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喪鐘為誰而鳴？

正在席捲歐美的債務危機，就像教堂敲響的喪鐘，攪得世界心煩意亂、惴惴不安。惶恐的人們滿腹疑惑：“資本主義又怎麼了？”然而，從這不祥的鐘聲里，中國的精英們居然聽出了別樣的福音，那就是福利社會的失敗和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破產，其邏輯是這樣的：如果連文質彬彬的福利社會都不可持續，那麼激進好鬥的共產主義就更是扯談了。　　

喪鐘到底為誰而鳴？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一、別把危機不當危機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東波”以來，“馬克思主義死了，資本主義萬歲”，幾乎成為“改革潮流”的共識。就如同法國電影《佐羅》裡面的韋爾塔上校，眼見佐羅從城堡上摔下去，他興奮地高呼：“佐羅死了！強盜死了！”　　

韋爾塔上校的幸福感僅僅維持了幾分鐘就破滅了，資本主義的幸福感還能維持多久呢？儘管這種幸福感主宰了我們這個高碳世界已經20多年，可是2008年以來的美國次貸危機，似乎又在動搖這種幸福感。人們開始追問危機的根源，反思資本主義到底怎麼了。　　

反思的結果實在是不怎麼滴。在作出了“缺乏監管”的診斷之後，資本主義自信還能“吼得住”，於是又繼續燈紅酒綠、醉生夢死了。到了2009年以後，一個名詞開始走紅：“後危機時代”。所謂“後”，不是危機進入“後一個發展階段”，而是“危機之後”的意思。這頗有一點“你不看，月亮就不存在”的滑稽，其目的，無非是想表達“眼不見心不煩”的淡定。　　

但是，資本主義很不爭氣。美國還沒有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失業率始終在10%徘徊），從2009年12月開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就出來添亂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國的債務違約風險鬧劇。到了2011年9月，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紙醉金迷的鬧市區開始頻頻上演“現在就革命”的社會動盪。　　

前幾天看見幾個媒體經濟學家乘着達沃斯論壇的西風，在電視上討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會轉化為社會危機”。儘管這幾個自以為是的改革潮人一致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會轉化為社會危機”，但他們如此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忍不住笑了。　　

同樣是這些人，同樣是這些電視台，過去一直在反覆教訓他們的中國同胞：“社會危機是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中國要想擺脫危機，就必須以美國為學習樣板”。今天怎麼啦，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居然也有“社會危機”？　　

想起了小品《主角》，陳佩斯對朱時茂說：“朱時茂啊，朱時茂，我一直以為，只有我這樣的人才會當叛徒。沒想到，你這樣濃眉大眼的傢伙也會叛變革命！”那是1990年《春晚》的壓軸節目，記得當時我笑得人仰馬翻。　　

東北銀有句老話：“別把豆包不當乾糧”。這句話用在“後危機時代”特別合適：別把危機不當危機。　

二、是福利社會的失敗，還是資本主義的失敗？　　

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很多經濟學教授讀出了福利社會的失敗，讀出了馬克思的低能。上周我在北京開會，有個教授告訴我：“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雄辯地證明，北歐的福利社會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養懶漢。這再次驗證了‘經濟人假設’的偉大，也再次驗證了馬克思的低能”。　　

在主流認識中，這個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不過，這個“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且不說把福利社會與馬克思劃等號是否公允，記得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群學者造訪北歐，期間有一段對話很有意思。問：“你們北歐有這麼好的社會福利，你們就不怕養懶漢嗎？”答：“我們寧願養10個懶漢，也不養一個罪犯！”　　

與中國改革以來盛行的“末位淘汰”相比，這樣的回答的確很另類。　　

表面上看，福利社會養了懶漢，導致入不敷出，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元兇。但是，這個所謂的“元兇”只是主權債務危機的“其然”，還不是 “其所以然”。為什麼歐洲要搞福利社會呢？這才是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你可以把福利社會歸結於人權的道德訴求，也可以把福利社會歸結於經濟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甚至可以把福利社會歸咎於馬克思的忽悠。然而，無論你強調的原因是怎樣“普世”，你都不能否認：歐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會，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緩和兩極分化導致的階級矛盾！換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會，人民就會起來造反，馬克思的承諾就要兌現，資本主義的喪鐘就會敲響。　　

是稍稍改變一下分蛋糕的比例，還是暴力顛覆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對於資本家來說，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如果資本主義不想現在就滅亡的話，那麼，所謂福利社會就是必然選擇——哪怕是借高利貸也在所不惜。這就是資本的宿命，而不是什麼馬克思忽悠窮光蛋的結果。　　

2009年12月11日　，希臘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國家負債已經高達3000億歐元，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據稱，如果由1130萬希臘公民為這筆巨額債務買單，那麼希臘人均負債就高達2.67萬歐元。　　

借債還錢，天經地義。難道借的時候就沒有想到今天的後果嗎？明明國庫里已經入不敷出了，為什麼還要一個勁地借債呢？其實，之所以要“一個勁地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政府喜歡扮演楊白勞，而是必須維持高福利。這真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只有維持高福利，才能掩蓋越來越尖銳的兩極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問題不是要不要借債，而是為什麼要借債？如果搞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就不難發現，債務危機的本質就隱藏在“兩極分化-高福利-債務-危機”的邏輯鏈條中。　　

三、兩個女博士，一個不如一個　　

可笑的是，面對希臘人民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歷史學女博士葉檀，居然還在販賣她學過的半吊子市場經濟入門教科書，喋喋不休地聒噪：“第一實現它的企業的私有化，然後實行市場經濟。第二改變希臘目前福利體制的情況下，提高希臘的生產效率”，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國有經濟一腳：“第三是出售它的國有資產”（據《中國廣播網》　2011年9月23日　）。　　

明明是資本主義生的病，右派卻要社會主義吃藥。在自由主義衛道士的眼裡，一切都是國有經濟和福利政策惹的禍。其實，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給市場經濟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暫時緩和了階級矛盾，西方國家的“99%”早就起來占領華爾街了，資本主義早就玩完了！哪還有你葉檀在這裡秀私有化的機會？　　

中國盛產的這類“特色學者”雖然言必稱美國，但打小生長在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資本暴發戶的“初級階段”，哪見過“99%”怒吼發威的陣仗？這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在中國秀秀私有化也就罷了，要真跑到美國去秀，估計葉女士只有失業。　　

其實，即使跑到發達國家和地區去廝混兩天，這類女士也很難有什麼長進，所以還有比葉女士更雷人的女士。昨天我的研究生告訴我，她的論文選題《國有企業是兩極分化的根源嗎？》（針對吳敬璉“國企壟斷是兩極分化根源”的高論），被一個講《文獻檢索與開題報告》課的女老師給堅決否定了，說是絕不允許論文標題中出現“原因”或者“根源”這類詞彙。理由是：“根源”和“原因”不屬於“科學”範疇，而是屬於“政府工作報告”的專用名詞。　　

換言之，在這位女老師看來，探索“為什麼”不是“實證分析”，而是“價值判斷”，所以不科學；只有探索“是什麼”，才是“實證分析”，才是科學的本分。　　

我差點沒暈過去：搞清“為什麼”居然成了偽科學？胡說八道！所謂“為什麼”，就是對原因的追問，這種追問是一切科學的題中應有之意，科學的性質就是要體現在追問“為什麼”上。總之，任何自詡做科學研究的人，都必須認可以下基本常識：　　

（1）實證分析不僅要搞清“是什麼”，而且還必須追問“為什麼”；　　

（2）科學不僅要知道“是什麼”，更要知道“為什麼”；　　

（3）不探索“為什麼”，科學還有意義麼？ 　　

所以，我告訴我的研究生：“那個女老師連什麼是科學的ABC都沒搞懂，就敢給你們開《文獻檢索和開題報告》課程？真是‘無知者無畏’，你可以給她講一點科普嘛”。學生回答：“我不敢，這個老師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博士，很牛的”。　　

大家瞧瞧，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女博士的水平。都說“屁股決定腦袋”，我說這腦袋已經跟屁股無關，而是腦子壞了。就這等水平，要在海外混口飯吃，恐怕成問題。也難怪，越來越多的博士冒充“人才”，竄回內地來忽悠純潔的少男少女。　　



四、你要哪種階級鬥爭？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福利本來是想把兩極分化掩蓋起來，從而緩和一下階級矛盾。直到債務危機爆發前，這個目的暫時達到了。沒想到的是，高福利雖然緩和了兩極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權債務危機。　　

為了擺脫危機，2011年9月1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了旨在未來十年削減總額約3萬億美元赤字的一攬子計劃，其中約半數將通過對富人和大公司增稅來實現。在奧巴馬看來，要解決美國的巨額赤字問題，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應該為政府開支承擔“公平份額”。用奧巴馬的話說：　　

“巴菲特的秘書不應該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稅率，這毫無道理”；“年收入5萬美元的教師、護士或建築工人繳納比年收入5千萬的人更高的稅率，這是錯誤的”。（《中國新聞網》2011年09月20日）　　

奧巴馬不是共產黨員，絕無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良（稍稍改變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黨人也堅決反對，並炮轟奧巴馬的這項增稅計劃是在搞“階級鬥爭”。奧巴馬很委屈，說這並不是在搞“階級鬥爭”，而不過是一道“數學題”。　　

其實，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向富人增稅是不是在搞“階級鬥爭”，而是在於：如果你不搞增稅這種“階級鬥爭”，那麼，“占領華爾街”的那些窮光蛋就會“現在就革命”，就會搞出“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鬥爭。可憐的奧巴馬先生只能在這兩種階級鬥爭中做選擇。　　

為了實現2012年之前削減300億歐元預算的目標，2011年9月21日，希臘宣布了更加嚴苛的福利削減計劃：每月養老金在1200歐元以上的，金額將削減20%。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由年收入8000歐元下調至5000歐元。對此，希臘財政部長艾文格拉斯·維尼澤羅斯很有些擔心：“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們的反抗，我們不能在沒有餵飽的牛身上擠牛奶。”　　

面對危機，現代經濟學開出的藥方是“開源節流”、“增稅減薪”。這個藥方有點用，但治不了本。問題是，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那麼，“開源節流”的結果只能進一步製造更大的產能過剩；而“增稅減薪”的結果也只能使兩極分化水落石出，最終必然重新激化階級矛盾。　　



五、沒有高福利，死得更難看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的2009年，我曾經做過如下預言（見《“好的市場經濟”咋也被輪姦了？》，《烏有之鄉》2009-2-24）：　　

——“現代市場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必將是在‘過剩’與‘透支’的周期性輪姦中痛苦掙扎，‘過剩’與‘透支’此消彼漲，不斷折騰，直至與市場經濟同歸於盡。”　　

——“‘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換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就是‘好的市場經濟’內生的悲劇之所在。” 　　

今天，我把我的預言再做一個發揮：“借債是死，不借債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沒有高福利死得更快”。這就是債務危機背後隱藏的真實邏輯。這個邏輯可以展示如下：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美國政府不得不讓窮人負債過“好日子”，結果搞出了一個次貸危機。　　

——為了掩蓋兩極分化，歐洲政府不得不向國外借債讓窮人過“好日子”，結果搞出了一個主權債務危機。　　

——現在怎麼辦？只好“增稅減薪”、“削減福利”，勒緊褲腰帶，結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頭。　　

看起來都是福利社會惹的禍，其實，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一句話，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爭”也罷，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來越難吶!　　

問題不在於社會福利不該搞，社會福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要從“沒福利”向“有福利”進化，從“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從部分社會成員的福利向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擴展。關鍵是社會福利由誰來搞？在什麼基礎上搞？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容另文討論吧。　　


l 補白：　　

宋鴻兵說：“歐債危機的癥結不在於經濟，也不在金融，而是在於政治。如果歐盟能將各國財政權統一起來，就可以消除危機”。此言差矣。因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統一財政也僅僅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雖然可以推遲危機的爆發，但導致危機的基因並未消除。可以預料，如果歐盟真的能統一財政，那麼今後的債務危機將不再以國家為單位爆發，而是以聯盟為單位爆發。總之，只要不觸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任何藥方都消除不了資本主義的癌細胞，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