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者調查發現，一些日本人對國家依然有足夠的信心，他們往往自豪於日本社會的“安定”，對中國各種社會問題也是一清二楚。但聽說現在，即使一些對華很有感情的日本人，也對“強大後的中國會做什麼”不安。“九一八”是最好的反思機會。奉勸日本與其擔憂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還不如拿出誠意來聽聽中國的想法。

　　改善中日關係，中國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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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年以來，由於政治腐敗、社會落後等諸多原因，中國未能取得發揮主導作用的機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庚欣認為，最近十幾二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開始有了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能夠對國際問題發表意見。中國要負起責任，要把周邊做好，也就是睦鄰(尤其是俄、日、印)。處於高增長通道中的中國，應該在中日關係改善中發揮主要作用。其實中日之間已無本質性的障礙因素，比如台灣問題已經淡化了，歷史問題(像靖國神社參拜)，日本政治精英也不敢再越線了，這些主要的政治障礙已經解決。此外，中日高層做出了重大的戰略判斷，雙方不以對方為戰略對手和敵人。按人均貿易量計算，一個美國人和一個中國人在1000美元左右，日本和中國是2000元左右。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出更大的貢獻。

　　“無法跟中國很好相處”?日本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

　　日本現在有不少人認為，發達國家的過去都有不光彩的一面，為什麼中國緊緊揪着日本不放?其實，中國是給了日本很多機會的，比如在二戰結束後放棄賠款，遣送戰犯和日本難民，給他們撥發大米，這放在任何國家都很難做到。眾所周知，像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它們對戰爭的反省是比較多的。但直至今天，日本無法跟兩千多年的中國“老大哥”很好地相處，這是日本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

　　日本領導人在道歉問題上，為何比不上歐洲的德國人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人自認為不是輸在亞洲鄰國人手裡，而是輸在美國人手裡。二戰以後，日本人仰美國人鼻息至今，自認已經贖清大半罪孽，日本人所追求的和平之路，其實是和美國之間的和平共處。二戰教給日本人一個教訓，就是如果再搞侵略戰爭，絕對不要捋美國人的虎鬚。

　　中日歷史和解，日本方能解困

　　民主黨上台僅僅兩年，政局沒有任何趨於穩定的跡象，又迎來了第三位黨首和首相。

　　日本問題的癥結在哪裡?筆者以為，在於迷失了國家發展的方向，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找到準確的定位，因此才會出現漂泊的政局和失態的外交。

　　從戰後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實現再工業化。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日本陷入人口和財政的結構性困境，至今未能找到走出困境的藥方。

　　政治上的保守是陷入上述結構性困境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政治模式———地方要政策、國家給投資，財界、政界與官僚之間的三角關係———開始斷裂，政黨分化重組，奪取和維持政權成為政黨最高目標，政治偏離民主主義初衷問題凸現。

　　方向的缺失源於對自身定位的缺失。20 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大國地位的實現促使日本開始提出“政治大國”的主張。同時，冷戰的結束加速了日本國內政治思潮的“總體保守化”，左派政黨分化變質，政黨政治取向趨同，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實際上只有一個，就是日本今後的出路，即自身的定位問題。

　　日本的自身定位需要解決兩個難題，即如何實現與東亞國家之間真正的“歷史和解”和如何定位日美同盟。關於前者，日本社會一直存在對立的認識，圍繞戰爭的認識與記憶撕裂了日本社會。由於日本國內無法統一自身的歷史認識，當面對中國等亞洲受害國的時候，日本發出的聲音往往是模糊的和自相矛盾的。關於後者，日本社會也存在對立的認識，一端認為後冷戰時代日本應逐漸脫離同盟關係，另一端認為同盟關係變得更加不可或缺，關鍵點在於同盟關係本身的定位，即同盟目的是什麼。2009年以來日本國內浮出水面的“安保論爭”，以及民主黨政權執政兩年間在對美關係上的小疏離大回調，都充分顯現出日本在身份定位上的徘徊與紊亂。

　　新任首相與前幾任首相所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同樣的。在身份定位與國家發展方向問題上，日本國內還缺乏深思熟慮，沒有形成共識。因此，不能對新首相存有過高的期待。若日本能把“3·11”震後復興問題放在國家發展方向的大前提下考慮，在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使日本自身煥發活力。日本會在這個過程中摸索出發展大方向和道路。

　　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同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不可或缺。筆者認為，阻礙中日兩國關係正常並健康發展的癥結在於缺乏互信基礎。建立互信基礎的關鍵在於“歷史和解”以及擱置領土爭議。“歷史和解”並非簡單的敘事，需要堅持最基本的認知原則———正義和非正義、侵略與反侵略;擱置領土爭議並非否認爭議，而是需要在承認爭議的基礎上共同開發，實現戰略互惠。這兩點都需要日本領導人審慎的引導。日本若能邁出這一步，就可以為解困找到出路。

　　中國應帶着日本翻過“9·18”這一頁

　　“9·18”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日子，對於中日兩國來說都很重要。首先，“9·18”是中國的災難，但它給中國帶來了新生。日本的侵略喚醒了中國的民族意識和整體的國家概念。自從“9·18”以後，中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國民的危機意識徹底被喚醒了：套用哈姆雷特的話，生存或者毀滅開始成為中國人的問題。毛澤東所說的“感謝日本占領教育了中國人”，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五四運動也很重要，但畢竟只是少數精英的覺醒。

　　“9·18”對日本來說也是重要的日子。日本在此之前已是西方的鷹犬並且醞釀侵略中國，但“9·18”讓日本走上了一條到今天都沒有真正回頭的“不歸路”：1945年日本投降後，可見的戰爭形態結束了，但日本在心理、認識上都沒有清算。國家怎麼走上新道路?日本國民並沒有答案。可以說，日本再沒有侵略的行動和能力了，但是“9·18”對日本仍是一個永遠的痛，不同於中國的痛。近來，日本遭受了地震的巨大打擊，國內政治局面也有些混亂，總體情況不太好。但新首相野田佳彥上台後，還在探討戰犯、神社等歷史問題，包括有着歷史淵源的領土問題(像釣魚島)，也說明日本還未擺脫“不歸路”。

　　反思侵略戰爭關繫到日本這個國家未來的方向

　　當然，這對日本政治家來說是重要而敏感的任務，事關日本國家的發展方向。應該看到，二戰後日本有一些反省，包括美國的占領，也可以看作是對“9·18”的總結。但“9·18”之後日本與亞洲全面對抗，侵略戰爭把亞洲搞得“滿城風雨”，卻還只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事件。實際上，占領台灣、占領朝鮮半島、日俄戰爭等等，日本在“9·18”之前的各種動作和不義，其傷害一點不亞於“9·18”。對戰爭反省不夠，不僅日本人很沉重，周邊關係也受影響。它不是簡單的心理懺悔問題。

　　比較而言，日本在大國之中的包袱比較嚴重。日本現在有不少人認為，發達國家的過去都有不光彩的一面，為什麼中國緊緊揪着日本不放?其實，中國是給了日本很多機會的，比如在二戰結束後放棄賠款，遣送戰犯和日本難民，給他們撥發大米，這放在任何國家都很難做到。眾所周知，像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它們對戰爭的反省是比較多的。但直至今天，日本無法跟兩千多年的中國“老大哥”很好地相處，這是日本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

　　“9·18”不會重演 中國要帶日本翻過“這一頁”

　　我們要結束“9·18”，畢竟已經過去了80年。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有兩點特別值得考慮：一是二戰結束了，日本再無能力發動侵華戰爭;二是冷戰都結束了，作為熱戰起點的“9·18”，也就不應該再干擾我們。我們有條件結束“9·18”，日本不可能再發動戰爭。實際上，和平發展的天下大勢和潮流已經形成。日本經濟的整體創新能力很好。想想看，從300多兌換1美元到現在的70多兌換1美元，日元升值這麼厲害，日本的抵抗能力還那麼強。目前雖然經濟不是很景氣，卻也沒有出現歐美式的騷亂，這充分說明日本是和平發展的受益者。中、美也是。所以我們要把冷戰的歷史結束，把熱戰以及之前的不愉快倒進歷史。

　　200年以來，由於政治腐敗、社會落後等諸多原因，中國未能取得發揮主導作用的機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最近十幾二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開始有了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能夠對國際問題發表意見。中國要負起責任，要把周邊做好，也就是睦鄰(尤其是俄、日、印)。處於高增長通道中的中國，應該在中日關係改善中發揮主要作用。其實中日之間已無本質性的障礙因素，比如台灣問題已經淡化了，歷史問題(像靖國神社參拜)，日本政治精英也不敢再越線了，這些主要的政治障礙已經解決。此外，中日高層做出了重大的戰略判斷，雙方不以對方為戰略對手和敵人。按人均貿易量計算，一個美國人和一個中國人在1000美元左右，日本和中國是2000元左右。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出更大的貢獻。

　　“9·18”不會再重演，大家心裡都知道。只不過現在觀念方面還跟不上。中日關係是我們的弱項(中美關係是我們的強項)。作為兩千年的朋友，到現在還是不能相互理解，日本責任是很大的，但主要責任都在日本嗎?日本責無旁貸。但顯然作為大國，中國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譬如，中國可以聯合美國，還有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讓日本認識到問題。

　　小泉純一郎執政時，中日經貿關係仍然很好，但政治關係糟糕。好不容易換了新的政府了，去年又發生釣魚島撞船事件，中日關係又跌入谷底，民間感情不容樂觀。這有日本的問題，但我們也要思考：中日共同進入了新時代，可能他步子慢一點，我們就要拽他一把。中國和日本是“搬不走的鄰居”、“打不散的兄弟”、“不能離婚的夫妻”。“9·18”80周年反思這些問題，恰逢其時。今後的時間，中國要帶領日本翻過這一頁。

　　“九一八”80年過去了，你搞懂日本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