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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在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提起，她的名字就會被兩國人民想起；作為唯一的一位外籍女性，她的塑像已被永遠地豎立在重慶的歷史文化名人館裡；她是一位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十年的著名世界語者和國際主義戰士；她就像是為了和平而來到這個世上，短暫的生命宛若一道劃破夜空的流星，最終墜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人說她比白求恩更加偉大和艱難，並舉出三條理由：1、她是日本人；2、她未加入任何黨派；3、她未受任何組織派遣。 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dhw.")>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ddhw.org";return false;' type=image src="http://i53.tinypic.com/e9zo8g.jpg" border=0>
身着和服的綠川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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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有一名日本國的年輕女子，她不惜冒着被日本軍國主義殺戮全家和誅滅九族的危險，甘願承擔“不忠不孝”和“叛徒賣國賊”的罵名，不遠萬里，隻身秘密漂洋過海，追隨自己的中國丈夫來到中國。到上海，經廣州，困香港，赴武漢，駐重慶。八年抗戰期間，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和手中的筆，對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祖國的侵華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戰宣傳工作，她那柔美流暢的語音和人類希望和平、反對戰爭的美好願望隨着無線電波，飛過千山萬水，穿越層層雲霧，在日本國領土上空和侵華日軍之間迴蕩。一些日本士兵在收聽過她的播音後，或放下了屠刀，偷偷地離開了隊伍；或面東長嘆，剖腹自殺，以謝中華。故時人有評她個人的反戰威力大過一支集團軍。為此，日本軍國主義誣衊她是“嬌聲賣國賊”，要她的父母“引咎自裁”；她還用筆寫了大量的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的文章；她還常去日本戰俘營向她的同胞們宣傳戰爭的罪惡與和平的美好；她是一位著名的愛好和平的世界語學者，為宣傳和普及世界語不遺餘力，用世界語寫了大量文章。
抗戰勝利後，她與丈夫根據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黨組織的安排，到東北開展工作，不幸於1947年初，夫婦兩人先後因故逝世。東北人民政府將他倆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三十三年後，1980年，經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的親筆簽署，中共中央宣傳部追認這位英年早逝的異國年輕女子為“國際主義戰士”。不久，由鄧小平題寫片名的、中日兩國影視界以她為原型合作拍攝的電影《望鄉之星》開始在兩國同時放映。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了她。她的故事在中日之間一時傳為佳話。1983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園為她修建了陵墓和紀念碑。這位去世時年僅35歲的日本女子就是綠川英子。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年底至1945年底，整整七年時間，她就生活、工作和戰鬥在重慶，重慶至今還完整地保存有她當年工作和生活過的好幾處舊址。
綠川英子，她的本名或者說原名叫長谷川照子，“綠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讀書期間，接觸並熱愛上世界語之後，她自己用世界語取的名字，如果用世界語稱呼的話，就叫維爾達·瑪約（VerdaMajo），意思是“綠色的五月”。“綠色”象徵着和平，是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願望，“五月”則代表着團結與鬥爭。自從她給自己取了這個名字後，她就一直用這個名字對外和寫作。因此，好多人都只知道她叫綠川英子，而不熟悉她的本名：長谷川照子。
綠川英子於1912年3月7日出生在日本山犁縣都留郡大原村猿橋的一個富裕的土木工程師的家庭里。她的父親叫長谷川幸之助，在東京市政府擔任土木建設課課長多年。1929年，綠川英子畢業於東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以後又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此時的綠川英子，開始接觸了奈良地方的勞農組合與各種進步的文化團體。1931年中日“九·一八”事變爆發，震動了綠川英子，她對此事件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和抗議，這段時期，她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32年6月，她參加了以日本著名進步作家田雨雀學為理事長的日本無產階級世界語同盟的進步活動。開始學習世界語，並與反對侵略戰爭的左翼文化人士有所接觸。在一次世界語的學習會上，她激動地表示：“作為一名綠色的世界語者，我毫不掩飾地反對侵略，反對侵略戰爭。”不久，綠川英子就因“具有危險思想”和“共產黨同情者”的罪名被日本警視廳逮捕，釋放後又被學校開除。此時，離她可以拿到大學畢業文憑僅差三個月。但綠川英子沒有懊悔，她在寫給女友的信中表示：“儘管環境惡劣，但我心情平靜，今後的生活縱然最不安定，而我的意志絕不會動搖。”
1935年，綠川英子認識了在東京留學的中國東北青年劉仁，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他們相互傾慕。1936年秋，綠川英子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與劉仁舉行了婚禮。這在當時日本國內法西斯主義猖獗的情況下，對她來說，無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當時日本人普遍有一種瞧不起中國人的偏見。在當時的日本，嫁給中國人被認為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何況綠川英子是與一位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中國留學生結婚，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動。她的父親對此事大發雷霆，許多親朋好友也大惑不解。就連當時日本著名進步作家鹿地亘這樣自詡為革命者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對綠川英子風言風語，大加奚落。但綠川英子絲毫沒有理會這些旁人的看法，她認為劉仁值得她這樣去做，後來的歷史也證明，她與劉仁的愛是真摯和值得的。
1937年1月，劉仁因為祖國的需要先期離開日本回到中國，4月15日，綠川英子在劉仁弟弟劉維和朋友們的幫助下，順利地離開了養育她多年的父母和可愛的家鄉，搭乘英國“皇后號”輪船，隻身來到了中國。氣憤的父親沒有去送她，病中的母親沒能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小叔子劉維，默默地與她在橫濱的港口告別，祝她一路順風。
四天后，綠川英子順利地到了中國上海。在碼頭上，劉仁握住她的手風趣地說：“我們終於會師了。”不久，綠川英子就與上海的世界語協會取得聯繫，並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和上海世界語協會會刊《中國怒吼》的編輯工作，並為會刊撰寫文章。1937年6月，她參加了上海各界群眾要求釋放被國民黨政府拘捕的“救國會七君子”的示威遊行，她是當天遊行隊伍中惟一的一名外國女士。事後她自豪地說：“幸虧我是個世界語者，在這裡，我不是多餘的人。”
在上海，綠川英子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發動的“八·一三”事件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她懷着無比憤恨的心情，以筆代槍，寫下了《愛與恨》、《中國的勝利是全亞洲明天的關鍵》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她大聲疾呼：“我憎恨，我竭盡全力地憎恨在兩國人民之間進行的那種屠殺。我的心叫喊着：為了兩國人民，停止戰爭！”她滿懷悲憤地寫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燒彈，又給地上的平民灑上了汽油，他們封鎖了道路，用機槍掃射那些逃命的市民。………這些士兵屠殺着中國人，而他們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犧牲品。”
在上海期間，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原來，綠川英子到上海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她一直未穿和服，穿着打扮儘量和中國婦女一樣，沒有暴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七·七事變”後的某一天，一位素不相識的日本女子突然闖進了綠川英子的家中。這位同胞不知道怎樣打聽到綠川英子的日本人身份，她是來找綠川英子，想和她一起結伴回國。綠川告訴她：“你找錯了地方，我不是日本人”。這位同胞還是再三懇求。最後，她告訴綠川說：“幾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國了，聽說明天還有最後一班輪船開往日本。我想搭乘這條船，但一個人又不敢。難道你不想跟我一塊兒回國嗎？”她的話語中已經露出哀求的聲調。綠川硬着心腸，背過臉去，還是堅持對這位同胞說：“太太，很遺憾。這兒除你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日本人，你還是請回去吧，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最後，那位失望的日本女人只好悻悻而去。
綠川英子沒有敢看自己同胞離去的背影，她一直背對着門口，直到再也聽不見同胞“踏、踏”的木屐聲。她才用手撐着桌子，慢慢地坐了下來。是啊，祖國——多麼迷人悅耳的字眼!那裡有生她養她的父母家鄉，有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人們可以斷言，那位回國的日本女人比綠川英子幸福，因為她有自己的國家可以作為庇護。而綠川英子卻是既有國不願回，因為自己的祖國正在犯着軍國主義的罪行，她不願與它同伍，又不能進入丈夫的國土，因為這時她和丈夫還住在上海的法租界裡。她就像一隻雙方都要捕捉的小兔，漂泊在危險的“中立地帶”。
綠川英子既然義無反顧地背叛了家庭，離開了祖國，追隨丈夫來到中國。不僅僅是因為她深愛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她那一顆自從學習世界語、接觸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來，就堅定地立誓要反對任何侵略戰爭，爭取和追求人類與世界和平的心。哪怕反對的是自己心愛的祖國和手足同胞，她也在所不辭。這，才是她選擇了要來中國，並堅定地留在中國的真正目的和原因。她仿乎就是一個為和平而生的人。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這樣推斷：即使綠川英子沒有與劉仁結婚，她也會以種種理由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在艱難的抉擇面前，她選擇了危險，也選擇了“孤獨”。然而，滿懷一腔熱血的綠川英子在中國的境遇又如何呢？她隨時有可能遭到仇視日本人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的中國民眾的誤傷，甚至有可能會以生命作為代價。
抗戰初期的國民黨政府正忙於應付戰事，無暇顧及像綠川英子這樣的日本反戰作家的正義之舉和她的到來。她要用自己始終不渝的真誠和不懈的努力，來贏得中國民眾的信任和接納，同時要用更長時間的忍耐和理性，來面對自己祖國的仇視和攻擊，面對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罵。
1937年11月27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綠川英子和丈夫劉仁在友人的幫助下，坐船離開上海，準備輾轉經廣州，再去當時中國的抗戰中心——武漢。
這年年底，她和丈夫在廣州與郭沫若相識。她向郭沫若表達了渴望投身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願望。在兩國交戰的非常時期，一個日本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許可，絕對難以在中國的土地上自由行動。在日本過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非常理解綠川英子此時的心情和她面臨的困難，同時也十分欽佩她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勇氣和難能可貴的中國情節。這段時間，綠川英子和劉仁恢復了廣州的世界語組織，他們創辦刊物，編印小冊子，用世界語作為抗日的工具。同時，她耐心地等待着國民政府對她的認可。
就在這時，一個戲劇性的故事發生了：一天，正在廣州街頭行走的綠川英子突然遇到日機空襲。羊城的天氣熱得很早。焦急中的綠川英子一邊隨着人群奔跑疏散，一邊用紅色的小手絹不停地擦着頭上的汗水。突然，幾個國民黨特務一擁而上，不由分說地將她綁架進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她被誣為“日本間諜”，舞動紅手巾是在給俯衝的日本飛機打信號。原來，自從綠川英子一踏上中國的國土後，他對中國政府就一直沒有隱瞞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所以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一直就有特務在暗中監視她的行蹤。就這樣，一個反戰的日本女子，瞬間就成了“日本女間諜”。
在國民黨特務的拘留所里，綠川英子百口難辯，被以“日本間諜嫌疑”為由，由廣州強行遣送到香港。從1938年2月到6月，生活拮据的綠川英子在香港棚屋裡困局了四個月之久。直到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積極幫助下，國民黨政府才終於發給了綠川英子入境通行證，准許她到武漢。須知當時中國的國情，如果沒有這樣的特別通行證，作為日本人的綠川英子，是根本不可能進入中國境內的。
然而，綠川英子並沒有把中國政府的這次誤解當作一回事，她仍然熱衷於中國的抗戰工作。她要用自己真誠的努力來向中國政府證明自己一顆熱愛和平的心。
一到武漢，綠川英子就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立即投身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在郭沫若的推薦下，她立即進入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對日宣傳科負責對日播音工作。具體工作地方就在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室，擔任日語播音員，執行瓦解日軍士兵的廣播任務，綠川英子正式公開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
1938年7月2日，綠川英子從她在漢口的住處上海路15號，來到設在武漢關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樓上的國際宣傳處。從這天開始，她那柔和而流暢的女中音，就隨着電波傳向四面八方。她用流暢的日語向日本國內人民，向正在中國作戰的日本士兵大聲疾呼：“現在是中國廣播電台對日播音時間，日本同胞們，當你們的槍口對準中國人的胸膛，當你們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個個無辜的嬰兒，當你們手舉火把點燃一棟棟草房，當你們撲向可憐的少女時，你們可曾想到過，這是罪孽，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饒恕的滔天罪孽！當你們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熱血盡灑中國大地之時，你們可曾知道，這是在為誰賣命？又是在為誰效忠？聖戰祭台上的亡靈，是英雄，還是罪犯？同胞們，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裡……”
她那動人心弦的話語，撞擊着日軍官兵的心靈，使許多日軍官兵覺醒、懺悔，有的跳海自殺，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盡，有的拒絕參戰。
綠川英子的對日廣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語言，歡快的節奏，感人的話語，打動着被日本法西斯驅趕到中國充當炮灰的那些日軍下層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鋼刀，刺向敵人的咽喉，讓敵人驚恐萬狀，膽戰心驚。
這時，綠川英子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我愛日本，因為那裡是我的祖國，在那兒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親戚朋友——對他們我有着無限親切的懷念。我愛中國，因為它是我新的家鄉，在我的周圍有着許多善良和勤勞的人民。我憎恨，我竭盡全力憎恨正在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閥。我憎恨，我竭盡全力地憎恨在兩國人民之間進行的那種屠殺，他們之中誰成了犧牲品，我都會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作為一個婦女，一個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作為一個世界語者，一個世界文明的愛好者，我願意保衛中華，使她不受強盜魔爪的糟蹋。如果可能的話，我願加入中國軍隊，因為他是為民族解放而鬥爭，他的勝利也將預示着東方光明的未來。”
7月中旬的一天，綠川英子由漢口乘船過武昌，來到設在曇華林的政治部第三廳，會見了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母親、抗日女英雄趙老太太。會見時，趙老太太拉着綠川英子的手對她說：“孩子，謝謝你來幫助我們中國抗戰。我們兩個國家正需要你這樣的人哪！”又說：“你的娘家是日本，婆家是中國，你應該為咱們兩個國家努力工作啊！”綠川英子感動地回答說：“老媽媽，您放心，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厚望！”
7月29日，綠川英子參加了法、比、瑞同學會歡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國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話會。這是武漢文藝界的一次盛會，出席者有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風、盛威、白薇、葉君健等30餘人。輪到綠川英子發言了，她首先說：“我說不好中國話和英語，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語來向大家講話，我只好用世界語來表達我的願望，因為世界語標誌着人類的愛與和平！”最後，她用世界語高呼：“中、日、英三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一定會勝利！”當葉君健分別用中文和英文翻譯出她的這段話時，會場上頓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一九三八年八月，她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可惜得很，我只有一個身體，只有兩隻手，假如我有百個身體，我要到前方的日本軍隊中去，不讓他們再殺中國兄弟、中國老百姓。假如我有千隻手，我要到所有的戰線去，給中國士兵繃一繃受傷的地方，替他們洗一洗衣服。”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這時，日本東京警視廳才查明了那個在中國操着流暢日語對日廣播的播音員就是長谷川照子。11月1日，日本東京報紙《都新聞》在頭版顯著位置上登出了綠川英子的照片，罵她是“用流暢的日語，惡毒地對祖國作歪曲廣播的嬌聲賣國賊和赤色敗類”。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還給她的父親寫恐嚇信，要他們全家“引咎自裁”，在她家門口掛上“賣國賊”的牌子。對此，綠川英子嗤之以鼻。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攻擊，綠川英子英勇地表示：“誰願意叫我賣國賊，就讓他去叫吧！我對此無所畏懼。”
她堅信：“中國的勝利是全亞洲甚至全人類走向明天的關鍵所在。”她常懷着深摯的感情說：“我愛日本，愛我自己的雙親、姐姐、弟弟、親戚和朋友等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祖國。同時我也愛中國，愛這有那麼多的親切而勤勞的夥伴圍繞着我的第二故鄉。”她說：“我恨，我要拿出全身的力量，最最憎恨兩國人民之間的殺戮”；“我們唯一的敵人就是法西斯。”她呼籲中國人民：“你們無情地、頑強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後方用一切方法來支援抗戰。”這是多麼崇高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啊！
對於在武漢的戰鬥歲月，綠川英子一輩子也不能忘卻。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戰鬥的中國》一書的後記中說：“這一階段雖然只有三個月，時間很短，但卻是多麼振奮，多麼活躍，多麼緊張啊！......我看到了和感覺到了我終生難忘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也定將感動任何國家愛好正義的人們。”
在武漢期間，除對日廣播外，綠川英子還參加了武漢人民群眾的“義賣獻金運動”等各種抗日募捐和文化界的救亡活動，與中國的文化界人士逐漸熟悉起來。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同年12月，綠川英子經桂林等地撤往重慶。繼續在中央電台作對日播音工作。不久，國民黨中宣部專門成立了由國際宣傳處直接管轄的國際廣播電台，負責對全世界各地區的播音工作，與中央廣播電台在一起，地點就在現在的渝中區中山三路151號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大樓處，原大樓已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拆毀。這時，綠川英子就住在附近的兩路口大田灣，每天步行到不遠的國際廣播電台工作。這段時間，與她一起擔任對日播音工作的還有一位由日本回國的中國青年池步洲。
這段時間，綠川英子在重慶發生的兩件事值得我們一提。
1939年初，重慶各界群眾為支援前方抗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義賣獻金活動。人們像潮水一樣湧向獻金台：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販夫走卒、扁擔棒棒……，也有一些達官貴人、軍政顯要、富家少奶，甚至妓女娼婦、鰥寡孤獨，人們把一分、一角、一元、十元，乃至百元大鈔毫不猶豫地投進獻金箱裡，更有人把手錶、金鐲、戒指等名貴細軟送到獻金台上。面對中國人民這種激昂的愛國熱情，綠川英子深受感動。她也要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獻出自己的一點力量。晚上回到家中，她翻箱倒櫃地折騰出全部家當。可是，經過廣州、香港兩次貧困的洗禮，能當的東西早就進了當鋪，只剩下幾本不值錢的書，工資也還沒有發。下班回家的劉仁見她愁眉不展的樣子，就安慰她說：“我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要不你就不去獻了”。“你這是什麼話？虧你還是中國人！”綠川英子生氣地瞪了劉仁一眼。最後一狠心，擼下了手上的戒指和手錶，這是她身上唯一還值點錢的東西了。也是她母親和姐姐送給她的最珍貴的紀念物。“快幫我選一下，我獻哪一個？”劉仁琢磨了好一會兒才說：“還是捐戒指吧，上班你不能沒有時間呀。”睡覺前，她把戒指小心地放在枕邊，說最後陪媽媽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綠川英子就匆匆趕到設在都郵街的獻金台，等待獻金的人們早已排成了長隊，等了好一會才輪到她。正當她高舉雙手把戒指恭恭敬敬地遞上去，對方還沒有接住之時，後面忽然有人喊了一聲：“她是日本人！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我們不要她的幾個臭錢，快滾她媽的蛋吧！”“什麼？日本人？她是日本人？”人們開始騷動了。幾個碼頭工人揮拳喊起了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人們叫罵着向她揮起了拳頭。綠川英子儘量蜷縮着自己瘦弱的身體，她覺得黑壓壓的一片憤怒的拳頭正在向自己揮來。
突然，情急之中的綠川英子想起台上的人可能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她便慌忙地向台上的工作人員伸出求救之手：“快拉我一下！快拉我一下！”楞在台上的幾位政治部三廳的工作人員這才猛醒過來，一把把她拉上了台去。一位認識綠川英子的三廳幹部向台下騷動的人群大聲喊道：“同胞們，她雖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是同情中國人民的，她在三廳工作，她是來獻金的，我們不應該排斥她，我們應該歡迎她才對呀！”說完，他向綠川英子鞠躬致敬，並接過她手中的戒指舉過頭頂。
“我代表中國人民向您表示感謝！您是第一個來獻金的外國朋友。”台下的人們再次騷動起來，一張張憤怒、驚愕的臉龐霎時變成了讚美和欽佩，人們對綠川英子肅然起敬，隨之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綠川英子站在台上，不好意思地向下面的中國人民鞠躬致意。儘管綠川英子一再婉言拒絕，但幾個好心的青年學生還是堅持把她送回了家。
另一件事也發生在1939年，時間是在下半年8、9月間。
綠川英子在大田灣的家距地處上清寺的國際廣播電台不遠，每天她都是步行上下班。當年的大田灣可是市郊，一條荒僻的小道是她每天的必經之路。一天傍晚，下班後的綠川英子正走在這條小路上。忽然，她覺得背後有幾雙雜亂的腳步聲跟了上來。她回頭一望，果然有幾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跟着自己。跑？她肯定跑不過那幾個“工人”，叫？荒郊僻壤誰能聽見。這時，她突然想起了劉仁那魁梧的身材，於是，她一邊大聲喊着劉仁的名字，一邊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剛跑幾步，她就被人從後面推到。跌倒在地的綠川英子從地上摸索着拾起眼鏡，轉過身來，仰視着幾雙正在向她逼近的兇狠而冰冷的目光。
“同胞們！你們……，這是……？”綠川英子用生硬的中國話向他們問到。
“哼！哪個是你的同胞？”
“先生，您們……，要幹什麼？”'“日本婆娘，東洋鬼子，肯定是個特務！我們要送你上西天！”
“先生們，請你們別誤會……，我是……。”綠川英子的話還沒說完，一隻拳頭就落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打死這日本婆娘！”一個工人憤怒地嚷道。
眨眼之間，她的前胸後背着實地挨了幾拳。有一拳正打在女人的要害處，她疼得彎下腰去，曲卷着身子。
另一個工人奪下她的提包，翻着裡面的東西：“看你偷來的情報。”
“放下，你們給我放下。”提包里有下午剛寫好的明天的廣播稿和一篇就要完成的文章，要是被他們毀了，明天在播音室里自己拿什麼對着麥克風講呢？綠川英子急了。她奮力衝上前去與之搶奪。可她哪裡是那幾個“工人”的對手，一個“工人”將她的胳膊猛力擰向後背，疼得她“哎喲、哎喲！”直叫喚。
這時，另一個工人從包里拿出文稿，結結巴巴地唸到：
敬愛的中國士兵們：
首先……我向你們致以誠實的敬禮！我老想到前線去，同你們在一起……，拼命地鬥爭，好打敗侵略者。但我又怕你們殺了我，至少要罵我、恨我，因為我是從敵國來的女子………。
假如我有兩個身體，我就要到前方的日本軍隊去，同他們好好地談談，不讓他們屠殺中國兄弟……。假如我有一千隻手，我就要到所有的前方去，給你們中國士兵綁一綁受傷的繃帶……。你們勇敢、頑強地打下去吧！我將在後方用一切方法支援你們！
你們的日本朋友：綠川英子
幾個人頓時傻眼了。好一會兒才走到綠川英子的面前：“小姐，真是對不住你，我們還以為您是……，快看看打傷哪兒沒有？”
綠川英子寬容地笑了，向他們習慣地鞠着躬：“沒什麼，沒什麼。只要稿子在就好，幾位大哥你們回去吧。”
“您先走，我們看着您！”
“那好吧”。綠川英子忍着身上的疼痛，一步一步地捱回家去。她沒有告訴劉仁剛才發生的事情。但是，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早晚她上下班時，就會有那幾個工人中的一個，在她身後遠遠地跟着她，護送她，一直到她離開國際廣播電台，參加文工會，搬到歌樂山上為止。
1940年7月，日本著名反戰活動家鹿地亘在重慶發起組織了“在華日人反戰革命同盟”，總部就設立在重慶，綠川英子被選舉為總部的領導成員。為此，她經常和鹿地亘等人到設在南泉的日本戰俘營去，對被中國軍隊俘虜的日本戰俘進行反戰宣傳工作。同時，她還與青山和夫、鹿地亘等人應邀受聘到國民政府舉辦的“留日學生訓練班”用日語講課，她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向學生們講授“對日宣傳技術”，深受學生們歡迎。
1940年9月，國民政府撤銷了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重新設立以研究工作為主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還是請郭沫若當主任。這時，綠川英子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已經兩年多時間，她逐漸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便辭去了原來的對日播音工作，加入了文化工作委員會，表示願與以郭沫若為首的進步文化人共進退。她在文工會裡專門從事對日宣傳與敵情研究的文字搜集整理和編寫工作，負責文化工作委員會下屬的世界語工作室，同時也協助重慶世界語刊物《中國報道》作編輯工作。1940年11月7日，文工會成立的那一天，綠川英子興高采烈地來到純陽洞中國電影製片廠禮堂，參加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工會成立的招待會，她在來賓簽名的宣紙上，謙虛地用毛筆寫下了小小的“綠川”兩個字。在這次招待會上，綠川英子得以結識了更多的中國抗戰文化名人，為以後的工作創造了更好的條件。這以後，她和劉仁就搬到了歌樂山上賴家橋文化工作委員會租住的三塘院子附近，先租住在鄰近的農民家裡。第二年，綠川英子夫婦與幾位文化人在三塘院子後面的小山丘上，面對着金剛坡，合夥集資修建了十餘間草屋，大家稱它為“金剛村”，綠川英子夫婦就住在這裡。
1941年7月27日，重慶文化界在歌樂山賴家橋全家院子舉行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四周年紀念活動。周恩來、鄧穎超親臨會場。綠川英子高興地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周恩來知道綠川英子的事情已久，在向郭沫若敬完酒後，他端着酒杯來到綠川英子面前，提議大家“為在座的綠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乾杯！”。周恩來熱情地對綠川英子說：“日本軍國主義把你稱為'嬌聲賣國賊'，其實你是日本人民忠實的好女兒，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綠川英子聽了十分激動，她對周恩來說：“您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也是對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願做中日兩國人民忠實的女兒！”她的回答感動了在場所有的人。在為別人的摺扇簽字時，鄧穎超也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簽在綠川英子的名字旁邊。簽完字後，她對綠川英子說：“讓我們一起並肩戰鬥！”
生活相對安定以後，1941年10月，綠川英子在歌樂山金剛坡下三塘院子的草房裡生下了她和劉仁的第一個孩子劉星。
在日本蟄居了十年後回國參加抗戰的郭沫若，對綠川英子十分了解和器重。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虛歲49歲的生日，按照我國民間“男辦九，女辦十”的風俗習慣與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安排，文化工作委員會在重慶為郭沫若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祝壽活動，藉以打破“皖南事變”後陪都上空沉悶的政治空氣。綠川英子積極響應，懷着對郭沫若先生的無比崇敬，她撰寫了《暴風雨時代的詩人》一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祝壽活動集會當天，綠川英子抱着剛滿一百天的兒子在會場上熱情洋溢地朗誦了她的這篇祝詞。郭沫若聽後十分興奮和激動，當場即興親筆為綠川英子在一塊二尺見方的紅綢上題寫了一首七言絕句相贈：
茫茫四野彌黮暗，歷歷群星麗九天。
映雪終嫌光太遠，照書還喜一燈妍。
詩中的“照”字，一字雙關。“綠色之星”是世界語者佩戴的標誌，“照子”又是綠川的原名。郭沫若在詩中把綠川英子比作寒夜中一顆閃亮的星，一盞明亮的燈，用自己的光芒照耀着身邊的同志們。對綠川英子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為了希望的未來我們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戰奠定了中國解放的基石，
築成了人民和平的堡壘。
今天我們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讚歌吧！
這響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個“七七”，
一定會變成侵略者的黃昏葬送曲。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正當中國抗戰處在極其艱苦的年月，綠川英子以《黎明的合唱》為題，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這首充滿國際主義激情和氣貫長虹的詩篇。
1944年下半年，綠川英子和丈夫劉仁接受了當時我黨的外圍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亡總會”負責人高崇民等人的邀請，負責該會機關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編輯工作，劉仁任主編。這時，她和丈夫又舉家搬到了現江北貓兒石建新西路28號的“東北民眾抗日救亡總會”機關駐地。這裡地處嘉陵江邊，坡下幾百米的一處地主院子，就是《反攻》雜誌的排字和印刷車間。
綠川英子是一位十分勤奮的作家和世界語者。她勤於工作，勤於學習，更勤於寫作。在《反攻》半月刊的編輯室里，她總是孜孜不倦地寫作。除了她年幼的兒子偶然打擾她一會，使她不得不暫時停下手中的寫作外，她幾乎沒有一刻休息。她開始以她自己在中國的經歷，用世界語寫一部書，書名就叫《在戰鬥的中國》。該書的第一部於1944年底就在貓兒石《反攻》雜誌的編輯部里完成。1945年初開始在《反攻》雜誌上連載。
她在書中這樣寫道：“我們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要看到新的鬥爭仍在延安所指揮的全國各地進行着。中國人民絕不會在暴力面前屈服，在遠東的這一角落，中國人民必將把反對法西斯的鬥爭進行到取得最後的勝利”。該書計劃寫三部，遺憾的是後來因為工作緊張和時間關係，後兩部沒能完成。但僅就是這一部用世界語寫成的著作，就奠定了綠川英子在全球世界語界至今無人能及的地位和境界，而且享譽文壇。世界語前輩栗栖繼就曾這樣評述道：“如果此書得以完成，那就不僅在世界語文學界，甚至在全世界也會成為主要著作。”日本世界語學者宮本正男說綠川英子“堪稱是二戰前和二戰中第一流的散文家。”
綠川英子給人們的印象是溫柔、深沉而嫻靜的，就象一汪明鏡似的湖水，平靜無波。然而，她又是一個性格開朗、思慮深沉、對人生和社會都有着透徹理解的女作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懷有鮮明信念的一個意志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當時的《反攻》半月刊社附近，國民黨特務設有暗哨，人們經常都處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之下，而綠川英子卻總是處之泰然。1945年5月，重慶世界語函授學社出版了綠川英子《在戰鬥的中國》等三部著作，她把所得稿費全部捐獻給了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這天晚上，興奮的綠川英子和《反攻》雜誌社的同仁們一道，從江北的貓兒石一路狂奔至城區，參加了全市人民的火炬大遊行，她為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而取得的民族勝利感到由衷的高興。歡樂之餘，綠川英子想到了她的祖國——日本將向何處去？第二天，她隻身一人慢慢地來到了江邊，面對東方，坐在江邊的礁石上，思念着她遠在家鄉的父母姐弟。她說：“離開祖國已經八年了，懷念之殷莫過於今日。但是我們要和平的日本，要民主的日本。”面對中國人民的勝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綠川英子在思考着自己祖國的前途，她的心情十分複雜和充滿了焦慮。過了幾天，高崇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要求東北幹部迅速返回東北開展工作。綠川英子向先行的聶長林等人囑咐，她有個弟弟叫長谷川弘，如果在日本俘虜中發現他，請把自己的消息告訴她弟弟。9月18日，《反攻》半月刊停刊後，綠川英子夫婦帶着兒子開始北上。
當綠川英子夫婦到達武漢時，卻發現4歲多的兒子劉星失蹤了。綠川英子夫婦知道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阻止他們北上而採取的卑劣手段。經過多方營救，他們終於迫使國民黨特務把劉星放了出來。
1946年1月11日，綠川英子夫婦帶着兒子秘密到達了上海，隨後又登上了北去的輪船。
經過奔波。綠川英子一家終於安全地到達了哈爾濱。1947年1月，經東北行政委員會第13次會議決定，任命綠川英子為東北社會調查研究所研究員。
後來因解放戰爭迫近，又加上綠川英子剛生了女兒劉曉蘭不久，為了安全，組織上安排他們一家撤退到佳木斯，她還被聘到東北大學講課。就在此時，綠川英子發現自己又懷孕了，為了不影響工作，她決定做人工流產手術。手術過程中，由於感染，病情惡化。1947年1月10日，35歲的綠川英子永遠地離開了她為之戰鬥了整整10年的中國。
她的丈夫劉仁，為失去心愛的妻子悲傷不已，不願離開綠川英子的遺體。由於悲痛致病，在綠川英子逝世100天后，4月22日，劉仁也離開了人世。
佳木斯的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為了紀念這位英勇的國際主義戰士，把綠川英子夫婦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偉大的日本女性。1952年春，高崇民同志率領中央代表團到佳木斯一帶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傷病員時，特地到墓地去憑弔了綠川英子和劉仁同志。
1973年中日兩國復交後，中國應邀參加日本第60屆日本世界語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葉籟士在大會上曾這樣評價綠川英子：“為日本和中國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貢獻的人，以歷史上曾有記載的為限，為數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關係中，獻身兩國親善事業的就少了。何況，反抗祖國日本，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進行活動，甚至把自己的骨頭都埋在中國的日本女性，除了綠川英子外，再沒有別人了。對於這樣一位同中國人民並肩戰鬥整整十年之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獻出自己青春的人，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1983年8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園為綠川英子夫婦修建了陵墓和紀念碑，墓碑上鑲刻着原黑龍江省省長陳雷的手書：“國際主義戰士綠川英子暨劉仁同志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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