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我們將一連五天向大家介紹日本人和中國人各自一些國民性格和國民心理結構。昨天跟大家分享了由日本非常著名的心理學家土居健郎先生，在70年代寫的一本叫《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也就是日本人如何看自己。那麼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看美國人是怎麼看日本人的？

《菊與刀》

大家一定聽過一本書《菊與刀》，這本書想必它的歷史要比《日本人的心理結構》早，因為它是1946年寫的，而且作者叫魯恩·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美國文化學家、人類學家。

魯恩·本尼迪克特

並不是說這本書古老就介紹，關鍵是《菊與刀》這兩個字。“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徵。一個是美的、一個是武的，一個是順從的、一個是反抗的，一個是美麗的、一個是血淋淋的。所以這種性格可能是交織組合在大和民族的深處，也成為它心理結構或者國民精神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邊。

關鍵還不在於此。你看我老說關鍵不在於此，最最關鍵的就是，這本書在1946年出版，而魯恩·本尼迪克特作為美國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是一位女士，她1944年授命於美國的軍政府，因為當時正在進行太平洋戰爭，美日交戰，所以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於是就委託一個人類心理學家，說你來研究，我們馬上就要把日本人打敗了，打敗之後日本人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我們如何統治？所以當時美國面臨的困難，一個是如何統治即將被戰敗的德國，一個是如何統治即將被戰敗的日本。

可想而知，當時美國人非常不了解日本人，當時的美國非常缺乏日本問題專家。於是這位本身不是日本問題專家的美國女人類學家，就承擔了這個任務。非常艱難，在美國境內展開了對居住在美國境內的日本僑民的調查、調研工作。在兩年之後寫成了這本書。最後她有一章專門是建議美國的軍政、當局如何去對付投降之後的日本人。

總而言之，昨天我們講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當中有一種對別人有一種依賴、有一種人情、有一種義理的感覺，同時有一種對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於歐美人。這本書裡面同樣寫到了日本人的這些民族性格，而且她寫的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一，就是要每個人都要各得其所、各得其位。

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的心理結構當中，他對社會的理解、他對自己秩序的理解，他永遠認為是有一個等級的。比如說天皇就是天皇，天皇是永遠不會推翻的。這一點跟我們中國人是完全不同。中國人幾千年歷史上皇帝是可以推翻。起義就可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勝利的就可以當皇帝，皇帝是可以一屆一屆被換的。所以從秦朝到漢朝，到這個元朝、宋朝、明朝、清朝等等，皇帝是不斷的在換。而日本人天皇是永遠不換的。所以從這意義上說，日本人的心理結構當中有各得其所、各謀其位的一種觀點。

這其實也是一種依賴。昨天我講過了日本人的心理結構當中說，其實國民對天皇是有一種永恆的依賴感。同樣雇員對他的公司、下屬對他的上屬，也是有一種永恆的依賴感。所以日本人40、50年在一個公司打工是毫無稀奇的。

這點跟香港同胞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人一年跳三次槽，非常的不忠誠。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心理結構當中，有這麼一種秩序感，而這種秩序感在魯恩·本尼迪克特看起來，是導致日本人在戰後可能不太順從美國軍政府的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當然這裡面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的原因。比如說她還講到日本人對整個武士道精神的理解、對人的精神的理解。裡面舉了一個例子，說在戰爭當中有一個傷兵，上面的軍官就問他，說你是不是已經受傷了？然後那個傷兵站起來說，報告長官我沒有受傷，我已經被打死了。所以可想而知，日本人從小的教育，就是那種武士道精神，精神能夠戰勝一切。我們中國人以前說人定勝天，這一點上好像似乎中日兩國，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中國人有等級觀念，但這種等級觀念不是永恆不變的，但是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往往是永恆不變的。

所以這位《菊與刀》這位作者，美國的非常著名的女人類學家，她就描繪日本人順從的一面，同時有武士勇敢反抗乃至血淋淋的一面。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日本人是不可能被一個外來的民族所統治的，要統治像這樣的一個民族，必須要了解這個民族的特點，必須從他的心理結構出發，必須從他對道德秩序、人的等級秩序、尤其對天皇的尊嚴這一點上來出發。於是這個結論不用她得出，電視機前的您和我，我想我們大家都得出這個結論。

1946年，這位非常可愛的美國女人類學家告訴美軍的長官們，天皇是不可以推翻的，天皇制度一定要維繫的，因為只有通過天皇我們才能夠去統治這樣的一批日本的臣民，使他們成為美軍的順民。

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有了這本《菊與刀》，美國的最高決策當局就保留了天皇的體制。雖然戰後的天皇已經不是戰前的天皇，他的軍政大權遠遠縮小，但是由於天皇體制一直沿用了下來、遺留了下來、延續了下來。尤其是由於天皇被保留了下來，所以在所有日本人的心目中，都找不到一個戰爭的責任者，因為戰前他們為天皇而戰，戰後天皇依然在，你說誰是戰爭的責任者？難道你要他們指責目前還在位置上的那個天皇嗎？

所以從這一點上，日本人戰後對歷史的清理，跟德國人對歷史的清理形成一個截然的反差。我當年在德國生活，德國人非常簡單，由於他們找到了一個戰爭的責任者，那個人就是希特勒，而希特勒已經滅亡了，這個體制已經滅亡了，所以一個全新的德國可以產生，整個德國人都感到非常輕鬆。這種輕鬆從某種程度上，必須承認，是一種逃遁。

但是可憐的日本人，他逃遁也無處逃遁，因為那個天皇還在東京存在。於是對歷史的清理和反思，在戰後60多年就這麼模模糊糊遺留下來。也許《菊與刀》是戰後一本非常重要的有關日本的研究著作，但是它為戰後60年的亞洲和世界留下了無窮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