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国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这话说的很有道理，看待历史，每个人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版本，并以这个版本为依据试图影响他人，这就是历史观。本文是百度历史吧网友“顺流耶逆流矣”的长贴《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现代人物言论》的整理版，该贴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视的近现代人物言论，主要涉及从北洋时代至共和国前40年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局中人。资料库是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的微缩资料，CA000037以后的细项。引述此文，并非赞同文中摘录的内容，只是作为参考。作者也承认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里摘的，一般是会议发言、党组内部的通气会，或者恳谈会，都属于相关高层内部的消息传递，一般比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见诸公开媒体。我党照稿宣读的，文采比较流畅的，一般出现在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上。二者属于不同的信息传导类型。

台湾篇：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

“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不能说和成功。对日方面，近一年来有些成绩，尤其是在满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情报较多，也较能切合战况，这是领袖比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党同仁的高度评价。但在对匪（指中共）方面，我认为，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大的成绩，甚至比（民国）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还要退一大步！我的这个说辞，不是没有依据的：就以匪之领导体制为例，甚至到了（民国）二十九，我们的情报系统，仍认为逆毛（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的诬称）不过是匪之头领之一，并专职于党政。（民国）三十年，我们从太原递交的消息，还宣称逆朱（指朱德）主军，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宪）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领导人）主情报……即所谓‘五头领’体系。现在看来，这个匪情判断，何其荒谬，又是何其失实！当下，我们已知，逆毛至迟，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匪帮整顿，成为集权之第一人。所谓某某主军、某某主政等，不过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研判而已。试问，连匪之领袖体制尚混沌不知所谓，我们又怎能在请报上战胜之？所以我要说，对匪之成绩，我们做得很差。”

——朱家骅，原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3年4月《我们的成绩与教训》

注：

国民党中统方面，针对中共的领导体系，一直到1941年左右，还坚持认为是毛、朱、王、秦、周“五马拉车”，并据此制订了诸多挑拨、离间计划。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的风声传出，中统才确认自己此前“研判失误”。

"这次毛氏出访（指1957年毛访问苏联），在国际间反响颇大，在国内（指台湾内部）更引得群起关注。舆情普遍认为，毛氏的这次出访，加深了与赤俄（指苏联）的关系，深化了起国际赤色集团的联盟，很成功。我今日想说两句不同见解，供各位同仁参考：首先，毛氏此次出访，正直赤俄内部权力争斗的峰值时间，俄酋郝氏（指赫鲁晓夫，台湾当时译作郝库夫）急需在国际赤色集团中，寻求政治支持。而毛氏在国际赤色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已作古的斯大林，正是郝氏最合适的背书者；第二，正是基于第一点，这次毛氏出访，表象必然是赤俄极尽热情，而毛氏居主导地位。但赤俄、匪帮（指中共）双方的国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础力量远大于匪。毛氏的主导地位，是对基础国力的颠覆，起根基是不稳定的，必然在某个时间引发赤俄的反弹；第三，毛氏本人并无妥协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便屡有怨怼的言语。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会自任国际赤色暴乱的总头目。但赤俄毕竟国力鼎盛，郝氏随一时有求于毛氏，却必然不会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时刻，双方必然产生领导地位上的冲突。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次毛氏出访，不仅不是赤色同盟巩固的表现，恰恰有可能是其冲突爆发、甚至消解的先兆。一个组织，当内部权力与地位发生颠覆时，或者进行领导体系的世代更迭，或者从内部瓦解。这是必然的规律，赤俄与匪，也避免不掉的。"

——连震东，原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原、“国安会”国家建设计划委员，1958年2月《对近期形势的一些个人研判》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叶楚伧，原《民国日报》总编辑，原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mao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mao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赤共是在示好（指《血战台儿庄》公映），而非本质之转变。我军为抗战之中流砥柱，这个是历史真相，赤共承认与否，都不可改变。而赤共之避战、畏战，以抗战为名，行颠覆政府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赤共之非民族本性决定的，不会因一部戏的上映而转变……赤共之非民族的本性，通过另一部戏（指《河殇》）表露无遗。在这部戏中，赤共彻底的否定了我中华民族之传统精神，彻底的否定了我中国人民千百年传承之文明，彻底的否定了我统一之中国存在的价值，这种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否定，让赤共之民族虚无主义本性无可遁藏……前者（指《血战台儿庄》）之上映，为赤共策略妥协之举措；后者（指《河殇》）之广播，则代表赤共的真心本意。其断绝我民族之根基、否定我文明之道统的内质，是永远不会转变的！”

——陈奇禄，原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原中华民国文建会主任委员，1986年11月21日《第四次报告会上的讲话》

注：1988年，中国大陆上映了两部引发强烈轰动的影视作品，一为《血战台儿庄》，一为《河殇》。前者，因其为中国大陆第一步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历史的电影，且对蒋的演绎客观平实，未刻意丑化，对战争细节的描摹精致到位（甚至远超过今日的各种抗日神剧），在台湾地区引发强烈反响，受到国军绝大多数国军老兵的肯定。后者，因其对中华农耕文明的系统性批判、对中国传统大一统集权体制的深入抨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悲观性叙述，而引发台湾知识界的强烈不满与指责，并由此引申至指责中共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矮化情结”。

“我们反对它（指《河殇》），是否算侵犯言论自由？我的意见，不算。言论自由是建立在道德底线基准之上的，当某个言论信息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的可判别性伤害时，它就超越了可自由传播的范畴，从而具备了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

……

这部戏（指《河殇》），以其很大程度上基于谬想的荒诞论据，彻底否定了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对炎黄子孙赖以传承繁衍的道德情操进行诋毁性的攻击。它造成的社会伤害、心理伤害与文化伤害，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为过

……

中共方面任由这样的戏大肆播出，甚至在官方层面高唱赞歌，除了彻底的暴露其反民族、反中华文化、反传统道德观的本质外，实在没有其他解释

……”

——郭为藩，原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长，1987年1月2日《在传统文化恳谈会上的发言》

"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我中华民国传承华夏千载之道统，是现代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断不容意图分裂国家、割裂国土者猖獗

……

谕令：

我部各直属分部、别部、特种警备署，兼驻境外之各情治部门，均有严密关注、审查、检举、抓捕任何持台独、台融（指1980年代前，台湾部分人持有的融入美国联邦的提议）、一边一国立场之坏分子。各部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可进行非预审性抓捕。凡涉及外务交涉事宜，均由所在国使领馆人员负责。此令无准定时限。"

——陈守山，原台湾东部地区警备司令，原中华民国“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原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部司令，1982年1月1日《特备一号令》

注：197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整体关系趋缓，台湾各界对国民政府宣称的“反攻大陆”感到无望，一些倾向于台湾独立，或加入美国联邦的团体趁机大肆制造舆论，一时形势紧张。

1981年3月，蒋经国亲自对台情治部门下达指令，要求“以任何手段，消灭发表台湾独立、台湾入美等反动言论的消息源”。

1982年元旦，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守山向下辖各单位下达《特备一号令》，资料研究界又称“特杀令”。据台湾某些研究者称，该令间接导致数千“独立斗士”非正常死亡。

1990年代末，台湾曾有团体要求追究陈守山的“反人道罪”，遭到台军方将领的集体抵制。

“有人说我是变色龙，不错，对于政治气节这个东西，我坚持的不够。在李前主席（指李登辉）当政的那几年，我曾顺从过某些台独的主张。其实，我本人对是否独立，并不是很敏感。毕竟，在这个岛上，独立或不独立，实际上都取决于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悲哀吧。但是现在，我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表示支持统一，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再搞模糊。因为现在我不需要违心了，不需要因为选票而屈膝了，不需要为了迎合中间票仓而说鬼话了。放下这一切，我发现，我实在无法将海峡这边，与那边，看成两个不同的国家。我的父亲生活在那边几十年，我也在那边出生，我实在无法设想，将来有一天，史书上说我的父亲是外国人，而我是台籍外国人，这个真的不行啊。年纪大了，对政治看淡了，就更加重视文化、历史、血脉……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是截然中分的。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宋楚瑜，原中华民国台湾省省长，原亲民党主席，2008年4月《答媒体朋友问》

“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前有这么多的所谓呛声民众，你问我的心情？那好，我告诉你，我的心情好的很，好的出奇！这些人呛声，正说明我今日的举动，戳到了他们的神经。什么神经？台独的神经！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指李登辉）不同，他在先总统（指蒋经国）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指中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厥他老母！”

——郝柏村，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9年4月3日《临行前的感言》

注：1999年4月3日，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起程飞赴大陆，开始返乡扫墓之行。

因其特殊身份，这次大陆行在台湾的独派中，引发强烈反弹。

当日，上千名台独民众聚集在机场，要求郝柏村“不得离开台湾”、“不要出卖台湾”，场面几近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