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經濟篇（附章）》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制度延伸與文明自覺

前言

在當代世界的學術體系中，諾貝爾獎不僅象徵個人成就的頂點，更反映人類文明對知識結構的重新排序。科學、文學、和平本是十九世紀末理想主義的三重象徵，而經濟學獎的出現，則是二十世紀社會工業化、金融化與制度化的結果。

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追加獎項的誕生，標誌着人類開始正式承認：制度與經濟治理，不再只是國家行政的技藝，而是關乎全人類生存秩序的科學。

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獎成為唯一被正式納入諾貝爾體系的後設獎項。它不僅為經濟學家提供榮譽，更成為“拼經濟”的理論背書，為制度設計、政策評估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文明層面的合法性。

一、後追加的唯一一項：經濟學獎的制度意義

1968年，瑞典國家銀行為紀念諾貝爾誕辰300周年設立“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自1969年起，該獎項併入諾貝爾獎頒獎體系，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選，與物理、化學獎相同。

資金來源由瑞典銀行提供專項基金，獎金水平與其他獎項等同。

但在法律上，它並非諾貝爾遺囑中的原始獎項，而是人類制度意識的延伸——一個後天確立的現代文明節點。

這一追加行為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形式。諾貝爾本人並未在遺囑中提及經濟學、數學或工程學，他認為這些學科的抽象性使其難以直接衡量對人類福祉的貢獻。

而當經濟學獎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被設立，人類事實上完成了一次制度哲學上的反轉：

經濟學不再是“附屬學”，而成為解釋社會運行與資源分配的基礎科學。

它的加入，意味着社會科學正式進入“可被驗證與評估”的理性體系。

從196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始終作為諾貝爾體系中唯一的制度性擴展存在。

這一擴展不僅承認了“經濟制度的科學性”，更標誌着二十世紀人類重新發現社會科學的價值——

即通過模型、數據與行為規律，去理解國家、市場與個體之間的制度關係。

在這一意義上，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文明的自覺。

二、學術與制度的交匯：西北大學的獲獎時刻

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美國西北大學向全校師生發布官方通告，祝賀其經濟史學家、羅伯特·H·斯特羅茨教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榮獲當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通告中寫道：“我們為莫基爾教授的獲獎感到無比自豪，他的研究不僅揭示了技術創新的歷史動力，更說明了制度開放與社會學習在長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

當日下午三時，學校在卡恩禮堂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向媒體介紹其學術貢獻與研究脈絡。

根據諾貝爾委員會說明，莫基爾教授獲得該獎項的一半獎金，以表彰其“識別通過技術進步維持可持續增長所需的前提條件”。

他的研究橫跨經濟學與歷史學，聚焦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變遷。

他指出，現代增長之所以出現，源於三重結構的共鳴：

一是“有用知識”的積累，使技術創新具備可複製性；

二是“機械能力”的普及，讓生產者與工程師成為制度主體；

三是“制度開放性”的擴展，使社會得以接納技術變革並形成競爭性激勵。

這一理論路徑，被稱為“技術—制度—知識三元模型”，在學術界被視為對羅默內生增長理論的歷史化補充。

莫基爾以大量檔案研究與制度比較證明，工業革命並非偶然爆發，而是歐洲知識結構從神學權威向實驗理性轉向的制度結果。

他的研究以歷史驗證經濟學模型，以制度解釋科技進步，成為當代經濟史與新制度經濟學的交匯點。

三、社會進步的制度背書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延伸意義，並不止於學術評價。它實際上成為全球“拼經濟”的理論背書，是人類社會衡量政策成效與制度創新的最高標尺之一。

每一次獲獎主題的轉向，都與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相互呼應：

滯脹年代，獎項聚焦貨幣與政策；

冷戰末期，強調信息與激勵；

全球化時期，重視機制設計與制度轉型；

而進入氣候與AI時代，評獎重點則回到創新與治理的平衡。

莫基爾的獲獎，正是這一文明節奏的最新章節——它提醒人類：經濟增長的真正前提，不是財富的積累，而是制度的學習能力。

四、制度餘響：從獎項到文明的對答

當諾貝爾獎再次頒給研究制度與創新的學者，人類文明似乎在回望自己的來路。

半個世紀前，經濟學獎的設立象徵着社會科學被重新接納進理性殿堂；而今，它成為全球“拼經濟”時代最莊重的自我質詢。

每一次評獎的主題轉向，都是文明在自我診斷：從貨幣政策到激勵機制，從因果識別到氣候與創新，人類不斷試圖在制度與技術之間尋找平衡。

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只是榮譽的象徵，它提醒人們：制度的真正意義，在於讓進步能夠持續，而非僅僅重複。

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獎已超越學科的邊界，成為文明理性的一種年度體檢。

它讓世界在歡呼之外，聽見另一種更深的聲音——文明在反思自身，而人類，依然在學習如何以制度的方式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