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說評作者，有很高文藝修養的蜜蜂應該知道這是很正常的文學現象，不能簡單與PLA戰士看《白毛女》抄槍欲殺黃世仁的演員類比。即使在西方這種現象也非少見，例如一位好萊塢女演員因為扮演吸毒角色，嗑藥嗑高后眼神太像了，就有評論推測現實中她嗑過藥。
蜜蜂以懂文藝創作的目光讀了我跟貼的于建嶸的兩封辱罵信和一封道歉信以及方舟子的文章，不會看不出我那句“原來流氓也會遺傳的”這句話只不過呼應您未更改過的標題。得出于建嶸是流氓的結論，不是源於他的小說，而是根據他現實生活的表現。
至於小說是否有現實背景，讀者自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沒有懸念的是：反共的肯定認為現實的，把看《白毛女》的PLA士兵與明鏡網上的跟貼者類比，可能更恰當。
作者創作是否基於個人經驗，這裡也附加一份作者網絡資料，讀者自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說于建嶸是流氓懦夫，是基於附在這裡的于建嶸的辱罵信和道歉信。
以蜜蜂多維原貼後的跟貼結束本文：
不信民主不信教說：“蜜蜂，這個作者是個流氓。至少他有流氓思路。”
蜜蜂說：“中國已經不是共產黨國家，老流氓們要死了！”
不信民主不信教說：“流氓已經不再鬧共產了, 轉鬧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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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
方舟子：
為了滿足你充當“學術法官”的理想，我把新完成的專著《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發給了你。在這部57萬字的著作里，不僅有我的研究報告，還有我從2000年至今的調查訪談筆錄及各級法院的判決和廣大農民寫的各類材料。我原認為你是一位受過教育和有起碼良知的人，你會對衡陽縣維權抗爭的農民是不是“嚴晉”之流描寫的“地痞流氓”有一個基本的判斷。然而，你沒有給我任何回音。我知道，這是你慣用的手法。有許多學者受到你以學術打假的名義傷害後，你就是採取這種方法來對付他們的。這一次你失算了。因為，我從來就不把自己當成一位學者，也從來沒有打算在學術界討生活。我是一位通過當律師和經商解決了溫飽後，為實現研究工農大眾生存狀況這一理想而混進學界的邊緣人。在我這裡，你所熟悉的那些學者的道德顧慮和生存壓力根本不存在。為了研究中國的工農問題，我連坐牢流放的打算都有，還怕因得罪你這樣的人渣而影響所謂的社會形象或地位嗎？！而且，我還是一位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湖南人。因此，如果你不能就我頌揚的衡陽縣維權抗爭農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決”，那我就要告訴你，從你亂咬人的性格來看，你是你母親與嚴晉這些地痞流氓亂交結下的怪種。如果你認為我的這些話傷害了你，你可以到我戶籍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訴我，我十分盼望用你的起訴來炒作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于建嶸
身份證號：430404196209010539
住址：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通州區華興園17-551
2005年10月14日
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
方舟子：
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位學者，更不是什麼學院派的“著名學者”。我寧願做你們所說的“地痞流氓”也不願意象你及嚴晉之流又當婊子又立牌。你們的學術道德規範不就是根據什麼“新華社資深記者”的幾天採訪來否定我幾年的跟蹤
調查嗎？！你動不動要那些被你攻擊的人尋找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就是“無力反駁”。現在我說“你是你母親與嚴晉這些地痞流氓亂交結下的怪種”，你也可以找證據來說明自己不是啊。事實上，你提供不了任何證據。那是不是你已經承認了自己就是一個“怪種”呢？！這就是你的流氓邏輯。我知道，對付你這樣的人渣，絕對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你認為我是利用你這樣的“名人”來炒作自己，算你說對了。只是還不夠，你有膽量就到法院來告我。你現在以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失去信心為由而不來成全我。那好，你公布自己的地址和身份，好讓我到你有信心的美國法院來告你。我現在美國本來就無聊，有你陪着玩是件再好不過的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于建嶸
身份證號：430404196209010539
住址：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通州區華興園17-551
2005年10月14日
于建嶸致歉信
方舟子：
今有友人告知，網上流傳我侮辱你是“雜種”的信。我即上網查閱，看後驚異。現就有關情況說明如下：因我10月2日才從中國國內來到洛杉磯，8日才到波士頓，而原來租住的房子在6月回國後退掉了，只得暫時借住一位在波士頓打工的朋友家。朋友家沒有有線上網設備，而我的電腦（三星Q10）又不能無線上網，哈佛費正清中心剛搬新館分給我的辦公室前天才定且沒有電腦，所以，這些天我只能用朋友的電腦上網收發郵件，有時就直接委託他回覆郵件。我在10月14日曾委託他用我的郵箱給你發了一部新書文稿，就去參加有關學術活動去了。走時他說想幫我噁心一下方舟子，我就授權他寫信一封給你，表明我非主流學人，希望通過法律方式解決我與“嚴晉”及新語絲之間爭論。不想這些信言辭如此激烈，並無故地傷害了你的母親。在此，我向你表示歉意，並願意承擔全部責任。
然而，我仍然認為，新語絲網站發表的“嚴晉”一文用道聽途說對我進行誹謗，是需要有一個公正的了斷的。雖然你會強調要為舉報人保密，但你認為這樣對我公平嗎？因為他的信公開發表後，無論我如何辯解都無法抵消對我的實際傷害；就是今後證明我是清白的，因他處於隱身狀況而對他也不構成任何影響。網絡作為一種媒體，也應遵守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基本原則。而且，對於什麼人應承擔什麼責任的問題，也需要一個公正的法定機構來裁決。以上是我的意見，希望得到你的答覆。此
于建嶸親筆
2005年10月17日
答于建嶸致歉信 — 方舟子
四天前收到于建嶸《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時，讓我吃了一驚。現在收到于建嶸的致歉信，卻讓我感到哭笑不得了。他為了解釋為何接連兩封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能以他的名義、從他的電子信箱寄出，講了這麼個離奇的、“授權朋友寫信”的故事。只是這個故事漏洞太多，難以自圓其說，這還不如乾脆怪到有黑客盜用其電子信箱更令人信服：
一、于建嶸聲稱他暫住“朋友家沒有有線上網設備，而我的電腦（三星Q10）又不能無線上網，哈佛費正清中心剛搬新館分給我的辦公室前天才定且沒有電腦，所以，這些天我只能用朋友的電腦上網收發郵件，有時就直接委託他回覆郵件。”但是查于建嶸（或其“朋友”）發給我的信的IP地址，都屬於麻省劍橋Comcast有線電視通訊公司的網絡，也就是說，這些信都是通過有線電視公司提供的寬帶網絡發出的，並非無線上網。（美國許多家庭自己都設置無線內部網絡，但是都通過有線寬帶網絡與互聯網連接，也可以直接有線上網。這和中國直接與衛星連接的無線上網不是一回事。）
二、于建嶸的“朋友”與于建嶸的關係可真是非同小可，不僅替他收、發郵件，獲得全權授權給我寫謾罵信，公布于建嶸的住址，邀請我去告于建嶸，而且還有于建嶸的身份證和工作證在手，替他掃描了發給我。他可以不經于建嶸的確認（比如在電話里向于建嶸把信的內容念一遍），就發出《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而且在該信引起反彈後，又不向于建嶸匯報，瞞着于建嶸再次發出《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按于建嶸的說法，他只授權寫一封信），再次邀請我去告于建嶸。因為15日《新語絲》月刊出刊沒有更新新到資料，《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沒有即時在新語絲網站登出，他又迫不及待地貼到“世紀中國”網站上，而且臨時註冊了多個新網名不停地為于建嶸辯護和謾罵我。如此深受信賴、忠實得幾乎與于建嶸合成一體的“朋友”卻偏偏不向于建嶸透露信的內容和反映，以致于建嶸還要在時隔多日後從別人那裡得到這些消息（“今有友人告知，網上流傳我侮辱你是‘雜種’的信。”這個“友人”顯然不是替他寫信的那個人，否則不會用“網上流傳”這種旁觀者的說法）。這是多麼奇怪的“朋友”關係。
三、從于建嶸電子郵箱寄給我的《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和《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都是用WORD程序寫成，以附件的方式寄來。查文件的屬性可知，三個文件都是用同一個屬於“于建嶸”的電腦程序寫成，文件創建者為“于建嶸”，單位為“CASS”（中國社科院的縮寫）。也就是說，如果這兩封信不是于建嶸本人寫的話，那麼只能是：于建嶸的“朋友”為了讓我確信兩封信的作者都是于建嶸，不敢用自己的電腦寫信，而是先用于建嶸電腦里的WORD程序寫了兩封給“雜種方舟子”的信，然後再轉到自己的電腦上網發出，可真夠費心的。
四、這兩封信既然是用于建嶸的電腦寫成的，就存在于建嶸的電腦里，怎麼于建嶸還需要“上網查閱”才能看到？就算于建嶸不知道他的電腦里有這兩封信，那麼在他再次借用“朋友”的電腦上網給我寄出致歉信時，也該知道了（發致歉信的和寄謾罵信的為同一IP地址，也即于建嶸的“朋友”的電腦，並非于建嶸從別處上網）。所以，我想，讓于建嶸“看後驚異”的當不是這兩封信，而是這幾天由這兩封信引起的反應使他的頭腦有所清醒，明白了他此後將難以再以“學者”的面目出現，其性質惡劣到讓原先對于建嶸還頗有好感的人難以置信他會寫這樣的信，懷疑是否是偽造，於是于建嶸就來了個順水推舟，怪給了“朋友”。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的藉口。比如最近我發現黃磊剽竊我的文章，他就解釋說是他的“小妹”替他寫文章時，不懂規矩引起的。
《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讓我們見識了一位流氓，而這封《致歉信》卻讓我們見識了一位敢做不敢當的懦夫。不管怎樣，于建嶸現在是後悔自己或授權其“朋友”寫了那樣的信了，這倒是要讓這幾天來就跟服用了興奮劑一樣上竄下跳不停地為于建嶸的謾罵喝彩的楊“良心”楊支柱之流失望的吧。
至於于建嶸要跟我談法律問題，我沒有興趣，因為那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做過律師的于建嶸不該不知道。另外，今日我才知道，原來《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中留的于建嶸北京地址，是他在社科院博士後公寓居住時的舊地址，我如果真按那個地址去打官司，可就上了個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