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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的博客  
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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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回忆与李银河的一面之缘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21-03-03 12:30:33

按:2007年,我于彼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旧时师友的文章。

    闲着也是闲着,故重新刊出。 


回忆与李银河的一面之缘       毕汝谐(作家 纽约)   


上世纪七十年代尾,我按照父母的吩咐,送书给李昌伯伯。事毕,被李伯母冯兰瑞阿姨唤住了:“小毕,你有没有对象呀?”

  

 我兴奋地竖起耳朵:“还没有(正式的)呢。”  


(年轻时,我是北京干部子弟圈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另外三位是周立、周瑞、藏津津;在那个特定圈子里,我是小有名气的单身汉;傅崇碧夫人黎虹阿姨甚至开玩笑说: “我们这些老太太应当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 为小毕找对象……”)
 

  冯阿姨笑道:“我给你介绍一个才女李银河,好不好?才子配才女,我看挺合适。”

   我笑道:“太好了,我就喜欢女高才生、女书呆子,彼此有共同语言呀。”暗忖:有枣一竿子,没枣一棍子;多认识一个高素质的女子,没有什么不好。
  

 冯阿姨是个热心人,很快便打来电话,谓已经与李银河商定,某日某时在车道沟北京市委党校见面。
  

 我按时前往。北京市委党校是出了名的穷单位,破破烂烂。我和李银河找了间暖气失灵的空房间,相对而坐。
  

 一见之下,我便知道这只能是一次走过场的相亲—— 李银河的相貌太过普通了,称为一般已是客气;较之我每日习见的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对比更为悬殊。
  

即来之,则安之。我老练地以天气为开场白,然后夸奖她的文笔不错;先前,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读过她和林春合写的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的权利不容受到侵犯,犹如妇女的贞操不容受到侵犯。我说建国后,没有谁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李银河笑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耻于谈论与性沾边的话题,即便是革命导师的语录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一见如故,开始了彼此都感兴趣的性话题。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李银河往往使用“有人说”,而我则假称是我表弟如何如何;我笑说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奇特的婚礼——一半男宾与新娘睡过觉,而一半女宾则与新郎睡过觉,有趣!

  

当时,北京上层社会已经有了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性俱乐部——所谓家庭舞会。比较出名的是平安里贺故上将家、东四最高法院谭副院长家、报房胡同何副外长家(何氏三公子无一好鸟)等;我眉飞色舞地讲了若干实例,李银河听得津津有味。

 

  她问:“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呢?”
  

 我信口开河:“多亏我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好表弟呀。他交际广阔,而又讨女孩子喜欢,是个拍婆子(在大街上结识的女孩子)的能手! 荷而蒙的作用不得了! ”

 

  谈话时,好几个青年男女先后以牵强借口敲门, 探头探脑地上下打量我, 而我则报以客气的微笑。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家庭低素质高稳定,死气沉沉,了无情趣; 李银河 极其大胆地预言未来婚姻将走向消亡,而婚姻消亡之后,世上将再无强奸犯;然后,又用英语说:“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性解放。”


交谈几个回合后,我便敏锐地感到,李银河其人还很单纯,她的那些性构想太过抽象,而且缺乏动人的细节;很显然, 李银河 缺乏与年纪相符的性阅历;而由于其天资聪敏,仅仅从书本上了解性事,便有可能自立一家之言。 


  可以想见,李银河多少年来一直循规蹈矩,甚或还是处女也未可知;而我却早早地逾越雷池 、饱饱地偷食禁果; 两人不可同日而语。


    我笑道:   “我那个表弟一上大街,眼睛就不老实,东张西望,说什么今天我要掐一朵儿(花),嘿,他竟然把全北京的大街都当成后花园了!”


   我们还谈及某几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李银河轻蔑地摇摇头:“可怜。”  
     

 与李银河的谈话,使我感到棋逢对手的愉快,却完全没有两性吸引的欣悦。  


     谈话固然投机,接下来的事情颇为辣手;我必须对冯阿姨和李银河有一个体面的交代。恰在这时,文化部组织一批文字音乐创作人员下基层体验生活,这便成为我打退堂鼓的最佳借口。我打电话给李银河,她不无遗憾地道:“你这一去就不回头了?”我故作豁达地道:“是。不过,山与山不会相见,人与人却有机会重逢。”


这样的托词再委婉也是生硬的、虚假的,须知,李银河聪明过人不可欺,我隐隐感到自己把她得罪了。果然,冯阿姨说李银河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不高兴了;我连声表示抱歉,苦笑不已。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李银河,而关于她的消息 却从各种不同的渠道不断传来;我来美国后,听说她嫁给了王小波,夫妻双双赴美留学。后来,胡耀邦下台,大陆留学生发起签名活动声援胡耀邦;我因而得知李银河及其丈夫王小波同在匹兹堡大学。


过了几年,我拜读了李银河王小波的著作,更感到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貌不出众而才华横溢。  


据传,王小波曾经对李银河说:“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看看,我是不是比它们还难看……再说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王小波称爱李银河如爱生命(!);两人以事业为重,不食人间烟火(两口子忙事业,有时一连几天不开伙,靠饼干充饥), 而且是不要孩子的丁克族 ,绝配!  


实话实说,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可惜其中的性描写在我等性行家看来还比较稚拙;与李银河一样,王小波的性幻想丰富而性阅历单薄,也是一个性理论的巨人和性行动的矮子。


  他们两位的性知识显然来自于书本以及不懈的思考,而非身体力行的性实践。  


王小波和李银河琴瑟和谐,夫得其妇,妇得其夫,真真羡煞我等婚姻不幸福者。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一代奇才王小波猝然病故,李银河落单了。


   李银河不仅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她一度宣布封笔,我担心中国由是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所幸,李银河终究不耐寂寞,重新发声。


后来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李银河是举世罕见的性理论家( 理论巨人,行动矮子 ),而我则是举世罕见的性实践家(  行动巨人,理论矮子 ),如果我俩合作,取长补短,必能在性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又听说她竟然是双性恋者,更加好奇,便冒昧投书叙旧,却如同泥牛入海。我猜想她是为当年的一面之缘记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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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韦君宜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21-03-02 15:53:07

按:2007年,我于彼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旧时师友的文章。

    闲着也是闲着,故重新刊出。 


忆韦君宜       毕汝谐(作家 纽约)
 
韦君宜家和我家有一层特殊关系:早年,家母在清华求学时,与韦君宜的丈夫杨述 (彭真时期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谈过恋爱;、后因杨述去了延安、家母留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而失去联系,各自组建家庭.

    

对此,两家老人都看得很开,始终保持友好往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杨述写过系列文章“青春漫语”(与邓拓的“燕山夜话”同步推出),使用的笔名是“艾璜”(家母姓黄),以纪念清华园里一段恋情. 韦君宜不以为意,还当作笑谈说给我们这些晚辈.

   

 (1986年金秋,我陪同母亲赴哈佛讲学;其时,我为第四次爱情所亟伤,泣不能语;母亲语重心长地道:感情是可以改变的.当年,我和杨述很有感情;后来,我和爸爸也很有感情。)

    

韦君宜是矮个子,团团脸,终年剪着齐耳短发;一双锐目藏在深度近视眼镜后面.在我的记忆里,她的脸上似乎总是浮着浅浅的笑意,从来不见愠色.

    

当年, 家母与韦君宜是清华同窗,私交甚好。这些清华女生四体不勤,养尊处优―――小时候,有一回,我打乒乓球打得满身大汗,家母心疼地道:“当年,我在清华打乒乓球,总是雇附近的穷孩子给我检球,一点也不累……”而韦君宜在高中暑假,竟可以去日本逍遥一番.其时,中国妇女的文盲率极高,能够考上清华的女子实属凤毛麟角.


当时,清华共有一千多男生,一百多女生;也就是说,每个女生可以平摊十个追求者.至于出国深造,,清华自成立即是留美预备学校.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使得一批清华女生投奔了中共.

  

 对比国民政府的一味退让的务实做法,中共自延安窑洞发出的空泛而响亮的抗日主张,更容易令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这些品学兼优、前途无量的大家闺秀,竟然加入中共这个农民党了!


    几十年后,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红军从陕西又到了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局势作出任何扭转。”


   然而,中共是具有钢铁般纪律的政党,一旦加入,便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

    清华学生运动中,有三位女生最为突出: 韦君宜是个出色的笔杆子;家母口才便给,经常在大庭广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加之个子矮小,享有“清华小钢炮”的美誉; 陆璀(先为饶漱石夫人,后为朱子奇夫人)胆量大----有一回,学生游行至西直门, 军警欲关门阻挡, 陆璀跳出来,推开军警,使游行队伍得以进城.


    三十年代左倾思潮泛滥,金玉其外的苏联成为人类灯塔;貌似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尚未问世)尚能自圆其说。在白区, 共产党是抽象的,共产党员却是具体的;清华地下党书记蒋南翔(解放后任清华校长、高教部长)的个人威信很高,被左倾学生视为宽厚可信的兄长。


   同理,在韦君宜、家母、陆璀的带动下,一些清华女生也加入了地下党: 如郭健(在校名郭健恩) 、黄薇(欧阳钦夫人)、吴瀚(刘季平夫人)等等。


   当局对学生运动镇压不力,也是共产党势力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六四后,家母道:“当年,我们游行,当局也就是用高压水龙头;如果是坦克上街,真枪实弹的话……”一声长叹。


为了出国, 我曾经找郭健走后门------本院党委书记刘幼雪(杨尚昆的外甥女)与我素有龃龉,百般阻拦我办理出国手续,要搬动这样一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非得有大人物插手不可.其时,郭健是以胡耀邦为主任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两名女性委员之一(另一名女委员是朱德夫人康克清); 郭健在我的告状信上做了批示,交

给驻文化部的中央整党联络员,还添了一句话:“小毕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我得以顺利出国。郭阿姨病笃之时,家母前往医院探望,郑重其亊地对她当年的批示表示谢意,她却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大人物不经意之间,便改变了小人物的命运。


   解放后,韦君宜长期在文艺界工作,兼有领导干部和作家两种身份.我最欣赏她写于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妻子>>,题材新颖—一一个领导干部夫人,发现自己努力工作,却远远不及官太太这一身份引人重视,因而倍感惆怅……


   上世纪五十年代,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是“毒草”丛生的大本营,若非蒋南翔面见胡乔木说项,韦君宜的右派帽子是逃不掉的.尽管如此,韦君宜还是被下放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就手编写了一部厂史“北方的红星”。


   文革开始后,杨述作为三家村干将在全国登报点名,受到极其残酷的折磨;造反派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打得他肋骨折断。韦君宜也被打入人间地狱。


   九一三事件后,各方面都宽松了一些,我家与韦君宜家又开始走动。 韦君宜家迁至永定门外丁家坑一幢普通居民楼,与万里家、吴晗家等毗邻,.我急于探问文艺界名家的近况, 而韦君宜出言谨慎,例如,她只说赵树理已故,却不肯透露悲惨的详情.

    

尼克松访华后, 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随即跟进, 被当局捧为国宾,享受超高规格的礼遇。韦君宜与家母议论道:“看看, 当年, 何炳棣是极右学生,他还打咱们呢!现在何炳棣成为座上客,咱们却成了牛鬼蛇神!”两人不胜唏嘘.

    

七五年秋,韦君宜携子来我家吃饭,说起将去武汉找姚雪垠组稿;我当场给姚雪垠写了封信,除了表示读者的敬意,还请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若干问题;毕竟韦君宜的面子大,不多日,便收到姚雪垠的回信.

    

  打倒四人帮,韦君宜在光明日报赋诗庆贺,其中一句:“江青何物老妖蛙“,令我拍案叫绝,字字如金,功力非凡!
  

  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用之于中共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评判,极为适当.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 一二九运动被归功于他的英明领导. 文革后刘少奇倒台, 一二九运动也遭到全盘否定.


韦君宜曾私下对我叹道:“一二九之后,刘少奇才来北平,怎么说是他领导的呢?我和你妈妈都听蒋南翔的指挥呀。”


文革结束后, 一二九运动翻案了,因刘少奇已故,不被提及了。而在一二九运动中并无名气的宋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务委员), 都被马屁精吹捧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和骨干了,其实当年他们只是随大流的普通学生而已. 


然而, 每逢纪念一二九的活动,上述几位显贵总是当仁不让地雄居主席台. 韦君宜又对我叹息:“官的世界,官的世界!” 后来, 姚康两位仙游,主席台上空出来的位置方

由韦君宜和家母填充。


    韦君宜育有一女两子,长女杨团自幼品学兼优,出类拔萃;文革期间下放云南,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子各方面情况平平,幼子则因不堪文革灾难而精神失常,成为韦君宜的一块心病.


    杨团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位军队高干的女儿,该女子漏夜给我写了一封情书,命警卫员专程送到我家,仿佛这是十万火急的军国要件; 我年轻时曾经收到过雪片也似的情书,大都是通过邮局寄达,由警卫员专程送抵的仅此一封,故印象特别深刻.


    这里,我还想如实地写出一个比小说情节更加离奇的插曲:在八三年严打高潮中,北京经济学院的青年教师某某,不忿我和他的未婚妻有染,纠集众亲友在路上截住我论理;推搡之际,一个意外发生了!

我的一个通讯本(上面有七十多个情人的姓名电话,足以枪毙三次!)落在地上,

被那厮快手拾得了,他草草翻看了一下,惊叫:哎呀,我要把这个本子交给派出所!

于是,众人簇拥着(或曰押解着)我去派出所;我吓得全身冒出冷汗,两股颤颤,却佯笑道:有话好说;我和你们学校的杨团( 韦君宜 之女)极熟,公了不如私了。

那时候,杨团是经济学院品学兼优的典范,又是名门之后,群众威信很高。

那厮一时被情面拘住了——我见有隙可乘,连忙施展狸猫换太子的诡计,建议以采访证(当时,我同时兼四家中央级报刊的特约记者)交换通讯本,改日从长计议;那厮果然中计了!

    哦, 韦君宜阿姨杨团女士以其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清誉,拯救了我这个浪子,此恩此德,,没齿不忘! 

    出国后,我在北京晚报见到一篇报道“她实在太累了”, 得知1986年4月, 韦君宜不幸因脑溢血导致右半身偏瘫;心情沉重; 想她就此安度残年,息影文坛了;  却不料, 韦君宜依然笔耕不辍,迭发宏论,言须眉所不敢言。

近年更推出力作<<思痛录>>, 该书作为老共产党员的一家之言, 较巴金的<<随想录>>更有份量.

    中国文人大都患有软骨病,而韦君宜却是个例外.
    

韦君宜病危时,家母曾经去探望; 走出病房后,对杨团说:"当年在清华园,你妈妈风华正茂,今天却病成这个样子了!"两人相拥而泣.


   我感叹道:"当年清华地下党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华民族的糖中之糖,盐中之盐;中共党史专家可否就此大书特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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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贺麟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21-03-01 17:38:19


按:2007年,我于彼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旧时师友的文章。

    闲着也是闲着,故重新刊出。 




忆贺麟       毕汝谐(作家 纽约)

提起笔来,似有千钧重.回忆贺老伯,绝不像回忆臧(克家)老伯、回忆曹(禺)老伯那样轻松惬意,那样挥洒自若.原因很简单:这里面夹带了一个龌龊女人!
   谁动了我的(哪怕是龌龊的)奶酪?
   贺老伯!
   美国人常说”Never say Never(永远不说永远不)”;太阳底下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块压在我心头的重石,伴随我度过青年时代、壮年时代.而今,我已是坐五望六之人,心灵亟欲得到解脱,想来贺老伯的在天之灵不会罪我秉笔直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贺麟译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比看小说还着迷;那种将所有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作为循序渐进的链环的天才思想,稍微读进去,便赞叹不已!

   我的一位近亲见状,道:"我可以介绍你去见贺麟."我大喜过望,他却又正色道:"贺麟学问是有的,但是就政治而言,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
   我初次拜访贺麟,他正在用简单的午餐:米饭配青菜,外加几片叉烧肉.贺麟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学究,而是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贺老伯送给我的见面礼,是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关于古希腊伊壁鸠鲁哲学的论文.日后,我在一次闲谈中道:”马克思写博士论文时,尚非马克思主义者,您怎么不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翻出来呢?”贺老伯没有回答,但是我从他的眼睛里,明白无误地看到了答案: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信服(甚至可以说是怀有某种敌意?)!
   文革年代令人窒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可置喙的神器;我和贺老伯亦无法畅所欲言.有一回,我拿出列宁的"哲学笔记",指出列宁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失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不合(具体问题,今天已想不起来了),贺老伯微笑着注视我,无一言.
   又一回,我拿出伯恩斯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论断及列宁的评语"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并列;贺老伯与我面面相对,会心微笑.
   当时,我和三五知己在小圈子里传阅萨特的著作(徐懋庸以笔名翻译);其时,存在哲学尚未在国内学术界流播,更不可能进入大学课堂,鲜为人知;贺麟读过我写的读书札记,颇为欣赏;还提及徐懋庸(与贺麟同楼)的坚强个性:"造反派逼徐懋庸写材料,打他、骂他,可是徐懋庸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若无其事......"
   有些时候,贺老伯的谈话突然中断,陷入沉思......我便会意地保持沉默(哲学家被喻为阿西娜的猫头鹰,自有其独特的行为方式.黑格尔有一次思考问题,竟然在原地站了一天一夜.),每当贺老伯重新回过神来,我问:"贺老伯,您在想什么?"贺老伯总是说:"我在想一个哲学问题."
   贺老伯年轻时留学回国后,正值抗战烽火,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印刷欠佳,纸地粗劣;我读过后暗忖:在东方,个人没有什么价值;讲究的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贺老伯似乎是对牛弹琴.自然,这个想法我只能闷在心里.
   贺老伯多次说:"我写不来文学作品,那些小说诗歌是怎样写出来呢?"进而谈到黑格尔的美学---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乃是艺术的最高原则,并在希腊雕刻中得到了最圆满的体现.
   偶然一次, 贺老伯谈及黑格尔同康德进行论战,是从所谓宇宙论的证据开始的;他以诗人般的激情张开双臂:”世界万物何以可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贺老伯年轻时笃信学术救国,坚定地认为"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作为学术界的头面人物, 贺老伯曾经受到蒋介石、毛泽东的接见,贺老伯均对我述以详情,且严格按照时代要求,将二者分别说成是”丑事”以及”最幸福的时刻”.
   上世纪四十年代, 贺老伯相继发表了<<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等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以新心学家扬名于世,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关注而被三次召见.他对蒋介石说每个哲学家都有心中的偶像,蒋介石问他心中的偶像是谁,贺老伯答是孙中山.临别,蒋介石颇富人情味地叮嘱道:"天气冷了,要加衣服."
   贺老伯在北大担任训导长时,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左倾的青年学生和教授.
   北平围城时,傅作义召集社会贤达咨询对策,贺老伯继徐悲鸿之后发言,主张弃战言和;同时,中共地下党也派人关照他不要随胡适、梅贻琦等南飞(东单机场每日都有南京政府接运文化名流的飞机降落),贺老伯没有南下.
   解放后,贺老伯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给党官僚及嫉贤妒能之徒抓住把柄的机会,避过了一次次政治运动.贺夫人(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教师)是一位白净、贤淑的中年妇女,系续弦.
   1956年,贺老伯与冯友兰、周谷城等同被毛泽东接见,毛泽东问贺老伯对苏联哲学有何看法,贺老伯世故地回以当时的官方标准答案:"苏联哲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却道:"不然.我看苏联哲学已经背离列宁的路线了."贺老伯暗自吃了一惊.
   贺老伯讲述此事时,还以孩子气的口吻,自充有先见之明:"陈伯达也在座,始终一言不发,我当时就觉得他不是好人."
   我不禁哑然失笑了:现在正是批陈整风,贺老伯硬是跟形势跟得紧!
   五十年代中期, 贺老伯曾经给高级干部做过报告,讲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 贺老伯的忆述不乏庸人气味:”我虽然没有小汽车,但是听众都是有小汽车的人物.”
   对于大大小小的党员哲学家艾思奇、胡绳、关锋、吴传启、林聿时、林杰等人,贺老伯抱着既尊敬又鄙夷的复杂心态;尊敬是因为这些人掌握了定马克思主义为至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鄙夷则是因为这些人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他们大都无法阅读外文原版哲学著作).
   文革前,贺老伯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年年参加国庆国宴.文革对贺老伯的冲击不大,倒是下放河南干校,使贺老伯度过了平生最艰难的时光.有位老学者劝他:"自昭(贺麟,字自昭),咱们一道了断吧,免得继续受罪."贺老伯婉谢了这一建议.那人终日挂着一个装满敌敌畏的大瓶子,终于在小树林里寻了短见.
   贺老伯归心似箭.贺老伯事后回忆干校领导宣布他可以返京时,道:"我长长地出了口气,这口气可真长呀."
   1973年,家父母看望刚刚出席十大的胡绳,谈及我与贺老伯时有过从,胡绳说:"过去常与贺麟先生一起开会,从无私下交往.请汝谐问一问贺先生,能不能坐下来谈谈?"我把这意思转告贺老伯,他很高兴:"当然愿意.胡绳是领导,还是我去看他吧."两人终于在胡家长谈.
   当时,我不甘于在工厂蹉跎青春,贺老伯对此十分同情,慨允写信给红极一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设法为我谋一差事;恳托信写成了,却因找不到地位相当者引我往见春风得意的乔老爷(十大中央委员兼新郎官),这封信便烂在我手里了.后来,贺老伯又打算为我写信给水利部长傅作义,因信笺及措词均需斟酌,延误时日,信未成而傅作义部长驾鹤西行矣!
   那时,贺老伯家终年门可罗雀.我只见汝信来过一次;,他走后,贺老伯对我说:”这个人很风雅,不但会写文章,还会唱昆曲呢.”
   七十寿辰,贺老伯家冷冷清清,我提议在和平餐厅为贺老伯祝寿,贺老伯表示同意,但是坚持要作主人(那个龌龊女人也同去了).席间,贺老伯感叹道:"我这样的身体还能活到七十岁,这是我没有想得到的."
   贺老伯自幼多病,以致众人怀疑他不长命.他的一个身强体健的朋友戏言:"自昭,你死后我给你写墓志铭."贺老伯道:"好哇."结果这朋友不久却死于非命,贺老伯给他写了墓志铭.
   贺老伯叹息道:”这真是一个讽刺.”
   回顾流逝的岁月,贺老伯满意地说:"我年轻时想,三十岁可以在县里做点事情,四十岁在省里做点事情,五十岁在全国做点事情,这些目标都达到了."
   身为年迈者,贺老伯对于死亡颇为忌讳.1973年,郭大力(<<资本论>>的中文译者) 之死,给贺老伯很大的精神打击,一连多日精神不振,尽管他和郭大力并无深厚交情.
   1974年,当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怎样吹捧孔老二"的资料,发至基层,其中包括贺老伯解放前的尊孔言论.贺老伯并不惊怪,淡淡地道:"他们误解我的意思了."连带地谈及解放后受到的学术围攻, 贺老伯同样淡淡地道:”如果对方的水平低,就不必理睬.”我牢记这一赠言,受益无穷.
   当年与我同时向贺老伯请教的另一位青年张祥龙(其母与贺夫人相熟),一度成为我的好友;如今已是北大哲学系正教授,出版了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等的专着多种.
   最后, 该写写那个龌龊女子了.1972年清明(事后检省,清明是鬼节,当然遇鬼!),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个杨姓女子,经过类似杨子荣入威虎山的审查式的攀谈,得知她与万里夫人有瓜蔓亲,从此进入乱爱程序.我曾携杨姓女子出入包括贺老伯在内的许多人家,甚至家父母命我拜访徐帅夫人黄杰,也带上了她. 后来陆续发现:她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自行前往各家"借钱",其中甚至包括东城区公安局长!仅仅门禁森严的徐帅府邸得以幸免!
   贺家的丰富藏书在文革中基本保存下来,殊为难得.这于我是一个宝库.同时,我也领略了贺老伯宽广的阅读范围,哲经文史自不必说了,就是”百炼成钢” 、”平原烈火”等不入流的新小说,书尾也有”X年X月X日自昭阅”的钢笔字样.后来,我因图省事,就托杨姓女子单独去贺家借书、还书(每回都是整整一个书包),使得贺老伯与杨姓女子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这就为日后闹出乱子埋下了肇因.
   我实在太信任贺老伯了,却不知道在性事方面,高龄老者和翩翩少年并无本质区别!或许,这就是黑格尔要求人们在暂时性和无常性的假象背后,看到的不朽的实体.
   可疑的蛛丝马迹不是没有:我曾经在杨姓女子的背包里,看见几张贺老伯年轻时在德国留学的照片;一位耆老把年轻时的照片拿给年轻女子,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性信号!而我却马马虎虎地忽略了.另外,贺老伯有一回问我:"你和小杨有法律关系吗?"我说没有,也不打算有,朋友而已;而且,我从来没有单数意义上的女朋友.贺老伯如释重负地点点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一天,贺老伯问我:"你和小杨还有来往吗?"我说已经绝交了.贺老伯道:"绝交了,很好.小杨曾从我这里借去100元,说是要给上司送礼;昨天又来借200元,我拒绝了,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打电话责问杨姓女子,她一反于同类情形自知理亏的态度,嚣张地叫道:"贺麟为什么给我钱?他心里清楚!"
   我的双手一下子冰凉了!一个年轻女子直呼高龄老人其名,实情昭然若揭!而后,贺老伯一如故旧,若无其事,我却时时觉得别扭;在朗朗笑语中感受虚伪,在抽象的清谈里体味具体的污秽......哦, 深奥、晦涩的"公理"、"定理"、证明",不敌一名龌龊女子,这忘年之交实在是太深刻也太荒唐!

   康德认为,道德是个别服从一般―――服从良心的驱使.康德毕生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然而,其追随者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我竭力为贺老伯寻找开脱的理由:或许,沉思冥想需要由浅薄的官能享受来补偿?
   我渐渐疏远了贺老伯,终于不再登门了.贺老伯一直很关心我,几次在公共场所见到家父母,都不忘打听我的近况.
   后来,听说贺老伯入党了,我笑了,沿用一句文学评论的俗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凡事都有个了结.杨姓女子的结局是这样的:她在北京那个特定的圈子里无法存身,便嫁给一名老华侨,在美国安享小康生活.
   我将带着对贺老伯的刻骨铭心的复杂记忆度过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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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曹禺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21-02-28 18:11:08

按:2007年,我于彼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旧时师友的文章。

    闲着也是闲着,故重新刊出。 


忆曹禺       毕汝谐(作家 纽约)

我刚识字便开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关于棺材的那些台词,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安);那时,我不识“禺”字,便称之为“曹偶”。
   我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男厕所---风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艺访友,在一楼男厕所方便,见一老者埋头清洗尿池,不觉一楞---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吗,不禁驻足; 曹禺热心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摇摇头,问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惭笑不语,碎步退后.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华求学时的高几年级的学长,他曾给低班学生代过几堂课;因此,家母写信介绍我去见他,尊称其为“曹禺老师同志”;昔日,曹禺热烈追求清华一枝花郑秀,常在门禁严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为清华园里的一大趣闻.
    七十年代中期, 曹禺家住在张自忠路剧协的大院,家里由于没有女主人及保姆,显得大而无当; 曹禺终日赋闲,郁郁不乐, 我的到来给他增加了一个谈伴,他说:“你看过的书真不少,我和你谈得来。”那些年, 曹禺家门庭冷落马蹄稀,我去过许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艺话剧演员童超因生活琐事登门,根本无人来访.我多次在曹家用饭,都很简单:一点米饭或者面条,一点青菜,再开一个午餐肉或者红烧猪肉的罐头.
   我和曹老伯有许多共同话题:首先是苦闷. 曹老伯忆及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可那时的我,的确是苦闷啊!”

    我说:“我小时候也一样,在育英小学住校,白天看见杀鸡宰鸭,晚上就痛苦得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更为凑巧的是, 曹老伯的写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同:“我写《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写出来的,什么在头脑中最活跃,便先写哪一段,然后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来……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我也不知道……”
   我笑说:“我也是这样---前后无序,最后慢慢地拼接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是这样的写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
   毫无疑问,就人类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 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时,曾获得“中国沙士比亚”的美誉,可谓名至实归),然而,单就言谈举止而言,他和邻家老伯并无不同,迟钝、木讷、语言乏味. 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赞叹我的年纪尚轻,并言及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大志:“我那时把《雷雨》改了又改,觉得要是拿出来,田汉呀、洪深呀、欧阳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给巴金,被他压了一年才发表;鲁迅日记里提到先生买了一本日译《雷雨》,没有评论,先生肯定看不上这种小作品……现在我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军,年轻时总是欺负人,人老了以后,就被人欺负了……”
   曹禺的戏剧理念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作品苍白、贫弱、缺乏生命力.话剧<<明朗的天>>将协和医院诬写为杀人黑店,观众并不买帐---当志愿军代表滔滔而言时,剧场里居然有人睡着了;<<胆剑篇>>、<<王昭君>>因是历史题材,稍稍好一些,却也缺乏曹禺经典戏剧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 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
   曹老伯与郑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却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是与曹老伯琴瑟和谐。总参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与自1974年即丧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动,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经不住缠磨,只得腼颜相告, 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结婚?我已经行将木啦,怎能结婚?”
   当然,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词;曹老伯于1979年与年轻时心仪的京剧演员李玉茹完婚.对此, 曹禺女儿万方态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几年就好.”这段和谐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谈及老舍, 曹老伯带着几分神秘感说:“老舍的思想不简单,他是旗人,心灵深处有满族独立思想……”我左耳听右耳出,没有就此探问下去,而今觉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时断时续,言语支离碎碎;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却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 “<<李自成>>写得好,不能以演义视之. ”);在这种时候,我便与曹老伯相对默坐; 不言不语.
   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他对死亡怀有恐惧,有一回, 曹老伯问我:“我将来究竟是死于阳台还是大床?”我肃然缄口.
   曹老伯对女儿的婚事忧心忡忡,任性地对我说过许多私房话,而后又十分后悔,叮咛道:“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保证道:“您放心,我不是传闲话的长舌妇。”故从略.
    曹老伯为人厚道,从不说人坏话,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捞到文化部副部长乌纱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适.”
   毋庸讳言, 曹禺身上也有某种庸人气质.对于当朝一品大员, 曹禺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颐和园休养时,陈毅曾来看望他,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曹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吆.”对此,曹禺受宠若惊,许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还翻来覆去地道:“我只是一个区区,我只是一个区区……”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难受:陈毅与曹禺,均是国宝级人物;如马克思所言,红玫瑰和紫罗兰各有不同的芬芳,岂有高下之分?
   面对同一个陈毅,请看吴祖光的应对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员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杜高: “又见昨天” 218页)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顺, 吴祖光境遇坎坷,发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柜,找出董必武观看话剧“胆剑篇”后的赠诗(意味深长的是,与董必武的讣告放在一起)示我; 曹老伯谨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我给你看他的诗.”
   周恩来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惊讶地发现曹家已经成为周恩来的超级灵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不止一张周氏遗像;我关心地问曹志伯身体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后哭着说:“总理死了,哦,前年,我爱人死了,我也没有这么伤心呀.”又深情地回忆道:“总理跟我开玩笑说,咱们俩都是属狗的,我比你大一轮……听说总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觉得不好打扰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见了他也没话可说呀……呜呜。”曹老伯动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绪感染,也落了泪.
   曹老伯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乱时,曹禺连同彭罗陆杨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来闻讯出面讲情:“曹禺算什么?什么也算不上呀,让他回家吧.”这种明为贬斥、实为保护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绑架的曹老伯化险为夷,永铭于心.
   曹老伯对旧中国极端不满:“乱七八糟呀! 乱七八糟呀!”同时,对新中国感情真挚:曹老伯给我看过家庭像册,里面有多张他抱着幼女与五星红旗及毛泽东像的合影; 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后, 曹老伯却告诉我:“其实,我对中国的前途没信心了,但是不敢说呀!”
   曹老伯常常说作品不要流于平庸,要有神来之笔;当我称赞他的作品神来之笔迭出不穷时, 曹老伯却黯然地道:“我还想写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叹道:“写不出来呀。”他案头有个摊开的创作笔记本,上面凌乱地写着一些不明就里的断句。后来,随着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从张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乔迁到部长楼)的不断提高,他不再说要写大作品了.
   曹老伯与郑秀、方瑞各有两个女儿。我没见过郑秀生的两个女儿;我与方瑞生的万方相熟并两度同事.在沈阳军区歌剧团时, 熄灯之后,我和万方都去创作办公室(内外两间)读书写作;其时, 万方已有未婚夫苏雷(作家,王朔的哥儿们),但是我暗自对这种关系的牢固性存疑,心想单男独女相处久了,怎能不擦出火花?然而,万方一进来,就将中间的房门轻轻地、坚定地掩上了,彻底粉碎了我心中的非非之想……这扇门一直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虽然我和万方各自经历人生风雨,却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我们无话不谈,交换不可告人的秘密,却一直没有开启这扇门.
   有一回,我半开玩笑地问万方:“我的双枪猎枪(眼睛)射向你,你有反应吗?”她答:“没有反应啊.”我笑道:“很好,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呢.”
   后来, 万方问我为什么出国,我冷笑道:“为了写《毕汝谐回忆录》。”
   前两年, 万方因创作“空房子”、“空镜子”、“走向幸福”等电视连续剧名噪一声,我向她表示祝贺:”女承父业,后继有人.” 万方淡淡地说:“活到这个年纪了,婚姻家庭的事情全都懂了.”
   我笑道:“很好,政治题材由男作家来写,《太阳与蛇》来也!”
   我将永远怀念曹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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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臧克家 毕汝谐(纽约 作家) 2021-02-27 19:18:13


按:2007年,我于彼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旧时师友的文章。

    闲着也是闲着,故重新刊出。 


忆臧克家           毕汝谐(纽约 作家)

诗人臧克家是我青年时代的三位恩师之一(另外两位是哲学家贺麟、剧作家曹禺).
   早在抗战时期,臧克家及夫人郑曼与家父母便相识了;当时家父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奉命于文化教育音乐界广交朋友;臧克家是左倾文人,在国民党方面也有许多挚友(比如同是新月派文人的叶公超等),左右逢源,活跃于陪都文化界.
   解放后, 臧克家与家父母疏于交往;然而,我家的书架上,不时出现有作者签名题赠的臧克家的著作,因而,我对臧克家的生平及作品都不陌生.
   小时候,我不喜欢臧克家的短小诗篇,觉得比较浅白、直露,缺乏巧思和哲理.那时,我喜欢马雅柯夫斯基的长诗“好!”、“列宁”,艾青的长诗“大西洋”;而且,臧克家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无系统建树,而艾青毕竟还有一部“诗论”.
   臧克家曾经编发<<毛主席诗词>>,并建议毛泽东对个别字句做了改动,算得上是半个帝师; <<毛主席诗词>>公开发表,这是当年举国瞩目的盛事;毛泽东写给臧克家、徐迟的关于诗歌的一封信风行一时,皇恩浩荡.为此, 臧克家写过一首诗,将自己与毛泽东谈诗和列宁接见高尔基、斯大林称赞马雅柯夫斯基相提并论,我颇不以为然,童言无忌地对家母道:“臧克家就是自高自大!”家母笑而不语.

   文革前,电视转播诗歌朗诵会,臧克家用一口山东话朗诵的诗篇是“凯旋”;所谓凯旋,即长期住院而返家是也.
   我不忍心却又必须写出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我去中国作家协会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是臧克家的声明,大意是昨天革命群众开会批斗我,我完全赞同; 开会期间我因气管和肺部有病,不断地发出“呋呋”的声音,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并非对革命群众不满;特此声明...... 臧克家的声明已经批上了许多污言秽语.
   我悲伤地闭上眼睛. 一代大诗人,自轻自贱到了这种地步;这不仅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1973年秋,我创作了批判孔老二的独幕历史话剧”孔子诛少正卯”,想请老辈名家看一看,然而家父母细数起来,他们认识的老辈名家不是被打倒便是放逐乡野,只有臧克家的处境尚可,就给他写了封信,很快便收到热情回函,谓“当年重庆的许多旧友,已经作古了......令郎有志从亊革命文艺,自当略尽绵薄......”
   臧克家住在东单的一个小院子里。臧老伯高高瘦瘦(有钱难买老来瘦!),多少有些谢顶,和颜悦色,笑嘻嘻.客厅布置典雅,我有些诧异――不见其与毛泽东的合影(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辟邪之物!),只有一幅郭沫若于臧克家四十初度的题诗.
   见我注目于郭诗, 臧克家感叹道:“时间真快,我已经七十岁了!”
   寒暄过后,言归正传;谈及周朝礼制, 臧克家做出一个我万难预料的举动: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双腿盘起,两掌抚膝……不似老叟,仿佛幼童.
   臧克家对我的剧本颇为欣赏,还交给孟超、葛琴(邵荃麟夫人)葛一虹以及赵朴初等前辈传阅, 众老一致的看法是:这个剧本写得不错,作者是当代青年里不可多见的人才.
   我感到欢欣鼓舞.
   1964年,历史学家黎澍(我家的老邻居;文革后期, 黎澍家与落魄的王光美家比邻,双方结下深厚友谊)以光明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著名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这篇雄文连同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中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前夜”的温和论断,曾经使我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丽幻觉……
   然而,遭遇文革,一事无成,我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 众老的称赞于我有如“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耶夫斯基语)”!
   臧老伯的女儿臧苏伊告诉我一个消息:文革前的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儿童艺术剧院等已经合并为中国话剧团,招兵买马,负责人是任虹、白凌.我自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将剧本寄给他们,很快就得到约见的邀请.
   白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对我说:“团里的领导和几位编剧、导演传看了你的剧本,觉得你有一定的创作才能和文字功底.当然,这个剧本是不能上演的,让反面人物(指孔子)充当第一号人物,这不符合样板戏的三突出的原则.”
   任虹是一位白发老人,同样笑眯眯地道:“我们这次只有招聘演员的名额,打算把你作为演员吸收进来,进一步熟悉舞台,写出好的作品.”
   我大喜过望:演员就演员吧,只要能够摆脱体力劳动,从事文艺工作就行!嘴上却谨慎地问道:“听说,你们招演员要经过现场考试,我什么也不会呀.”
   白凌接道:“你就朗诵一篇文章吧,走一个过场.”
   然后,又说了一些闲话:英若诚(文革后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英文根底深厚,沈西蒙(南京军区作家,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的作品值得一读等等.
   而后,我特意找了诗人顾工(诗人顾城之父)辅导我朗诵;顾工有一把好嗓子,咳嗽一声,惊飞苍蝇.为省心省力,我挑了鲁迅的一篇极短的杂文“立论”,在顾工、胡慧铃(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夫妇的指导下,尽可能做到声情并茂.其间还与顾城打了几次照面,印象不深.
   招考演员那天,人头济济.许多专业、业余演员当众表演了拿手的节目, 我煞有介事地将“立论”朗读了一遍;以后就是等待录取的消息了.
   臧老伯建议我将剧本投稿,争取公开发表.
   当时,全北京只有两家文艺刊物:“ 北京新文艺”(即文革前的“北京文艺”)、“ 解放军文艺”.我命女朋友将剧本复写多份,同时投寄;很快便收到“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手写的退稿信,谓剧本写得不错,然本刊只发部队题材作品,无法采用.而“ 北京新文艺”则派编辑赵金九(文革后为北京市文联负责人)骑自行车来到我家,面告好消息:全体编缉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将于2月份头条发表.主编周雁如邀我去编缉部见面.
   次日,我依时来到位于西长安街七号的编辑部,一位中年女编辑惊讶地站起身来:“呀,作者很年轻嘛.”
   周雁如五十岁左右,眉眼和善,她重申将于2月份头条发表剧本,并对目前暂无稿费制度表示歉意.还说:“浩然家里生活困难,他爱人常年有病,所以用生活补助的名义给了浩然一些钱,不是稿费.”
   我表示对稿费并不介意.周雁如建议我继续写下去,将孔子的一生分期写出来,然后出书.我的心里乐开了花,连连点头.
   然后,周雁如、赵金九两位留我在编辑部食堂用饭;又随便扯了一些彼此熟悉的人与事;我方知周雁如是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 (其子周北方为文革后太子党要角,与邓公子莫逆;那是后话)的妹妹.
   臧老伯得知此事,高兴得连连称好.片刻,臧老伯又担忧地道:“现在发东西太难了,就是我们这些老专家,也难发表作品.所以,你的剧本要发出来才算数.”
   那时,我家住在西郊,每日骑自行车进城,以臧家为落脚点,还免不了叨扰茶饭.社会的冷酷(我在诗人田间那里吃了闭门羹)与臧家的温暖形成鲜明对比.
   臧老伯不幸而言中了!“北京新文艺”第二期出现在邮政亭,没有我的剧本,没有我的名字!周雁如再电话中表示歉意:“市文化局的领导(好像是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王力民?)不同意发表,说是全国都没发过这类作品,北京不能开这个先例.我们争了半天,领导不拍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撤下来.”
   祸不单行. 中国话剧团的美事也告吹了!
   任虹悄悄地对我说:“吴德(时任国务院文化组长,相当于文化部长)同志没签字,演员名额没批下来.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们都会要你的……”
   那么,如何让“吴德同志”签字呢?我央求一位在吉林时与吴德相熟的老世伯写信,老世伯苦笑道:“吴德在台上,我在台下,我怎能给他写信?我告诉你吴德住址,你是年轻人,自己去闯一闯吧.”
   于是,我单枪匹马去闯吴德家,揿响了电铃;大灰铁门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说是某伯伯让我来的,递上陈情信及剧本;那人收了下来,无一语.
   正在这时,载着脸润身肥的“吴德同志”的大红旗轿车到了,大铁门立即开启,待车尾进入后,又快速关闭……即令是头等刺客,也无法下手……
   大红旗卷起的轻尘拂在我的脸上,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李太白、杜工部的著名诗句在耳畔交响;我在吴德家门口痴立许久,眼睛潮了.
   陈情信及剧本自然是石沉大海.
   当我把这件事说给臧老伯时,他赞道:“很好,很好,你敏感、细致,这种气质很适合搞文学创作.”
   我用尽可能平缓的词句,倾诉内心的痛苦(我的一位插队东北的朋友,因前途渺茫痛哭流涕;三十年后,他成为中国美国大使馆的参赞);臧老伯静静地听着,间或发出爱莫能助的叹息.
   当剧本不能发表已成定案,臧老伯安慰我道:“现在发表作品真难呀,我在干校写了组诗,字字苦吟,千锤百炼,也找不到地方发表……不要难过,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
   臧老伯又道:“你和另一个青年钱世明都很有才气,我很惊讶.”他介绍我和钱世明认识,却终因文人相轻,未能成为朋友.如今, 钱世明已是著名的易经学者了.
   臧老伯建议我自行油印剧本,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我尝试了一下,便放弃了---那年月,油印机是公家物品,人人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岂能借得?
   某日,臧老伯由我的剧本谈及文革前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两个著名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作者陈翔鹤)。文革前曾经哄动一时,文革后被批得臭不可闻.我冷笑道:“陈翔鹤写稽康、陶渊明,说明他对稽康、陶渊明理解得很深;然而,陈翔鹤又不甘寂寞,写出并发表这两个短篇,却又说明陈翔鹤并不真正懂得稽康、陶渊明----懂得稽康、陶渊明,就应当懂得在晋朝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文人的生存之道……这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命题呀.”
   这时,臧老伯的身体抖了一下(他自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一言不发,却把椅子向我拉近了---以肢体语言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我自然知道林彪与孔子并无甚瓜葛,却将林彪的话揉入孔子的台词,这种做法使得严肃的历史剧有了活报剧的色彩;而众老及所有人都视这种做法理所当然---统治者的思想是统治思想.)
   闲谈时,臧老伯怀着旁听者可以品出的一丝快意道:“丁玲、艾青犯的错误太严重了;不可能出来工作了.”
   臧老伯的忍耐功夫近于化境---提及有人骂他以诗歌邀宠于毛主席,招摇撞骗,仿佛是言他人之事,平心静气.
   这一回,轮到我无言了.
   1976年清明,大规模的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了. 郭沫若、臧克家相继发表颂诗;臧老伯的诗里竟有“(工人民兵的)拳头就是惊叹号”这样粗鄙的句子,我又一次悲伤地闭上眼睛. 是夜,我痛苦地用只有自己识得的隐语,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时代的最后阶段,怎么如此漫长?!”
   同年金秋, 郭沫若、臧克家又赋诗欢庆打倒四人帮、华主席上台……
   同是当年活跃于雾重庆的非党的左倾文人,老舍于文革高潮中玉碎,而臧克家以九十九岁(若是再加上天、地、人各一岁,则是一百零二岁)善终.原因何在?性格使然---齿以刚而折,舌以柔而存!哦, 臧克家是真正懂得稽康、陶渊明的现代文人!

   老舍与臧克家的不同命运,是专制制度下,文人悲剧命运的两种不同形式;作为晚辈,我只能叹息,却无权品评齿与舌的高下.
   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文人被迫委曲求全,苟全性命于乱世;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跳太平湖的决心和勇气.
   臧老伯最为人知的诗篇是“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臧老伯已逝,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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