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网上看到柴静主持的节目:你的死亡谁做主。中国人终于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了。

每个人最终都要拥抱死亡，但怎样去拥抱它，可是大相径庭， 而且拥抱完了的人，也不可能再回来讲述经过；分享感觉；现身说法。死亡是一条不归路，令人恐惧，害怕，却又无可奈何。

人们都不愿去谈论它，好像它从来不存在一样；又或者从不做任何准备，好像它永远不会到来一样。

但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它会来，它一定会来！

在中国，我从15岁上医学院开始，就近距离地和它打交道，就像上战场的人，要存活下去，只能麻木自己的心，麻木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个实习医生，可以坐在刚死去的病人身边匆匆忙忙扒二口饭， 把碗一放，就把尸体抬到太平间。

害怕吗？没有想过，看惯了家属的呼天抢地，也见过被家人因无钱抛弃的病人，感觉很淡漠。

在加拿大，作为呼吸治疗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抢救病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气管插管！

但奇怪的是，我对死亡麻木、迟钝的心开始慢慢有感觉了。

这里，死亡是有选择的：你是选择全力抢救（Full Code）还是有选择性地抢救(可以插管，但不电击等）或者是不抢救(DNR, Do Not Resuscitate)。病人在清醒的时候可以做决定，签署Living Will （生前遗嘱）或者委托家人、朋友为他做决定。

接触每个病人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询问护士病人的愿意，即Code status。 如果发生紧急、危重情况时，知道如何应对。

按我们的思维，如果病人需要抢救，我们尽力就是了！不，你如果违反了病人的愿意，抢救了不该抢救的病人，可能会惹上麻烦。

这儿的病人以老年人为主。有段时间，我同时在北面和南面的二个医院工作，北面的医院，大部分老年病人会选择DNR； 而南面的病人，以印巴、中东和中国人为主，基本上都是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即Full Code。记得有一位来自阿富汗的老妇人，在ICU病房住了5年之久。她患有慢性重度肺病，气管切开，白天可以吃饭、看电视，晚上连上呼吸机，每天近 2000加元的费用，还有一个40多岁的女儿辞掉工作，24小时陪伴她。护士们嘀嘀咕咕：这妈妈太自私，不顾女儿的幸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文化觉得这就是幸福！

北面的医院正好相反。经常有80多岁的老人送急诊室，如果是无法治愈的疾病，病人家属会比较快的做出决定：她（他）的一生很满足，让她舒服一点，安静地走吧！

印象最深的一位老人 ，呼吸困难但还清醒，可以说话。做为临时抢救措施，我们先给他用上了非创伤性的呼吸机（双水平呼吸机）帮助他呼吸，不需要插管，用一个面罩连接到呼吸机上。医生过来和他谈话，解释了他的病情和几种选择治疗方法，他戴着面罩静静地听着。等他表态的时候，医生示意我为他取下面罩，他平静地表示不需要抢救，但可以使用双水平呼吸机。医生最后问： Are you ready to go?你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 Yes, I am ready to go.是的，我准备好了。

说完，我把面罩重新给他戴好，他安静地躺着，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

北面的医院也来过几个老年中国人，当然都是全力抢救，最长的达二年之久，病人枯瘦如柴，全身溃烂。同事忍不住问：你知道他那么痛苦，为什么还苦苦撑着呢？我只好勉强解释：中国人苦难多，这点痛苦可以忍受。

柴静采访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她是一位医生，和陈毅的儿子一起，发起了中国的“选择与尊严”，倡导“尊严死”， 不用人工维持生命，让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有选择。他们的故事很让人感动。

当罗点点面临要为她婆婆做选择时，感性胜过了理性，但家人都给予她支持。婆婆走后，她陷入内疚和自责中，直到发现了婆婆的信，希望作为医生的点点能为她做决定，能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她才完全释然了。

看来，无论是为自己，为家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决定；在清醒的时候，做出决定，是明智的，不但使自己能走的安详，更能极大的减轻家人的内疚和痛苦。

想起了很久以前看的“简爱”的一句话：当我们穿过死亡的坟墓，一同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

当你知道，你最终要去哪里的时候，死亡不再是恐惧，而是盼望，是新生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