉。

二、学术与制度的交汇：西北大学的获奖时刻

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美国西北大学向全校师生发布官方通告，祝贺其经济史学家、罗伯特·H·斯特罗茨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荣获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通告中写道：“我们为莫基尔教授的获奖感到无比自豪，他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技术创新的历史动力，更说明了制度开放与社会学习在长期增长中的决定作用。”

当日下午三时，学校在卡恩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媒体介绍其学术贡献与研究脉络。

根据诺贝尔委员会说明，莫基尔教授获得该奖项的一半奖金，以表彰其“识别通过技术进步维持可持续增长所需的前提条件”。

他的研究横跨经济学与历史学，聚焦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变迁。

他指出，现代增长之所以出现，源于三重结构的共鸣：

一是“有用知识”的积累，使技术创新具备可复制性；

二是“机械能力”的普及，让生产者与工程师成为制度主体；

三是“制度开放性”的扩展，使社会得以接纳技术变革并形成竞争性激励。

这一理论路径，被称为“技术—制度—知识三元模型”，在学术界被视为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化补充。

莫基尔以大量档案研究与制度比较证明，工业革命并非偶然爆发，而是欧洲知识结构从神学权威向实验理性转向的制度结果。

他的研究以历史验证经济学模型，以制度解释科技进步，成为当代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汇点。

三、社会进步的制度背书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延伸意义，并不止于学术评价。它实际上成为全球“拼经济”的理论背书，是人类社会衡量政策成效与制度创新的最高标尺之一。

每一次获奖主题的转向，都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相互呼应：

滞胀年代，奖项聚焦货币与政策；

冷战末期，强调信息与激励；

全球化时期，重视机制设计与制度转型；

而进入气候与AI时代，评奖重点则回到创新与治理的平衡。

莫基尔的获奖，正是这一文明节奏的最新章节——它提醒人类：经济增长的真正前提，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制度的学习能力。

四、制度余响：从奖项到文明的对答

当诺贝尔奖再次颁给研究制度与创新的学者，人类文明似乎在回望自己的来路。

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奖的设立象征着社会科学被重新接纳进理性殿堂；而今，它成为全球“拼经济”时代最庄重的自我质询。

每一次评奖的主题转向，都是文明在自我诊断：从货币政策到激励机制，从因果识别到气候与创新，人类不断试图在制度与技术之间寻找平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只是荣誉的象征，它提醒人们：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让进步能够持续，而非仅仅重复。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奖已超越学科的边界，成为文明理性的一种年度体检。

它让世界在欢呼之外，听见另一种更深的声音——文明在反思自身，而人类，依然在学习如何以制度的方式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