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仇深：我们的政治反对派

影响较大的韩国电影《那时候的人们》描写了1979年10月26日，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枪杀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历史片段，使我记忆尤深的是，当金载圭向朴正熙汇报三天以后釜山等地将会有数千学生举行反政府的民主游行时，朴正熙蛮不在意地说杀他一万人看他们还敢不敢再闹了，金载圭则低调的反驳，意思是残酷镇压只能把仇恨压在心底，数年之后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或政变。两人的意见很不统一，再加上总统府侍卫长的跋扈飞扬，最终促使金载圭动了杀机，此后总统被刺、全国戒严、光州事件……

10年之后，中国北京，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一举杀出个二十世纪世界25个最重大历史事件（CNN）之一的“六四血案”。

亚洲和中国的政权，都非常善于用屠刀制造自己的仇人，把中间或中立属性的群体逼成反对派，在台湾有蒋介石的“二二八”，在越南有吴庭艳的“镇压佛教徒”。

历史上看，对比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反对派，由于缺少了议会、宪政，中国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绝大多数的反对派都是被镇压、被屠杀后苦大仇深、冤家路窄的群体或组织，与其称其为政治反对派，不如称呼他们为“抵抗运动”更合适。

“清党反共” 清出了个“新中国”

1900年清政府起先容忍、放纵、利用、煽动“义和团”，之后兵败八国联军又挥起屠刀屠戮、镇压义和拳民，活生生的把民众的仇恨压到了心头、膨胀到极点，数万拳民的血染红了孙中山兴中会“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的标语。暂且不论义和拳是否愚蠢和盲目，政府在拳民发展之初没能按大清律例治理，造成其膨胀壮大，利用其攻打使馆之后，又使其充当替罪羊，怎能服人？砍了拳民的脑袋，还有拳民的家庭、亲属、邻居，还有经历过这场事件的旁观者，他们可能不敢哭诉、上访，但这戾气终会爆发。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焉有孙中山的功劳？成绩和荣誉其实都属于大清的屠刀。

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不管有没有我们现代所说的法治，都有它一定的规则或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约定；在规则范围内，政权缉捕大盗、查禁烟花柳巷或其他社会管理行为，其实都暗含社会共同的授权或背书，因此不会制造大众的怨气。但当政权超出了这个范围，任意按政权的意愿处置尤其是未加审判的镇压、屠杀，则只能制造自己的仇人和反抗者，或按文人的说法叫“掘墓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为革命党兄弟的国共内讧，蒋介石以军队的暴力对一个政治组织及其相关群众团体，发动了一场史称“清党反共”的镇压，成千上万的左派民众、工会成员、共产党员遭到了枪毙、逮捕或投入牢狱。愚蠢的镇压者以为干掉了一个组织、一群人，就能够消灭一个理想、一种社会思潮和倾向。

本来正与国民党“同志加兄弟”两党合作、协力北伐的共产党，遭此巨变，正如夫妻反目、其恨愈烈、其仇更深。遭遇灭顶之灾的中国共产党及左派组织受到了海内外社会的极大同情，即便那些以前并不欣赏左派或共产党思想和行为的人们，也因蒋介石蛮横粗暴的武装镇压，转而欣赏、同情或支持中共或其左派了，恐怖当头或许不敢表达出来，但至少在内心中很多人会这样思考。

镇压必然引起反弹，历史上无数的先例可以验证。虽然不是每一个被镇压者都能反抗成功，但万中有一，或许就能成事。尽管不能说当年中共完全无辜，但这场镇压毫无规则的手段和盲目扩大化的惨烈后果，既罔顾了民意中天生具有的社会平等的理想化倾向，又把“以暴易暴”的丛林思维强加给了被镇压者。

中国共产党经此一难，迅速从一个左派温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治团体被压制并堕落为地下暴力组织，创党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言的左翼社会思潮和政治理想，则成为燃烧的地火，既帮助了中共的逆势成长，也铺就了革命和灾难的温床。

“反对邪教”反出个“黄巾军”

中国的历史书，往往是一本当政者愚蠢无知的陈列馆，前有大清，后有国民党，今日共产党；暴力崇拜、固执己见、罔顾民意，都是其愚不可及的表现。而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国民愚昧盲目的展览室，把同情当支持，汉贼不两立，黑白分明，爱恨对峙，也是造就政权愚蠢、家国灾难的根源。

“清党反共”62年后，政权在手的中国共产党，像他的党大哥国民党一样，愚蠢的对着那些充满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举起了屠刀，制造了1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抵抗组织——民主运动。

“四一二镇压”72年后，政权因自我恐吓祭起超越法治的专政手段，愚蠢的镇压了那些充满信仰的宗教群体，亲手催生了最具颠覆性的抵抗运动——信仰抗争，更为中国的未来制造了无法估量的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讽刺的是，无论被镇压的早年共产党，还是民运诸公、宗教社群，在被镇压前，都是镇压者曾经的盟友、同志或同伙。中国的反对派往往诞生于政权的怀抱，而其力量则源自于政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近百年来，从袁世凯反出清廷、联手孙中山建立民国，到孙中山以护法战争、自组广东国民政府反击袁世凯，及至蒋介石建政、国共反目、挥刀相向，中共建政，国内恐怖统治，以镇压为维护手段的政权固然没有善终，而因被镇压而形成的反对派在最终获取政权之后，却往往继承了镇压的手段，成为新的镇压者，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苦难的走了过来。

曾经有一句名言：对共产主义者，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具体到中国历史和现实，其实，对每一个政权或反对派组织都要这样，毕竟，中国人经历的欺骗和背叛不仅仅来源于共产主义者。

培育忠诚的政治反对派

1975年西贡陷落和1979年中越交战，分别酿成了两波大规模的越南难民潮 ，数百万的难民（包括华人）乘坐大小不等的渔船逃往南中国海，在经历了苦海余生之后，却遭到了东南亚诸国包括中国的拒绝，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或敌对势力进入本国，一大批的难民在接近这些国家的公海上听天由命、直至死亡。

与亚洲国家相比，一百年多来，英国收留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拥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流亡者和难民，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遭到颠覆或灭亡。奠基于宪政和民主体制上的联合王国，因言论自由，宽容并催生了各种政治思潮，但基于法治治国的理念，各种政治思潮和势力并没有超越社会及法治的约束，因而也没有造成政权的镇压或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也就没有产生“以暴易暴”的国内政治反对势力。绝大多数的政治反对派代言于社会或政治理想，通过议会斗争方式一步步的推进英国的演变。

这或许就是“忠诚的政治反对派”，没有了历史上的血债深仇，执政党和反对派都能够深入民间，倾听百姓和选民的呼声，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政治底线，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样，由于国家财政通过议会和政党组织方式对政治家的生存提供了保障，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不再以“你死我活”斗争方式通过攫取执政权力而竞争国家资源，双方都能够相得益彰的尊严和体面地进行政治活动。今日英国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自1904年赢得大选之后，100年来从来没有执政的机会，而他们仍然兢兢业业扮演者作为政府监督者的政治反对派角色。

与国内执政党与政治反对派能够在一张桌子谈判相近似，英国在其殖民地的治理和独立的历史进程中，也尽量通过教育培养殖民地国家潜在的政治反对领袖，使其最终能够在民族解放风卷云涌之时，把反对运动建立在政治的谈判桌上。这里边最为着名的就是新加坡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东姑阿都拉曼，这两位都毕业于着名的剑桥大学。其实顺着“牛津剑桥俱乐部”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领袖的名字。英国人用教育培育了他们未来的反对派，使反对运动往往建立在能够彼此对话并具有相近价值观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平台上。

面对中国残缺不全的宪政和言论自由的现实，我们今日并不期待中国的执政党与反对派能够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但是政权是否值得考虑首先在自己的执政党内部培育起“忠诚的反对派”，以完善政党自身的良性化建设，反之亦然，反对派只怕也要学会面对自身组织内部的“忠诚的反对派”。但是，执政党和反对派也很有必要超越自身政治组织的利益，以民众的福祉为共同的底限，把国家治理或反对运动始终建立在政治层面上。这样，未来中国也许就不会是“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穴”。

近三十年来，发轫于大学思潮的89学生运动，因其受教育水准相对较高，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合适的忠诚的反对派，惜乎屠城之下，政治反对行动被逼向抵抗运动了，中共也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校正自我的机会。放眼中国的未来，目前仍在执政的中共有必要慎重思考一个问题：是让镇压造就的抵抗运动进行复仇或清算，还是用教育培养政治反对派来谈判和妥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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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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