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金山區朱涇鎮，繆時方在展示他收集的日軍侵華畫冊。
《支那事變畫報》增刊封面。
雜誌內有日軍占領南翔、入侵杭州灣的圖文。本版圖片 早報記者 王炬亮
侵華日軍宣傳畫報。
早報記者 沈靚 實習生 任帆利
9月16日傍晚，落日餘暉灑進金山區朱涇鎮上一間院落，55歲的繆時方坐在自家客廳里，翻弄着桌上的幾本畫冊。
畫冊中，有日本士兵舉刀橫跨戰壕的鏡頭，也有日本士兵舉杯相慶的場景，這些畫冊是出版於1937年至1941年、由侵華日軍隨軍記者拍攝製作的《支那事變畫報》，對研究日軍全面侵華史具有重要價值。經過5年搜集，他終於集齊這本雜誌全刊136期。
十多萬元的投入並非小數目，但銀行職員繆時方對抗戰文物的收藏熱情不減，“退休後我想建立一個日軍侵華史料館，讓大家免費參觀。”
“為了弄清杭州灣登陸”
繆時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紅色收藏家，這點從他家客廳牆上的毛澤東像章就能知一二。至於他為何收藏侵華日軍史料，還得從40年前說起。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組織我們到金山衛殺人塘參觀，聽老農講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的情況，當時就很震撼。作為土生土長的金山人，我想要弄清楚那段歷史。”他說。
繆時方說的是1937年11月4日，日本侵略軍第十軍在杭州灣金山咀、金山衛一帶登陸，之後殺人放火。日軍攻占上海後，兵分三路進攻南京。沿途燒殺淫掠，給長三角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5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繆時方得到了一本《支那事變畫報》臨時增刊第9期，裡面的多張照片涉及日軍杭州灣登陸時的情形，讓他眼前一亮。從那時起，他開始收藏這批特殊的畫冊。
據了解，《支那事變畫報》曾有兩個版本，紅色刊名由朝日新聞社出版，頭兩期叫《北支事變畫報》，第3期叫《日支事變畫報》，第4期起改為《支那事變畫報》，畫報發行沒有固定周期，屬於臨時增刊，共發行35期，最後一期發行於1940年8月30日；黑色刊名則由大阪新聞社出版，1937年“七七事變”後開始推出半月刊，這一部分畫報止於1941年12月8日，發刊101期。兩個版本相加，共發刊136期。
“剛開始收集的時候，會零零碎碎地從網上購買幾本畫報。之後我就找到了鎮上幾位在日本的留學生，讓他們定期幫我去日本的舊書店 ‘淘寶’後郵寄給我，費用一下子就上去了。”
從日本寄來的舊刊，少則六七百元一本，多則上千元。令繆時方印象最深的是臨時增刊的第35期(紅色刊名最後一期)，介紹日軍侵占中國雲南、緬甸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內容。直至今年7月，繆時方出價2000多元才收到了這本畫冊，這也讓他集齊全部136期《支那事變畫報》。
殺戮等照片被事先過濾
此前有媒體報道，當時這份畫報在日本及前線、汪偽政權高層傳閱。畫報每期31頁，登載約百張新聞社“特派員”拍下的照片。為了不給日本國內的反戰人士口實，照片發回日本後，要經過新聞審查官“驗身”：但凡日軍戰死、慘無人道殺戮、“不利於對外”的照片都被蓋上“不許可”的長印銷毀。
據繆時方統計，畫報中與金山有關的有20多張圖片，涉及上海的更多，可以看到“南市占據、南市掃蕩戰、龍華鎮占據、南翔占領、杭州灣登陸”等內容，均為日軍侵華的鐵證。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名日本問題專家馮瑋指出，畫報有助於了解戰爭的各個側面，反映了日軍侵略的特點，特別強調了日軍的親善，因此具有欺騙性。畫報體現了日本人的作戰思想：先把對方打垮，再爭取籌碼，偷襲珍珠港也好，神風特攻隊也罷，都體現了這種思想。“這是用戰勝的謊言欺騙民眾，而日本人又信奉‘精神力量可以戰勝物質力量’。”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與刀》中也提到了該思想。
日方加強舊書刊監管
上海市收藏協會紅色收藏專委會常務副主任葛衛東表示，“經過查看，我認為他收集的畫報都是正品。”葛衛東同時指出，國內專門收藏日軍侵華史料的人不多，但隨着越來越多的民間人士關注至此，日本方面也對舊書市場上此類出版物加強了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給收藏日軍侵華史料帶來難度。”
作為中國農業銀行金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員工，繆時方為收藏雜誌投入十幾萬元不算小數目。除了《支那事變畫報》，他還藏有其他一些侵華日軍的刊物及相關文物。再過幾年就要退休，繆時方最大的心願是想建立一個日軍侵華史料館免費開放，“我的目的是讓大家勿忘歷史，但並非製造仇恨。”
畫報中與金山有關的就有二十多張圖片，涉及上海的更是不勝枚舉，可以看到“南市占據、南市掃蕩戰、龍華鎮占據、南翔占領、杭州灣登陸”等日軍侵華的鐵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