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但直到去世他都没有改变他在在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为共产国际所作的La Liberté演讲中的观点，即不同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必须予以考虑，像美国、英国及荷兰，民主制度比较好，那里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他们的目标，就不适用暴力革命。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直到去世前都在感概：社会主义正在无可阻挡地蚕食美国：1920年代，美国各级政府只用去20%的美国GDP，而现在是53%。诚然，把一国政府的GDP用量等同于社会主义，绝不是千年社会主义空想家的初衷，但却不失为一种诠释：社会主义不是你说是就是，而是需要你去感知的，是需要你去探究的。同样，这个GDP是怎么花的，也可以予以分析。不容分析、不容探究、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动不动就因言获罪，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与马克思同时代，且就在马克思去世后一年，在世界东方，在两千年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有一个人终于在临死前勇敢地讲出了他的真话：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他给光绪帝的遗折中大声疾呼：“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有太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但是谁也不敢讲，即便是这个张树声，也只能在临死之前讲出来。

要知道，“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就是西化，在1980年代的中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要罢官、坐牢的。

时间快放到21世纪初，有一个被囚禁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四分之一世纪前被罢黜的政治老人，在生命临近终点前，也留下录音，终于赞同西方的议会民主。尽管议会民主可能不是个好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更好一点的东西，至少议会民主可以确保这位老人失去权力以后也能有一个自由的生活。

这恰巧是光绪被囚并死于赢台的百年循环，可歌可泣，只是不知当年光绪留下了什么真话。更不知下一个百年该轮到谁道出一番刻骨铭心的箴言。正所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百度一下张树声，方知其人生了得,我辈真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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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遗折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张树声因病请开去总督缺后，专治军事。他亲驻黄埔行营，督率诸将备战。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势，布置安排“拦河、阻船、安雷、发电、截击、援应”等各项军事准备措施。由于“炎暑郁蒸，海风尤厉，病体不支。……终以积劳过甚，受病已深，服药亦不效。”此时，张树声已经“萧然布被，伏枕支离，流涕呜咽……，昏瞀谵语，率皆部勒防劳，语或大呼开炮击贼。”最后，张树声因病势加剧，于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病逝于军中。

张树声是淮军将官中很有政治卓识的人。他临终前，冒着遭受谴责的风险，以“鸟死鸣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谨伏枕口授《遗折》”，委托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代为转呈清廷。他在《遗折》中痛陈国事，请及时变法以奠国家长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大清王朝面临的国际形势：

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怪状，日益难制。

当时，西方列强自北向南，有俄罗斯、日本、英、法各国环伺左右，但是，“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断自宸衷，通筹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这是自己“终夜感愤，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这是一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张树声看清楚西洋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为其体，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为其用。今中国遗其体面而求其用，必无功效。所以他奏请清帝宸衷立断，毅然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变法维新，方足以图自强。李鸿章等人所徘徊瞻顾不敢奏陈的意见，都由张树声以临死的哀鸣，披沥痛陈于清帝之前。其言虽未被采纳，而后来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张树声已树其先声了。

张树声病逝后，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谕旨：“张树声才识优长，勤能练达，战功卓著，由道员洊擢封圻，于吏治、营伍、驭远、筹防诸务，均能实心规画。……留办广东防务，正资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总督例赐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同时予谥“靖达”。

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县，安葬于周公山西麓。张树声的遗著有《张靖达公奏议》八卷，为其幕僚何嗣焜将其历年奏疏143篇，编为八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书。此书记载张树声从政后的一些决策举措，及其自强维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另外，还有收录张树声书信、奏对等篇的《张靖达公杂著》一卷传世。 ^[2] 

张树声画像（为其第五代孙张以永绘） ^[1]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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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秉性“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 。在率部与太平军作战中，就较早地接触西方兵器、制度；担任地方大员的时间较早，多次参与朝廷内政外交重大决策讨论，因此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政外务都有全面的接触领会，并具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趋新、敢干”的特质，洋务思想和举措在当时亦为超前。其思想独立性和批判性很强，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张树声的洋务思想，初期表现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张树声不断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及闻所未闻的训练方法和战术，由此对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很快就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所倡导的练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自强思想的追随者。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两广总督以后，在这片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地方，张树声的思想发展很快，较为超前，主要包括“培养人才，改革科举”、“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等方面。

他莅任仅两个月，就认识到海防建设和自强大计中的培养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指出洋务自强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购船买炮，同时更要着重人材的培养，“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 张树声认为自强之计，根本在于人材和人的意识，在于教育。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择黄埔地方之于仁船澳”建成西学馆。又鉴于旧学“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为“实学馆”。对于旧的科举制度，张树声认为已经时时起了阻碍制约的负作用。只有彻底改革这种旧体制，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建议朝廷改革科举旧制，增设新科目，建为六科：“其有文武兼资，洞达时务，堪任将帅者为一科；其有经学湛深，文章尔雅，堪备著作者为一科；其有志节坚贞，论辩敏达，堪使绝域者为一科；其有讲求吏治，居心恺悌，堪膺抚宁者为一科；其有操守廉洁，条理精密，堪治财赋者为一科；其有精通图算，深明机器，堪胜营造者为一科。” 分别负责选拨军事、传统文化学术、外交、政治、经济、科技等不同范畴内的人材，从而大大拓展了科举育人的途径，细化了科举的科目，突出了新科举制度育人以应用为主的宗旨，相较于科举旧制，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在外交思想方面，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一味畏惧外敌，不敢言战的言和派；有只知言战，以和为耻的清议派；也有游离于两者的中间派。但是，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对现实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他亲手处理朝鲜“壬午事变”、布置海防陆防以备中法越南战争。日本吞并琉球、俄国谋夺伊犁要求改约的“球案、改约”，张树声认为“球案”、“改约”并不相干，反对相互牵扯，更反对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议改条约。

张树声还较早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的思想。1884年，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

他在这封临终《遗折》中指明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及“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张。显然，张树声生前不敢公开提出议院问题，也不敢激烈批评。只在技术和经济的层次学西方的自强新政，而直至临死时才敢上这样一个遗折，说明当时在官员和朝廷中，主张设议院还是很难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当时能够赞同张树声主张的，只有少数人物，因此张树声的《遗折》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

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如“展接电线”、督造“蚊子船”等洋务实业举措。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务自强思想和举措没有得到朝廷采纳，更难得到推广普及。但他的这些冷静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一定作用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