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山西好風光》的第三段歌詞

很多人都會唱《人說山西好風光》，即使不能從頭唱到尾，也大多記得那幾句極有畫面感的歌詞：左邊是太行山，右邊是呂梁山，站在高處望去，汾河水從小村旁嘩啦啦地流過。

這首歌由喬羽作詞、張棣昌作曲，是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續集中的插曲，由郭蘭英首唱。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山西農村，寫一群年輕人建設家鄉、追求愛情和幸福生活。《人說山西好風光》也因此帶着濃郁的山西氣息。喬羽沒有在歌詞裡羅列名勝古蹟，而是選取了幾個最樸素的形象：太行山、呂梁山、汾河、小村、杏花，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歌曲的第一段寫山水。歌詞從“人說山西好風光”起筆，接着把視野拉開，讓人仿佛站在晉中平原的一處高地，左看太行，右望呂梁，再把目光落到從村旁流過的汾河。歌詞的語言十分口語化，甚至像一個山西老鄉站在身邊，一邊說，一邊用手指給遠方來的客人看。

第二段則從山水轉到人。杏花村里杏花開放，年輕人正值美好年華，男子不怕吃苦，女子心靈手巧。最後，喬羽寫到一位白髮婆婆。她雖然上了年紀，卻挺直腰板，看起來仿佛仍是十七八歲的姑娘。

這位白髮婆婆是整首歌中最生動的人物。喬羽沒有直接寫“山西人民勤勞勇敢、精神煥發”，而是讓一位老人站了出來。她一挺腰，人們便能看到她身上的生命力，也能理解這片土地上的人為什麼不向貧困和艱難低頭。

正因為如此，《人說山西好風光》雖然誕生於一個政治氣氛十分濃厚的年代，歌詞中卻很少有抽象的政治語言。它寫的是看得見的山水、莊稼和人物，卻自然地表達了對故鄉、人民和新生活的讚美。這一向被認為是喬羽歌詞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梁在視頻節目《喬羽、閻肅創作背後的故事》中，也談到了喬羽的這一特點。他認為，喬羽創作主旋律歌曲時，很少直接喊口號，而是善於從普通人的生活入手。

例如，《我的祖國》沒有從戰爭、勝利或英雄主義寫起，而是先寫一條大河，寫河面上的白帆和兩岸的稻花。中國人無論生長在哪裡，記憶里往往都有一條故鄉的河，因此“一條大河”很容易喚起聽眾共同的感情。《讓我們盪起雙槳》也是如此。歌詞先寫小船、波浪、白塔、綠樹和紅牆，讓孩子們的幸福生活通過具體的畫面呈現出來。

老梁認為，喬羽知道口號不能真正打動人，生活本身才有長久的力量。後來，他在一次演出的後台遇到郭蘭英，便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她。

郭蘭英聽完以後，卻反問他：“誰說喬羽沒有喊過口號？”

她隨後問老梁，是否聽過《人說山西好風光》的第三段歌詞。

老梁很意外。在他的印象中，這首歌一直只有兩段。第一段寫景，第二段寫人，內容與結構都已經很完整，似乎沒有再增加一段的必要。

郭蘭英卻告訴他，這首歌最初確實有第三段，只是後來沒有被保留下來。

按照老梁在視頻中的講述，喬羽寫好前兩段後，作品受到了一些質疑。有人認為，山西並不是處處“地肥水美”，為什麼可以這樣概括？也有人提出，河北、河南、安徽和其他地方同樣有好風光，歌詞為什麼偏偏只說山西好？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這種質疑顯然有些牽強。一首題為《人說山西好風光》的歌，自然應該集中描寫山西。讚美自己的故鄉，並不意味着否定別人的故鄉；就像一個人稱讚自己的母親，也不等於認為別人的母親不好。

可是，這首歌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文藝作品除了描寫生活，往往還被要求直接表現明確的政治主題。喬羽的前兩段雖然寫了新農村的面貌和勞動人民的精神，卻沒有出現“革命”等直接表明政治立場的詞語。在一些人看來，僅僅描寫山水和人民還不夠，結尾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在這些壓力之下，喬羽只好補寫第三段。這一段開頭寫“哪裡革命哪裡強”，隨後寫人的思想和土地面貌都發生了改變。後面的中心意思是：世上並不只有山西好，凡是經過革命、建設和改造的地方，都可以出現新的好風光。

如果單獨看，這一段表達的意思符合當時的要求，也把讚美對象從山西擴大到了其他地方。但如果把它接在前兩段後面，便會明顯感到風格發生了變化。

前兩段處處都有具體的形象。太行和呂梁是可以指給別人看的，汾河的流水是可以聽見的，杏花仿佛帶着香氣，白髮婆婆也像真的站在村口。第三段則忽然離開了這些山水和人物，轉而使用概括性的政治語言。

原本自然流淌的歌聲，因此變得像是在向人解釋：這首歌雖然只寫山西，卻具有更高、更廣泛的政治意義。

據老梁轉述，郭蘭英看到第三段後，認為它寫得不好，也不願意演唱。喬羽自己顯然也知道，這一段是在外界壓力下補寫的，與前兩段的藝術風格並不一致。他沒有堅持讓郭蘭英唱下去，而是同意在演唱中捨去第三段。

於是，後來流傳下來的《人說山西好風光》只有兩段。

這件事表面上只是一次歌詞的刪改，實際上卻很耐人尋味。喬羽是歌詞作者，卻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藝術判斷行事。為了讓作品通過，他不得不補上一段符合當時要求的歌詞。郭蘭英是歌曲的演唱者，她不能改變時代，卻可以決定自己怎樣處理這首歌。一個人在壓力下把第三段寫了出來，另一個人又在演唱中把它放了下來。

他們都沒有公開談論這次取捨。第三段也沒有引起什麼爭論，只是逐漸從錄音、歌譜和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後來的人聽到這首歌，往往以為它本來就是二段式作品。

從最後的結果來看，時間證明了喬羽和郭蘭英的藝術判斷。前兩段沒有因為缺少直接的政治口號而顯得思想薄弱，反而因為寫得具體、真實而獲得了長久的生命。不同年代的聽眾都能理解故鄉的山水，也都能被勞動者的堅韌和白髮婆婆的樂觀所感染。

而第三段中的政治語言與特定歷史環境聯繫得太緊。一旦那個時代過去，它便很難像山河、杏花和普通人的生活一樣，繼續引起後人的共鳴。

喬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作家。他同樣要面對審查、批評和來自各方面的要求，也可能寫下自己並不滿意的文字。這個故事並沒有損害他的藝術聲譽，反而讓人更清楚地看到，一首經典作品能夠保留下來，有時不僅因為作者寫了什麼，也因為作者和演唱者共同決定捨棄了什麼。

郭蘭英在這個故事中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她不僅是《人說山西好風光》的首唱者，也是這段創作往事的見證者。她來自山西，對歌詞中的山水和人物有着切身的感受，也最清楚怎樣的語言適合進入歌聲。

她沒有簡單地把稿紙上的每一句詞都唱出來，而是根據自己對歌曲的理解作出了選擇。這個選擇保護了整首歌的風格，也使它沒有被一段過於應景的歌詞限制在某個特定年代。

多年以後，郭蘭英自己也成了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她再次站上舞台演唱《人說山西好風光》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歌詞中的那位白髮婆婆。年輕時，她唱的是山西老人不肯服老的精神；到了晚年，她自己也挺直腰板，成為歌中人物的真實寫照。

她唱了一輩子這首歌，卻始終沒有把第三段重新唱回來。

不是因為第三段被遺忘了。恰恰相反，正因為她記得它是怎樣產生的，也明白喬羽當年的無奈，所以更知道哪些歌詞應該交給時間，哪些歌詞應該留在歌聲中。

2026年8月，郭蘭英去世。人們再次聽到她演唱的《人說山西好風光》，太行、呂梁、汾河和杏花依舊鮮明。六十多年前的小村莊仿佛仍然在那裡，那位白髮婆婆也依舊挺着腰板，站在歌聲深處。

與此同時，那段沒有被唱下去的第三段歌詞，也讓這首歌多了一段不為人熟知的歷史。它使人看到，一部藝術作品的形成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作者有不得已的妥協，演唱者有自己的判斷，而經典有時正是在這樣的妥協與堅持之間保存下來的。

第三段曾經因為時代的要求而被寫出來，後來又因為藝術的選擇而消失。它沒有成為歌曲中最響亮的一段，卻成為歌曲背後最值得講述的故事。

真正流傳下來的，仍然是喬羽最熟悉的那些東西：山水、村莊、勞動和人。

口號會隨着時代改變，太行和呂梁卻依舊在那裡；政治語言可能逐漸陌生，汾河流水的聲音卻仍然親切。杏花每年都會開放，人也總會從年輕走向白髮，而那種即使歷經艱難也要挺直腰板的精神，並不屬於某一個特定年代。

也許，這正是《人說山西好風光》能夠傳唱至今的原因。

它最終沒有依靠第三段來“提高”自己。相反，正因為第三段沒有被唱下去，前兩段中樸素、真實的山河與人民，才完整地留在了幾代人的記憶里。

**資料說明：**本文根據老梁在YouTube視頻《喬羽、閻肅創作背後的故事》中講述的往事改寫。關於第三段歌詞及其創作壓力的細節，來自老梁轉述他與郭蘭英在演出後台的談話，屬於當事人的口述材料，並非依據目前公開可見的原始手稿。文章同時參考了《人說山西好風光》的公開創作背景，以及高山流水論壇《【山西好風光】——送郭蘭英先生》中的悼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