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外公雖住在偏遠的川南，卻培養他的五個子女都上了大學，自己則被槍殺。母親背着“大地主出身”的黑鍋，卻遺傳了外公的“單純”。她在北京大學期間參加革命卻未入黨，她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低能”，其觀念與複雜的社會往往脫節。

母親的鄉愿鄉音

母親在家鄉讀小學，去成都讀中學。在中學時她就充滿正義感，同情窮苦的百姓；之後她考上北京大學，參加革命，解放後在大學工作直到離休。

我從來沒聽母親說過一句四川話。在文革中她與教研室同事去四川“步行串聯”，在成都到重慶的鄉間小道上，有一隊人打着四川大學的旗幟迎面而來。其中一位女性突然大聲喊母親的小名。母親認出那是她在成都女中的同學，卻一時難以用四川話回應。回北京之後，母親同教研室的叔叔們常拿這事開玩笑。

我們原計劃在2016年秋天，帶母親回訪故鄉，預定了行程和租車；沒想到她在2016年6月病倒， 在10月19日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在生命的最後兩個月，母親躺在病床上，已經口齒不清，有些鄉音卻回來了，比如：牛、流不分；寧、林不分，她已經說不清n和l了。

為了遵守原來的承諾，在母親過世一年之後、2017年的10月中旬，我們回到了母親童年生活過的故鄉。

碉樓內外的風雨歲月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川南，土匪橫行，戰亂不斷。為保護家族生命財產安全，屈家與當地其他望族一樣，建起了厚重高聳的碉樓。外公與兄長屈歡然合住的莊園，四角矗立着四座22米高的碉樓，牆體厚達半米，牆上布滿密密麻麻的彈痕，碉樓高層設有瞭望台和射擊口，底層則是堅固的糧倉和避難室。家族組建了專門的護衛隊，日夜在碉樓上值守，與周邊山區的土匪展開過數次激烈交鋒。

碉樓大門上的“醒廬”二字，是外公的岳父高維然所題，莊園內正堂上的“清醒遺風”匾額，既是家訓，也暗含着在亂世中堅守本心的期許。當年這一帶有三十多座碉樓，如今僅存下一座方洞莊園碉樓，是全國重點保護的博物館，方洞碉樓的主人是外祖父的叔伯兄弟。

外祖父自家的碉樓和莊園，歷經多次戰爭、革命、土改和“運動”，只剩下了斷壁殘垣。不過，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這座莊園不僅是屈家的庇護所，也時常收留逃難的鄉鄰。小姨回憶，小時候常看到外公給窮苦村民分糧食，教村裡的孩子識字，在鄉鄰眼中，這位“書呆子”老爺，溫和而善良。

時代劇變下的碉樓

然而在時代劇變面前，外公的學識與善意不堪一擊。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川南，土地改革的浪潮席捲鄉村。家中擁有千畝良田、多處產業的“大地主”外公，自然成為顯眼的目標。彼時，解放軍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曾專門致信地方黨組織，要求保護外公——解放軍進軍西藏急需懂藏文的知識分子，外公精通梵文與藏文，是國家急需的人才。

但這封蓋有公章的保護信，終究沒能送到外公手中。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鄉村的權力掌握在農會手中。農會主席知道外公家中曾有一些金箔藏文佛經；雖然在日軍飛機轟炸、房屋倒塌後金箔已經全部遺失，他還是認定外公藏有更多金銀財寶。農會主席對外公嚴刑逼供：讓他跪在鋪滿玻璃渣的地上爬行，將他手腳倒背捆起、吊在房梁上“鴨兒鳧水”，外公患有嚴重的肺結核，身體本就虛弱，日復一日的摧殘讓他瀕臨崩潰……。

凋零墜下與事態炎涼

母親與她的姐妹兄弟，當時正積極投身新中國的建設：有的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浴血奮戰，有的在工作崗位上加班加點，有的在學校里刻苦讀書。身為“地主子女”，他們懷着強烈的負罪感，拼命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卻都不知父親正在故鄉遭受着非人的折磨。逼死外公的農會幹部，明明知道外公是軍屬，為了撈錢卻不顧政策、甚至草菅人命。

1951年，外公在給五姨的信中寫道：“我儘量坦白，然基本群眾尚少了解，不信（我言）…我不存金銀”。字裡行間滿是無助與絕望。

最終，不堪折磨的外公趁看守鬆懈，逃到自家碉樓頂層，從窗口跳下。他落在樓下的水潭中，並未當場身亡，卻被趕來的民兵開槍打死。對外，他們則謊稱外公“對抗土改，畏罪自殺”。外公的兄長屈歡然，也在同期被槍斃，屈氏家族的輝煌，隨着碉樓下的槍聲戛然而止。

而外公耗費畢生心血編撰的漢藏、漢梵大字典手稿，裝滿了十多籮筐，在他死後大多遺失（農會幹部在其中翻找金子），僅存的三籮筐卡片，後來被四川省和重慶市圖書館的人運走，從此下落不明。他的學術理想，最終消散在時代的風雨中。

不實歷史與不盡鄉愁

外公死後，莊園被沒收，財產被瓜分，家人四散飄零。小外婆帶着小姨和十五舅，被趕出大宅，住進了一間破舊的小木屋。小姨在城裡上學，因“地主子女”的身份受盡歧視，每天艱辛度日，居無定所。

那些年，屈家的孩子們背負着“黑五類”的烙印，在升學、工作、入黨等方面處處受限。母親解放前曾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上了國民黨抓捕的黑名單，解放後多次申請入黨，卻因“出身不好”被考驗了一輩子；直到九十年代後期黨組織再次邀請她時，她已連申請書都懶得寫了。

同樣令人唏噓的是，屈原後代的家族歷史，在紅色歲月中被篡改，外婆高氏家族和另外兩位瀘州大麯酒窖的創始人，在酒窖博物館的介紹中，被徹底抹殺。那些曾經公開展覽的高家酒窖老照片，早已被撤下，還硬將歷史提前了八百多年，說酒窖成“成於元代、盛於明清”。小姨父拿出十餘年前的舊報紙，上面詳實記載着高家酒窖的開發歷程，與博物館的“新編歷史”形成鮮明對比。 

斷壁殘垣不堪回首

2017年的我們，從被“新編歷史”的酒窖，來到外公家在華洞村的斷壁殘垣，心中五味雜陳。曾經規模宏大的莊園，如今只剩下幾間殘破的房屋，一位83歲的老人住在裡面，口中還在喋喋不休地喊着六七十年代的紅色口號，仿佛時光從未流逝。旁邊的農戶聽說我們是屈家後人，興奮地圍上來，訴說着外公當年的善舉，詢問我們是否要回來投資。

我們在泥濘的田埂上一步一滑，幾次要跌進田中，小姨突然停步， 指着路旁的草叢，告訴我們那是外公的埋骨之地。當年外公的其他子女們，對外公跳樓和被槍殺毫不知情，只有小外婆悄悄告訴了小姨，並且讓她嚴守秘密。

當年，有一位好心的老長工，偷偷將外公的遺體埋在莊園外的小樹林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後來人們聽說外公的子女都在大城市且“有出息”，紛紛說這塊地的風水好。多年後，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在此下葬，外公的真正遺骨早已無從尋覓。

青花瓷與歌樂山

我在一堆舊建築垃圾中，翻出幾片青花瓷殘片，它們或許是外公當年用過的飯碗或茶杯，我小心翼翼地收起，當作對這位素未謀面的外公的紀念。不遠處，方洞鎮石牌坊村的屈氏莊園博物館已被修繕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角的碉樓依舊高聳、牆上布滿彈痕，卻早已沒有了當年的硝煙，已成為遊客拍照打卡的背景。

回程路過了重慶歌樂山，遠遠就能看到白公館、渣滓洞的指示牌。那裡是舅公劉國鋕烈士犧牲的地方，如今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邊是革命烈士的光環，一邊是地主外公的悲劇，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在同一個家族的血脈中交匯，折射出近代中國的劇烈動盪與人性掙扎。

滾滾東流的長江水，帶走了歲月的痕跡，卻帶不走那些刻在家族基因里的記憶。母親的鄉音在生命最後時刻回歸，我的四川話在踏入瀘州的那一刻自動喚醒，這或許是血脈的傳承，是鄉愁的延續。

外公的悲劇，是那個時代無數知識分子與地主家庭的縮影，屈氏家族的往事，只是大時代的一段插曲；在階級鬥爭的洪流中，人如同水上落葉，隨時可能滅頂。而那些被篡改的歷史、被掩蓋的真相，或許永遠無法完全復原。

如今，碉樓依舊矗立在川南的田野上，它見證過家族的繁華，經歷過血腥的殺戮；在歲月靜好的今天，我默默祈禱：盼望每一段歷史都被尊重，更期望在這片生養我們的土地上，公義和仁愛能被高舉，再沒有殺戮與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