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人类用血的代价战胜了德日意法西斯，中国人民以三千多万条生命的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成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国际法定谳。
然而，总有一部分右翼势力是心有不甘的，对战败的结果是不服的。受政治体制与国际局势的制约，过去601多年间，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总体上是回避多于正视，不肯作彻底反省，历史认识偏差使日本与邻国的关系成为“夹生饭”。
冷战之后，在长期挥之不去的泡沫经济的阴影之下，日本政治趋于保守，政坛上回避战争责任、以邻为壑、反过来转嫁危机给亚洲邻国的动向十分明显。其“远交近攻”、“脱亚入美”的战略取向使日本在亚洲失去了朋友，陷于孤立。
特别是它在国际上筹谋“入常”、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抱负屡屡受挫，国内朝野恶斗，一年换一个首相，再加上“311”地震这等烦心事，当局很容易被貌似神勇、实则愚莽的右翼势力引入歧途。钓鱼岛问题的突显，实际上就是日本当局被中日关系中那些负能量绑架的结果，是其战略把握能力失控的鋌而走险。
日本并非没有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戮力抗争的有识之士，问题是这些正能量、每每被当政者的违宪行为和重振武运、再度称霸的全民动员所抵消。1972年签署《中日共同声明》时，原本有“中日两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反霸权条款，日方就有一部分人主张把这一条款从和平友好条约中删除，使谈判陷入僵局，直到1978年8月，巧妙绕过了反霸权条款，才最终实现了友好条约的缔结。所以说，日本国内对战败结果不服、对反法西斯战争之正义性和合法性构成挑战的势力始终存在。
上个世纪末，石原慎太朗、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更彰显了日本企图凭借自己强盛的经济力并吞八荒的野心。他们说，“政治家最重视选区，而我们的选区是全世界。”“正因为我们制造并提供了全世界人们喜爱的产品，所以我们被选中了。”咄咄之势，如何了得！这次，石原慎太朗的“购岛”动议一经抛出，有那么多的人响应认捐，执政当局乐观其成，推波助澜，更证明了负能量的不可小觑。
当然，美国故意搅浑水、拉偏架，把日本作为它实现战略东移、干扰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和马前卒，也是日本胆大妄为的前置条件。但是，美国也并非就那么就放心它布局于亚洲的这个打手。
借用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官的话来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先鼓励日本这条小蛇去吞大象，在它快要噎死的时候，再猛击它的七寸。”就像海湾战争爆发前，怂恿萨达姆吞一样。放纵日本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难免有一天其负能量的膨胀就会触碰到美国的利益。币原喜重朗和山本五十六当年不惜赌国家命运的孤注一掷，就是前车之鉴。
1924年深秋，孙中山离世前4个月，在日本神户进行过一次题为“大东亚主义”的演讲。他说“东方的文化讲是王道，西方的文化讲的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日本国民去详细慎择。”孙中山先生不幸而言中，日本后来的选择令人喟叹。那种错误的选择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不堪回首的创痛，也把两颗原子弹招惹到日本人民的头上。
而今执政的日本政治家们，真的还要重温做大东亚霸主的旧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