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姿飒爽绿玫瑰，权力金钱一笔开。

官道石榴裙下走，贪图色欲又贪财。

话说公元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的风很大，卷着尘土，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红墙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细碎的低语，又像谁在无声地叹息。这一天，院里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件，其中第三号，是关于潘玉梅、陈宁的受贿案。没人会特意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没人会记住城市角落里那些腐烂的落叶——这类事情，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算新鲜。

潘玉梅坐在看守所的铁窗后，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墙壁。阳光透过狭小的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一根无法挣脱的枷锁。她的脸上没有悲戚，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想起自己的日记本，那些藏在抽屉最深处、记录着无数秘密的纸页，如今大概也成了灰烬，和她的人生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她出生在公元一九六三年的南京，一个军人家庭，父母和祖父都是穿军装的人。家里的墙壁上挂着勋章，空气里常年弥漫着纪律与威严的味道。小时候，她看着那些军装，心里满是向往，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军人，像长辈们一样，活得出彩，活得体面。那时候的她，眼里有光，心里有敬畏，不知道后来的自己，会一步步掉进欲望的泥沼，再也爬不出来。

公元一九八一年，潘玉梅高中毕业后，如愿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女兵。在部队里，她格外刻苦，训练从不偷懒，再苦再累也不抱怨。她知道，自己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拼命，才能得到认可。很快，她就成了部队里的标兵，公元一九八五年入了党，还被送进了军校学习。公元一九八七年，她从军校毕业，走上了干部岗位，还和部队里的年轻军官刘军结了婚。那时候的日子，平淡而安稳，她以为，自己会沿着这条光明的路，一直走下去。

公元一九八九年，潘玉梅从部队转业，在家人的安排下，进了南京市栖霞区区委，做了一名秘书。根红苗正的出身，加上军旅生涯磨练出的干练，让她在新的岗位上很快崭露头角。没几年，她就被提拔为区双拥办主任，后来又升任区民政局副局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公元一九九八年年底，她被任命为迈皋桥镇镇长，成了一方父母官。

迈皋桥镇在南京东北郊，是个税源匮乏的地方，有时候，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潘玉梅上任后，没有退缩，她盯上了城郊的土地——那是这片贫瘠土地上，唯一的财富。她大胆圈地，设立了创业园区，靠着出卖土地拉动GDP增长。没过多久，街道的税源收入就突破了亿元大关，她成了人人称赞的能人，政绩斐然，前途无量。

起初，潘玉梅是廉洁的。她记得自己的出身，记得长辈们的教诲，记得权力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谋私的。可人心就像一口空井，一旦有了缝隙，欲望的潮水就会汹涌而来，再也无法阻挡。

公元二〇〇〇年春节前夕，兴卫村的党支部书记高家贵，提着两瓶茅台和一个厚厚的信封，来到了潘玉梅的办公室。高家贵的村子，归潘玉梅直接分管，这些年，她对兴卫村多有关照。高家贵说着拜年的话，把信封放在办公桌上，语气恭敬又暧昧。潘玉梅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收下了——那里面是一万元现金，还有两瓶她平日里舍不得喝的茅台。这是她第一次收受他人财物，没有想象中的忐忑，反而有一种隐秘的满足感，像第一次尝到糖的孩子，从此便贪恋上了这种滋味。

公元二〇〇一年九月，潘玉梅被选派去新西兰培训。临行前，高家贵又找上门来，送来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美金。“潘书记，出国要用美金，这点心意，您别嫌弃。”高家贵的话说得漂亮，潘玉梅也心照不宣。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对高家贵的关照，想起权力带来的便利，坦然地收下了这笔钱。在新西兰的一年，她见惯了异国的繁华，心里的欲望，也像野草一样疯长。她开始明白，权力不仅能带来体面，还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那些她曾经敬畏的规则，在财富面前，渐渐变得苍白无力。

回国后，潘玉梅的心态变了。迈皋桥镇改成了街道，她升任街道党工委书记，成了一把手，手中的权力更大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找她“帮忙”的开发商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人，络绎不绝。她不再推辞，反而学会了周旋，学会了用权力做交易，把每一次“帮忙”，都换算成实实在在的利益。

变故发生在公元二〇〇三年。这一年，她的丈夫刘军被确诊为肝癌，需要巨额的治疗费。这笔钱，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没有选择坚守底线，反而把这当成了自己敛财的借口。她找到了港商陈强，又拉上了时任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陈宁，三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低价拿下了一百亩土地。她和陈宁，既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却在土地转让后，各自收受了四百八十万元。这是她单笔受贿最多的一次，做得天衣无缝，倒签协议、变更股东、迂回走账，每一步都算计得精准，仿佛在完成一项精密的工作，而非一项肮脏的交易。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她开始变本加厉，用各种手段敛财：帮开发商低价拿地，收受巨额回扣；帮企业减免费用，换取超低价房产；接受老板们的“馈赠”，美元、人民币，源源不断地流进她的口袋。她和陈宁，还有其他几个官员、老板，合伙成立公司，炒作土地，从中非法牟利上千万元；她以母亲的名义买房，让开发商承担差额，一套房子，就能捞到几十万元的好处。她的官职，也随着她的“政绩”一路高升，公元二〇〇四年年底，她成了栖霞区区长助理，陈宁也升任区财政局长，两人一唱一和，在权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潘玉梅的贪婪，不仅体现在钱财上，更体现在欲望的放纵上。丈夫身患重病，常年卧病在床，两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她开始用身体做交易，一边勾搭领导，为自己的高升铺路；一边周旋在各路老板、官员之间，引诱他们为自己“上贡”。她曾对十五个男人说过同样的情话：“我喜欢你，等我离婚，我们就在一起。”那些男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她的猎物，心甘情愿地为她花钱、办事。

她还有一个隐秘的习惯——记日记。她把和自己发生过关系的近一百六十个男人，按职业分类，按“能力”评分，把每一次交易的细节、每一份感受，都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这本日记，成了她最隐秘的炫耀，也成了她日后无法辩驳的罪证。她从不觉得羞耻，反而觉得这是自己的“本事”——一个相貌平平、官职不高的女人，能让这么多男人俯首帖耳，这难道不是一种能耐吗？

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以为权力和财富能永远庇护她。她用赃款给高家贵送别墅，换取他的忠心；她在案发前补还房款差额，试图掩盖罪行；她把赃款藏在父母家，以为能瞒天过海。可她忘了，纸终究包不住火，那些被她遗忘的规则，那些被她践踏的底线，终究会在某一天，反过来将她吞噬。

公元二〇〇七年元月，南京市纪委在查处一起邮政系统腐败案时，再次调查高家贵。这一次，高家贵没有再坚守，为了自保，他供出了潘玉梅。很快，潘玉梅被纪委带走，经过十三天的心理抗衡，她终于低下了头，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办案人员在她父母家的床底下，搜出了五十万美元和一百七十万元人民币的赃款，那些藏在暗处的投资、那些非法所得，也一一被追缴。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军队干部，得知女儿藏了这么多赃款在自己家里时，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一辈子坚守的信仰，被女儿亲手碾碎了。

公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宁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提出上诉，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铁窗后的日子，漫长而枯燥。潘玉梅偶尔会想起自己的过去，想起小时候的梦想，想起部队里的时光，想起那些曾经的体面与繁华。她也曾忏悔，说“贪字就是今字下面关个人，有些错是犯不起的”。可她的忏悔，只停留在钱财上，对于那些权色交易，对于那些被她伤害的人，她从未有过一丝愧疚——她始终觉得，那是自己应得的，是权力赋予她的“特权”。

风依旧在吹，穿过铁窗，拂过潘玉梅的头发。她望着窗外那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眼神空洞。她的日记本，早已被烧毁，那些记录着欲望与罪恶的纸页，成了灰烬，随风飘散。就像她的人生，曾经看似光鲜亮丽，终究逃不过灰飞烟灭的结局。

没人会为她惋惜，就像没人会为一片腐烂的落叶驻足。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被权力迷惑，被欲望吞噬，一步步走向毁灭。他们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却终究被自己的贪婪，钉在了耻辱柱上。而那些类似的故事，依旧在某个角落，悄悄上演，重复着同样的荒诞与悲凉，仿佛一场永不停歇的闹剧。

太史公曰：潘玉梅者，起于军旅，沐于家风，初有壮志，终溺贪途。权为刃，欲为毒，以权谋私，以色逐利，记秽行于册，聚赃款于室，终落得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夫权力者，公器也，非私物可私藏；欲望者，心魔也，非自律不能制。玉梅之悲，非独一己之过，亦为世之镜鉴也。

有词《梧桐影》赞叹：

天道斜，钱权易。行贿送钱还献身，情天孽海皆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