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姜维平

2019年3月30日，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驾车从加拿大的多伦多，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奔波，抵达美国纽约。此前，从深圳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香港资深记者王健民已于10多天之前获释，我心情特别激动，恨不能马上启程回国与其重逢，但假如那样，依据目前中国文革似乎重又回来的现实，我必将再陷囹圄，因此，得知他月底将赴美探亲，我欣喜若狂。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急于见面的心情，我挣扎在拥堵的车流之中，几经周折，终于在夜里8点多钟到达长岛的一栋住宅前，已是身心疲惫，望着朦胧夜色里它棱角分明的轮廓，我油然想起一句歌辞：等你等得我心痛。

是的，时光一瞬间倒流，那是2015年12月26日，也是在这位亲友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健民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孩子，加上他弟弟的一对儿女，真的成了一支“童子军”，就是这么多人，几乎从未认真地做过饭菜的我，借亲友家的餐桌，亲自掌勺，竟为他们精心准备了一桌家宴，而且，我错过了与太太和女儿参加豪华邮轮度假的机会，尤其是26日恰逢爱女的生日，之所以这么肝胆而缠绵，是基于我与王健民的交情，也是为了疗救孩子们因为父亲入狱留在心灵的创伤。

慕名求助，以文会友

说起我与王健民相识，有点令人悲伤的色彩。大约在90年代中期，由于我经常去香港开会或办事，旅游，好奇地买过许多书店和地摊上的一些报刊杂志，除了左倾的《紫荆》，《经济导报》等，就是右派的《争鸣》，《前哨》，《开放》等，中派的算是《亚洲周刊》，因为他发行量特大，影响力强，我特别喜欢看，从版权页得知驻中国特派员王健民的名子，也很羡慕，那时，这家杂志给我总的印象是：专业性，可读性强；观点客观，中立，温和；记者，编辑，特派员等队伍整齐；他们素质好，文笔优雅，才学横溢，尤其是王健民的有关两岸三地的文章写得漂亮，所以，对他分外青睐。

依稀记得那一天，一个身材矮胖的哈尔滨女孩，忽然按响了我办公室的门铃，值班的文秘小姐想把这位不速之客驱离，我正巧要去卫生间，穿过值班员所在的大厅，发现了尴尬欲退的她，就把她请进办公室讯问来意。原来，她是一位奔波多年的上访户，名叫张建华，她的父亲是哈尔滨市著名的律师张晓滨，由于在一起民事案件中，得罪了市政法委书记岳玉泉，被关进看守所，并且遭受非人的折磨而死去，家人据此上告省委省政府以至中央相关部门，但多年无法伸张正义，反道她本人也被追杀，不得不躲在大连开发区，一边做生意，一边为父上访伸冤，我当场翻阅了她携带的文件，凭经验判断她所说案情基本属实，于是非常同情她，很想为她写点文章，但碍于文汇报的纪律约束，就向她推荐了《亚洲周刊》，并当场打电话给王健民讲明原由，没想到如此唐突，冒昧，他一口答应，并在几天后从香港飞过来与张建华会面，又安排去黑龙江省核实案情的具体时间，后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还原了事实真相，他随后撰写一篇记实报导，图文并茂地揭示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获得肖扬的批示，对日后案件走向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他不畏权贵，不谋私利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后来，他多次到大连采访薄熙来，闻世震等地方官，就这样我们成了好哥们。

女儿书包里的“王健民叔叔”

2000年12月4日，笔者因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披露薄熙来与谷开来腐败丑闻而被抓，太太大胆地找到王健民求助，在当时薄熙来势力如日中天，大连国安局被薄的大秘车辉一手操控的危险局势下，王健民毫不畏惧，又飞到大连约见了笔者太太，并随后在《亚洲周刊》第一个报道了这起“文字狱”，并且向海外多家媒体讲述我的故事，还亲自草拟推荐信，使我这个中共党媒的“小记者”获得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2001年世界新闻自由奖，一夜成名。

总之，当时如果没有媒体炒作，惊呆心狠手辣的薄熙来，我必死无疑，而且死得会像被车轮碾死的小蚂蚁一样，无声无息，所以，王健民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无数个张建华式的上访“草民”的“大救星”。虽然，媒体报道未必能挽救每个弱者，但中共官员的通行思想性格是既残暴又虚伪，而利用后一点，有可能使弱者和抗争者死里逃生。

记得太太告诉我一个故事：2001年初，薄熙来下令大连国安刑拘我太太28天，那时年仅12岁的小女无家可归，哭天喊地，后由小姨子收留，再后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改为取保候审，软禁了她多年，太太非常坚强，夜里用电脑记下了她经历的痛苦悲愤的日日夜夜，全部文字存在一个电脑u盘里，原件立即删除，但它忽然有一天不见了，原来，女儿把它私藏在书包里，有一天到了户外公园，女儿才把u盘交给太太，并说，家里有特务们偷安的窃听器，请她赶快去香港把u盘转交“王健民叔叔”发表。那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记者王健民就是救命恩人啊。

2006年初，我获释后回到家里，太太和女儿已移居多伦多，我又被薄熙来操控下的国安软禁3年，此间，我找到女儿写的一些日记的片断，其中真实的记载了2001年我被捕后一段时间里，她的心路历程，我至今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才恰当，概之，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每个地方官，都在模仿最高领导人，把贪腐和枉法的权力，用到极至，都是地方上的，他所管辖范围内的“小皇帝”，由于无助无奈，“草民”只能把长于文字表达和真相传播的记者，当成了唯一的“大救星”。

有情有义的诤友

说来真是富有传奇色彩，2009年2月9日，笔者借助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与薄熙来内斗的缝隙，得到出境许可，有幸来到自由世界，自从定居多伦多，笔耕不辍，撰写了数十万文字，还出版了《薄熙来评传》，揭批薄熙来的罪行，读者可以从博讯网查阅有关文章，我不敢自吹自擂，只要你看点击总数，就可以判断影响力如何，记得王健民对我讲过：你是打薄的功臣，习近平应当给你平反。还说，你在国内请律师帮忙不方便，我在深圳帮你找一个。等申诉成功，你马上就可以回国了。

那时，王健民已从《亚洲周刊》离职，自己接手编发《多维月刊》，后改名《新维月刊》，并创办了《脸谱》杂志，他热情地约我撰写文章，给我提供舆论阵地，他总是给我最佳的版面，并给最高的稿费，还经常打电话鼓励我，不论在精神还是经济方面，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老师，我撰写的《薄熙来传》部分章节就是在他办的刊物上首发的，笔者创作的《王立军的自白》等文章，也是在他的启发指导下出笼的，由于笔者早年下乡时曾写过文学作品，后来到大连日报副刊工作，出版过《走进你的梦》和《长城与少女》等诗集，还发表过中篇小说，因此，文字基础比较好，所以王健民一点拨就有新作，速度非常快，但我有一个急性子毛病，也有点自私自利，每当《脸谱》或《新维月刊》刚出版，我就把己作转发网络博客了，没有顾及健民刊物的零售问题，他毕竟支付了稿费，还要维持刊物的生存，这一点使他不悦，但他只在电邮中一语带过，从未当面批评过我，而且，当张晓卿带领一个媒体协会团队，去重庆为薄熙来站台，我撰文严厉批评他时，王健民专门打电话对我说，《亚洲周刊》是张的公司，它可是对你坐牢有过帮助啊，你不要忘了。还有一次，我因何X名下的一家出版社涉嫌抄袭我的文章片断出书而大怒，并责怪他令人失望，王健民又电话里替他说情，总之，在我与他人因种种原因不睦的时候，王健民总是直言批评我，而当我有困难时，他却全力相助。

2007年，获释后不久，我一个人困在大连，国保以剥夺政治权利3年为由，力阻我离境，我装成“书法家”，浪迹大江南北，迷惑了他们，减轻了对我的监控。于是，我曾去深圳拜访王健民，那时，他正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不仅新婚，而且添子，太太美丽，儿女双全，把家从香港搬到深圳，经常往来港澳，一边在大陆尽享物质繁华，一边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做言论自由的媒体人，令我垂涎三尺。一个生活的画面留在笔者脑海，至今活灵活现：刚出狱的我满脸皮肤病，一身破烂旧衣，郁郁寡欢，神情沮丧，与王健民重逢谈话时，语无伦次，躁动不安，因为5年多的羁押和一年多的跟踪骚扰，使我几乎变成了“傻子”，但健民及太太一点也不嫌弃，不仅为我安排一家名叫“好日子”的酒店住下，在一家豪华餐馆请我吃饭，以酒洗尘，而且又请到家里，给我亲自包了饺子。临走时，又给了2000港币，还结算了一些照片的稿费，而有关我的照片，是太太交给他发表在周刊上的，太太为求救命，从未想过还有稿酬。就是在那一次，王健民又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我出狱的新闻，立即，香港80多岁的老画家张云，拄着小拐棍去找王健民，给他2000港币，委托他转交我，以表达他对反腐记者的支持，后来，王健民在2008年通过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转给了我。

总之，每当闭上眼睛回忆过去，就恍然如昨地看到健民穿着一套名牌运动服，在深圳的“好日子”酒店前等待我，这一别就是8年，我记得出事前，我最后一次去香港见到王健民是1999年底。那时他还是单身，而如今娶妻生子，事业有成，我真的没想到，他后来也会步我后尘，入狱成囚，我们故事的类似，见证了这个专制社会的罪恶和荒谬。

王健民也成了囚徒

如果将来有人撰写香港新闻发展史，一定会记上这样一笔：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王健民是第一个在港出版民间杂志，又亲自斗胆在内地发行的人，虽败犹荣，总有一天，大陆会自由通行地发行这类令专制统治者恼火的杂志。因为它顺应了中国老百姓争取民主法制的愿望，但王健民的大胆和轻信，令许多同行不解，以至海外的阿波罗网有文章，曾把王健民办的两本杂志，戏称为中共在香港的“党媒”，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文化特务”，有一个与王有旧的港媒名人曾发一个电邮给我，直言他是“总参特工”。无疑地，2014年5月底，他在深圳忽然被捕，2016年，在被羁押2年，倍受折磨之后，中共操控下的公检法，以莫须有的三个罪名，判他入狱5年零3个月，不论罪名是什么，不论他在南山法院受审时态度如何，都说明这是一起荒唐而卑劣的经过权力黑手包装的“文字狱”，都是因为他出版的杂志，刊发的文章揭露了中共官员的腐败，如同本人上个世纪的案子一样。它有力地回击了上述一些人的误解或诋毁。

2014年4月24日，家在北京的著名记者高瑜再次因言获罪，我看到网上消息后，立即给在深圳的王健民打电话，劝他立即回到香港，但他对习近平充满着主动政治改革的梦想，还在满腔热血地大展拳脚，想通过国内网友读者，开辟财源滚滚的大陆市场，我警告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任何承诺，更不要以为用反对薄熙来的文字，帮助了党内的某一个派系，当其走红就会感谢你，就会给你方便，永远都不要心存幻想，共产党与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

我想，那天讲到这种程度，王健民想必明白了，他曾多次邀请我去深圳与其合作办杂志，并承诺给我出机票，还可以回内地采访，并拟在香港拍摄以我的文字为脚本的影视，这一切都被我婉拒。后来健民坐牢的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最后对我责怪的话：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但当时未有铁窗生涯体验的王健民，还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我曾用一句话概括中共的“文字狱”，那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阳光永远照不到，囚徒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秒如年”，中共就是靠残杀人的宝贵生命或生命的一部分，而让中国人恐惧，进而垄断权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

阔别10多年，终于久别重逢

2016年1月5日，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美国纽约一个难忘的夜晚》的文章，记述了2015年底的一次聚餐，之所以要在家里设宴，就是为了谈话方便，就是为了告诉他的孩子们，我的女儿与你们有相同的经历，不要误会你们是独有的不幸；你们的父亲不是罪犯，罪犯是中共；第二，在你们这一代长成的岁月，但愿中国不再有文字狱，你们千万不要像某些大人物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疼，父辈是文字狱的受害者，自己成了狗仔子，关进劳教所，又下乡改造，但一旦升官发财就忘了本，甚至自己也成了制造“文字狱”的专制统治者。这篇文章就发在2016年1月21日的网刊《议报》上。

其实，此前，笔者曾不断跟踪王健民案，撰写了多篇文章，为他伸冤和呼吁，而且，还给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过信函，推介他的案件，希望他也能获奖，这不仅仅是为了感恩还愿，而且，是基于对中国薄熙来倒台后政局变化的失望，也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笔者和王一样幼稚而单纯，实际上，只要不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体系，不论换上何人当权都大同小异，媒体都不会有言论自由，虽然，我发表了许多揭穿中共强加王健民罪名的文字，但一点也没影响该案的恶性进展，2016年7月26日，深圳南山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等3个罪，给王健民判刑5年多，这刑期几乎与我相同，这一结果终于使我清醒地看透中共的反动本质。于是，我放弃了以前回国安度晚年的打算，决定入籍加拿大。而且，我每每担忧，既使变成“老外”，是美藉或加籍，中共也照抓不误，王健民是美籍，还是港人，并且知名度了得，但妄自尊大的中共完全不放在眼里，只要你落入他的虎口，就严惩不贷。

或许这一次，王健民没有死在大牢里，不仅能提前减刑获释，而且在3月21日飞抵纽约，和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有关。显然，中国在因孟晚舟案与加拿大翻脸之后，已经尝到了被美国严厉制裁的滋味，不想再得罪美国，这种两国缠斗的缝隙，给王健民提供了逃生的机会。由于健民入狱那年，第三个小孩刚下生，她太太压力大，一人无力抚养三个小孩，就求助于健民弟媳，这一点又类似我的妻妹，看来，不论平时风光时，你有多少酒肉朋友，多少狐朋狗党，一旦落难，唯有肝胆的亲友愿意伸手，到了那时，你才知道自己的份量，你的真正的朋友是谁。

就是带着这种对人生严峻的反省，我和太太在2019年3月31日的中午，驾车又颠簸了两小时，才找到了健民亲友家，终于见到出狱不久的他和太太孩子们，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精神矍铄，略显疲惫，仿佛经过一次漫长的旅行，终于到达了顶点，却风尘仆仆，真是人事苍桑，风采依旧，近5年的牢狱之灾，对过去心高气盛，追求生活品质的健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最显著的变化是着装，一件款式陈旧的灰黑带格的上衣，已经落伍于时尚的潮流，几乎拔顶的脑袋比我多出几根毛发，与我类似的是眼角犁沟一样的皱纹，什么也别说了，可以想见这4年多，作为文弱书生，他遭受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折磨，由于我们都经历过，知道该问些什么，而且适可而止，因此，我只是一再安慰他：健民，活着出来，就是胜利，经历过这么大的事，一家5口都还活着，最后能团聚，夫妻不弃不离，孩子们健康成长，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看到滚动在健民太太眼角的泪水，想起过去与她无数次通过的电话，耳边依稀响起她苍凉的话语，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从不堪回首的往昔，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可能只有我太太才能体谅她的心情吧。据她的体验，看似弱小的女人，因为有了爱与信念，才能在危难中调动惊人的潜能和力量，比男子更能迎战风雨交加的岁月。

再设家宴，为健民洗尘

4月3日，我邀请健民及太太小孩到亲戚家做客，太太找来一位在法拉盛中餐馆当厨师的老朋友掌勺，烹制一席东北菜，我们做了细心的准备，既有美味佳肴，又有加州红酒，非常丰盛，摆开一张长方形大桌，两边坐满健民的“粉丝”，既有小老板，也有大作家，其中还有已经82高龄，曾当了22年右派的叔叔坐陪，可惜健民驾车，只能象征性地喝几口，不然的话，我非把他灌醉不可。

不过，灌醉健民的目的，不是想从他嘴里套出监狱的故事，满足他人的好奇心；也不是要点燃他心中的怒火，对制造文字狱的官员来几声“国骂”。真的，我坐牢比他时间长，而且，我那时还是中国籍的“草民”，不如健民是美籍而“监护”关押，对我来说，他的待遇要比我好一些，其实，没什么可渲染的，那些苦难的岁月，早在中国历代的文字狱受害者的记载里，重复了无数次，几乎难有新意，特别是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字狱”最多的年代，从刘晓波病死狱中，到杨恒钧近日被抓，不绝如缕的名单里，又挂上一大串小朋友的名子：张盼成，董瑶琼，华涌，等等，值得深思和追究的是，为何这种悲剧一代代地传下去，专制集权统治令人厌恶，却总也不倒，并且推陈出新，上下传承，既使是受难者的后代，也可能成为健忘的“皇帝”，并沾沾自喜，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至今不能成为民主法制的国家？

我真想和健民仔细而深入地谈谈这些问题，最好能在我创办的《读报点评》节目里聊一聊，但是，由于健民刚刚回到家人中间，他最需要的是休息，养生，调理，购物，我也不便提出，在谈及今后的打算时，他是这样说的：目前已基本上退休，也不是很想再作什么，看看再说吧。看到已经5岁的儿子正在一边玩手机，一边吃牛肉，他笑得两眼眯成细线，眼角挤满鱼尾纹，那布满尘埃的记忆，似乎一瞬间烟消云散。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次日回程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对旁边的太太说，梳理一段心情之后，王健民将开始新的生活，他可能有三个选择，一时重操旧业，回到香港去，让《脸谱》和《新维月刊》复刊，继续宣传民主与法制的理念；可以想见它的发行量大增，会名利双收，但因香港已丢弃“一国两制”的优势，将来再有《逃犯条例》出笼，办媒体烦中共的，会遭受灭顶之灾；假如再进去，别想活着出来。二是依据美国法规，健民已到养老退休年龄，为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小孩，放弃理念，安度晚年，虽无富贵，但已衣食无忧；三是尽己所能，做点生意，因为长于经营，想必事业兴隆，而且，可以往来中美，自得其乐，如此而已。但不论如何，我都尊重他的选择，理解他的心情，愿永远做他的好朋友，总之，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太太听了点点头说，我希望他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

至此，我想起3月29日离开多伦多前发生的事，我在一家理发店，被美发师用剃刀划破了耳朵，伤口细小，但流了不少血，我非常生气，但照给理发师费用，没责怪她一句，并且回家后，自行去北约克医院求医，太太略有不快，认为我对他人过于宽容，我是这样解释的，她是第一天上班的员工，找到工作不容易，如果我据理不饶，她将被老板辞退，实在不忍心，太太听了也是无语。第二天，我带着包扎的伤口，驾车前往纽约，在过了彩虹桥，进入美境时，因为疏忽而逆向行驶，被警察抓个正着，太太说“完了”，非挨罚不可，但荷枪实弹的警察问明原因之后，对我异乎寻常地宽容，不仅免罚放行，而且还送我一程，太太说，你为何这么有福，我答，就是因为我也厚待他人啊。

然后，我给太太提出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健民能平安归来？不等他回答，我就得出结论，因为健民做记者时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好人必有好报啊。太太听了，立即泪眼朦胧。她接着反问我：过几天他们会做什么，我摇摇头。她说“搬家”。

果然，我们回到多伦多一周后，就收到健民的新消息，4月10日，他在发给我的微信里说：已经租了一套公寓房，搬到了新家，我们一切都好，谢谢你好兄弟。其实，真正的好兄弟是他的弟及弟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关心他的读者。

2019年4月12日于多伦多。香港《前哨》杂志2019年5月号首发。因篇幅所限，杂志有些删节，这里做了恢复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