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剑在国际刑警部队服务一年后回到武城公安局不久，就接到一个棘手的案子。死者是一位退休司机，三天前在路边等侯过街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短暂挣扎之后竟然扑向斑马线，被疾驶而过的卡车撞出十几米，当场死亡。出事时死者的儿子正在马路对面。两个人约好一同到附近的房产管理处办理过户手续。当儿子的一口咬定父亲一定是被人推下马路，要求警方调查凶手。根据现场目击者口述和十字路口监视录像分析，当时等候过街的行人有十几个，互相保持一定距离，并未出现拥挤推搡的情况。

死者侯卫东的儿子是个半公认的孝子。“公认”二字打对折是有原因的。警探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一半人夸他买房子先给二老住，另外一半人则认为当儿子的有“吃老”嫌疑。本来，儿子做生意挣了钱，先给父母买了一套公寓。说是给父母买的，产权却在自己名下。而他自己一直住在父母单位分的老房子里。让父母住新房的理由是离公园近，二老每天可以散步健身。从一开始儿子就想把老房子产权转到自己名下，不过老人心里只想临时住住，早晚还想搬回老房子。所以迟迟没有办理老房子的房产过户手续，一直拖到现在。一家人看上去和和睦睦，住的远些的街坊邻居没有人能记起死者生前跟什么人吵过架红过脸，或者有什么仇人。住的比较近的邻居却不以为然，觉着老两口太实在，儿子太鬼。在外面做生意诡一点也就算了，无商不奸吗。在家里算计老人就太不应该了。你想，自己名下买个房子让老人住，自己住老人的房子也想把房产转到自己名下。到头来所有房子都在儿子名下，你说鬼不鬼？这么鬼的儿子，老人却一点儿没看出来，逢人便夸儿子如何孝顺。最后，还是因为不好伤了儿子的孝心，老两口决定住在新房不搬了。把老房子的产权转给儿子和媳妇。

儿子虽然鬼精，却不是怀疑对象。此外，侯卫东在人们眼里是个好人，而且是那种没有仇人的好人。谁也不信有人想要他的命。即便他那个在市局里上下找熟人一定要把凶手捉拿归案的儿子也说不出父亲生前有什么冤家对头。就在警探们准备以“意外死亡”结案的时候，尸检报告出来了。死因不是因为侯卫东得了什么怪病，而是急性中毒。法医在死者脑脊液里检测到一种罕见的毒素。这种毒素从前只在一类澳洲昆虫的毒腺里发现过，一旦进入人体，能在短时间内阻断神经传导，进而麻痹肌肉。如果直接注入脊髓腔，瞬间可导致一过性下肢瘫痪。这个发现完全可以解释死者当时出现上肢挣扎动作和下肢瘫软，以致跌倒在行车道上的整个过程。

尸检报告对死因做出解释，同时也提示凶手作案的时间和地点。因为神经毒发作超快，从下毒到出现中毒症状之间只有几十秒钟时间。显然，凶手一定站在被害人身后不远的地方等待时机。而且，凶手必须在车辆驶近，距离被害人只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内完成脊髓腔注射。

再次检查录像记录的时候，发现当时死者身后确实站着一个人。从身材上看像是男性。他身着灰色风衣，戴一顶宽沿遮阳帽。左手拿着一张打开的报纸。从走近侯卫东身后到侯卫东瘫倒这段时间，风衣人好像都在看报。宽沿帽加上低头看报，使得高挂在十字路口中间的摄像头无法摄取风衣人的长相。事发之后，风衣人随人流消失。据现场交警笔录，当时主动留在原地协助取证的目击者当中没有风衣人，也没有人注意他在侯卫东出事前有什么特别举动。

风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侯卫东，他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找不到风衣人的线索，调查工作只能从侯卫东周围开始。

时下赶上数字通讯时代，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人和他的社会关系，少不了查查他的手机记录。主要是通过接拨的电话，收发的短信，惯用的代号网名，等等查找他的社会关系。这些线索同样是警探办案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可惜，清理死者遗物时候发现侯卫东的手机不见了。据家里人讲，每次侯卫东出门之前老伴都会叮嘱他带上手机，出事当天早晨也不例外。老伴确认侯卫东出门的时候带着手机。找不到手机，等于断了了解死者生前友好，社会交际方面的线索。侯卫东没有通讯录，据说从来不上网聊天，更没有QQ号码。缺少这些信息，侦察组里的年轻人一时想不出如何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个人。老张是组里的老人儿，有一套“外调”的老办法。他主动要求到侯卫东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

忙了一天回到家，罗剑依然心事重重。他一遍一遍翻看现场记录，目击者证词，监控镜头拍下的照片。从写字台看到床上，边看边想的过了大半夜。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甚至做了个梦。他梦见卧室的门被慢慢推开，一个黑影走进来。只见黑影慢慢抬起胳膊。罗剑顺手摸出手枪，还没举起来，卧室的灯被拉亮了。黑影不是别人，原来是老爸陆宏手里拿着油条烧饼冲着他笑。

罗剑睁眼，天已经亮了。门外走廊里上楼下楼的脚步声不断。不时传来几声邻居熟悉的声音。跟每天一样，又是几个起早上班或者坚持晨练的老街坊在互相打招呼。其中还有老爸的声音。按老习惯，他一定把早点买回来了。罗剑心里默数，数到十的时候，门外便响起一串钥匙互相碰撞发出的哗哗啦啦的声音，紧跟着便是钥匙插进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先是后装的防盗门被打开，接着才是原配的房门。自从老爸退休之后，只要罗剑在家，每天早晨都要经历同样一套程序。本来，他把住房换到老爸这个单元的初衷是为了照顾老人。实际上老人每天都照顾他吃早饭。电视播出的健康指南节目里说了，早饭要吃的像皇帝，午饭吃的像贵族，晚饭吃的像乞丐。罗剑那，正好相反。如果不逼他，早饭根本不吃，还不如乞丐呢！

果然，卧室外面老爸又在念叨，“早饭放桌子上了。别忘了吃！又是半夜没睡，哪有你这么办案子的。我在公安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也没见过你这样的。

老爸的单元就在楼下。儿子在楼上来回走几趟他都听的一清二楚。虽然话里有抱怨的意思，罗剑却能感觉到老爸这两天心情特别好。心情好，话才多。平时送早饭难得听见陆宏讲话，最多就是一句“早饭放桌子上了，别忘了吃。”

他坐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还不是跟您学的。谁让您当年晚上不睡觉看书，闹得我从小失眠。”

卧室外传来老爸的声音，“胡说，你从小到大睡的跟死猪一样。”

罗剑心里说，我那是装的。小时候你半夜点灯看书的时候我就在琢磨，你怎么不困呢？什么书能让大人就着床头灯一看就是大半夜。看的那叫入迷，一声不带吭的。只有看完一页翻篇儿的时候有点响动。翻过一篇儿又一篇儿。有时候他在心里赌，这一篇一定是最后一篇儿，看完这篇儿就关灯。结果不是。再赌，又不是。最后实在扛不住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从梦里被叫醒起床上学的时候，床头灯还亮着。也不知道老爸晚上睡没睡。长到十几岁的时候，罗剑才明白那一架子让他爸看的入迷的书原来都是侦探小说，中国的外国的，情节曲折，罗剑看了一页也放不下，非把整个一篇看完才踏实。长大之后走上公安刑侦这条路，不能说不是受了那些侦探小说的影响。

老爸听屋里没动静，一边收拾桌子上的图片一边冲着卧室门说，“看看你这张餐桌，简直成了办公桌了。赶快成个家吧。我跟你说过，我们处新来的小顾人不错，你见过没有？”

罗剑打开卧室门，看见老爸已经做好离开的准备，就想等他的回答。怎么说呢，女朋友的事要看机会看缘分。没缘分见也白见。从前你托人介绍的那些，形象也太差了点儿。那像是替我找对象。完全是在替对方解决困难。尽管这么想，却不能说出来。他的原则是避免直接冲突，及时转移话题。“爸，有机会一定见。对了，上次我让您跟着贺叔叔学太极拳，您学了吗？”

“太极拳，我让人打了一辈子太极拳，还用学？我不光挨太极拳，还让人当球踢呢。走了，洗完澡别忘了吃东西。”

罗剑知道老爸一辈子都想干成一件大事，到头来没干成，心里不甘心。究竟什么大事呢？当侦探？提级？分房子？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不管什么事，无论罗剑多想知道，他都不愿刨根问底。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很可能触痛老爸的伤疤。小时候有一次罗剑问起自己为什么不姓陆，而随母亲姓罗？老爸当时泪如泉涌，让儿子不要跟他学，要学母亲，像母亲一样坚强。母亲走的早，为了不惹老爸伤心，罗剑遇到问题更是憋在肚子里。如今陆宏已经退休，再大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

罗剑送走老爸，回头看见餐桌上的照片被收拾的整整齐齐。最上面那张正是风衣人的放大照。单凭一顶帽子一件风衣，如何能把这个人找出来呢？

罗剑的眉头又皱起来了。

等到罗剑开车出小区的时候，正巧看见老爸拎着买菜的布兜子一步一步向小区外面走。六十多岁的人，自从一年前退休起便开始加速老化，如今看上去还没有人家七十老人精神。罗剑一阵心酸。想当年父亲像他现在这么大的时侯，每天都看侦探小说。无奈命运弄人，中学一毕业就下乡插队。在村里做过几年赤脚医生，深受乡亲们喜爱。后来保送他上了医学院。毕业后被分到市局当法医，每天看着别人办案子。或者按他的话说，眼看别人光吃饭不办案，“占着茅坑不拉屎”。老爸满脑子侦探故事，却从来没机会实践。怪不得他每天都生活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状态。

车子开到老爸身边，罗剑停下来说，爸，送你一段吧。陆宏遥遥手中的布袋子说，不用了，我想锻炼锻炼。再说，我去平价超市，跟你也不是一个方向。

“爸，我去看现场，顺路。”

“怎么？反帝路的案子真的交给你了？陆宏两眼直盯着儿子，神态好像当年夜里床头灯下看侦探小说一样的专注。”

“什么‘反帝路’？”

“哦，就是现在的中山路。反帝路是文革时期的名字。现在不反帝了，不过老名字就是老名字，叫惯了。”

罗剑虽然生在武城，可是听说父亲三十岁才从北方农村搬过来。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怎么对文革时期的街名这么熟悉？“爸，文革时期您来过这儿？”

“何止来过，说来话长。你开车走吧，咱们回头再说。你抓紧时间去见见人家小顾。”

陆宏望着儿子开车远去，突然觉着儿子长大了。似乎昨天还督促他学习上进，今天已经上进过头。又是当模范，又是破格提拔，又是出国维和，做的超出了老爸和老爸的期望。除了不吃早饭和三十多岁没成家这两条不足之处，已经找不出什么挑剔的地方。当爹的，如果连唠唠叨叨数落儿子的机会都没有，未尝不是一种失落。刚才提到反帝路几个字的时候，儿子怀疑的目光分明告诉他，现如今老子已经不再是家里的绝对权威。言语中出现问题，也有被追究的可能。

中山路东西走向，横穿市中心，距离罗剑住的地方大约5公里。单从街名就能判断它显赫的地理位置。最近十五年，中山路是武城道路扩建的重点线路之一。经历过一连串有关老宅拆迁，最牛钉子户，风水大师访谈，官场行贿受贿的常规故事，如今展现在市民眼前的是一条多车道、斑马线、过街天桥应有具有的典范道路。武城南北居民只要是出过门的，一提中山路都知道在哪。尤其是电视新闻里报道过行人被车撞死一案背后可能有凶杀黑幕之后，这条大街显得更加出名。驶进中山路东口，就能感觉到过往车辆，街边行人都比以往多了不少。距离淮海路几十步的时候，前面道路被堵的死死的。连后面开过来的救护车都被截住不动，只能停在原地拼命闪灯。

罗剑看看右手边一间一间的高档商铺。二十多年前，那里还是武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存车处。父亲曾在附属医院工作过。那时候他还在上小学。有一阵子，每天下午放学以后他就过来等父亲下班，然后坐父亲的自行车回家。转眼之间，医学院搬到城郊发展。从前那些褪色掉漆的老楼已经被一片玻璃墙建成的高层写字楼取代。铁皮作顶的存车处就建在现在的便道上。闭上眼睛，还能想到当年狭窄的街道，裸露的土地，和灰、蓝、绿三种颜色组成的人流。

不管人们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现代化已经展现在眼前。连刑警学院的课本都引用美国警探的名言，“要想抓住罪犯，必须学会像罪犯一样思考。”要是搁到过去，传播这话的人一定有立场问题。到了罗剑这一代，“像罪犯一样思考”已经变成一种本能。路边的商铺里自由进出的客人很多，躲在里面向外观看不会引起注意；服装店可以买到风衣和遮阳帽，凶手可以就地解决；垃圾箱的位置十分方便凶手作案后丢弃作案工具。从了解到的情况分析，这条路不是侯卫东每天必经之路。假设他是凶手，那天早上可能从侯卫东家里一路跟过来，也可能事先知道消息，躲在街上某一家商铺里等着侯卫东出现。由此看来，凶手对侯卫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排除侯卫东的家人见过凶手的可能。最好能够收集大量现场照片以便指认。

还有一个问题，凶手从什么地方才能搞到神经毒呢？这种毒素来自澳洲稀有昆虫，大街上的药店里肯定买不到。除非凶手是个国际间谍，否则上那去搞这样的尖端武器？侯卫东是个退休司机，不是军政要员，不是商界巨贾，也不是双料间谍，没有人会把007调来杀他。罗剑想到技术处。既然他们能把这种毒素查出来，一定知道什么地方能搞到它。

可能是交警出来维持秩序的缘故，周围的车辆终于可以开起来了。罗剑的车距离出事现场越来越近，他看见前后车里都有人拿出手机照相。罗剑受到启发，他拨通吴可的手机，让他腾出时间发个通知，凡是出事当天上午在中山淮海路口附近照相录像的，速来公安局提供材料。证明有实用价值的照片录像可以拿到奖励。另外再检查一下出事地点附近路段有没有设置其它录像设备。这回把注意力放远点。争取发现风衣人事先从什么方向来的，事后又去了什么方向。幸运的话，或许能看出他长什么模样。吴可说声明白，接着告诉罗剑中山淮海路口出事了，您还是趁早绕道吧。有人死在马路中间。不过这回不是撞死的，而是心脏病发作。

罗剑说他就在现场，救护车刚把人拉走。他马上去趟技术处，有事随时联系。

技术处设在市局大楼里。改革开放以来，公安系统越来越注重收集证据的科技含量。先后引进了DNA检测设备，大型指纹数据库，还装了一台测谎仪。罗剑一直想过来看看，因为老爸多次跟他提起小顾，怕是又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种念头让他对技术处望而生畏。况且，带着明确的目的去见一个人，万一一方看不上对方多尴尬。可是，眼下这个案子不同寻常，非得技术处帮忙不可。什么神经毒，一过性麻痹，脊髓腔，对他来说都是大词儿。还有，既然这种毒素从什么硬壳虫里发现的，硬壳虫又远在澳大利亚，凶手怎么能了解这么多专业知识，又怎么能搞到这种稀罕物？罗剑希望技术处能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报告是生化鉴定室出的，他很快就找到了地方。生化鉴定室的门开着，里面是一排一排的试验台，试验台中间部分是架子，上面摆满装着粉末或液体的瓶瓶罐罐。罗剑的视线被这些瓶瓶罐罐挡住，根本看不见里面有多少人。他在门上敲了三下，里面很深的地方传来女人的声音，让他进来。她声音很冷很酷，像个警察；也很动听，让当警察的悠然心动。

罗剑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第二排试验台尽头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短发女子，她两眼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长长的睫毛微微向上挑起。她用右手轻按鼠标在桌面上左右滑动，左手时不时的敲一下键盘。看上去，电脑屏幕上面的内容比刚刚进来的客人更具吸引力。

“你就是新来的小顾吧？好像从前没见过。”

女子转过脸来，盯着罗剑的眼睛。“你是新来泡妞的吧，我也没见过你。”

罗剑感觉两眼一亮，没想到技术处能招来这样的美女。这样的美女能放弃到电视剧《红楼梦》里当“钗”的机会来我们技术处受苦，不容易。想必因为说话太伤人，被吃软不吃硬的导演给开了。“看你文静静的，怎么这么说话。我是罗剑，不是来泡妞。我来找你们顾大夫。”

“找我什么事？”

“你是顾大夫？”

“不像吗？”

说着，顾大夫从罗剑手里拿过侯卫东的死亡报告。

“原来你就是罗剑。差点闹误会。我们处长让我全力配合你。看，我正给你们做图呢。说吧，要我怎么配合？”

罗剑心里嘀咕，差点儿误会，真误会了又该怎么说？他走近两步盯着电脑屏幕，“给我们做什么图？”

“液相色谱图。”

液相“色”谱图？分明又是变相骂人。罗剑抬头盯住小顾。她很认真，从神态上看不出来她有变相骂人的意思。

小顾接着说，“我们用这种办法分析微量化学成分的含量。你看，这条线代表标准含量，这条线是死者脑脊液里神经毒含量，这条是血清含量。神经毒在血清里没有，却出现在脑脊液里。这说明毒素是直接被人注射到脊髓腔里面去的。”这种毒素的厉害报告里都说清楚了。有问题吗？”

“有。能把毒素射到脊髓腔的人，功夫一定不俗吧？”

“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但是经过练习，多数人都可以完成。医生护士可以，训练有素的暗杀高手更不在话下。关键是凶手和受害人必须离得很近，他们之间几乎近到零距离。还有问题吗？”

“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神经毒说是从澳大利亚硬壳虫身上发现的，国内有这种硬壳虫吗？”

顾大夫一笑。“现在的技术水平，只要知道一种毒素的分子结构，就能在实验室里把它合成出来。虽然这种神经毒最早在澳大利亚发现，并不是说，只有澳大利亚才有。我们市的武城医学院生化系就有人合成过这种毒素。还有问题吗？”

“你好像急着赶我走。”

“不是赶你一个，谁来我都赶。这叫一视同仁。我这不是急着写报告吗。处长说了，不完成作业不许回家。你要是有心约会，下班再说。”

“你倒是挺直接了当。我确实想约你出去。去武城医学院生化系了解一下神经毒的保管记录。”

“真的？现在就走？”

“怎么？不写报告了？”

“能往外跑，谁愿意呆在这个黑屋子里？处长说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跟武城医学院生化系实验室相比，顾大夫说的黑屋子可不算黑。大学实验室里的东西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物满为患，连存放神经毒的低温冰箱都被挤到走廊里。罗剑注意到冰箱上面有把老式的铁皮锁，用手一拽，竟然开了。

顾大夫笑道，“那是象征性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给冰箱上锁的原因不是怕人偷东西，而是确保冰箱盖子不会被人随便开开关关，或者忘记关严。这种低温冰箱制冷到零下二十度。如果关不严，里面冷藏的宝贝就变得一钱不值了。”

罗剑左右看看附近没人，小声说：“那就请你不动声色的通知神经毒的主人，让他抽时间清查一下，看看他的宝贝丢失没有。”

顾大夫大眼睛一挑，“不用你吩咐，我昨天已经让陈教授查了。我们可以去找他，当面问问结果。”

罗剑当时对这个新来的法医刮目相看，没想到，她不光人长得好，个子高，爽快，而且干起工作又机灵又主动。

陈教授是个白净的中年人，好像整日埋头研究，不太喜欢晒太阳。他中等身材，比“风衣人矮些。看上去有点谢顶先兆，不过人很热情，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到底是当老师的，一但开口便要讲够四十五分钟。“自从接到顾大夫的电话，我就开始和研究生一起核对清点神经毒样品。结果我这里的样品一管不少。正要给顾大夫回复，突然想起本省有好几个合作单位都跟我要过神经毒样品做实验，他们那里丢没丢，不问怎么知道。于是，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询问。几家合作单位都说没丢过样品。可是，其中有一个合作单位，就是省老年病研究所发现，我们寄过去的样品好像没有活性。没有活性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原来他们担心自己的研究生把实验做砸了，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提供一些样品让他们重复试验。”

罗剑一抬手，“对不起陈教授，打断你一下。你说的‘没有活性’是不是可以解释成有人没关冰箱盖子，让你的宝贝变得一文不值。或者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比如说被人调包？”

陈教授指指罗剑，“你说的很对。我们昨晚和今天上午都在测试，发现十分之一的样品完全不含神经毒活性，十分之九的样品测试非常满意。于是只能有一种解释，像你说的，部分样品被人掉了包。”

说来说去说了半天，神经毒样品还是丢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陈教授的冰箱里丢的。所有知道冰箱里存放神经毒的人，包括陈教授在内都有嫌疑。罗剑立刻站起身走到一边拨通小组成员的电话，让他们马上来两个人做笔录。

陈教授又想起什么，“这么一联系，我想起来了。两个多星期前有人从窗户跳进走廊。学院区派出所的警察来过，说小偷在窗台下面留下过脚印。因为没丢什么东西，也没人关心抓到小偷没有。

“陈教授，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事请。一会儿局里来人，请你跟他们详细讲一遍。另外，所有接触过神经毒的人，都不要离开。我们需要个别了解一下情况。

罗剑手机一阵猛响，是老张打过来的。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兴奋。“组长，重大发现！我在公交公司人事处找到了侯卫东四十年前的档案。原来侯卫东从前不叫侯卫东，文革中期改的名字。他就是侯大勇！”

“侯大勇是谁？他是什么名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经是医学院的学生，和另外几个人一起组织过造反派，参加过武斗，整死过人。他那几个哥们一定知道些什么线索。我这就去他家里。”

罗剑一向敬重老张。有时候甚至觉着老张应该当组长领导他。或者还是他当组长，老张应该当处长，横竖领导他。既然老张觉着四十多年前的事对今天的案子很重要，就让他查下去吧。他自己要去一趟派出所，看看生化系破窗而入的盗窃案查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没有。

回去路上，顾大夫显得有些沉重。也许因为派出所除了一双球鞋底子照片之外，对十几天前生化系发生的偷盗案没有查出任何线索。而且，负责做笔录的同事来电话说生化系接触过神经毒的几个人都不符合风衣人的体型轮廓。

起先，罗剑自己也在考虑案子下一步侦察的重点，无奈顾大夫身上飘过来的香气让他无法否认她的存在。他想找个话题，可是看她那么深沉，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决定从工作入手。“顾大夫你说说，杀人的办法这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神经毒杀人？”

“对不起，我想的不是这个。而是侯大勇这个名字。它在我脑子里好久了，埋的太深，竟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它。”

“是吗，可惜我不能钻进你的脑子里帮你找。告诉你，我找东西的本事可大了。”

顾大夫看他一眼，“那我问你，找着对象了吗？”

一个罗剑没有想过的问题，他却回答得让他自己感觉很满意。“这个问题得好好想想，怎么说才不至于把事情搞砸了。嗯，经过仔细考虑，答案是：我找到了。说来也巧，就是今天找到的。”

“是你自己找到的，还是你爸帮你找的？”

“我爸？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我们处长说，‘刑警队找我们帮忙的罗剑是个好苗子。他爸和我是老战友。’”

看来老爸的工作已经做出家了，做到市局技术处了！也难怪，退休前他是技术处处长，现任处长也是他推荐的。“你们处长说的不假。”

“好苗子不假，还是老战友不假。”

“都不假。我坦白，我爸确实提到过你，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你。要不然我早来找你帮忙了。”

说着话，车子已经开进市局停车场。罗剑看一眼顾大夫，心里觉着有一种满足的感觉。“顾大夫，我们小组晚上开讨论会，你来吗？”

“你们开你们的，我有我的事。”

“那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了？

“想听我回答吗？单腿点地。”

“我现在就单……”

“得了，开会去吧。不过，如果我今天晚上想起那个侯大勇是谁，我会随时找你。”

顾大夫临走的时候冲着罗剑笑了一下。就这一笑让罗剑感觉心里一阵爽歪歪，好像他们的事就这么定了。

老张敲开侯卫东的家门，出来的是他生前的老伴杜秋月。她看上去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因为丈夫走的突然，心里的难受和失落一时难以弥补，也无心梳洗。屋子里窗帘没开，显得阴沉。饭桌和茶几上到处都是饮用水瓶子。看见警察来了，才忙着拉窗帘开灯，声调低沉地张罗老张喝水。老张请她不要麻烦，他只是想看看侯卫东留下的旧东西，比如老照片什么的，或许能提供什么线索。杜秋月说，这墙上的奖状都是旧东西，年轻时候得的。退休前好多年都不兴这个了，老侯拿回来的只有奖金，说是比别人拿的多。他呀，干起工作来不偷懒。说着说着忍不住拿起纸巾擦拭眼角。

老张安慰几句，站起来一张一张地看那些奖状。他注意到那些奖状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东西，便问有没有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杜秋月想想，“哟，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老侯呐。对啦，倒是有个老箱子，他说里面有别人的东西，不让我收拾。那不是，最底下那个。”

说着，杜秋月把老张带到卧室一角。那里摞着四五个箱子，有新有旧。最下面的一个是个木头做的，镀铜的锁已经没有多少铜质，黑色的铁皮表面隐约可以看见一点黄色。她让杜秋月靠后站，自己上前把上面几个箱子搬开，然后把那个木箱子拉到屋子中间的灯底下，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里面全是些旧衣服，有蓝的，绿的，和灰的。还有棉袄棉裤，毛衣毛裤什么的。这些东西勾起老张许多回忆。当警察之前，类似的衣服他都穿过。当年当警察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自己花钱买衣服。没想到这个侯卫东比他还念旧，居然把这些衣服都留下来了。从前把这些衣服拿到委托商场还能换个一瓜半枣的钱，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留这些东西算是砸手里了。送都送不出去。

老张显然有些失望，翻东西也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小心。他拿起一件棉袄一抖落，就听见当啷一声，一根黑色的棍子掉在地上。老张捡起来一看，像是一根警棍，只是年代久了，黑色的油漆或者浸到木头里，或者碰上更硬的东西被蹭掉了。这种警棍只有电影里见过，像是解放前“黑狗子”用的那种。按理说这些旧东西一解放就上交回收了。七十年代末期“平乱”的时候临时动员了不少工人民兵，一时没家伙，就把这些当年的警棍发下去使用。当时上面明文规定警棍使用后必须全部收回，不知怎么疏忽了，侯卫东这里还藏着一根。

仔细打量这根警棍，头部略粗，尾部稍细。头上有些黑里透红的颜色可能是血迹。尾部缠着红绸子。稍一扭动，红绸子竟然宽松起来，自然脱落。老张捡起来一看，不是一般的红绸子，而是一个袖章。上面写着两个字，“狂飙”。老张眼睛一亮，心说我找的就是你。这个袖章就是当年造反派组织“红色狂飙”的标志。这说明，死者侯卫东就是当年红色狂飙组织的头头侯大勇！

老张掂量着警棍，眼前仿佛出现那个寒冷的夜晚。当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顾大爷时心中滚过的种种疑团。为什么一个六旬老人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暴乱现场？为什么有人写匿名信指出顾大爷是一起谋杀案的唯一证人的时候他就被人用棍子打死了？难道真是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凶手怎么知道匿名信的事？顾大爷当时满脸是血，白色的头发被黑色的血粘在一起。他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也不能站出来作证了。

杜秋月走过来看看那根棍子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七六年的时候你们已经结婚了吧？”

“结了七八年了，我们老大都能打酱油了。”

“那么平乱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哥们儿朋友还有联系吗？”

“老侯从来不把朋友带家里来。要说动乱的时候，那时候他整天不着家。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我怕他出去惹事，只要一回来我就想办法不让他走。可是一个大活人，我那看得住呀！第二年我们老二就出生了。谢天谢地，自打老二出生，他也跟着消停下来，再也不往外面跑了。晚上从来不出门。”

老张还希望能找到当时的照片，好进一步寻找侯大勇当时一起造反的几个同伙。无奈箱子已经见底。杜秋月似乎并没有她和侯大勇结婚前的其它物品。她说的有道理。文革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咱们这样的家庭没有照相机，要照张像还得去照相馆。自己家里照张全家福都不容易，谁没事跟哥们儿朋友一块儿出去照相呀。有那个钱还不如喝酒呢。”

老张拿着警棍和袖章对杜秋月说，“这两件东西对破案很有用处，我带走了。给你开个收据。”

“警察同志，不要收据，多麻烦呀。这些东西你就是不拿走，我们留着也没用。早晚得扔了。这些衣服您看有用吗？”

“其它物品你们自己看着处理吧。”

罗剑和老张先后脚走进办公室。吴可手里拿着四盘光碟已经等半天了。按照罗剑的指示，他搜集到中山淮海路口外围四个大路口的摄像记录，查过出事当天上午十点前后一小时通过这些路口的行人，没有发现一个穿风衣同时戴一顶遮阳帽的。罗剑拍拍吴可肩膀，让他别泄气。“查录像只是为了碰碰运气。凶手来去有很多不定因素。比如说，他可能早就到了，也可能事后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住在附近，或者走小路来回，或者打车过来，或者在出事附近现买的风衣礼帽。总而言之，发挥一个侦探必须具备的想象力。‘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总之，你还有很多事可做，去吧。”

吴可刚刚警校毕业，到市局工作还不到一年。听了罗剑的指点，拍拍他自己那个没有想得那么复杂的脑袋，出去了。

办公室里就剩下罗剑和老张。老张用皮尺测量过警棍的长度和两头的直径，抬头看着罗剑说，“证实了，侯卫东就是我从前听说过的侯大勇。他几十年前手上有命案嫌疑。我怀疑至少有两条人命。”

老张的故事讲的很投入，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老张进局里上班不久，赶上他值班，碰巧接到门口警卫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明文革冤案调查小组收，落款“蒙冤者家属”， 没有署名。那天疾风暴雨，电闪雷鸣。老张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细看来信内容，不知道因为冷还是来信内容让人不寒而栗，他觉着浑身一阵一阵直起鸡皮疙瘩。信上说被害人叫罗文鼎，生前是武城医学院副院长，还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为人正直，原则性强。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因为考试作弊开除了一个叫侯大勇的医学系三年级学生。他认为医生是最高尚的职业，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考试作弊不仅说明学习不努力，还暴露出一个人品质低劣。不合格的医生必须及时清除，免得将来犯职业错误。其实，他并不认识侯大勇，也没有个人恩怨。可是侯大勇却因为这件事对罗文鼎恨之入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刚刚被开除不久的侯大勇纠集医学院内部一伙人成立了武斗组织“红色狂飙”。他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带头给罗文鼎副院长贴大字报。诬陷他是美国特务，专门打进共和国内部实施侦察和破坏活动，是医学院广大师生的敌人。大字报一帖出去，吸引了不少不明真相，对外国特务普遍充满敌意的年轻人。一时“打倒罗文鼎”，“把罗文鼎拉下马”的呼声大振。侯大勇乘机隔离、批斗、甚至殴打罗文鼎。后来，中央号召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另一派群众要求摆出罗文鼎特务嫌疑的具体证据，侯大勇等人拿不出证据，越来越感到孤立。最后居然想出杀人毒计，并且制造了罗文鼎“畏罪自杀”的假现场。

一个寒冷的早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侯大勇等三人悄悄将罗文鼎带出医学院，躲在当时反帝路，也就是现在的中山路旁边一排备战用的砖垛子后面。当一辆卡车驶过来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将罗文鼎从砖垛子后面拉出来，将他推下便道。罗文鼎当场被车撞死。卡车司机当时吓晕了，稀里糊涂地默认了侯大勇三人捏造的“畏罪自杀”的说法。罗文鼎死后，“红色狂飙”组织停止活动，侯大勇等人也销声匿迹。

可是侯大勇万万没想到，他们害死罗文鼎时，现场附近还有一个目击者。他就是医学院存车处看自行车的顾大爷。顾大爷七五年退休在家，愿意向公安机关提供证词。经过多方了解，侯大勇后来改名侯卫东，现在市公交总公司当司机。

检举信最后希望公安机关根据上述事实和线索调查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替被害人伸冤。

罗剑等了片刻忍不住问老张，“调查组立案调查了吗？”

“第二天，我就把这封信送到当时调查组组长魏清手里。他不找我，我也把这事忘了。有一天，赶上北京闹动乱，武城也有不少人聚在中心广场不散。局里大部分警力都外调维持治安，偏偏又轮到我值班。晚上八点多钟，突然接到分居电话，说有一位群众被打死在街上，要局里派人勘察现场。我过去一看是一位老大爷，头上被硬器击中致死。奇怪的是，地上只有很少的血迹。经过调查，才知道死者原是武城医学院存车处的顾大爷。我当时脑子里像过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顾大爷的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猛的记起那封匿名检举信。上面提到这个武城医学院存车处的顾大爷是证明罗文鼎冤案的唯一证人。第二天，我就跑到魏清办公室，问他那封匿名检举信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抓紧找证人提供证词？如今唯一的证人死了，怎么办？我看只有下功夫查查匿名信的来源，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线索。你猜怎么着，魏清先说信交上去了，怎么处理是上边的事。问他交给谁了，他却转弯抹角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又说不知道信在什么地方。我也是年轻气盛，当时跟他吵了起来。我自己不记得，只是事后听别人说，我当时还骂了娘，拔了抢。事后，我被调到后勤处。理由是‘破坏安定团结，抵制两个凡是’，‘应该调离重要岗位，以免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等等。罗文鼎的案子不了了之。再后来，魏清被查出属于文革期间突击提拔起来的‘三种人’，发到外地去了。我本人的事很长时间没人过问，似乎我自然而然就该呆在后勤处。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想起我是魏清这个三种人的受害人。直到五年前才被调回刑警队。说实在的，比起罗文鼎这样的冤魂，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想说了。没想到，时隔三十年，那起冤案又浮出水面。当事人已经老了，过去的冤孽还纠缠着他们不放。我有一种直觉，侯卫东的死跟他过去做的孽有关系。”

“关于顾大爷的死，跟罗文鼎一案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的事情说不清楚。我当时到过死亡现场，那是武城市中心广场附近。表面上看，顾大爷好像参加了中心广场一小撮人鼓动的暴乱。实际上，根据顾大爷十二岁的孙子说，他当天晚上是被人叫出去的。具体什么人叫的他不清楚。只听到“街道开会”几个字。你想，顾大爷当时六十多岁的人，没事到中心广场凑什么热闹？我怀疑，他是被人打死，然后拉到中心广场去的。根据是现场只发现少量血迹，按照顾大爷头部伤势估计，出血量应该很大。联系到罗文鼎一案，我怀疑顾大爷的死是某些人杀人灭口。加上后来魏清被揪出来，保不齐他和侯大勇都是互相包庇的“三种人”。当然，我本人到了后勤处自身难保，查案子的事自然没有我操心的份儿了。遗憾的是，匿名信里只提到侯大勇，没有其他同伙的名字，顾大爷没来得及讲话就死去了。不过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写匿名信的人还活着，他一定恨透了侯大勇，恨不得侯大勇死。不过据了解，自从顾大爷死了之后，局里再没有收到为罗文鼎伸冤的匿名信，或署名信。不是写信的人不在人世了，就是通过顾大爷的死感觉到继续写下去面对的危险。”

“或者，写信人对我们的办案能力产生怀疑，特别是唯一的证人死于非命，告倒侯大勇难度更大。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了断。说来说去，那封匿名信还在吗？”

老张两手一摊，“我是再没有看见过。估计已经被魏清销毁了。”

“今天去医学院合成神经毒的生化室回来，我有个想法，凶手很有可能是医学院的人。因为这种毒素太精尖了，一般人摸不着。听了你刚才的故事，更加证实了凶手和医学院的关系。你看，罗文鼎曾经是医学院副院长，四十多年前罗文鼎在中山路撞车自杀（或者被谋杀）。四十年后侯大勇也在同一个路段出事。两个人都是在被动情况下被车撞死。两起案子联系起来看，凶手之所以用神经毒麻痹侯大勇，造成中山路撞车事件，完全是在替罗文鼎报仇，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老张，我们有必要顺着罗文鼎在医学院的至亲好友这个线索查下去。”

“组长，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不过，假如侯大勇真的是因为几十年前的命案被人杀死了，他那是罪有应得，该死。我们继续查下去意义可就不大了。”

罗剑摇摇头。他觉着老张的话也许合情合理，却不合法。“老张，我认为追查凶手和死者是否该死是两码事。提到罪有应得，让我想起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画面上一群造反派揪着一个走资派游街，走资派戴着高帽子，一路上被押他的人推推搡搡，背景响着高音喇叭正在播出的一片社论，其中提到‘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后来，这个走资派竟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拥上前台的群众活活打死。”

“这种场面文革时期很常见。可是，它和侯大勇罪有应得有什么联系？”

“那个走资派犯法了吗？他的死是不是罪有应得？电影结尾的时候证明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戴错了，他的冤魂终于得到平反。那么那些出手打死他的群众是不是有罪，罪有应得，该死？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这部电影揭示了当时国家机器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走资派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证明有罪；第二，即使法庭宣判走资派有罪，刑法条例当中也没有将罪犯交给群众当众游街、虐待、殴打这些惩罚条例；第三，新闻媒体为什么可以代替法庭来宣判谁对谁错，谁革命谁反革命，谁可以让谁永世不得翻身？说来说去，只能说过去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公民脑子里缺乏法制观念，容易受蒙蔽和煽动。没有法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侵犯另一个人的尊严，甚至成为杀人凶手。回到手里的案子，侯大勇有没有罪只有经过法律程序诉讼审理才能判决。任何公民都没有权力取代法律，对另一个公民施以暴力。不管他杀的是不是罪有应得的人民公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者触犯法律，我们只能一查到底，将他捉拿归案，交给法庭判决。”

老张像在沉思。他知道罗剑说的没错。只不过真要像他说的那样，共和国公民当中再也不分好人和坏人，伟人和庸人，社会贤达和社会闲杂，有的只是守法的和犯法的人。这可是在中国耶，能行吗？

见老张不说话，罗剑慢慢平静下来。“老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人为的动乱，每次都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为什么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彼此之间便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为什么同样作为公民的领袖人物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就可以‘打倒’另一个公民？为什么国家的法制体系在动乱年代形同虚设，而一些民间团体和组织居然取代执法机关，公然指控、审判、剥夺一个公民的权利，甚至生命？为什么新闻媒体可以超越自身信息中介的职责界限，炮制舆论、煽动仇恨，制造公民之间的对立？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过去的悲剧重演。如何避免才是关键。难道我们可以允许曾经受过迫害的人自己为自己伸冤，用同样的暴力去对付那些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不，这种冤冤相报的原始程式已经过去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视甚至鼓励人民中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和仇恨绝对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冤冤相报不仅不能伸张正义，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冤屈和遗恨。如果整个社会都能绝对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公民们自然会通过每一个案例慢慢培养自己的法制观念。”罗剑一边说一边从冰箱里取出两瓶饮用水，递给老张一瓶。“说了这么多，差点儿忘了您是老公安。我说的不对请多多教诲。我知道，过去有很多案子被人为的压住不审，以致正义得不到伸张，冤案得不到平反。我们没办法让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做起，捍卫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查下去，岂不是跟当年你的那个‘三种人’组长没什么两样了？”

“道理都对。你既然说了这么多，当然不能让你白费口舌。咱们就来个一查到底。关于罗文鼎，三十年前我了解过，他这个人性格古怪，也许跟国外长大有关系，在学校没什么亲近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归国华侨，连名字都是外国带回来的。她回国后没有工作过，也没有档案。罗文鼎死后，他的妻子便宣布和他划清界限，带着孩子搬走了。这都过去三十年了，从前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查起来更困难。不过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那位‘三种人’组长，我可以把他找出来。有时候我做梦都在想，当年那封匿名信到底被他匿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他当时一定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听说他在新疆劳改十几年以后，回了老家汉阳。”

“老张，我该谢谢你，毕竟法制战胜情理不容易。您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终于跟我们八零后的新一辈站到一块儿了。”

老张摇摇头起身出门。罗剑看看表，想给顾大夫打电话。发现桌子上吴可留下的四张光盘，顺手拿过一张放进电脑。显示屏开始回放录像。

便道上行人络绎不绝。一辆计程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男子。他下车后回身从车里取出一个提包。好熟悉的身影！罗剑停止回放，盯住屏幕上静止的画面。那人身穿蓝裤子，夹克衫。再看放大画面上的人头部分，他确认看清楚了。那人不是别人，竟是自己的父亲！老爸一个人到中山路干什么？从时间判断，他到达中山淮海路口侯大勇出事地点的时间正是出事前后。难道他当时就在现场？

平时，父亲陆宏去什么地方不一定跟罗剑唠叨。可这次不一样，明知道中山路口的谋杀案归儿子负责，何况它是罗剑回国后负责的第一个案子，怎么对现场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呢？罗剑皱着眉头合上电脑，准备立刻给父亲打电话。电话刚刚拨通，他又挂断了。这么大的事，应该回去亲自问问清楚。

一路开车回家，父亲这些年的许多神秘举止像录像一样在罗剑脑子里回放。他为什么只字不提文革的事？经常早出晚归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他喜欢一个人关着灯站在窗前苦思冥想？还有，早上提到中山路的时候，老爸对这条路在文革时期的老名字显得那么熟悉，问他文革时来过武城没有，他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难道他当年来过武城，是个造反派，三种人？

罗剑匆匆上楼，到了老爸单元门口反而停住了。见到老爸如何开口提问？想到自己能有今天，全都是老爸抚育的结果。就算现在长大成人独立，再不用靠着老爸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平时那种怀疑一切的口气跟他说话。最好能借着什么合情合理的话题让老爸自己讲出那天为什么会在中山路，看没看见一个穿风衣戴遮阳帽的人，帮他分析分析什么人能想到用神经毒杀人。还有，老爸为什么对文革时期的武城那么熟悉？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罗剑脑子里闪过，老爸也许有意不提去过中山路的事，那些他从来不愿意提起的秘密也许都跟侯卫东的死有关系！

老爸单元里静静的，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罗剑拿出钥匙的时候，突然感觉心头一阵发紧，好像在提醒他这次开门的目的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开这扇门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这次却是存心窥探大人的秘密。

陆宏住的是个三居室。厅很小，一个房间会客，一个房间做书房，另一个是卧室。母亲走的早，老爸一个人也不讲究，东西扔的到处都是。罗剑的视线从衣架移到衣橱。他脑子里一遍一遍闪出侯卫东身后那个人穿过的风衣和宽沿遮阳帽，同时，他又害怕看到同样的风衣和宽沿遮阳帽。开衣橱门的时候，罗剑故意动作很慢。老爸的衣服一件件展现在眼前，每次证实不是那件风衣都让他轻松许多。突然，衣橱最里面传来“嗵嗵”两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罗剑猛的把衣服推到一边，发现掉在地上的竟是一幅网球拍。有意思，从来没听说老爸打网球。他捡起拍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挂牌子的地方。好在衣橱里没有发现风衣和遮阳帽。三间屋翻过来，也并没有发现这两样东西。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只有床底下没看。他蹲在地上掀起床单往床底下看，除了一双耐克球鞋之外，什么也没有。罗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老爸的办公桌还是老式的，上面有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许多照片，大多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最老的一张也是文革后，爸妈在农村插队时候一起登台唱歌的合影。

罗剑看完玻璃板又翻抽屉，没有找到任何老爸文革时期活动的记录。只找到一本英文书，好像是讲昆虫的，封面上一只屎壳郎的照片比实物放大了许多倍。大致一翻，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反帝路1967”。

一阵钥匙开门的声音，老爸回来了。罗剑赶紧把纸条夹在书里，又把书放回抽屉。这时陆宏已经出现在书房门口。他还是那身衣服，蓝裤子，灰色夹克，看见罗剑并不显得惊讶。他只是问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老爸今天话不多，前几天的高兴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说呢，罗剑决定绕个弯子。“爸，我今天跟顾大夫见了一面。人挺不错，听说她家里一直住在武城。”

陆宏脱去夹克衫，一边把它挂在衣橱里一边说，“见面了，好哇……,”他发现靠在墙上的网球拍，迟疑片刻，接着说，“他父母是做什么的，爷爷还在吗？”

“我们刚见一面，没来得及问到她爷爷的事。她说父母亲从前都是军人，退休后到美国帮她哥带孩子去了。”

“是军人，”陆宏站起来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好像军人这两个字让他想起很多往事。

父亲沉思起来的样子罗剑已经习惯了。他想问中山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父亲在现场做什么，话到嘴边又改变主意。“爸，我爷爷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陆宏像是触了电一样回过头，“咱们家的事，找个时间我要和你详细谈谈。”

罗剑注意到老爸的眼睛里有一点湿润，知道他又伤心了。“爸，您累了，躺会儿吧。您这几天跑了不少地方吧？”

“是呀，有个老同事约我去反帝路，就是中山路，看看医学院老院址。结果我去了，他自己却没去，也没来个电话。就是有人撞车那天。”

罗剑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这个老同事叫什么名字，我见过吗？”

“他说过他叫什么来着，还说我们见过面。我可是一点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他说他毕业不久去外地了，回来以后只打听出我的电话。我按这个号码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你有空帮我查查。”说着，把手机上的号码给罗剑看。

罗剑一看，知道是座机号。他记下号码，关照老爸躺在沙发上。陆宏嘴里念叨着，“我是累了，刚刚听说一个熟人心脏病发作，死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该是这么个死法。”

回到自己单元，罗剑立刻给吴可打电话，让他查查那台给老爸打电话的座机在谁名下，什么地址。

老张开车赶到汉阳市的时候，已经下午一点钟了。他按事先查到的地址一路打听魏清居住的襄阳街55.5号。当柏油路越来越窄，路边的土地越来越凸凹不平的时候，要找的地方据说已经不远了。老张看看前方是一片平房区，平房沿街的小块地方又盖满了简易房。他甚至担心车子再往前开就没办法掉头了。左右看看，杂货摊不少，没个正经停车的地方。只有一间客店，后院显得挺宽敞，可见摩托车、三轮车，蹦蹦车进进出出。开到近处，早有伙计引路指给他停车的地方。老张一下车，便有伙计跑过来帮他拿包，请他进店。餐厅不大不小，二十几张方桌。别看外面不起眼，饭店里的生意却不含糊。快下午两点了，吃饭的客人还坐着七八成。伙计直接把老张引到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

伙计说，“看样子您是累了。我给您来上二两老烧，四菜一汤？”

老张左右桌子看看，几乎每桌都喝酒，满屋子都是老烧和烟草味。这时候再看窗外，空气反到比屋子里显得清新。“别客气，酒就免了。给我来一碗蛋花汤，四两包子。”

“您是担心开车吧？只要您想喝，我们店里有免费代驾服务。”

老张有点不耐烦，抬头瞪他一眼。让他先把包子蒸上。

这时伙计身后闪出一个中年人，用没有商量的口气对伙计说，“还不快去蒸包子！”然后转身冲着老张满脸堆笑。“这位先生是武城来的吧，得开四五个小时呢。待会儿我让人给您擦车。看来您今天是回不去了。不如就在小店住下吧。”

老张一想，光顾找地址，还没联系市局招待所呢。既然掌柜的问起，也不是不能考虑。“掌柜的，你这里能开发票吗？”

“您叫我老朱就行。发票能开，您要多少都能开。”

老张一瞪眼，“嗯？”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正式营业执照。保证卫生，九点以后绝对没人敢打电话骚扰。”

老张看看掌柜的，眼神里流露出“难道九点以前就可以骚扰”的质疑。掌柜的眼睛转了两下，又眨了两下，摸不清老张的底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先生如果住下，本店送二两老烧。正好，您在这儿住下，下午不用开车了不是。”

老张点点头，“那就来上二两。顺便跟你打听个人，他叫魏清，就住这条街55.5号。”

掌柜老朱睁大眼睛，“您是问修车的魏老头？五天没见了。平日就坐在对面墙根底下。等会儿我给您打听打听。”然后提嗓门拖长音边喊边走,“二两老烧，四两包子，一碗蛋花汤。”

这时，门帘子一挑，走进三个汉子。个个昂首挺胸，为首的四方脸，高鼻梁；后面两人一个留着络腮胡子，一个戴副眼睛。三人看上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掌柜连忙招呼客人坐在老张旁边的桌子上。还冲着老张挤了下眼睛。老张感觉这三个人兴许跟魏清有关。果然，坐下不久，第一个进屋的汉子就说，“大哥，喝点儿吧，我这心里闷。”

“三弟，我跟你一样闷。不过话说回来了，人活到这个份上，死了是福气。”

“唉，早知落到这步田地，当初他真不该当警察。”

老张听到这，忍不住回头瞪了三个人一眼。三弟一脸络腮胡子，看见老张瞪他，眼睛当时就睁圆了。听说汉阳民风好斗，老张也只认识一个魏清。这会儿见那个三弟瞪眼握拳的样子，老张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腋下的手枪。这么一个细微动作让那个戴眼镜的汉子看在眼里。只见他伸手按住三弟紧握的拳头。冲着掌柜的使了个眼色让他过来。

掌柜的一路小跑来到跟前，看见三个汉字眼睛里都有血丝，用眼角余光盯住老张，好像喵准机会三个人会同时跃起身将老张按住。眼看一场恶斗难以避免。老朱连忙站到老张和三人之间，“各位老板，都是自己人，都怪我没有介绍。这位客人从武城来，我看他一脸正气，估计和三位老板是同行。”又转身对老张说，“他们三位都是本片儿民警。”

三人互相看看，站起身。老张冲着叫“大哥”的汉子伸出手，“我们是同行，我是武城市局的张国栋。”

“哎呀，这么说我们还真是同行。我们几个都是派出所的，我是小杜，那个是小李，还有小穆。掌柜的，拿酒去！”

老朱点着头拿酒去了。

小穆就是三弟，他不生气的时候显得有些腼腆。“大水冲了龙王庙，差点闹出误会。我还以为遇见了冤家。”

老张握过小穆的手，“既是同行，三位一定知道这里修车的魏清吧？”

大哥小杜说，“当然知道。我们刚才正说到他。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地标性人物。可惜，前天过世了。他身边无亲无故，上午我们三个一起看在同行的份上，换了便衣送他一程。您问起他，说明你们认识？”

“我们认识。三十多年前他是我的老板。”

“我的妈，三十多年前还没我呢。可惜，您来晚了。魏老头总算赎了他三十年前的错。一个人悄悄走了。”

“我也没想到，算起来魏清只比我大六岁，当造反派的时候可精神了。年纪轻轻已经是副处级。我这次来本想跟他叙叙旧。既然他不在了，只好帮他整一整遗物。不知道谁在代管他的东西？”

“他哪有什么东西？连一张相片都没有，骨灰盒上遗像的位置是黑框子围住的空白。唉，吃完了我们带你去。”

三个民警带老张来到魏清住的地方。那个勉强可以住人的地方是城市改建之前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临时建筑，也叫违章建筑。虽属违章，但已成事实，所以它的门牌号码带小数点，55.5号。老张谢过民警，一个人钻进去，一股以车油味为主的异味险些把他推出来。一线亮光透过满是油污的小窗照着一张木板床。木板床一角放着一个木箱子，算是起到床头柜的作用。大部分空地上堆的都是修车用品。只有那个当床头柜用的木箱子像是能装些“细软”的地方。打开箱子盖，里面突然一阵骚动把老张吓了一跳。昏暗中只见两只半尺长的耗子从箱子侧面的缝隙里挤了出去。老张摇摇箱子，确信里面没有其它活着的东西，才放开胆子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拿。先是拿出几个饮用水瓶子，然后是两个装过方便面的塑料袋，还有一个剩着半瓶酱油的酱油瓶子。最底下有一个牛皮纸做皮子的本子，上书“工作笔记”。封面的牛皮纸本来该是黄色的，如今已经变成半黑色，页脚被老鼠之类啃掉了棱角。翻开本子，里面夹着一杆最经济的圆珠笔。借助于小窗子透进来的光亮，老张看见第一页写着“我这一辈子最不该做的十六件事。”

老张急于想知道里面是否提到侯大勇和匿名信的事。但愿这件事的分量在魏清的记忆里够得上让他追悔莫及的十六件事情之一。也许魏清生前准备出书，他把十六件事情都列在第二页上，每件事后面还点了一行点子，点子后面是数字。整个一页跟书里目录部分差不多。按照页码找到该页，便是那件目录里提到的不该做的事。其中包括，“不该带人殴打右派分子”，“不该给造反派发武器”，“不该为了应付上级指标随意指定谁是走资派”，“不该……”老张看到这里浑身一震。本子上白纸黑字竟然写着他的名字，“不该迫害张国栋同志。”

老张想，这个魏清，心里还把我当同志？他自己说他迫害我，多少有些言重了。不就是停了我的职，把我下放到了后勤处，不能算迫害吧？后勤处那些年倒也算清闲，几个没去后勤处的老同事受伤的受伤光荣的光荣。焉知塞翁失马，原本是福。他翻到对应的51页，当年围绕匿名信的前前后后写的清清楚楚。

“我对不起张国栋同志，因为那封匿名信，毁了他的前途。其实同样内容的匿名信我先后收到过十七封。因为当时思想觉悟不高，站错了队，前十六封信连同其它鸣冤信都被我命令烧了。偏偏第十七封信落到张国栋同志手里，他亲自交给我的时候，身边没有别人。偏偏那时候侯大勇，宝福，刘X三人来找我。说有人要为打倒的走资派翻案，还准备了一本变天帐。企图趁着总理逝世的机会东山再起，让无数共产党人和造反派人头落地，让中国步苏联修正主义的后尘，等等。别的我没有听进去，‘让造反派人头落地’几个字让我心里发寒。心想不能让罗文鼎的案子翻过来。能翻过来一个，就能翻过来百个，千个。我们这些年定的案子都翻过来的时候，不用都翻过来，即便翻过来超过半数的时候，我们这些造反派早就人头落地了。于是，我就把那封匿名信交给了侯大勇。

“有一天，张国栋气冲冲的跑进办公室，告诉我匿名信里的证人，什么大爷被人活活打死了。我当时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责任。本想把张国栋敷衍过去。要是别人也许就敷衍过去了，偏偏张国栋同志是个死脑筋。不，是一个讲究认真的人。他不但没有被敷衍，反而更加气愤。拔出枪来硬要我说出匿名信的下落。我当时为了自保，诬陷他神经不正常，想替无产阶级的敌人翻案，以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逝世意味着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等等理由将他停职，后来降到后勤部门工作。并且在他的档案里写上‘目无组织，藐视党的领导，敌视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建议永不重用’等评语。还加上‘处党委一致意见’几个字。想来张国栋同志怕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如果有我重新出来说话的一天，我会说张国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原则性强，敢于反潮流……。”

看到后来，老张气的直抖。心想打倒四人帮这么多年，我还一直憋在后勤处。原来是你用党委的名义给我下了这样一个比死刑还毒的结论。你迫害人有一手呀你！

突然想起魏清提到过除侯大勇以外另外两个人的名字，立刻往前翻。宝福，刘X，刘后面的纸已经缺损，恐怕被耗子咬掉了。老张拿出手机，找人调查宝福。最后，他看看箱子底部，还有一团一团碎纸屑，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将纸屑收集起来，装进塑料袋，准备带回客店细看。

罗剑到中山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1967号。老爸书里的纸条是什么意思。他问了几个老人，都说当年这条路是叫反帝路。不过，从来没听说过1967号。这条路到799号就到头儿了。

罗剑闷闷的回到办公室，吴可也跟了进来。他说那个座机号他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在光华路南边。

手机铃响，是老张打过来的。说他查到了侯大勇当年一起造反的同伙，一个叫宝福，另一个目前只知道姓刘。宝福住在光华路23楼五单元303号，建议立刻派人调查。

挂断老张的电话，罗剑叫住吴可，让他备车。走到市局大门口，发现一辆警车“吱—”的一声停住，车上坐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武警。罗剑回头问，“这是干什么？”

吴可说，“不是有行动吗？”

“让大家原地待命。我不是去抓人，而是了解情况！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会宝福，有情况通知我。”

小吴带着一个武警上车走了，罗剑开车直奔光华路。如果宝福住在光华路，给父亲手机打电话的公用电话也在光华路，是巧合吗？事情跟老爸有关系，这事他最好自己查。

光华路距离中山路不远，是一条以居民住宅为主的街道。没什么大型商店，常常可以见到住在一层的居民把家里沿街的窗户改装成售货窗口。有卖烧饼的，也有卖狗食的。路南口的公用电话亭不远有一家宠物食品店，就是用住家窗户改装的那种小店。从窗口往里面看，除了各种狗粮袋子，就是一位卖货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节目。罗剑跟她打听23楼还远不远？她说不远，就在后面。罗剑又问每天来打公用电话的人多不多？她说这事得问她老公，因为平日都是老公看店。老公昨天回老家了，过几天才回来。罗剑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请她老公回来跟市局联系一下。妇人一看是公安局的，连忙站起身。不站到好，一站起来她的脸反而被窗户上面架子上的狗粮口袋挡住了。

看来，宝福给父亲打电话的可能性很大。可是据父亲说，他已经记不起这么个人了。宝福跟侯大勇很熟，约父亲在侯大勇死的同一天在出事地点附近见面，这里面的联系令人费解。不过，只要找到宝福一切都清楚了。

让罗剑失望的是，吴可打电话说侯卫东出事的第二天宝福心脏病发作，死了。而且就死在侯卫东出事的地方。据医院说，宝福的死因有病理诊断，确实是心肌梗死造成的。

罗剑回到办公室，眼看一桌子线索都把人带进死胡同，有点儿烦。先是风衣人来无影去无踪，到现在他的相貌还是个迷；神经毒被调包究竟是谁干的至今查无结果；魏清和宝福都赶在取证之前因病死去。偏偏自己的父亲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如果证实那个电话确实是宝福打的，说明父亲和四十年前发生在武城的罗文鼎案件有关系。可是……

吴可来电话报告说，他回来后仔细观察风衣人走近路口的远距离图像，发现他的两只脚最先迈进摄像区。他好像穿了一双耐克球鞋。

“耐克鞋？”罗剑脑子里搜索着最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一双耐克鞋。

电话铃响，原来是顾大夫。这些日子被破案的事搞的昏了头，忘了和她联系。顾大夫好像并不在意。说她曾经许过愿，想起侯大勇是谁立刻给他打电话。她没有立刻打，因为昨天夜里和住在美国的父亲通完电话已经很晚了。罗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侯大勇是谁，顾大夫说，“我父亲说，这个侯大勇是个杀人犯。他当时还小，听他爷爷说，医学院的副院长不是自杀，是侯大勇把他推到马路上去的。为此，他的爷爷很有可能也被侯大勇打死了。有一天晚上，市里中心广场闹动乱，父亲被他爷爷关在屋里写作业。听见有人敲门，爷爷就出去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派出所才派人通知，说爷爷因为看热闹被暴徒打死了。后来父亲听说，他爷爷死前曾经有人找过他，问他是不是亲眼看到1967年反帝路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他爷爷说看到了，而且认出凶手就是侯大勇几个人。”

又是四十年前的案子。“顾大夫，你说的副院长是不是叫罗文鼎？”

没想到顾大夫的曾祖父就是武城医学院看车的顾大爷。“那个找你曾祖父的人是谁？”

“听说是罗文鼎的亲生儿子，他当时是医学院的实习生。曾祖父去世后，多亏这个大夫照顾父亲，帮助他给远在外地当兵的爷爷写信，最后又给他买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

“这个罗文鼎的儿子，他叫什么？”

“父亲只记得当时人们都叫他红哥。后来改革开放，人才交流，红哥已经不在医学院。那个年代讲究一颗红心献给党，红心向党永不变，叫红哥的人不在少数。每次父亲跟人打听红哥下落的时候，对方都会说出好几个。结果找到一看都不是父亲要找的红哥。可惜，父亲不知道红哥的大名。直到几年前父亲出国的时候为止也没有找到他。这个历史的重任不可推卸的落在了我的肩上。”

罗剑想，老爸被村里保送上武城医学院，“动乱”前后应该开始实习了。陆宏，“红哥”=宏哥，难道红哥就是老爸？他就是罗文鼎的儿子？怪不得他不愿意提文革的事，一提到公安局破案能力他就嗤之以鼻。可是，老爸姓陆不姓罗。难道老爸改了姓，或者另有一个姓罗的红哥？

罗剑半天没说话，顾大夫觉得很奇怪。“罗剑，你怎么了？”

“我在想，你讲的那个故事跟眼下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你是说，红哥是凶手？”

“不！”罗剑说完，马上对自己的态度感到惊讶，他赶紧弥补，“你描述的红哥是个乐于助人的活雷锋。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我可不这么看。就是雷锋在世，如果有机会和杀父仇人狭路相逢，也会扑上去拼命的。”

罗剑没说话。他想仔细查一查罗文鼎的案子。

文革期间许多命案资料都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永久性地消失了。罗文鼎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医学院主要领导，他的资料不应该轻易丢掉吧？罗剑怀着一线希望来到档案室。这是局里进口先进设备新建的档案室，从现场样本到缩微资料，从纸板记录到数码档案一应俱全。他让管理员帮他查查武城医学院副院长罗文鼎撞车身亡一案，文革开始时候的事，1967年。管理员埋头在电脑里敲了一阵说，你要的资料刚被借走了。

罗剑自顾自的在心里重复一遍1967。他心里一亮，老爸在书里夹着的字条“反帝路1967”指的不是门牌号1967，而是1967年发生在反帝路的谋杀案！

管理员以为罗剑不相信有人借走了他要的资料。“没错，是1967年的案子。刚刚被借走了。

“噢，是吗，谁借的？”

“是技术处的顾大夫。这会儿她正在2号阅览室，我过去帮你问问，能不能一起看？”

罗剑说不必了，我自己去问吧。

他心事重重地走到2号阅览室。门关着，从门把手上方的窄条玻璃窗可以看见顾大夫正一张一张翻看当时的照片。听见有人敲门，她抬起头，看看罗剑又看看手中照片，然后冲他一招手。

从罗剑推门进屋到拉出椅子坐下，顾大夫始终用她的两只大眼睛盯着他。她目光中流露出诧异，好像看见什么奇特怪物。罗剑从她手里接过一张“干部登记表”，立刻被左上角那张黑白照片吸引住了。照片上那个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跟自己太像了，简直就是他的登记表！只不过照片已经发黄，登记表看上去像革命纪念馆里的古董。而且，姓名一栏里填着“罗文鼎”三个字。

“太像了！难道你就是……？”

罗剑盯着照片上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这就是老爸多少年来心中的秘密？可是，为什么不能跟他直说呢？

顾大夫把面前文件收在一起递给罗剑。“我问过我们处长，你的父亲就是我们的老处长陆宏。他在武城医学院实习的年份和我父亲接触‘红哥’的时间非常吻合。我认为，你父亲陆处长就是我父亲找了许多年的‘红哥’。 尤其是看了这张照片，更说明罗副院长就是他的父亲，你的爷爷。罗组长，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罗剑接过整个案卷，其它几张照片拍的都是死亡现场。虽然是黑白的，还是让人感觉到一股血腥味。死者是自己的亲爷爷吗？撞的太惨了，罗剑很难辨认地上躺着那个人的长相。他走的时候，身上只盖着一张凉席。半天，罗剑抬起头，与顾大夫的目光碰撞在一起。她的眼睛红红的。

此时此刻，他几乎可以肯定老爸就是罗文鼎的儿子。可是，他不能说。因为涉及到眼下的杀人案，他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而且，要在其他人之前拿到证据。“顾大夫，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出生在外地，后来搬到武城。对过去的事父亲从来不提。不过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清楚了。”

“我想找你父亲谈谈，替我父亲找他谈谈，行吗？”

“给我两天时间吧，也算配合我的工作。”

“罗剑，心里有什么事别闷着。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咱们可能得想个法子。”

罗剑拍拍顾大夫的手，“什么法子？顾大夫，我现在脑子里很乱。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求你也暂时不要对人说什么。毕竟都是我们猜的。”

顾大夫反手抓住罗剑的手。罗剑还想说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慢慢把手抽回来，站起身，果断地走出阅览室。也许，顾大夫已经想到父亲跟侯卫东的死有关系。他跟侯卫东之间有杀父之仇，又是法医，受过各种技术训练，还在撞车现场出现过。无论是谁，都会怀疑他。怎么办？按规定他应该向处长报告，要求回避。可是……

半路碰见吴可，两人一起走进办公室。吴可说宝福的遗物取回来了，他的全名叫谢宝福，退休前在医学院档案室工作。他手机上有个“勇哥”的电话号码，据侯卫东也就是侯大勇的老伴证实是他的手机号。我试着打过，没人接。另外，派出所送来了武城医学院生化系偷盗案的现场调查报告，证据还是只有一双球鞋脚印，没有采到指纹。侯卫东的儿子来过，问我们为什么还不抓人，被我吓唬走了。最后，我已经看了三盘光碟，看到第三盘的时候还真的找到一个穿耐克鞋的人。我想四盘全部看过之后，把穿耐克鞋的人全部印出来，倒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对了还有，刚才处长来过，等了你一会儿。后来说他要去外边开会，让你明天去他办公室一趟。

一会儿功夫，这么多事。罗剑取出宝福的手机，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一阵，想再试一次“勇哥”的号码，才发现手机没电了。他将手机装进口袋，准备回家后充上电继续研究。

办公室里只剩下罗剑一个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心里烦，起来走走，又重新坐下。他想，无论如何要和老爸好好谈一次，给他讲讲罗文鼎的故事。如果他真是罗文鼎的儿子……

父子两人坐在沙发上，陆宏仔细听完儿子的叙述，眼泪唰唰的往下掉。没想到，老爸这么痛快就承认他就是罗文鼎的儿子，匿名信也是他写的。他说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找顾大爷的子孙。他对不起他们一家，而且他当时太傻了，居然在匿名信里把顾大爷家的地址写在上面。不光害了老人家，也失去了唯一的证人。只有顾大爷能够当面指认三个凶手。他一死，父亲罗文鼎的冤案怕是永远难得昭雪。

“难道，连您都不知道除了侯大勇之外，另外两个人是谁吗？”

“唉，六七年的时候，我虽然十几岁了，可是为了不受牵连，母亲带我们离开了父亲。听说他死去的消息不久，我们就离开了武城。连我的姓都改了。当我懂得后悔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对不起父亲。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让你姓罗。后来，我一定要回武城上学工作，也是为了找机会为你爷爷伸冤。你知道吗，我们的对手是一群恶毒之辈，如果他们知道罗文鼎的后代是谁，说不定又要设法加害。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沉默，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等待时机。”

“侯大勇死了，您怎么看？”

陆宏两眼直直地看着儿子，“他活该，死的太容易了。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不过，不应该让他死的这么痛快，我一直希望专政机关能审判他，让大家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恶魔，然后将他依法惩处。”

罗剑想提神经毒。可是他不能违反纪律，透露案情调查的细节。况且老爸与案子有关，他已经不得不回避，离开调查小组。罗剑担心凭着老爸的经验，已经看出儿子在试探什么，隐瞒什么。他把话题转到顾大夫身上。问老爸想不想见见顾大夫。一句话勾起老爸的伤心事。他站起来，一摇一晃地向门口走去。说是心里憋得慌，想出去透透气。罗剑看看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准备陪老爸散散步。陆宏摇摇头，他想一个人走走。

大约过了五分钟，估计老爸已经走到街上，罗剑轻轻锁好门，迅速下楼。他不知道什么样的本能促使他生出暗中跟踪老爸的念头。既然是跟踪，就不能让他察觉，所以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而且经常借助各种静物隐蔽自己。

小区里各家各户这会儿已经开灯，再加上路灯，照得小路跟阴天时候的光线差不多。罗剑远远看见老爸迈着缓慢的脚步向前走。他老了，走的这么慢。为了保持距离，罗剑常常需要停下来，等他走远一些再起步。老爸不知是习惯还是真有反跟踪意识，每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都要站下来，前后左右看上一会儿再接着走。

凭着这些年的训练，罗剑自信没有被老爸发现。正在心里得意，突然发现前方老爸的身影挺直腰板，步伐矫健得像个壮年人。他大步穿过马路，跳上便道，伸手招呼出租车。要不是出租车的大灯照亮了他的浓眉大眼，罗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钻进出租车的正是他自己天天见面的父亲。

这时候开车追已经没希望了，可他还是决定开出去转转。也许老爸这会儿会去中山路，看看当年爷爷惨死的地方？也许他会去顾大爷从前住过的街道，对着一座座新建的大厦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地方都转过几遍，都没有看见老爸的影子。无论是步履蹒跚的老爸还是步伐矫健的老爸，都未曾出现在罗剑的视野里。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罗剑回来的时候，黑漆漆的天上开始飘起雨珠。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老爸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消失了。因为他明白，如果侯大勇是他杀的，儿子官再大也帮不了他。留在家里等于让儿子为难。按照规定，一旦被调查或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责任警官必须回避。老爸在公安系统干了近三十年，当然明白这些。难道，今天谈话当中流露出什么，让老爸感觉到儿子心里左右为难？

罗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经过父亲门口，他犹豫该不该进去看看。想了一阵，最后还是停下来，拔出钥匙插进门锁。屋里传出父亲的声音，“谁呀？”

原来老爸回来了。不知为什么，罗剑反而感觉心里一紧。“是我。爸，您睡了吗？”

“躺下了，有事吗？”

“外面下雨，您没有淋着吧？”

“我早就回来了。你也快睡吧。”

想到明天一早就要跟处长谈话，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主动谈出他对自己父亲的怀疑，同时请求回避。罗剑鼻子里便一阵发酸。“爸，我没事，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明天我起来买早点。您就呆在家里吧，别出去了。我给咱买西餐。我刚才看电视了，您说的没错。早饭应该吃的像皇上。咱吃的比皇上再好一点，吃西餐。吃的像联合国秘书长。”

过了一阵子，老爸才说，“好，我呆在家里。你安排吧。”

罗剑心里难受，一点没有因为老爸答应听他的安排而感到安慰。

第二天一早，罗剑果然买了西餐到老爸单元。他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吃什么，附近西餐的选择也只有中式改良的麦当劳。老爸看着一桌子早餐，让罗剑坐下。说有话要说。

罗剑感觉到老爸神情严肃，语气沉重。左右看看，门厅一角放着一个中号的旅行箱。“爸，您要出门？”

“是呀。到了今天，不走不行呀。”

“可是，您不能走哇！”

“我也不想走，也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你增加精神负担。可是左想右想，现在不去，晚了恐拍就来不及了。”

“爸，您能去哪呀？我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提起来了，说话管用。只要我求他们，都会帮咱们的。”

“孩子，我看还是去的好。去的早，机会好一些。再说，现在只是怀疑。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你开车送送我。”

罗剑一听，怎么吃得下去。当儿子的拦不住老爸不说，还得开车送他。他站起身，急得在屋子里来回走。

老爸咬一口煎蛋汉堡，在嘴里慢慢嚼起来。边嚼边指着一桌吃的，让罗剑坐下来。“别急，不就是住院吗，没什么可怕的。”

“住院？”

“是呀。”老爸说着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拿出压在玻璃板下面的一张纸递给罗剑。“那天我看见你在抽屉里翻东西，从那以后你说话就吞吞吐吐。我以为你看见这张纸了，心情不好。这些天我也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昨天晚上一想，都是早晚的事。长痛不如短痛。”

罗剑一头雾水，那天翻东西是真，可是什么也没翻出来。说话吞吞吐吐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希望翻出来什么还是翻不出来什么。当时没看见玻璃板下面有什么纸条子呀。他打开那张纸一看，是一张诊断书。上面写着“怀疑肺癌，建议住院检查。”

罗剑看后脑袋一阵发胀，“爸，这是真的？”

“真的假的，住院检查之后才能知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那咱们快走吧！”

“你还没吃东西那。”

“我现在吃不下。把您送到我再吃。”

罗剑开车来到市中心医院大门口，他让老爸在主楼门口等着，自己去停车场停车。老爸说不必了。门口高台阶上站着的那个是刘大夫，他是专门来接我的。你就放心吧，等我住下了立刻给你发短信，你到时候忙完了再过来。记住，别因为我的事影响工作。

刘大夫一定就是老爸经常提到的老校友刘山。罗剑从前虽没见过刘大夫，却常听老爸提起他们一起喝酒的事。只见刘大夫满脸堆笑地站在主楼门口。看他笑的样子真不适合出来接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按理说他比老爸大好几岁，可是看上去很年轻。罗剑心事重重地开车离开，想到几个小时以后可能有人接替他的工作，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老爸得了肺癌，怎么跟处长说呢？或者先拖几天，看看检查结果再说？不行！如果这么做，自己在老张面前慷慨激昂的一番话还算不算数？老爸和罗文鼎的关系以及他在凶杀现场出现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处长推荐由老张接手案子。他年龄大些，经历过动乱，痛恨三种人，理解有复仇心态的受害人家属……。

直到走进办公室，罗剑也没有最后想好过一会儿怎么跟处长开口。也许，如果不是因为老爸得了绝症，他会毫不犹豫地找处长把问题说清楚。

老张推门进来。他看上去有些得意，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疲惫地眯成一条缝。他说，“组长，凶手找到了。”随后走到罗剑对面，重重地坐在一把皮椅子上。

罗剑皱皱眉头。难道，他去吴可那里看过录像，知道老爸去过中山路？罗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争取主动的机会。如果让老张先说出来，领导面前弊多利少。他站起身，顺手合上笔记本。这么简单的动作，他的手都在发抖。幸好老张沉浸在找到凶手的兴奋之中，没有留意罗剑此时此刻所承受的痛楚。对罗剑来说，像老张这样有能力有经验的警探，要想知道他和顾大夫知道的那些秘密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这么快？老张，我恐怕要离开一段时间，正准备建议领导派你接替我的工作，继续调查。”

“还有什么好调查的？既然找到凶手，小吴他们已经准备结案了。整个早晨我都试着给你打电话，说你手机关机。是不是没电了？”

罗剑看着老张，不明白为什么他用“找到了”而不用“抓到了”？如果没有抓人，如何准备结案？“老张，你说吧。你说完了，我也有话对你说。”

老张不明白罗剑对找到凶手的反应为什么与常人不同，既不显得激动，又不表现得意。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罗剑。那张纸被压得平平整整，还套在一个塑料袋里。显然，那是一张与案情有关的原始证据。字体潦草，不是父亲陆宏的笔迹。

“凶手名叫刘山，是武城市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昨天晚上自杀前留下这份遗书，承认人是他杀的。刘山身材符合风衣人轮廓，又是外科医生，脊髓腔注射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他本来还想杀宝福，没想到老天爷先行一步，让宝福心脏病发作，死在马路上。”

罗剑对案情变化感到意外。刘山昨天晚上自杀了？难道他早上看到的刘大夫不是父亲的老校友刘山？“笔迹核对过吗？”

“核对过了，字迹太糙。鉴定科说只能确认百分之六十。不过，我们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件风衣，一顶宽沿遮阳帽，一双耐克鞋，和一个注射器。那双耐克鞋和医学院失窃现场拍到的运动鞋一模一样。”

“杀人动机呢？”

“刘山在遗书上说，侯卫东和宝福信了基督教，想把当年杀害罗文鼎和顾大爷的罪恶在牧师面前忏悔出来，图个心安，拯救灵魂。两个人来劝刘山。刘山认为那叫装蒜。他们两人都是土包子，生活没有奔头，想拉他这个外科大夫垫背。真想忏悔光说不算，必须彻底赎罪。自古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没有不疼不痒就能拯救灵魂的办法。侯卫东和宝福说他疯了。他寻思一旦二人忏悔，牧师报案，他也是个死。不如杀了二人，然后自杀。来世做个好人。真没想到，当年那封匿名信上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当时真是太年轻了。”

老张说着，一个劲地摇头。

罗剑感到一阵轻松。“老张，我佩服你。为了那封匿名信，你不惜丢掉处长的宝座。”

“唉，都过去了！对了，你说你也有话跟我说？”

老张这一问，刚刚轻松的情绪又沉重起来。“是呀，是我老爸的事。他得了癌症，需要我照顾。”

老张站起来，拍拍罗剑的肩膀。组长，别太着急。现在的医疗水平比当年我老爸的时候强多了。他一定能挺过来。我忘了你提过没有，令尊是做什么工作的？

罗剑看着老张，他想从他的眼神里发现有没有明知故问，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成分。都说生姜还是老的辣，不假。老张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布满血丝，显得很疲惫。除此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想必一清早他就被叫到刘山自杀的现场，一通常规调查下来，连眨眼的机会都没有。他问起父亲的工作，或许只是话赶话，随便问问。问者无意，也许他对答案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于是，罗剑也做出不在意的样子，一边把那张遗书还给老张一边说，他已经退休多年了，成天在家劝我像常人一样成个家，像皇帝一样吃早饭。其实，我最需要的是像死猪一样的睡一觉。大家都累了，快回去歇着吧。

老张把遗书放进一个写着“刘山住处”的文件袋里，交给罗剑。

开车去医院的路上，罗剑感觉一阵轻松一阵紧张。他本来觉着怀疑自己的父亲是一件最痛苦的事，而实际上知道自己父亲得了癌症才是最痛苦的事。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住院处，一打听，根本没有一个叫陆宏的病人住院。怎么回事？罗剑想到刘大夫，便赶紧跑到外科病房。刘大夫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迎接。他脸上的笑容让罗剑感觉很不自然。特别是见面握手的时候他还学着电视剧里的腔调问，我该叫你小罗呀，还是叫你罗警官？

就算刘大夫是长辈，在父亲生病的时候也不应该开这种玩笑！何况那也不算什么高明的玩笑。

刘大夫还是笑。“你父亲很健康，他是专程过来跟刘山刘主任告别的。刘主任是我的老板，昨天请假了，让我代他送送陆处长。”

父亲很健康？告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大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你父亲留下的，说忘了亲手交给你。他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都写在里面了。你们父子之间真有意思。住在一起，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呢？说句不该说的，你们年轻人呀，不让父母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可你们为什么要干涉父母的婚姻自由呢？

罗剑越听越糊涂。去什么地方要什么自由都是小事，明明早上看到白纸黑字写成的诊断书难道是假的？

刘大夫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给罗剑看，就是早上见到的那个诊断证明书。“其实，这张纸上写的不是最后诊断，本来也可以不用那两个敏感字眼。是你父亲要求这样写。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了，你父亲突然咳嗽，做些必要的检查完全是出于谨慎。前几天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这不，他才决定到美国去探亲访友。我看出来了，他十有八九在美国有相好的。肯定是怕子女干涉才没有事先告诉你们。

哪跟哪呀!刘大夫自始至终笑得有点幸灾乐祸，原来他以为自己聪明绝顶，不做诊断就能洞悉别人的机密隐私。

回到家，罗剑捏着父亲留下的那封信睡着了。他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父亲的声音。“孩子，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了。我知道你为难。一边是工作，一边是父亲，难哪。今天你能送我去医院，可见父子之间的亲情是无法取代的。我也曾经有过父亲，可惜，我没能像你对我那样孝顺他。为此，我抱憾终生。现在你长大了，家里的事也该让你知道了。你姓罗，原本不是为了随你母亲，而是为了纪念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你爷爷叫罗文鼎。解放那年，他刚刚在美国念完医学博士不久，便充满热情地回到祖国。后来发生的事你已经知道了。你爷爷死后，你奶奶为了保护孩子们，让我们改姓陆。后来我在农村认识了你母亲。因为你母亲姓罗，生你的时候我就决定让你姓母亲的姓。名义上她家只有一个女儿，实际上我心里是想纪念你爷爷。他死的太惨了！你奶奶是个坚强的女人，她活下来不容易，还把我们培养成人。很多事她从来不提，我们也从来不问。我们默默忍受着心里的苦，承担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一代人能够享受属于你们的幸福。

“原谅我事先没有告诉你。父亲这一生，注定要做一些事。这些事必须做。不做没办法去见你爷爷。一个月前医生怀疑我得了肺癌，当时我很郁闷，以为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出国的事。没有跟你提起的原因，也是不想让你为我操心。你爷爷当年回国的时候家里反对，他是吵翻了离家出走的。1967年，就在出事之前两天，你爷爷好像自己有预感，悄悄对我说，有机会替他向他的爸爸妈妈道个歉，求他们原谅。我想，只要有机会，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我都要争取，这样才能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小顾是个好孩子，她家对我们家有恩。我这次去美国，也是为了当面感激她的父亲。希望能为她死去的曾祖父做点什么。如果一切发展如预期的那样顺利，我办完事会很快回来……。”

一觉醒来，罗剑发现自己昨天晚上睡在父亲的单元里。他一间一间的查看父亲的房间。还是那个小户型的三室一厅，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走完一遍。显然，父亲已经把东西收拾到位。想到短时间内父亲不会在这里出现，罗剑感觉心里有点空荡荡。出国这么大的事，父亲没有透露风声不说，自己居然一点没有察觉。这个家庭从前充满了秘密，近一个月来这些秘密虽然一个一个被揭开了，但是多少年来养成的保密习惯却要通过更长时间才能改变。经过风雨的人，有一套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有保护亲人的意识。罗剑的目光停在父亲的书架上。里面大部分都是侦探小说。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父亲虽然一辈子没有当成侦探，但是他从这些故事中获得了让他生活下去的希望。有时候，他像个料事如神的大侦探，在一旁眯着眼睛看那些角色在自己手心里挑来跳去。

比如刚刚结束的案子。父亲好像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否则，他为什么预先办好手续，订好机票，正好在凶手浮出水面的时候出国探亲访友去了呢？

有时候，罗剑觉着父亲就在故事里。有时候，又觉着他在幕后编导故事发展，用几根线控制着故事里的许多角色。他真的有本事预测仇人的下场，还是……。想来想去，案子最后的结局来的太过容易。为什么罗家三个仇人都在老爸出国前死去？既然老爸恨死刘山，为什么经常和他一起喝酒？老爸为什么把写着“反帝路1967”的字条夹在那本封面上画着屎壳郎的英文书里？

想来想去，罗剑打开写字台抽屉，英文书不在。他转身走进卧室，往床底下一看，那双耐克鞋也不见了。他走到衣橱门前，小心地拉开镶着镜子的门，里面衣服裤子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这次他没有动衣架，而是小心翼翼地查看衣架后面。果然，那幅网球拍又被巧妙地悬在衣架上。只要有人碰，它们就会掉下来。间谍小说里经常见到类似圈套，只要有人动过，设套的人便会有所察觉。罗剑轻轻关上衣橱门。突然，镜子里出现老张那张略显疲惫的脸。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走到自己身后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看罗剑紧张的样子，老张不好意思的笑着。“对不起，组长。吴可说你在这，我看门开着就进来了。大家都在楼下等你呢。”

罗剑听见了，楼下传来许多喊他的声音。他推开阳台门，发现组里的小吴、小段、伟力他们都在楼下院子里扎堆仰着头笑。说是“地雷的秘密摸清楚了”，“火锅王”的客今天非请不可。看看我们把谁带来了，今天哥几个要沾她的光！

几个人当时散开，从伟力身后站出一个乌黑短发，面色光鲜的女子。罗剑心头一阵狂跳。因为那正是他从前在梦里见过的顾大夫。顾大夫也来了？

顾大夫朝他摆摆手，脸上浮现出无可奈何却又心甘情愿的甜笑。

这时，罗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陌生号。他跟老张说了声马上下去，转身回屋接通电话。对方自称夏明，是光华路幸福大厦一层宠物食品店的老板。说他老伴让他给罗警官回个电话。

罗剑想起来了，这个宠物店就在出事前一天给父亲手机打电话的那个公用电话亭对面。侯大勇被杀前一天坐在窗口看店的正是老板本人。

“夏老板，你能回忆一下那天下午三点半钟使用这个公用电话的人吗？”

“可以，罗警官。您千万别客气。那天用电话的人不多。其实，这几年用公用电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人都有手机，谁还打电话呀？可是那天来了个怪人。他一拨公用电话，自己的手机就响了。他是一手拿着公用电话，一手拿着手机。一个人同时跟两个电话讲话。您说他怪不怪？自己有手机，还用公用电话。”

“那人长什么样子？”

高个子，穿件风衣，带着遮阳帽。走起路来满精神的，像个运动员。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可说不好。太远了，他还带着墨镜。

罗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进衣袋，然后从桌子上拿起车钥匙。他正在考虑如何抽时间到夏老板那里了解情况，忽听见衣袋里手机发出短信铃声。他伸手一掏，拿出来的却是谢宝福的手机。再掏一次，才是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显示一条短信。是老爸发过来的，说他已经平安抵达洛杉矶。再看看另一只手里那个谢宝福的手机，突然萌生试一试勇哥号码的欲望。那个勇哥，现在看来就是侯大勇。虽然改名侯卫东，几个当年哥们还按老习惯叫他勇哥。勇哥死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会在什么地方呢？

终于，罗剑在谢宝福的手机里找到勇哥的代号。再一按呼叫键，片刻之后，手机里想起风音。同时，老爸的单元里隐隐听到手机铃声。显然不是自己手机响，铃声听上去显得很微弱，却肯定就在不远的地方。罗剑一阵紧张，难道侯大勇的手机真在父亲家里？最让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四下观察，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慢慢迈开脚步。父亲纵然“智者千虑”，也难免“必有一失”。眼看罗剑距离发出手机声音的位置越来越近，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和手机的声音和着节拍交响在一起。

声音好像在外屋。走到外屋，声音果然变得清晰许多，却看不见它在什么地方。厅里有电视，电视柜，衣架，沙发，茶几，该看的地方都看到了。还是不见手机的影子。循着声音继续找，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文件包上。罗剑快速打开文件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刘山住处”。 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罗剑急不可待地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掏出两个手机。其中一个显示屏亮着，上面闪出两个未接来电，都是“老二”打过来的。

“老二”就是谢宝福，侯大勇的手机原来在刘山手上。一定是他杀侯大勇的当天趁乱搞到手的。

罗剑终于透出一口气来。可是，他的心还在狂跳，提醒他那个刚刚在脑子里闪过的“凶手是自己父亲”的荒唐瞬间。他自嘲地笑着走到门口，回身替父亲把门关好。突然，他想起什么，冲着楼下喊了一嗓子“老张”。他想问，“你怎么知道刘山就是我们要找的刘X？”

没有听到回答。想必老张已经走出楼门，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