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1万块钱，会选择以下哪一种？1。存进银行获取500元（5%）的利息，获利概率为100%。 2。投入股市，50%的可能性获取1000元(10%)的回报，但也有50%的可能性损失1000元。 3。 你带着这1万元进赌场压红黑（概率为50%），赌场的赔率是1：1， 押对的话，赌场赔你1万。答案对大部分人是显而易见的，会选择第一或第二方案。 极少人会去赌场压红黑.
    就引出了在经济学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展望理论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Kahneman 和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取向偏好是非对称的，会以个人设定的参考点（reference point)作为分界点，当面临损失的时候选择趋险，而在获利时则会选择避险.如果价值函数来表示，就呈现一条穿过中间的“参考点”(status quo)S型曲线：

如果用价值函数来表示，则为：

为权重函数（weight function), 为各种结果相对应的概率, 为t时段的价值函数。 代表抉择的所有结果，  为损失， 为受益 。 Kahneman 和Tversky以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来阐述人类在获利和受损时的风险抉择偏好（risk preference).（ ）是从主观机率（subjective probabilities)概念衍生而来，是描述人们在综合了客观条件和心理感受后做出的决策概率。所以并不完全是概率，无法用概率公理证明。 引入权重函数是为了解释人们在追逐获利时为何会违背效用最大化原则，在第三象限（受损）里为凸函数，而到了第一象限 （受益）就成为凹函数的非对称性线性函数的取向，π是概率p的递增函数。 Kahneman 和Tversky和后来的学者（如Fennema, Van Assen和Etchart Vincent等），通过验证，证明了展望理论里价值函数的凹凸函数的特征。这里不再深入讨论枯燥的数学论证过程，只引用其结论：
    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把1万元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因为人们获利的时候，则往往趋向谨慎，保守，趋险性随着获利的增加而减弱，每一次获利所额外感受到的快乐(正效用)程度是递减的，价值函数此时为凹函数(concave)，如上图第一象限（+，+）。人们首先会考虑如何保住自己辛苦挣来的1万元，其次才会考虑如何拿这一万元投资收益的问题。 根据展望理论定义，损失1万元的痛苦远远大于赢得同等金额的快乐。相反，人们趋风险性会在受损时呈现出来，一旦失利所带了痛苦(負效用)不会比已有的痛苦更剧烈，人们就敢于冒险，通常说的“穷则思变”，“孤注一掷”就是描述此类抉择行为。癌症病人哪怕只有1%治愈的可能都愿意尝试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价值函数呈现出凸函数(convex)，如上图第三象限。 极端行为往往在这一领域出现， 会有个别的人愿意拿这1万元去赌红黑，损失全部家当1万元带来的痛苦对这些人来说，不会比损失前更大，比如家庭解体，身患绝症等。杨佳杀警也是这样极端的例子，对于杨佳而言，只有以杀警才能最大限度的弥补自己感受到的痛苦（受损）。 只不过这个案例的示范效益不大，在统计学上讲，他们的价值函数参考点取值超出了正常值范畴。

    展望理论主要用于投资风险行为描述，但运用到政治上面，也有同工异曲之妙。當国家的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人们会趋向安于现状保守的政策，选择完善现有制度而不是推翻现有制度，大动作的社会变革，往往不為人們所乐見。 人们的行为属性是避险的，即厌恶风险（risk aversion). 不喜爱不确定性，求变的意愿低于受损时。 如果经济不景气或面临重大威胁时，人們会趋向冒险，选择激进变革。行为属性就会反映在函数坐标的第三象限里（-，-） 换句話說，人民如果认为当前国家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会倾向支持在位的执政者。而当国家不稳定、经济衰退时，人民就会愿意变革甚至革命。

    目前国内分为两类人，第一类是增长经济受惠者，包括共7000万中共党员，加上家属（一家四口计算）为2亿；城市居民共有6亿，如果把其中50%算作受惠者，共有3亿， 这些人由于社会，文化，教育等资源优势，享有着较稳定的工作和社会福利，起码拥有一处房产，上涨的房产价格使得他们的账面资产价值升值。剩下的6亿农民，虽然很多还很贫穷，但起码有一半，也就是3亿农民受惠于 中共的农村政策，比如免除农业税，普及农村医保教育等等。 所以国内起码有8亿人是受惠者。 对于他们来说，剧烈变革不是他们的选项。 他们的抉择偏好是避险性的，更愿意相信中共政府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保障。另一类是上层的右翼菁英和下层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或弱势群体，他们是具有趋险性的。 很可惜这群人无法主导中国人民的政治风险趋向。 他们是少数派，这就是国内”民主革命“的火种为什么迟迟不能燎原的原因。

    不能不提一下海外华人。在这一类人群中，有很多人坚决反共，希望不惜一切推翻中共，甚至不排除暴力。这类海外华人政治趋风险价值函数的“参考点”有其特异性，他们的“参考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些人在国内的历史经历非常负面（受损），出国越早的，这种经历就越负面，原因不言而喻； 二是他们人在国外，能够置身度外，间隔国内社会动荡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损失的概率 远远小于国内大多数人。因此 他们是激进的，趋险性的。 他们的风险偏好呈凸函数。

    最后一类是海外拥共的，他们“参考点”的确定往往来自于他们国内亲朋好友的风险偏好，也就是他们选择不剥离国内社会动荡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他们的风险偏好处在以上函数坐标的第一象限里，是保守的，避险的。

    结论： 希望国内出现民主革命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改变人们风险抉择偏好，抛弃避险趋向，改为无限度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这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涉及到改变人的自然属性。 二是改变国内受益/受损人群比例，让多数人的趋险性增加，以达到总体的风险趋向呈凸函数性。 只要中国经济还处在增长期，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对于“民主人士”来说，前途是暗淡的，道路是曲折的。 

参考：

Prospect Theory： http://prospect-theory.behaviouralfinance.net/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1979

第 2 4 卷 第 4 期 -经 济 数 学- V o l . 2 4 N o . 4 2 0 0 7 年 1 2 月 – 预期理论权重函数π的由来、质疑及 Tversky 的阐释

台湾成功大学-蔡礼鸿： 框架理性： 以展望理论检验预期效用理论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