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抗日。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一年，号召曾经参与西安事变的同志们撰写回忆录，以便搜集整理有关这一事变的史料。很多同志响应号召，写出大量的回忆文章，一些单位还搜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对于研究西安事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家父高崇民是参与西安事变策划者之一，西安事变时家父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注）和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加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某些机密活动，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家父生前曾把他往事比喻为“雪泥鸿爪”。我现在借此为题，把他在西安事变前后那个严酷岁月里的活动记录下来。里边所涉及的史实，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根据家父生前谈到的，还有一些是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们提供的，经综合整理，写成这篇回忆录，供研究史料的同志们参考，倘有舛误，请指正。（注）见《解放日报》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一版，所刊登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昨举行第三次纪念周，吴秘书长报告张主任委员在京近况，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参谋长董英斌，秘书长吴家象，委员有高崇民、郭维城、宋绮云等”。
一 西安事变前
（一）在迷惘中见到光明
家父生活在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侵略，使他在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然而在他没有找到共产党以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十几年来“太瞎摸海了”，他为抗日救亡奔波呼号，却连遭挫折。早在一九二三年，他曾因为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而被驱逐出奉天省（即辽宁省）境，一九二七年又因与哈尔滨市政当局发生矛盾，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拘捕，因查无实据，被押回奉天原籍。一九二九年他一度做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撤退关内，沈阳被日军占领，家父于九月二十四进关内。到北平见张学良时，问张为什么不抵抗？张回答“有中央的命令，不让东北事件扩大，一切听从政府”。这种不抵抗的政策，使东北三省很快地被日寇全部占领。家父万分愤慨，决心不做官、不经商，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家父把这个想法对张学良讲了，要求张在经济上支援他，张将军表示每月可以给他三百元生活费。九月二十七日他与先后来北平的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陈先舟、王化一、王卓然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筹划组建东北义勇军。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蒋介石以张学良为替罪羊，逼张下野出洋，由亲日派何应钦接替北平军分会主任职务，不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何应钦查封，家父等又秘密组织了“复东会”，又被蒋介石探知，逼张学良取消“复东会”，与他合组“四维协会”，并派复兴社人员入会，对该会进行控制。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与日寇签定了卖国的《塘沽协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一九三五年六月，蒋政权又连续与日寇签定了《何梅协定》和《秦士协定》，把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大部主权奉送给日本。日寇还酝酿“华北五省自治”企图成立“华北国”。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又秘密接受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广田三原则”（注）企图引狼入室，出卖全中国。中华民族危亡已到了紧急关头。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在武汉“四维学会”的座谈会上，家父发言说，蒋介石若不抗日，我们东北人就不能拥护他做领袖，因此和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贺衷寒发生争吵，拂袖退出会场，遭到蒋政权的通缉。他从武汉秘密去上海，潜居在公共租界内，目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专门压制国内人民的抗日活动，此时精神上极度苦闷。
杜重远当时在上海主编《新生》周刊。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判刑一年零二个月，监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共产党员孙达生同志（注）是重远好友，不时去看望重远，常常交谈联合抗日等问题，重远把家父介绍给达生同志，达生同志与家父之间过往甚密，共同研究革命救国之路。家父开始研读进步书籍，如《列宁传》、《马克思传》、《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重新确立世界观，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注）广田三原则：一不许中国民众用任何形式（从武装抗日一直到抵制日货）来反对日本。同时还要使中国政府完全亲日；二要南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与满洲国建立邦交；三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共同联合进攻中国的苏区和红军。
家父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他参加了国民党。达生同志针对他的思想，有意识地向他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向他指明三民主义的空想性，对他进行阶级分析的教育，指出蒋介石已变成为买办阶级、封建军阀的代表，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只有共产党代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它当前的的政策是团结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对内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如苏联等等。共产党信仰科学共产主义，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国家。要发动全民抗战收复东北，只能指望共产党的领导，等等。
家父经过多年的救亡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碰壁，经历过许多挫折，直到四十多岁时，通过达生同志的启蒙引导接受了革命理论，了解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领导抗日救中国的，认识到蒋介石已成为孙文主义的叛徒，他毅然决然地销毁了国民党党证，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家父对达生同志的印象很好，他经常对我说“那时在上海，达生同志朝夕为我讲解革命道理，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弟（达生同志比家父小二十岁），论马列主义水平，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使我十几年来，迷惘的思想豁然开朗，透出一线光明”。甚至在“文革”期间达生同志蒙冤挨整时，家父也敢于如实地称赞孙是他学马列的“启蒙教师”，家父认为：后来东北军之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孙达生尽了他应尽的努力，他是东北军地下党员中突出的一个。
一九三五年暑假期间，我在上海家父处，经常遇见达生同志与家父谈论问题。我听到他讲解一些革命道理，如“今日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社会上穷人那么穷？富人那么富？”有时，晚上我们在街上散步，不时地看到乞丐和妓女，达生同志联系实际，向我说明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贫富的悬殊，使我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当时家父曾嘱咐我说：“你在中央军校学习，那里政治很复杂，绝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派别组织，他们表面上说是‘复兴中华民族’、‘救国’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争权夺利。咱们东北人，一定要时时不忘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不能长期当亡国奴”。他给我两本他所著的书，一本是《东北魂》，说明蒋介石不要东北，东北人一定要下决心收复东北；一本是《中国国民党正义》，中心思想是批评国民党执行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要求实行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他向我讲到马克思、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列宁在俄国把社会主义革命搞成功了。由此引起了我也想了解马克思和列宁，回到军校后，设法借来了《马克思传》、《列宁传》进行阅读，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注）孙达生原名宋介农，在西安时化名孙万发。吉林省双辽人，一九一一年生。“九一八”事变后进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现为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东北军党史组。
（二）接受党交给的第一个任务
一九三四年春，张学良从意大利归国，他为了重掌东北军，拥护蒋介石为中国最高领袖，以换取蒋介石支持他收复失地，重整山河。一九三四年夏天，蒋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秋天，在豫、鄂、皖“剿共”中东北军的一一五师受挫，蒋不给东北军整补。这时张对打内战，思想上产生疑虑。张找了许多东北元老谈话，征求意见。一九三五春，家父曾到武汉徐家棚，向学良谈抗日救国的问题，坚决主张东北军不应参加打内战，否则将在内战中消耗殆尽。张学良也曾想过退出内战，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但当时张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无正确认识，并没有联共的思想。他顾虑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失掉经济来源，不出三个月，就要饿垮。后来，张学良听马占山和李杜叙述：他们从黑龙江退出东北。途经苏联时，斯大林应允援助中国抗日。因此张又想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求援。一九三五年六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调往陕甘“剿共”。家父和杜重远把东北军的调动和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告诉了孙达生。孙当时即向在上海的党组织先是江苏省委后是中央文委汇报，经研究后，认为东北军张学良很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抗日三个条件下的联合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如果能联合一致反蒋抗日，以大西北为根据地，则不仅解了党中央和红军之围，还可以联合苏联、外蒙便于进军华北抗日，将是中国政局的一大转机，应抓紧通过杜重远和高崇民开展东北军的工作。根据党的这个指示，达生同志提出他与家父到西北去的建议，家父立即同意，决定冒着受通缉的危险前去西北。同时杜重远建议东北军到西北后，首先应和杨虎城联合，他与西北人士有些交往，可以推动，并当即写了介绍信，介绍家父和孙达生与杨虎城、杜斌丞联系。家父与孙达生约定，到西北后家父主要在上层开展工作，孙达生做秘密工作，互相配合。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东北军的一一○师在甘泉县大、小崂山战役中，被红军全部歼灭。孙达生与家父商议决定分别去西安。十月下旬家父路过南京，与阎宝航会面说明去西北从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抗日的计划。阎是张学良派驻南京观察动静的耳目，他对蒋介石放弃东北，又在华北对日退让，华北将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以及疯狂剿杀红军，镇压人民抗日的内幕知之较详。家父与阎会谈后，决定与阎返上海，去狱中与杜重远进一步协商，并联名向张写了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而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逐渐被镇压下去，日本的势力日趋巩固，不能再等待，现在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有利于整训部队，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的机会到了”。家父带了建议书再一次动身，经天津、北平与陈先舟、刘兴沛计议，又密访天津、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王梓木等，研究去西安怎样开展工作的方法之后，由胡圣一陪同前往西安，这是家父找到党后接受党交给的第一个任务。
（三）到西安后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家父到达西安。时值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届全代会。家父持杜重远的信，结识了杜斌丞同志，并经杜引见会晤了杨虎城将军，转交了杜重远的信。家父讲述了杜重远在狱中的情况，又谈了对当前政局的见解，阐述了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却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自相残杀，祸国殃民。他们彼此交谈比较融洽。
这个时期，家父接受了党提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就在东北军中秘密宣传这种思想。有一次王以哲将军到西北饭店来看望家父，副官刘宗汉随之同来，王以哲问明家父此次来意之后，说：“我若不是军人，我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工作”。家父说，“你的作用大有可为！你有人、有马、有枪，就看你怎么干！”王说：“你知道，有人劝我去说服张副司令（海陆空军副司令）保住实力，独立自主，联合北方友军（红军）联合民众救亡团体，组成抗日联军，摆脱蒋介石，打到哪，算到哪！我倒很想这样干，可是怎么个干法？经费也是个大问题”。王以哲深悔”九·一八”时他盲目服从，一枪不发地丢掉了沈阳，对不起东北父老。他悔恨自己过去的无知，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在张学良归国后，他曾一再建议，别再听蒋介石的那一套，坚决主张东北事应由东北人自己来决定”。
家父说：”东北军是东北的军队，在自己的家乡本土组织起来的，有他自己的任务，有他自己的立场。东北军丢掉了东北，东北军再去拿回东北，这是全国老百姓所欢迎的，但是有一条，不拒绝服从老蒋的命令，东北军就没有打日本的权利”。王说：“等‘剿共’完了再行抗日，则抗日将永无实现之期”，“实在不应再上蒋介石的当了”他们俩人谈到蒋介石一贯排斥、歧视所有杂牌队伍，东北军要避免被消灭，出路只有一条：不为蒋介石所利用，避免打内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家父在东北军的军官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对于过去的熟人、朋友、同乡，就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有许多不相识的军官，他也想方设法结识他们。如独立炮兵团团长刘佩韦，以前家父跟他不相识，他了解到刘的夫人富毓智（现名富平）是开原县人后，在一九三六年春的一天，家父到七贤庄一号刘团长家，毛遂自荐地说：“我叫高崇民，是辽宁省开原县人”，因为是老乡，彼此都感到格外亲切。家父就向刘团长宣传抗日的道理。他说：”我们东北军肩负着打回老家去的责任，军队是应该抗日的，军人应效命于抗日的疆场，不应该打内战”。家父认为高福源这方面感受很深，思想比较进步，就介绍刘佩韦和高福源见面，扩大高福源的影响。
家父到西安不久，孙达生同志也来到西安，那时家父已经搬到了西安双仁府八号居住，达生来后，即住在家父家中开展工作。东北军中人员情况复杂，他们必须区别对待，对有些人只能谈抗日，打回老家去；对思想进步的一些人就可以谈联共联苏。如王以哲、赵国屏、刘多荃等，对比较知心的栗又文等人家父干脆告诉他：“我左倾了”。象苗剑秋等人也能谈联共抗日的问题，但是观点上有很多分歧，如联合红军和共产党，他们认为“红军力量小，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是为了争领导权，拿抗日作手段。只有东北军抗日打回老家去，是真诚的，是主力，号召力大。”他们认为“国民党不领导抗日，共产党领导不了抗日，只有东北军能领导抗日”。苗剑秋则更放肆地抨击漫骂共产党，说：“联合共产党，得在我们领导下，红军就范，不捣乱才行”。对于苗剑秋等人的这些言论表现，达生同志和家父经常秘密研究，尔后多由家父出面，讲反蒋抗日，建立三位一体等重大意义。
（四）与张学良将军一席谈
家父到西安时正是直罗镇战役进行的时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在直罗镇把东北军的一○九师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战死。张学良在南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震惊。蒋介石跟他讲，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途奔波，到陕北以后所剩无几，只要集中力量不出二、三个月就可以把疲惫不堪的红军全部歼灭。可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北战场，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经过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等三个战役，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战场上，使张学良万分痛心。而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在意，反而要取消在崂山战役中被红军歼灭的一一○师的番号，张将军从实践中渐渐地看透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他感到”剿共”是剿不了的，也是剿不得的，事实证明，不但打不了共产党，反而毁了自己的部队。认识到他受了蒋介石的欺骗，“不抵抗”、“先安内后攘外”，使他丢了东北，离开了华北，国难家仇不能报，还担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感到跟蒋介石走下去是一条死路，可是他不跟蒋介石走又怎么办呢？跟共产党联合，共产党能不能跟他联合？开始他顾虑重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消除了张将军的顾虑。张将军思想上转变，是主客观多种原因，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方面进行工作的结果。绝不是某个人说服的结果。而起主导作用的是张将军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思想。
张学良将军由南京回西安后，知家父曾与贺衷寒闹翻被通缉，此来必有要事，于是单独接见了他。家父先把他和杜重远、阎宝航写的建议书交给张，表达了东北上层人士对东北军的关心，接着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派东北军‘剿共’是一个阴谋，意在两败俱伤，伤哪一边都是蒋介石的胜利。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要建立一个像苏联那样的新型国家，是从穷苦老百姓利益出发的，所以红军到什么地方都得到人民的拥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都消灭净尽。反之，所谓国军都在明处，一举一动，红军从老百姓口中知道的最清楚，因此红军行动很自由，要打就打，要走就走，可以以少击众。况且现在红军北上抗日，副司令和东北军失掉东北故乡，不思设法收复东北失地，而连年跟着蒋介石打内战，名不正，言不顺，士气当然不振，只仗恃我们武器比较精良是不能战胜红军的，大、小崂山和直罗镇战役证实了这一点，副司令应权衡轻重，斟酌利害，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家父这一席话正说到张将军的思想痛处，当时张在表面上虽对家父直说未置可否，但很高兴。张将赵媞小姐唤出，三人共进午餐，边说边谈。张说：“我们如不剿共，怎能抗日呢？”家父向张将军建议：应当与共产党联合，也应当跟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只有国内大联合，才能驱除日寇，收东北失地。
（五）为张、杨联合奔走
十七路军素有进步之名，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与蒋介石有矛盾。达生来西安前，驻天津的中共军委特科的南汉宸同志，把杨的情况曾向达生作了介绍，希望他和家父做两军的联合工作。东北军到西北之初，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并不融洽，下级军官士兵，在争房子、看剧等小事上经常发生争执。特别是蒋介石怕张、杨真正合作，不好控制，于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蒋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他又派戴笠跟杨虎城说：“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要杨注意！”加之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对东北军和张学良将军还不怎么了解，所以产生一些误会。家父和孙达生到西安后，即按照党的意见积极开展促进张、杨联合；促进他们与红军联合的工作，并提出以陕甘为后方。他们这些意见都曾写在《活路》的文章中，张学良看后曾明白的表示，不同意以陕甘为后方的提法。他曾说：“咱们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抢人的地盘，我们要抗日，随时拍拍屁股，尘土不沾就走”。这说明张初来西北根本不想在西北久留，也没有长期打算，经过家父的多次解释，并把杨的反蒋联共的历史情况告诉了张，他才逐渐转变。特别是当他感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必须联合起来才能联共抗日的时侯，才积极努力加强团结的工作。张召家父谈话，告以西北军对东北军如何发生误会，他曾先后派黎天才、张潜华去作解释，反使误会加深。他希望家父担负起消除误会的工作。他对家父说。“解除误会方能成大事，你可以坦率地向杨虎城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不肖到这种程度，失掉自己的家乡，来占人家的地盘。”接着又说：“我从意大利回国以来，只认为国家必须统一，集中全国力量才能抗日，不料事与愿违，我内心实有说不出的苦痛”。
家父见张如此诚心，非常高兴。他再次到新城大楼同杨虎城会见，他披肝沥胆，痛切陈述张的深谋远虑，言明张对西北绝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毫无顾虑地指出蒋介石命东北军“剿共”的阴谋，并揭露蒋介石唯恐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密切合作，有意地制造谣言进行挑拨离间，以致彼此发生误会，等等。他去建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把西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走向共同抗日的道路，才是国家之福，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杨虎城听了家父的谈话，觉得爽直诚恳，有政治见解，当即表示愿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家父把同杨虎城谈话的情形告诉张学良，张也很满意，说以后要多多同杨和十七路军方面的上层人物接近。过了几天，杨虎城将军、杜斌丞等约家父到三原东里堡杨的别墅，特介绍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上层人士与家父恳谈，并要他们以后密切联系，此间先后来西安的刘澜波、卢广绩、车向忱、栗又文等抗日积极分子经常在家父家中约集东北军、西北军的中、上层人士，研究联共抗日等工作。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人阎揆要、赵寿山、杨明轩、徐彬如、王炳南、宋绮云，申伯纯等都作了许多推动两军团结的工作，使两军上层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两军的正式联系，开始是通过家父、孙达生与西北军的申伯纯、金敏生（宪兵营长）进行的。以后张学良又让增加栗又文、应德田、孙铭久，开联席会，互通声气。杨虎城方面也增加了王菊人、蒲子正。他们开过二、三次联席会。在联席会上申伯纯、金敏生、王菊人等对南京的动态，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中央军的调动情况，策划向西北进军，国民党编造谣言，谎报军情以及杨主任的希望、想法等介绍的比较多。而应德田等认为十七路军是西北人，受国民党的挑拨不完全可靠。在张、杨指定的联席会上，应德田与孙铭久很少主动提问题，有时传达一下张学良的意见，主要是观察动静向张汇报。张、杨彼此之间已了解对方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终于联合起来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份，张学良想要直接与杨虎城面谈。遂通知家父陪同杨虎城来他的住地洛川。时值杨虎城欲去榆林为井岳秀奔丧，张学良派他的波音飞机接送杨虎城去榆林。借此机会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直接进行有家父参加的秘密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合作的方针。自此以后，张、杨就直接进行协商了。
张学良逐渐接受以西北为后方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家的劝说，更重要的是杨虎城等西北人士一再表示与他交朋友。支持他抗日，他才将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迁来西安，买地皮建东北新村，拨经费给竞存学校，等等。
（六）第一次看到《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底的一天，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国屏（镇蕃）拿给家父和孙达生一份《八一宣言》，这是家父和孙第一次看到《八一宣言》。宣言向全国人民提议，不论任何党派、团体或任何武装队伍，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停战协定，而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宣言和纲领事实上是我党当时的政治路线。当西安事变扣蒋之后，张、杨之所以立即撤销了西北“剿共”总部，成立了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是张、杨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重要表现。
但是《八一宣言》谴责了张学良同蒋介石、阎锡山对日寇不抵抗，置东北大好河山、人民痛苦于不顾，而打红军的错误。王以哲看后，对红军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产生怀疑，不知是真意还是手段？他认为宣言上对张的指责，是共产党不了解张学良东北军，与对待蒋介石顽固派不同。东北军是真心要打回老家去的，而且它必须在张将军的领导下，才能成为一股力量，才能打回老家去。家父与达生同志研究向王、赵解释说，这是历史形成的误会，东北军一枪不发，丢掉东北，又积极执行过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围剿”红军，因而形成了误会，只要我们改变态度，误会不难消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真心的。王以哲、赵国屏，甚至包括张将军，都接受了家父的解释，未把宣言上对张的误解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张将军和王以哲对于所属部队被红军消灭，也承认是历史的误会，能只在与红军和平友好的道路上解决而不抱私怨。而且张将军还让王以哲在前线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找到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一月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洛川，向王以哲报告了他在红军的情况，要求面见张将军，张将军立即接见了他。高福源把他被俘后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一一作了陈述，并证实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真诚的，是极端可靠的，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他还说这次是红军派他回来的。张学良得到了共产党愿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消息很高兴。立即派高福源去苏区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高福源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的联合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久张学良和王以哲收到《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其中指出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东北军是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东北的，这就改变了《八一宣言》上对张学良的看法，而且指出东北军誓死不做亡国奴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红军首先愿意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希望东北军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和误会。从此，隔阂消除。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王以哲将军奉张将军之命，与红军签定了联合抗日停战协定。此后张将军与中共和红军之间的重要联系，都是通过王以哲将军的电台完成的，给红军军用物资支援也都是通过王将军指定的部队运送的。
（七）张将军深夜诉衷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家父、达生及宋黎等同志到洛川。张学良为了便于和中国共产党联系，把洛川作为他的前进指挥所，常来洛川以哲的军部，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等也常住洛川。
一天深夜，张学良派人把家父叫去，和他商量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他说，这次去南京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他很伤心。一个是参谋长人选问题，他在南昌和武汉行营时跟钱大钧搞的不错，他要求还派钱大钧来充任。蒋介石表示钱另有任用，不能来，却派他的侍从室组长宴道刚来任参谋长。宴此来是监视他的，这是对他的不信任。另一个问题是他请求对于被红军击溃的一一○师和一○九师的损失准予补充，报告上去没有回音。这次他去南京，先找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何不予补充。他还以为是何应钦跟他作对，便又去找了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两个师已经全军覆没，不好补充，值此缩减军事开支的时侯，也不好重建，留待以后再说吧！”他感到蒋的确想在内战中把东北军消耗光。
张很难过地回忆往事，对家父说：“国难家仇聚于我一身，我一向主张中国要统一，以便对付外来的侵略者。因此，我于一九二八年公然违背先父的意旨，赞成易帜，跟蒋介石合作。一九三○年进关协助蒋介石结束了八个月的蒋、阎、冯混战，我希望祖国早日统一，走富强的路。‘九一八’事变，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使东北被日寇侵占，我不得不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我欲抗战蒋介石不支持。三月蒋介石、宋子文到保定再一次以我为替罪羊，蒋对我说：‘我们三人好比风雨同舟，必须有一人下水才能挽救危局’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下野，出游意大利。我到了意大利, 莫索里尼说，‘你们中国弱就弱在领袖太多’，所以回国后拥蒋作领袖，以求国家富强收复东北，而蒋介石竟如此对待我”。当时他伤心地流了眼泪。
张学良还谈到军费问题，这次去南京也没有得到解决。蒋原定给东北军二百万元军饷，但自从冀察政委会成立，就只给他一百三十万元，而原定由河北宋哲元给的七十万元，宋不给拨款。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军政部还想在军费项下扣他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所谓欠款，影响到东北军发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这种压迫与歧视，他十分不满。张说：“共产党真心抗日，对待被俘的东北军士兵加以优待，去留随其自愿，这跟蒋介石对待东北军截然不同。我已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家父对他的决定表示十分拥护。
同时，张也认为蒋的实力还很大，不可与之争锋。他与汪精卫毕竟不同。若能争取蒋抗日，也是有可能的。家父当即向张说，既然如此，你可以公开向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看看他是什么态度。
（八）《活路》事件
为了加强东北军抗日的思想教育，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家父、栗又文和地下党人孙达生合编一种不定期的秘密刊物，名叫《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在这个刊物上，家父写了一篇题为《抗日问答》的文章，将平时在抗日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谈的内容写成文章，中心意思是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批驳抗日必亡论和唯武器论。指出东北军要做抗日的先锋，东北军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栗又文同志写了《关于如何解决抗日经费问题》，孙达生同志写了《论西北形势》和《整顿东北军内部的两个问题》提纲，栗、孙二人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发动群众，发展生产，以陕甘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全军的政治工作，培养干部，排除国民党特务控制等。这些都是根据当时上海和天津党内研究的精神进行宣传的。稿子汇齐之后，家父感到这些文章不能背着张学良印发，需要先征求他的意见，于是将稿件、编写的来由和作者，均向张直言了。张仔细看过之后指出，这种文章不能署名发表，只能秘密印发，他还得表面上公开查禁，以应付国民党。
刊物原拟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一天适值王菊人来访家父，说绥署有个印刷所，愿尽义务，并可保密，后经杨虎城将军同意代印，并指定由杨的军需处长王维之亲自监印。不料在印刷过程中，被这个厂的特务底线发现，偷出一份清样，报给“剿总”参谋长宴道刚，宴召军统特务头子江雄飞和曾扩情研究，认为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可能是十七路军参议郭增凯搞的，即秘密将郭逮捕送南京，追查杨虎城联共和搞小册子的问题，郭却对此毫无所知。直至西安事变郭才被释放，陪宋美龄到西安。
小册子印了二千份，申伯纯亲自用小汽东运交家父，后发到东北军各军师，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红军政治部也油印散发。特务们大为恐慌，四处侦察搜缴。张学良也公开声称要严厉查禁，但是收缴回来的大部分又秘密发出，有些就利用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之便，由西安带给前方部队。不久，西安的特务们查出是家父搞的，即发出通缉令。四月，家父正在洛川王以哲、刘多荃部队里，张学良命王、刘秘密派人将家父送到天津租界地内。《活路》事件，初步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合作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家父在天津向中共军委特科南汉宸同志汇报了在西北的工作情况。继续研究两军联共抗日的工作。南老每天给家父讲解两小时马列主义，家父很钦佩汉宸同志，称他为自己学马列的中学教师和知心朋友。
（九）送我去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在中央军校第十期炮兵科毕业，当时学校分配我去国民党中央军炮兵第一旅。因为家父让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要学好军事本领去抗日，以便打回老家去。因此我没有去报到，拿着分配的手续就于七月二日回到北平家中，知道家父因为在西安编辑出版《活路》受蒋介石通缉，在天津租界地内躲避。当时情况很紧张，我不能去天津。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表明我不愿到中央军去，而想去东北军。托人把信秘密送去。约一周后，捎来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王以哲的，请他们安排我在东北军中工作。
七月中旬我到了西安，见到了王以哲将军把两封信都交给他了。他看了信以后，对我说：“张将军去南京不在西安，信放在我处，你先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学习学习吧，工作好安排”。于是我于七月下旬就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受训。
训练团位于西安终南山下的王曲镇，团长、副团长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担任，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为教育长王以哲将军，训练的对象主要是东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也有西北军一部分军官，这期还有国民党军校的毕业同学，他们大都是东北军送去学习分配回来的。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启发大家爱国抗日的思想，进行以抗日团结救国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讲课的内容虽然未公开批判“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但是结合当时日本对冀东、华北、内蒙、绥远的侵略讲形势。突出强调了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张学良也几次来军训团讲话，中心是东北军要忍辱负重，团结起来，加强训练，准备收复失地，还散发了他的讲稿，《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王以哲将军也常常讲话，每次讲话都强调中国的大患是日寇的侵略，他极力推崇抗金兵的岳飞，让军训团的学员唱岳飞的《满江红》；对民族英雄文天祥不畏强暴，不计利害得失，顽强不屈反抗元朝的精神倍加赞扬，还请人讲文天祥《正气歌》，提倡民族气节；王以哲还歌颂抗清兵的史可法，激发人们爱国抗日热情。他还尖锐地批评唯武器论者的“七日亡国”的谬论，他说：“有些人说，如果对日宣战，用不了七天就可以亡国。这是汉奸理论，简直不是中国人，其恶毒比日本人还甚。”当时在我的印象中，王以哲将军的抗日态度是比较鲜明的。我在军训团学习时，八月二十九日早，正在出早操的时侯，我们看到住在王曲附近的一○五师的大约一个团，全副武装跑步向西安城内前进。当时大家议论西安城内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张学良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据说因省党部随便抓人，张学良派兵去查抄省党部，抄出许多省党部的特务们给蒋介石的密报。人们听到查抄省党部的消息，都很高兴！
我们这一期到九月中旬结业，大部分学员各回原部队。结业前，孙铭九找我谈话，说准备分配我到东城门楼的学兵队工作。我考虑我是学炮兵的，所以向他表示我愿学有所用，想到东北军炮兵部队去服务，并且写信给王以哲教育长，提出关于我的工作分配问题。最后，分配我到洛阳东北军炮兵第六旅。
（十）再度秘密入陕
一九三六年六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曾向蒋介石建议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共抗日，被蒋介石严厉训斥一顿。蒋此时对张、杨联络红军已有所察觉，借阻止红军过黄河东征为名，向西北调动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同时加强特务控制，并限令东北军“剿共”，张学良此时不仅决心不打内战，想联共联合杨虎城，而且决心与西南、西北、华北、山东等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对付蒋介石的压迫。张、杨分别派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同时派刘鼎去陕北向党中央协商对付南京的办法。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于九月来西安。八月份，张、杨分别派袁晓轩（以后叛变当特务）和梁霭然到天津接家父回陕西，以便于跟他商量与各方联合抗日和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梁霭然奉命把家父安排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别墅。这段时间里西北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文彬同志常去三原东里堡与家父晤谈，主要分析形势，商讨问题。张、杨为与家父商谈问题方便起见，十月份把他秘接到西安，安排在杨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中。王维之积极主张抗日，追随杨将军多年，杨虎城把他视为心腹。王家在西仓门七十六号。他这个宅第有三进院，为了防备特务们的发现，把家父安排在三进院的最后一院中潜居。张、杨嘱告王维之：“高崇民到你这儿的事，除了我们指定的人之外，任何人不能告知”。张、杨两将军访晤家父时，多在傍晚和深夜，一般是他两人乘坐张之帆布蓬雪佛兰牌小座车。由张亲自驾驶，不用司机，不带随从。每次来，都谈至深夜方去。这样的会晤，每月总有二至三次。有时，张学良将军也独自去见家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阎宝航同志去西安，张将军于十三日晚，自己开车带阎去王维之处长家看望家父，商谈联共抗日等问题。张将军特别告知黎天才说：“崇民来西安之事，千万不要陈旭东（以后叛张投戴笠当了特务）知道，我看这小子靠不住。东北方面到西仓门往访家父的人也很少，只有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等。西北军中有申伯纯、王炳南和王菊人等，他们经常交换意见，研究国内外发生的新情况，并商讨如何逼蒋抗日和整顿东北军的问题等等。
一天夜里，张将军把他组织“抗日同志会”的章程交给家父，嘱他将其重新修改一下，并说在家父因《活路》事件离开西安后，为了培植抗日干部，加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组织了抗日同志会。他要把东北军愿意救国的都团结起来。张这种苦心都是为了抗日。但是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却把抗日同志会的成立说成是针对王以哲将军的。把同志会视为自己争权的工具。他常在张将军面前进谗言，诬陷王以哲。王以哲对此也有所闻，并曾向孙达生和家父诉过苦，说他忠于副司令决无二心，流露出自己忠而受谗的苦闷。历史事实证明应德田不顾东北的利益，在张将军被扣后利用抗日同志会名义制造“二、二”惨杀王以哲的事件，分裂了东北军，破坏了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
二 扣蒋前后
（一）由苦谏到兵谏
一九三六年八月，“两广事件”结束以后，蒋介石企图集中全力消灭陕北的红军。十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一带会师。蒋介石于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飞到西安，策划“围剿”红军，把他解决两广事件的部队共约三十个师，从湖南、湖北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线和陇海线上，并抢修机场，调来大批战斗机，准备陆空联合大举“围剿”红军。蒋于二十九日去洛阳，三十日蒋即电令胡宗南、毛炳文和王以哲等向红军围攻。王以哲拒不执行，他的电台呼叫不应，命令无法下达，胡宗南孤军深入，在甘肃环县山城堡被红军包围了两个团，蒋命王以哲军前去支援，王以哲的电台仍呼叫不应，胡宗南的两个团被红军消灭。蒋介石极为震怒，严电斥张，要追究责任，惩办王以哲。蒋到太原布置阎锡山、傅作义要设法把绥东抗战停下来，以缓和日伪的进攻。蒋又到济南安抚了韩复渠与宋哲元，防止他们当他“剿共”时在后方捣乱。接着，他坚决镇压爱国运动，于十一月二十三日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爱国七君子”，取缔上海救国会，查封了十几种报纸刊物。张当时对蒋介石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他曾去洛阳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七君子”，遭到蒋介石严厉拒绝。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不是袁世凯第二吗”？蒋很气愤地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做的就是革命的，不服从我的就是反革命”。蒋介石在洛阳调兵遣将之后，于十二月四日又来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他准备实行他的第一步计划，即逼迫东北军“剿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如果不行，他将实行第二步计划，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安徽以后再借机解决他们，由中央军来“围剿”陕北红军。他已经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他把他的决心已示意给张、杨。十二月五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蒋介石的阴谋计划都不能接受，只有击败他的阴谋，扭转他的顽固做法，才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实现团结抗日，中国才有前途。他们俩人商量，还是由张出头，继续进行诤谏，这个初步办法商定之后两、三天，张、杨一同到西仓门家父处，研究诤谏办法。两人和往常一样，在夜色苍茫中来到王维之家。杨将军叮嘱王处长说：“你在外边招呼着，非经呼唤，不要叫任何人到前边客厅中来”，他们一直谈到深夜。
蒋到临潼后，陆续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谈话，目的是叫他们服从他的命令，积极“剿共”。蒋介石仍然妄想让东北军给他当炮灰，以实现他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十二月八日，蒋介石找王以哲谈话，气愤地训斥他说：“你军部的电话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这些举动。”他声色俱厉，但还是让王以哲改过，积极“剿共”。谈话完后，王以哲认为联共之事已为蒋所知，他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张当即对王说，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对付蒋介石。与此同时，戴笠从广州来电，询问王以哲是否已被逮捕。足以证明蒋介石要严厉处置王以哲。十二月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又找黎天才谈话，追问黎说，“张副司令是什么居心？……他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听说以前被驱逐出境的那个高崇民，又秘密地回来了？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公馆里？”黎天才说他都不知道。蒋介石发怒说：“你不知道我知道。”随手掏出一个名单，上面列有高崇民、栗又文、应德田等好多人。黎说：“据我所知他们不是共产党。”蒋介石怒吼着说：“不是共产党也是恶化分子，张副司令的脑子就被这批恶化分子搅乱了！”可见蒋介石已知道东北军和共产党有联系，他正准备采取各种办法收拾东北军。形势一天比一天逼人。张学良将军屡次向蒋介石诤谏、苦谏，然而蒋介石，竟置若罔闻，仍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曾向他做过最后一次声泪俱下的哭谏，本想以至诚之心来感动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你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你不愿干，我就把你调出陕北，东北军到福建，十七路军到安徽去。”至此，张学良将军已经全然绝望，遂与杨虎城商量如何对付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的两步计划都不能接受。“剿共”命令是绝对不能执行的；把他们调出陕甘，则破坏了他们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大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特别是十二月九日，学生请愿，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竟给张学良下令对爱国学生开枪射击，使张学良更加忍无可忍。
十一日，张、杨决定由赵寿山负责指挥十七路军，扣押城内的中央大员，临潼捉蒋由东北军负责，指挥者由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负总责，刘之第一旅旅长唐君尧指挥其第一团包围华清池外围。张将军特别挑选了骑兵军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进入华清池五间厅（蒋之住地）捉蒋。张将军又把担任警卫华清池任务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叫来，亲自给王玉瓒布置了活捉蒋介石的任务，在孙铭九的要求下张命他率卫队二营七连进入华清池参与捉蒋。张将军下令，只许活捉不许伤害。
十二月十一日夜，张接家父到新城，同来的还有洪钫、卢广绩和黎天才。张笑着对家父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的举动。”家父当即讲了一段故事：“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侯，以进图中原，再四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逼着他，楚文王才答应了。”张听后深知其寓意，遂亲定“兵谏”之称。张、杨拟定八项主张，家父等四人参与起草通电，表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做最后之“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十二日凌晨四时许，捉蒋部队开始行动，蒋介石闻到枪声，立即越墙逃上骊山，藏在卧虎石旁。当捉蒋部队冲入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时，发现室内无人，于是部队四处搜寻，刘多荃将此情况用电话向张做了报告。张将军十分焦急，命令他们一定要把蒋介石捉到，否则以叛逆论罪，并令他们去查点汽车，看他是否坐汽车跑了。经查汽车一辆不少，张将军即下令部队搜山。这时张学良、杨虎城、家父等许多人都在新城大楼焦急地等待消息。八时许，刘多荃来电话报告，蒋已经被搜出来了。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二）事变后的临时措施
事变之后，张、杨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任正、副主任，处埋一切重要军政事宜，蒋介石被带到新城之后，张学良对家父和申伯纯说：“你们马上提个名单，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负责”，“我们不能乱来，要对全国人民负责。”家父和申伯纯提出名单后，经张、杨批准。下午设计委员会成立，委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卢广绩、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李维城等，先以高崇民为召集人，后为主任委员。南汉宸和苗剑秋来西安后，先后被补为设计委员。设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研究了事变的性质、宣传工作和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对于蒋介石的处理，有的主张公审枪毙；有的不主张枪毙，也有的说，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可以放了他。也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控制起来，不杀也不放，在西北成立国防政府。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
在军事上，成立了一个参谋团，由张，杨双方的将领组成，有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孙蔚如、李兴中等，以何柱国为召集人，不久红军代表叶剑英同志也参加了参谋团。同时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军骑兵集团军总指挥。立即将缪澄流军、刘多荃师和孙蔚如军均集中在西安附近关中一带，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在政治方面，释放政治犯三百余人。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委员会”。撤销军队中的政训处，成立政治处，由杨虎城负责改组了陕西省政府，省主席、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及教育厅长均进行了调换。任命王一山为代省主席，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其余专员，县长或局长等官吏，全由陕西省政府负责任免。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得过问地方人选。但杜斌丞秘书长和财政厅长续世甫一再向卢广绩和家父提出，希望能在东北人中物色十个能担任县长、局长的人选。因在陕西人当中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的人来替换蒋介石的人。卢广绩和家父商量推荐了四个人。
（三）中外反映
在西安事变后的十多天中，家父对他所担负的工作十分用心，日以继夜地工作，如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处理电报、信件，接待各方来人，搜集各方反映，及时向张、杨汇报。蒋介石被扣之后，人心大快。但是由于内奸交通处长蒋斌通敌，他扣发了八大主张的通电，使各地方不了解张、杨扣蒋的真相，使南京政府得到了时间，能够控制全国的电报通信。当时国内对各方来电，大都被南京方面加工伪造,几乎千篇一律谴责张、杨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只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公开来电支持。当山东韩复渠来电询问真相时，始发觉蒋斌通敌。张将军当即逮捕蒋斌，并任命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接任交通处长。在国际上的反映，英美是同情张、杨的，日本表面观望，实则极力反对。国际国内的反映，有一些是张学良将军意料到的，有的则是出乎意外的。列举以下二件事：
一是阎锡山的背约和投机。
张学良在联合各省实力派时，曾亲自赴山西和阎锡山会谈，阎当时同意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在蒋介石庆寿时，张约阎以祝寿为名，共同劝蒋。张到洛阳后，对蒋介石一再苦谏。蒋介石不但当面斥责张学良，而且在洛阳军分校召开大会，痛骂共产党，并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为无知，他暗指张学良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剿共’方针已定，决不变更”。阎锡山听了蒋的话后，拍着张的肩膀说：“汉卿，大家只有另想办法。”张、杨扣蒋实行兵谏时，立即给阎发去了电报，阎锡山是知道张、杨的意图的,但他竟背弃前盟，于十二月十四日发来一个电报，提出，“兄等何以善其后乎？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张、杨对此作了明确答复，而阎以争权夺利，不可告人之野心，电请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他控制起来。阎锡山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被张将军断然拒绝，张将军说：“我自己能请神也能送神，绝不让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从中谋利。” 家父对阎锡山这个老奸巨滑的人，也十分愤慨，坚决不同意把蒋介石交给阎去控制。
二是张、杨部下个别将领的叛变与盛世才的反复。
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拒不执行张副司令要他扣押洛阳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命令，而投靠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当时，我在炮六旅野炮十一团工作。团长徐德庸对黄永安的叛变行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是张将军一手培养的部队，我们不应与张副司令作对。徐团长则被黄永安撤职软禁，我们团也都被包围监视起来，武器被收缴集中看管。驻保定之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不但不执行张学良命令，按兵不动，又扣押了进步将领黄显声副军长，以表示他对蒋介石政府的忠心。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大荔、潼关一带背叛杨虎城，潼关、洛阳的防线落入敌手，所以桂永清的军队竟能顺利西进到华阴防线，幸被张、杨部队击溃，他们才不敢轻易冒进。
新疆之盛世才，原是张学良部下，当时盛世才以亲苏联共为手段，伪装进步。张学良在八月份也曾派栗又文、董延平到新疆去和他联系，共同逼蒋抗日，张的意图他也是知道的，而且张还想通过他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支持。但事变发生后，盛世才竟通电表明他在西安事变事前毫无所知，持中立态度。他虽受了苏联对西安事变错误看法的影响，但也说明他是一个投机取巧，反复无常的人。
（四）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艰难应变
在国际国内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极端混乱的时候，在何应钦欲取蒋而代之，调动四十多个师向陕西进逼的时侯，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对于蒋介石和西安事变如何解决意见分歧的时侯，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乘张学良的飞机抵达西安。代表团的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
周恩来同志分别和张、杨进行亲切、诚挚地交谈，张学良把他对蒋介石的苦谏、哭谏及扣蒋的经过向周恩来等同志作了介绍，针对塔斯社对他的误解，他表示愤慨，表明他的心全是为抗日救亡图存，无一点私心，没有任何背景。
周恩来同志遵照党中央在慎重研究之后决定的方针，以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表示同情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认为这是义举，是张、杨爱国心的表现，符合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张、杨进行积极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援。并讲了事变发展前途可能有两个：
一是由于蒋介石被扣，西安与南京对立起来，在南京指挥部队的何应钦，正极力挑起内战，欲乘机取蒋而代之。这样易于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而利于日寇侵略中国。一是由于扣留了蒋介石，逼他答应抗日，结束中国的内战，使团结抗日早日实现，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实现这个前途，促成中国全面抗战局面逐渐形成。有人主张杀了蒋介石，杀也是容易的，但容易引起大规模内战。那是日本所欢迎的。我们共产党是不赞成的。
蒋介石能不能抗日，是当时要考虑的中心问题。周恩来同志认为蒋介石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由于英美逐渐不满意日本独占中国，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有可能缓慢地转向抗日。如果让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得势，将把中国引向内战深渊，而投入日本怀抱。所以，蒋介石虽然进行了十年内战，两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但是共产党人从民族利益出发，不记前仇旧恨，为的是团结御侮，共同对付中华民族的大敌日本帝国主义。根据这个分析，他同意张将军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所提的条件，就放他回去，拥护他做领袖，领导人民抗战，要争取这个前途。周恩来同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事变的性质，张、杨的动机，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对解决事变的办法，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个意见与张学良不谋而合。因此，张学良非常高兴。但有许多人思想不通，家父听了周恩来同志的分析，深深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正确、福国利民，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公无私。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何止万千，而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记旧仇宿怨，古今中外绝无先例，感人至为深远。所以他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的方针。
（五）主张有条件放蒋
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同张、杨以及周恩来同志谈判达成六点协议。谈判即将结束，家父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研究如何放蒋的问题。会议一开始，空气就很紧张，争论得很激烈，大家要求蒋介石有具体保证才能放他。应德田比较激烈，他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张、杨不能说放就放，张、杨如不听我们的话，就把蒋干掉。”会后家父把大家的意见向张、杨汇报，张担心部下的过激情绪会出乱子。周恩来同志建议张继续去说服其部下。第二天，张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表明不一定让蒋签字，签了字他也可以撕毁。张说，为了拥蒋抗日，他准备亲自送蒋走。家父不同意张的意见。晚间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大意还是主张有条件的放，但不能亲自去送他，并指出，如中央军撤出西北和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都可不待蒋回南京开会即可决定。信中反复陈说在蒋无保证的情况下送他走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八时左石，张到绥靖公署见到家父时，匆匆忙忙地说：“你的信我见到了，我告诉你，崇民，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家父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拍拍家父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但家父没有料到张当天即送蒋走。下午三时许设计委员会继续讨论放蒋问题，正在讨论中间，听见飞机声，秘书处长洪钫来讲，张已送蒋走了！家父向大家宣布之后，大家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
周恩来同志原来也只是原则上同意放蒋，并不知道张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放蒋，更不知道张亲身送蒋走。当他知道时，立即驱车追至飞机场，想去劝阻张时，蒋、张的飞机已经起飞。杨虎城是在张说服他的时候临时知道的，与张同送蒋到飞机场。刘多荃闻讯也赶到了，只听到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要他释放陈诚等被扣的中央大员；当时在飞机场上有许多群众队伍，正在等侯欢迎绥远抗日将领傅作义。蒋介石一见十分害怕，他再一次向张、杨保证说：“二十五日以后（即蒋离西安之日），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再不要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根本没有所谓“对张、杨的训话”的事。奸险狡猾的蒋介石一贯使用欺骗手段，他一到南京，背信弃义地耍了一套审张、赦张、扣张的把戏，将张学良将军终身囚禁。张学良将军自以为扣蒋为抗日，送蒋亦为抗日，表示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有公而忘私、牺牲个人的精神。但他没有看透老奸巨滑的蒋介石的反动本性，终于陷入蒋的圈套。
（六）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
张学良二十五日到洛阳，夜里给杨虎城发来一封电报，让杨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和被扣的几十架战斗机。二十六日早晨，杨虎城将军同周恩来、王以哲等人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既然把蒋介石放走了，再扣着陈、卫等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索性把被扣的人一齐放了。三方共同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杨虎城就发出请柬，准备晚间举行欢送宴会，请柬发出后，为应德田发现，他提出不同意现在放大员，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放他们走。杨虎城觉得应德田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于是召开设计委员会研究，也请高级将领参加，讨论对大员们放与不放的问题。大家意见不一。
会上应德田等不同意放，认为应当留作人质，并说，张将军让放是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蒋的手中是否被迫做的决定？况且张说他很快就能回来，等几天放也不迟。王以哲等人本着早晨三方会议的决定同意放。认为张将军既已来电，应当服从，而且他在飞机场也嘱咐杨虎城放中央大员，这说明是张的本意。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杨虎城将军觉得请柬已经发出去了，如果再改变，收回请柬，不好办，还是放了吧。于是决定放中央大员。杨虎城于二十六日下午，分别拜访了所有被扣的大员表示歉意。当晚在新城大楼摆酒席欢送他们。二十七日即把这些大员和飞机分别放走了。
三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张学良之后
（一）在怎样营救张学良将军问题上的分歧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派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陕西进逼，西安广大军民闻讯，无不极端愤慨。群众这种愤慨是正义的，理所当然的。根据这个情况，三方面的领导共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必须团结一致，不受蒋介石的挑拨离间；在军事上也作了紧急部署，以对付蒋介石的压迫；同时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出了“歌电”，强烈抗议扣押张学良将军。蒋介石慑于“歌电”的强硬态度，于一月九日派吴翰涛和王化一持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到西安劝和，以后又令顾祝同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试探，提出西安三方面驻军的甲、乙两案。甲案是东北军驻甘肃，乙案是东北军驻河南安徽等淮河流域；甲乙两案都规定十七路军驻陕甘，红军驻陕北。
三方面经过研究认为甲、乙两案都与蒋介石在西安所允诺的条件大不相符，不能接受。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不解决这个问题，其它问题无法进行谈判。这西安方面也派米春霖、李志刚、鲍文越两次到奉化与蒋介石谈判。西安方面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西安。蒋介石则要求西安方面服从他的命令，在甲、乙两案中选一案，否则就要进兵。最后蒋介石提出，西安方面有何意见，可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先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留待国民党三中全会解决。
在这个期间，张将军托王化一、米春霖、李志刚、鲍文越带回三次信，其内容主要是劝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要以抗日救国为重，应当和平解决，以遂事变之初衷”。关于他怎样才能回来的问题，他提出“东北军要团结一致。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第二次是他让李志刚和鲍文越带的口信，他讲：“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在李志刚和鲍文越临行前，张又嘱咐鲍文越说：“只要西安能坚持，我是可以回去的。”关于张如何能回来的问题，张的指示是很明确的：一个是东北军的团结；一个是东北军这个集团的存在。家父对张将军的指示，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做的。王化一来西安后，家父就跟他谈过，认为今后东北军和东北团体如果能保持团结，张还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否则不但张将军回来无望，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可乐观。一月中下旬，家父找王以哲、刘多荃、卢广绩商量说：“副司令走后，大家情绪不好，孙铭九等一些青年人急躁冲动，我们应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成立一个包括老少、新旧在一起的核心组织，有事大家商量去办，互相团结，互相保障。”王、刘、卢等人均表示同意。但是家父和应德田商量的时候，应表示不愿和王、刘等旧人合作。因此，这个设想没有实现。
应德田对于张将军指示，东北军“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这句话的理解是：“我想这个精诚团结，只能作为我们精诚团结去坚持争取他回来的意义解释。不坚持营救他回来，又有什么精诚团结的意义呢？”他曲解张将军指示的目的，是为他们主战作掩护，从而达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因此他不但不愿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反而枪杀王以哲将军，分裂了东北军，失去了营救张将军的基本条件。蒋扣张的目的主要在于拆散东北军，破坏三位一体的存在。蒋介石当时不会改变扣留张学良的既定方针。但是东北军若能精诚团结，西安方面若能团结一致，三位一体能保持存在，蒋介石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要营救张学良将军回来。不管是东北军、西北军、红军方面，不论老派还是少壮派，大家都是一致的。当时并不存在营救不营救张学良的问题，更不存在救张与弃张的斗争。有些人说王以哲是弃张派，他要“以王代张”，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家父说：“这完全是造谣诬蔑。”王以哲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时曾说过，一九三三年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出国之后，蒋就企图削弱张学良在东北军的地位。蒋曾电召王以哲到庐山，亲自以地位金钱拉拢他，但都被王婉言谢绝了。这说明王以哲不是利禄小人，更谈不上有什么“以王代张”的野心。在救张问题上分歧的焦点是如何救法的问题，一派主张用武力威胁甚至不惜一战来营救，一派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营救。这个分歧的表现是和战之争。
（二）“和”与“战”之争
西安面临的形势是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与“战”之争，这是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和”与“战”之争，贯穿于当时的各种矛盾之中。的确，营救张学良的问题，是在张被扣后新增加的一个重要矛盾，但它不能成为主要矛盾，营救张将军的问题当然应该服从西安事变整体问题的解决。因为当时在全国的主要矛盾是能不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所以争取实现全民抗日的局面，才是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至于当时也还存在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如对待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对峙问题；西安事变中提出的六项条件的实现，争取民主问题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存着是用和平谈判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的问题。
在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问题上，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这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及家父等均认为，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蒋介石绝不会因为西安方面以武力相威胁便放张将军回来。相反，打起来只能威胁张将军的安全，甚至可能置张将军于死地。家父说：“想当初张学良将军扣留蒋介石之后，何应钦欲取蒋介石而代之，他不顾蒋介石的死活，以营救蒋介石为名，白衣誓师，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坚决下令讨伐。而宋美龄才是真心营救蒋介石的。她坚决反对武力解决，她召集黄埔军校的军官们说：“你们想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能讨伐西安，若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命。”这是极浅显的常识，一般人都可以懂得的道理。应德田等借口以武力营救张学良，实际上是他们别有用心。家父还说过：“当时西北军的少壮派要求孙蔚如打一下再和的时候，孙也答应了，但孙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商量之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认为，打起仗来威胁张学良的安全, 孙改变了态度。由于孙蔚如也不同意主战派的意见, 才引起主战派计划把孙蔚如也干掉。”
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人主张，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破釜沉舟，不惜一战。对于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们坚决反对执行，竟在一月下旬散发了同志会油印的传单，提出了三个往东去的口号:“要抗日往东去！要救张副司令往东去！要打蒋介石往东去！”一月底，主战派准备在西安组织武装大游行，反对主和，“反对和平”的臂章已经做好了，只因等待中共代表团的表态，才没有进行。
应德田认为，中央军只是威胁，决不能真打。他说蒋介石的威信已大大降低，他不会挑起内战。家父说，应德田的这种说法与张慕陶是一致的。李维城转述张慕陶的话说：“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蒋介石是不能抗日的。你不要信共产党的错误主张。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现在蒋介石威信还没有恢复，内部还不一致，军心还不安定。华北的韩、宋，西南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都想倒蒋。我们只有趁着这个时侯坚决打一下。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汉卿。”张慕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来西安，因张与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一向友好，所以张来西安开始就住在宋文梅家中，孙铭九与宋文梅经常接触。后来张慕陶搬到陕西省银行李维城处。家父就常常看到苗剑秋与张慕陶在一起“抵掌而谈，兴会淋漓。放声高歌，旁若无人”。张慕陶之来西安，是有目共睹的。“打一下再和，打胜也和，打败也和。”这是张慕陶反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挑拨性的言论。
（三）可以接受甲案，保持三位一体“和”“战”之争愈来愈激烈的时候，一月廿六日晚，家父在米春霖家中，邀请杨虎城、鲍文越、马占山、何柱国开一小型会研究是和是战问题。米、鲍、马、何四人都不赞成用战争方法营救张副司令。家父表示应当坚决主和，他认为张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起仗来消耗中国人的力量，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况且，还会威胁张将军的生命安全。蒋介石背信弃义是不对的，但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甲案，接受甲案对我们无害，我们还保持了三位一体的形势。只要我们三位一体的力量存在，以后营救张副司令，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都有办法。如果因为我们上层主和，就是发生像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的一次法西斯集团政变，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那样的事件，也在所不惜。家父主张在不得已时可以接受甲案的思想是明确的。而在“二·二”残杀事件前，西安三方面也是决定执行甲案的。因此在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最后决定也是执行甲案的。只是因为“二·二”事件枪杀了王以哲等人，分裂了东北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才决定东北军东调。
在米宅座谈会上，杨虎城始终一言不发。家父说，当时他没有体会到杨为什么一言不发，竟感情冲动地说出如果因为上层主和因而酿成“二·二六事件”也在所不惜的激烈言词，致使杨主任对他很不满意。杨于一月二十七日跟王炳南说：“高崇民过去对蒋介石恨之入骨，骂的狗血喷头，坚主反蒋。现在他居然对蒋特别原谅，坚主和平，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反常的人容易挨枪打。”王炳南同志把杨虎城的话转告家父，杨的失言使家父特别警惕。他想起在扣蒋时，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劫取国民党西安的中、交两银行三十二万元现大洋，又枪杀了东北边业银行经理王景越及总部少校张世维。家父性情直爽，当即向杨虎城提出反对此种行为。此事，杨虎城将军事前并未予闻，听说之后，极为震怒，几乎枪毙宋文梅。事后宋对家父有怨言。家父恐怕宋文梅借杨之言，进行暗杀。为防备万一起见，必须搬出新城。他在未搬之前，先到孙铭九处说明此事。孙说：“不要紧，高大哥，你搬到我这里来吧！”家父说：“怕特务造谣，说我被你扣了。 我搬到刘多荃师长家去。”于是家父在胡圣一的帮助下，于二十八日搬出新城。
家父搬到刘宅以后，洪钫和南汉宸同志先后到刘宅，劝家父回去。南汉宸说，“你主和是对的，和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现在内部意见不统一，正是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挽救危局的时候，应当以大局为重。”家父把杨的失言告诉南，为防备宋文梅借机报复，他不能回去。南也把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将军责怪南的话告诉家父。南认为，杨经过做工作，情况已经好转。家父因杨当时对于和平解决的态度还有疑虑，他没有回新城。
家父主张和平解决，一方面是因为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衷是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教育。周恩来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根据党的方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家父当时非常拥护周副主席的意见。他认为周恩来同志分析问题比较全面，看问题眼光远大，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周恩来同志堪为他革命中的大学教师。
为了维护和平解决的方针，家父认为不管主战派如何叫嚷，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打仗，不能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决定到渭南前线去，只要把握住前线的部队，不发生武装冲突，主战派是闹不起来的。因此，他到了渭南。
（四）一封奇怪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家父到渭南，将西安城内少壮派之不稳，他与杨虎城的意见分歧，都告诉了刘多荃。刘也是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打仗的。在家父到渭南的当天，刘多荃接到由十七路军电台发来的一封电报：大意是王以哲出卖东北军，已被处死。要前线部队服从命令。刘收到电报后，感到非常愕然，当即以电话向王以哲家中询问。据回答，王家里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这封电报，显然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预谋杀害王以哲的一个步骤。它是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枪杀王以哲的态度。而家父和刘多荃对这封奇怪的电报竟没有研究其用意，也未加以追究，只是派刘的副官那宝刚现名那维张持电报纸送给王军长看，请他严加戒备，或暂先躲避。同时刘多荃用电话告知杨主任，请他保护王以哲的安全。这封奇怪的电报，高陵的缪澄流军长也同样收到了一份，缪也未加仔细研究，也只给杨虎城主任打了电话，请他保护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的生命安全。因为这个电报是从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电尾署名是“西北抗日联军指挥部”。从这两封电报和“二·二”早晨孙铭九约十七路军的主战派去孙家，以及宋文梅协助孙铭久进行枪杀何柱国的一系列事实来看，宋文梅、王劲哉和李振西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之间是有联系的。
二月一日，刘多荃的副官那宝刚从西安来电话，报告了他见到王以哲军长的情况，说王军长讲：“这些小孩子们还真能打死我吗？我没有亏心事，我不怕他们。”王军长也不肯躲避。
事实证明他们杀王以哲是有预谋的，早在一月二十日以后，他们就开列了要谋杀的主和分子的名单，其中就有南汉宸。一月二十六日晚，南汉宸同志在新城，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从外面回来告诉南，听说主战派拟定的要枪杀的人名单中有南汉宸，劝南不要回九府街住所。南汉宸是大家都知道的共产党员，他们想杀南汉宸，这是对共产党主和不满的表现。和、战分歧激化的局面，虽曾因红军出于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不得已表示：如东北军、西北军一致主张打，红军可以支持他们，而使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一月三十一日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和平解决之后，二月一日，情势又急剧地紧张起来。主战派积极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派卫队在东城门，扣留了杨虎城派往潼关签字议和的代表李志刚，以阻止和平解决。然后积极阴谋布置对主和派的大屠杀。主要杀王以哲、何柱国和孙蔚如等。从一月下旬开始，他们就制造谣言，说王以哲不救张副司令，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受蒋介石五百万元贿赂，是东北军的汉奸，每天晚上都在部队中、学兵队中散布这种谣言，制造枪杀王以哲的舆论。二月一日，这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应德田使人贴出了“打倒王以哲、何柱国”的大标语。
二月二日早晨，他们召集三十多名主战军官，在孙铭九家中开会，通过他们预先制定好的谋杀计划。孙铭九并把十七路军的少壮派王劲哉、宋文梅、李振西等主战军官召来统一布置他们的行动，决定在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等主和将领后，游行示威，对于部队中的主和派，回去后都要采取紧急措施。二月二日早晨，孙铭九就已在自己的部队中动手，卫队二营的营副共产党员张保中（注），早晨起来刚刚洗完脸，就被孙铭九派人叫去，把他关押起来了。参加孙铭九这个会的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党员中对党中央的和平解决方针也有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刘少奇同志给洛浦同志信中说：“西安二月二日那样暴动的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了我们，在反对党的方针与号召之下，去进行暴动”。少奇同志明确指出了二·二事件是反对党的方针的暴动事件。
孙铭九派于文俊连长杀死王以哲之后，即查抄了王家，企图查出“赃款”，结果只在王宅搜出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少量存款，并没有五百万元的贿款，于文俊很是懊悔，觉得是受了孙铭九、应德田的骗了。这件事在王以哲被杀后就已搞清楚，完全是苗、应、孙对王以哲的造谣中伤。
注：张保中同志现名张化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检验总局局长。西安事变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卫队二营七连连副，实际担任指导员的工作。他带七连参与临潼捉蒋的战斗，后升任卫队二营营副。
（五）劝孙铭九去苏区
二月二日下午，那宝刚副官从西安给刘多荃打来了电话，告诉王以哲已被孙铭九等人枪杀。刘多荃和家父得到这个噩耗，十分震惊，热泪盈眶，痛哭失声，悲愤交加。家父悲的是王以哲将军不幸为暴徒所害。他为老友遇难而悲，更为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前途而悲。家父认为，张将军是东北军的头脑，已被扣难返。王以哲是东北军的心脏，又被害身死，他之被杀害，将使东北军失去团结的中心。家父为东北军的前途担扰。王以哲将军最早和红军联合并签定停战协定。是王以哲将军陪同张将军会见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和周恩来同志的。张学良把王以哲视为心腹大将，常把不能告诉别人的机密大事和王以哲商量。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他是积极主张联共的，他之被杀，使家父对三位一体的前途甚为担忧。
王以哲将军被害的消息在前线将士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激起了极端的愤慨，纷纷要求捉拿凶手，杀孙、应等人的头，挖他们的心，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家父虽然也非常愤恨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必然形成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将更为亲者痛而仇者快。家父从大局出发，认为王以哲既已遇难，无法挽回。应设法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最好的办法是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速离西安。他们走后，没有对立面了，西安方面即可免于混乱。为此，家父立即给孙铭九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弟等犯此重大错误，兄只有痛心，只有原谅，唯弟等必须速离西安，进入苏区。家父这封信是托卢广绩转交孙的，因信中有“原谅”字样，卢未予转交。但可以说明他是反对互相残杀的复仇主义的。因此当刘多荃秘密派人枪杀了联共有功的高福源同志后，在家父面前只说把高扣押了。
当时家父曾与刘多荃商量认为，主战派枪杀王以哲是为了反对和平解决，镇压主和派，这样发展下去势将破坏和平解决，引起战乱。为了使主战派冷静下来，可以回兵临潼，维护住和平解决的方针。刘多荃派唐君尧一团向西安取攻势。西安方面特务造谣说：“二·二”事件是共产党搞的，东北军要打红军。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二月三日叶剑英同志派刘澜波到渭南去做解释工作，他首先向刘多荃和家父转达我党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继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表示共产党反对杀害王以哲将军的错误行为。刘多荃当即向刘澜波说明，他出兵临潼主要是针对主战派的，为了使他们冷静下来，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从而解除了误会。虽然有个别党员参与了谋杀事件，但他们是违背党的决议的，是不代表共产党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刘多荃在河南南阳被刺，特务们造谣说是共产党主使孙铭九干的，刘也信以为真。家父到上海医院看望他时，对刘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是何应钦派特务收买了王兆修行刺的。对特务们多次给党所造之谣，均予以揭穿，说明家父对党是坚信不疑的。
二月二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欲抓何柱国而未获之后，他们起草了作战命令，让于学忠和杨虎城签发。他们一方面印发不撤兵、准备全线出击的命令，一方面用电话通知前方。而前方的刘多荃、缪澄流均不接电话；缪与刘商量，坚持执行潼关协议，刘的部队提前一天撤出渭南到高陵，给中央军让出进驻西安的道路。果不出周恩来同志所料，孙铭九杀害了王以哲，立即引起了东北军的分裂。
周恩来同志与杨虎城主任商量如何处置，杨此时对孙铭九等有些气愤，认为他们应学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剖腹自杀，或出面自首，周副主席均不同意，认为事变出于张慕陶的阴谋，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引起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只有让他们出走到苏区去，才能平息这一事件。周恩来同志冒着袒护他们的嫌疑，让刘鼎同志于二月四日下午把他们送到苏区云阳镇。他们到苏区后，正值苏区军民沉痛吊唁王以哲将军，开追悼会，登报纸，称赞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望、得军心的将领，是爱国人民的领袖，是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的人；批评苗、应、孙等人为“左倾盲动分子”、“暴行分子”。但应、孙等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对苏区报纸发表的文章极其不满；他们不但不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和教育，反而认为党对他们的“待遇像俘虏一样”。他们在苏区期间，张将军曾有信来，意思是让共产党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学习，也被他们所拒绝。他们在苏区只呆了两个月，就坚决要求离开苏区。他们到了北平、天津，家父关怀他们的前途，又托卢广绩带口信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坚决站在抗日立场，将来立功赎罪，总会有出路的。”但在全民抗战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竟违背张将军联共抗日的立场，相继投入日本汪伪的怀抱，应德田当上了汪伪河南省财政厅长；孙铭九当上了汪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还到东北军部队去策反，拉拢他们投日伪当汉奸。苗剑秋开始投了戴笠当特务，后来又投入日本怀抱，七十年代还在日本大骂共产党，到处奔走传播反共谬论，美化蒋介石。（注）正如家父所说，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应、孙等并非忠于张副司令者，否则，何至走上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而与共产党对立，”
注：苗剑秋在日本的反共言论见右军著《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第五页。
（六）高陵会议，东北军东调
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对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有的积极赞同；有的只能按照张的意图执行，有的对张联共不满，甚至持反对态度。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不赞成张学良联共抗日，当时他就与何应钦有勾结，以后竟与汉奸汪精卫勾结。在张扣蒋后，缪澄流不断对人说，张副司令是给共产党作豆腐。家父当面斥责了缪，说：扣蒋为抗日，联共为抗日，都是为了收复东北家乡，你为什么这样说？缪大为不满。“二·二”事件前，西安方面与潼关谈判，决定执行甲案，东北军驻甘肃，当时缪澄流就不满意，但没有理由反对。二·二事件后，他认为主战派敢于杀王以哲是和杨虎城的态度有关系，对杨虎城不满。对于共产党把苗、应、孙等人送走也不满意，他根本不想维护三位一体，正想借此机会脱离西北，离开红军。家父主张执行甲案，维护一体，和缪澄流的观点根本不同，缪又与家父素来不睦，当然不听家父的任何意见，也不让家父参加他们的任何会议。
二月十日左右，缪澄流在高陵军部召集团长以上人员会议，参加者主要是东北军五十七军、一０五师、一一二师、骑兵等师、团长以上军官四十多人，计有刘多荃、赵毅、常恩多、霍守义，白凤翔、刘桂五、李德明、汪溶等。会议由缪澄流主持，他首先宣布南京政府整编东北军的甲、乙两案，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发言，缪就说：“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军粮问题，西北地瘠民贫，交通不便，决定采取乙案，各位有什么意见？”几位师长表示服从命令，最后缪又说：“现在王以哲被害，檀自新、沈克叛变，造成人心慌乱，几天后于学忠主席（甘肃省主席）来高陵，与大家见面，一切均应服从于主席。”过了两天，于学忠来高陵，找缪澄流、刘多荃商量，最后决定放弃甲案，执行乙案。随于学忠前去高陵的还有卢广绩，但也没有让卢广绩参加他们的会议。卢这次到高陵与家父谈至深夜，卢劝家父不应在高陵久留，因为他与缪澄流意见不和，应当提高警惕，防备发生意外。
家父在高陵期间，周恩来同志曾给他写信，邀他回西安商议善后。但他没有回西安。据家父说，主要因为张学良被扣，王以哲被害，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没有人能听取他的意见，他回去也无能为力，而且还有相当危险。因为在西安事变前，家父因《活路》事件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将介石来西安要除掉的人名单中就有家父，而且他又参与了西安事变，当时中央军即将进驻西安，即使国民党有碍群众舆论，不敢公开惩治他，但也有可能派特务暗杀他。所以他没有应邀去西安。事后，他对此事深感懊悔，他检讨说，当时他没有像南汉宸同志那样依靠党来解决问题，说明自己对党的认识还不够。
东北军东调到河南、安徽和苏北以后，蒋介石见三位一体的力量已经不存在，对待东北军的处理越来越苛刻，乙案也不执行，原来答应的安徽省主席和豫皖绥靖主任由东北军将领出任的诺言都取消了。留在西北的东北难民和东北军的家属，像张政枋所说：“好像无娘的孩子无人过问了，死活靠天由命，仅靠着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各方呼吁，安排老弱的生活及壮年的工作，把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陕北，继续和西北军及红军保护联系。”的确是这样，家父为了易于安置东北难民，曾通过刘多荃的联系，到开封面见陈诚说，甲、乙两案均未实现，对于东北流亡人士及军属恐无以安置，陈诚答应电蒋请示。以后蒋发表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为东北军的后方争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国，不向他去争地盘就解决不了问题。
家父和西北方面的关系的确不错，他常跟我讲杜斌丞、南汉宸，杨明轩和王炳南是他的知心朋友，他称赞杜斌丞是西北进步人士的旗帜，在家父的小客厅中挂着杜斌丞和杜重远的两张大照片，一直挂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他被关押之后，才被捣得粉碎。而西北军对家父的革命工作也十分支持，在日本投降以后，当时被困在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很多人是由家父找到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秘书长连瑞琦，特别是他的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韩卓如，请他们帮助、办理军用护照，乘坐他们的运兵船，或随第六战区所属的92军侯镜如的部队，离开四川、武汉辗转到达平津和东北的。他们对家父介绍去的人，都十分热情，想方设法帮忙。
四 念念不忘张 杨两将军
(一)党为继续营救张，杨两将军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设法营救爱国的朋友。一九三七年春，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东北的救亡团体要求释放张将军。一九四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杨两位爱国将领的正义要求，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总之，在党中央的领导与号召下，组织上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这一斗争。一九四六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四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并由延安新华社向全国人民播发此项电文。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东北解放区召开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会议通过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二将军的通电，这个电文是家父起草的，原文是：“南京蒋：全国各党派各民主人士及全国同胞们！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无辜被囚已逾十年，无法律根据，凭个人喜怒，摧残爱国，蹂躏人权，曲解政治犯，而曰是家教，就是主之于奴，父之于子，狠毒虐施，亦不至如此。况张将军……西安事件，主张联共抗日，对内团结，对外抵抗，亦国而忘身，公而忘私者，不然何以解释特赦之令?乃群小狺狺，排忌不已，致堂堂政党有如虎穴，高高元首食言而肥。中外寒心，人民怨叹，东北父老愤慨尤深。为增国格，收回人心，盼立即履行双十协定与政协决议，迅将张、杨二将军及其他政治犯予以自由，一律释放，是有利无损之计，应勿惮而不为。”
一九四六年纪念“双十二”时，延安各界召开了盛大的纪念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会上“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指出“他们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高崇民、关梦觉二同志撰文《纪念双十二，斥蒋介石背信弃义，要求释放张、杨两将军》、《张学思为“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发表谈话，斥责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也曾报导东北各界和吕正操、徐寿轩、高崇民、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人发表纪念“双十二”的文章，都提出了要求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然而，蒋介石完全无视全国人民的谴责，顽固到底，竟将张学良将军移囚于台湾。一九四七年杨夫人谢葆真死于狱中。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蒋的大陆政权即将覆亡的前夕，在重庆监狱，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及其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也先后惨遭毒手。家父每遇老友谈及此事，对于蒋介石之背信弃义，忘恩负德，总是愤慨扼腕，切齿痛恨。
全国解放以后，每年一度的“双十二”，都由周总理主持召开纪念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周总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把发动事变的张、杨两将军誉为千古功臣，并说“张将军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我们为营救张将军做了不懈的努力，全国解放之际，我们和蒋介石谈判，曾提出以战犯换张学良将军，蒋介石不肯。但无论张将军是死是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评张将军为千古功臣！”并两次讲到对张，杨部下，参与西安事变的有关人员，没有安置的要予安置。会后，家父讲，共产党始终不忘患难与共的朋友，真是感人至深。
（二）无限怀念张、杨两将军
家父对张，杨两将军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自从张将军被扣以后，他跟东北的老友们相会，每每谈及张学良将军被囚，研究怎样使张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他不断鼓励老友不应当消沉，而应循张将军之宿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对张将军本人也是寄予无限怀念之情。一九四○年，我从延安返回西安，家父房中的墙壁上就挂着一张将军的大照片。他老人家经常谈起张将军为人聪明，爱国心强，有政治头脑，重义气，爽朗大方。
一九四九年，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杀害，消息传来，家父禁不住热泪盈眶，以悲愤的心情赋了一首哀悼杨虎城将军的诗：
曾从杜老识尊颜， 记忆犹新俱往焉；
革命成功须代价， 将军碧血照人寰。
一九六O年九月九日，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六十寿辰，家父给他写信表示怀念之情，并祝汉公坚如金石。信的内容是：汉公钧鉴：自别旌幡廿有四载，缅怀心情，时萦梦寐，夙闻我公钻研近代史籍，顷阅港报，又知公体气尚健，下风逖听，至深快慰。今者祖国更新，洗涤百年之耻辱，树立万代之鸿基，六亿五千万人民，群情欢娱，欣欣向荣。崇民及公旧属皆躬与其盛。此可为我公告慰者。惟念自追随左右，患难与共时至今日，不克与公畅聚，能无怅然。
公今年六十大寿，远隔海疆，不得奉觞称庆，益引为憾。遥祝我公寿如松柏，坚如金石。肃布微忱，不尽依驰。
一九六一年“双十二”纪念日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纪念会，席间总理感怀张、杨二将军，热泪潸潸下，家父有感吟诗一首：
有怀张将军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
饭后，总理说诗中“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二字。周总理说：“张将军不是孤身一人在台湾坚持苦斗，全国人民和他在一起，不会忘他的功绩。”这说明总理对张将军的殷切期望和高度评价。
家父参加纪念会回来之后，仍思绪万千，又赋诗两首：
一
深谋远虑系台湾， 炮击金门岂等闲；
海隅终当还祖国， 将军归卜在何年？
二
轩辕黄帝好儿孙， 节义英雄宇宙存；
咤起风云留正气， 白山黑水忆将军。
一九六四年国庆前夕，家父在对台湾广播给莫德惠先生信中附致“怀张将军”诗：
中秋时节望台湾， 嗜旧凋零半不全；
正义终当得正果， 欢迎盛会卜他年。
一九六六年“双十二”时，每年一度的周总理主持的纪念会停止了。家父夜间梦见了张、杨二将军，醒来无限深情，提笔赋诗：《梦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
一年一度双一二， 三十年前事在怀；
一死一囚俱往矣， 欣承老友梦中来。

后 记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把党领导下的营救张、杨两将军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叛党投敌”，在中央把吕正操、张学思、解方，家父、阎宝航、刘澜波、贾陶、王化一等打成了“东北叛党集团”。

为了搜集他们的所谓罪行，又株连到东北三省，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九十人的“东北帮” “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

阎宝航、张学思、家父、陈先舟、车向忱、贾陶等均先后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父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要求我们写回忆文章。周总理生前指示，写史必须是：“求实存真”，“不歪曲历史，不失去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有真理。”鲁迅先生讲：“历史要真实，既不容随意歪曲历史，更不容随意篡改史实，再使后代青年莫明其妙……贻误青年，欺骗青年。”我是本着这些精神整理这篇材料的。但是由于所了解和掌握材料的局限性,难免在个别事实上有所出入。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力争作到“求实存真”，留益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