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很多人混淆了二者的異同。其實教育和教養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概念，一方面，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是有教養的，反過來有教養的不一定是非受到過高等教育不可。這是因為教育主要是指在學校和專門機構所受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而教養則是主要由3個地方來習得，一個是學校，一個是社會，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一個是家庭。教養不僅培養一個人的人格和品格，而且讓自己通過思考，思考自己的責任和與社會的關係，如何通過參加社會來實現自己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一般來說，一個人在成年前也就是到20歲左右，在腦還在成長期是接受教養教育的最佳時期，那是因為成年後，成年人對外來指令，大腦和計算機一樣，根據自己現有的情報知識，先進行邏輯思維判斷，判斷是YES還是NO，錯誤的指令將拒絕執行，而正確的指令在分析如何進一步完成。當一個人成年後，大腦對問題判斷已經形成習慣思維和固定通路，所以說人成年後就很難改變年輕所養成的習慣和思維定式。人通常要依靠自身大腦的有限情報來判斷一件事物或問題的正誤，而教養學卻能開拓一個人視野，增加客觀判斷事物正誤的準確性和客觀性，所以說一個有教養的人通常是一個理性的人，能夠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和問題，再作出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其實早期擁有很多高素質理性的政治家，他們中的很多雖然並沒有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可是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信仰，為了實現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寧可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其實在建立政權的初期中國共產黨很重視其黨員的個人品質的教養，1939年劉少奇就提出著名的“論共產黨員的教養”，從毛在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的“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到小平同志的“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切都對當時共產黨員的個人教養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因為當時共產黨幹部中很多都是從年輕時候接受薰陶參加革命,更重要的是他們當時都有一個堅定的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共產主義。而建國60餘年後的今天，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的黨的幹部中有許多擁有令人羨慕的高等教育的學歷，可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教養品質卻不敢恭維，當然這並不都是他們的過錯，中國由於文革時破四舊時已經講所有的文化和傳統，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統統拋棄，再加上改革開放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造成了中國思想上迷失，道德上淪喪一代，丟失了所用的人生觀和信仰，崇拜權力，信仰金錢 ，追求享受，權權交易，參加共產黨只成為他們中許多為了有更好更多升官發財的機會而已，對上阿諛奉承，對下頤指氣使，有很多人因為個人利益而走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當然黨仍試圖教育和挽救這些人，但正如我前面講到的 ，這些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已經在成年前形成，延誤了的教養教育也必將收效建微，徒勞無功。而當今的中國的無論是政治，外交還是社會都充斥了一種焦躁，蠻橫和暴戾之氣，在近期的反日示威遊行中，現在的新生代年輕人，不僅僅表現出個人行為的暴力化傾向，而且他們也缺乏對事物理性的分析判斷能力，例如他們打出了抵制日貨的口號，大肆破壞一切與日本有關的商品，商店和超市，他們居然無法明白在國際化經濟如此快速發展的今天，一個國家的產品已很難分辨出是哪一國製造的，哪一國生產，它是經過國際分工經過不同國家而最終形成的商品，抵制日貨，其實就是在抵制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就像美國威脅中國對中國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一樣，其實受制裁痛苦的將有一大步分有美國自己的企業和商人所承受一樣。由於言論和思想的嚴厲控制，導致這些年輕人無法從得到有限情報中分析得出自己正確的決斷和判斷，這並非未來中國之福。 如果說中國社會重男輕女，其結果導致整個社會上男女性別比例嚴重的失衡，重理輕文，使得中國社會的民主和人權建設成了中國社會今天的短板和硬傷。那麼重視教育學而輕視教養學，其結果就是導致了今天社會道德的缺失和淪喪。中國教育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階段，中國政府應放棄在大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教育，而以大學的一般教養教育取而代之，只有這樣中國的年輕人才能有機會擺脫憤怒，走向理智，實現自我價值，中國社會才能真正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