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国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这话说的很有道理，看待历史，每个人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版本，并以这个版本为依据试图影响他人，这就是历史观。本文是百度历史吧网友“顺流耶逆流矣”的长贴《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现代人物言论》的整理版，该贴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视的近现代人物言论，主要涉及从北洋时代至共和国前40年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局中人。资料库是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的微缩资料，CA000037以后的细项。引述此文，并非赞同文中摘录的内容，只是作为参考。作者也承认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里摘的，一般是会议发言、党组内部的通气会，或者恳谈会，都属于相关高层内部的消息传递，一般比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见诸公开媒体。我党照稿宣读的，文采比较流畅的，一般出现在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上。二者属于不同的信息传导类型。
大陆篇2
“我们工作的性质，
要求我们要保持冷静，
而不能跟着舆论的指挥棒起舞
……
这次这个事情（指1991年日本冲绳地区举行“独立公决”），
我们怎么看呢？
原则上来说，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当局剥削与压迫的行为，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定性，出了这个厅，我是不认的，我是支持日本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全场笑）；
实质上说，它是当地人面对庞大资本流通性造成的失业、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等情况，产生的由失望到厌恶、由厌恶到反抗的自然转向，这是当下民族国家内部很常见的地域独立行为；
再有一点，这是冲绳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反对充当霸权主义国家战争桥头堡的正义举动，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它是这样（全场笑）
……
我们没有支持它，
我们仅仅是理解当地人民的呼声，
理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们希望人民的呼声得到关注，
我们为此而努力
这是人道主义，和政治无关（全场笑）”
——杨振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原全国人大中日友好小组主席，1991年7月《我们该如何表态》
注：
1991年6月7日，日本冲绳地区举行“争取人民独立权利公决”，又称“独立公决”。日本官方认为此举“明显违宪”，宣布不予承认，并逮捕了57名“重要执行者”，从而引发当地的一系列骚乱。
中方呼吁日本政府保持冷静，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倾听人民的民主呼声，并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叶利钦骂我们，美国人也骂我们，骂我们贪得无厌、趁火打劫，同志们很气愤。
人家骂得对不对呢？要我说，是对的。
我们确实很贪嘛，单我批条子，就从收了300多人，都是顶尖的专家。
据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也批了不少，有的还是咱们的大使偷偷带回国的。
我看，这个要嘉奖嘛（全场笑）。带回一个专家，比带回几卡车军需更要紧嘛。
截止到今年，咱们收容了多少人，这个是机密，不能对同志们说……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级不够嘛（全场笑）
这就是趁火打劫，我们要承认。
谁让你自家乱了（指苏联解体），自家打得热火朝天，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不许邻居沾点小便宜？
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善邻，还是标准的恶邻，差点跟咱们兵戎相见的恶邻嘛！
当然，今后的局势，谁也说不好。
研判所（指国际关系研判中心）有人预测，咱们和老大哥，还有接近的时候。
毕竟嘛，美国人还虎视眈眈嘛。
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门清净了，咱们再合好。
至于当下，该伸手，我们还是要伸手，这就民族利己主义。
谁说无产阶级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7月《骂就由他骂》
注：
1991——1994年间，中国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混乱的时间，先后吸收原苏联军工复合体领域技术人员、武器专家等超过5000人（据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为7429人），由此引发俄罗斯国内军工领域的严重人才匮乏。
1993年2月，叶利钦曾就此，专门向中国表达不满，并要求中方“释放被绑架的俄罗斯公民”。中方回应“中国没有权利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自愿来华的外国公民入镜”。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
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
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
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
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
亏吃了，日子还得过。
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
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钱其琛，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部长，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
“同志们辛苦了！
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敌人的持械封锁，你们坚持了下来，没有消沉，没有软弱，这是可贵的。你们都是英雄！
听说有的同志私下说，我们的船上有‘脏东西’，说人家查我们，也许是对的，等等。
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老百姓，可以随便猜随便说。如今不是不让人说话的年代。
但你们是军人，是共和国的军人。你们的使命是忠诚，你们的任务是服从。
在你们这里，怀疑与疑问，是禁区！”
——刘源，原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总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庆功宴上多说两句》
“最近气氛不太对，说怪话的不少。
有人跟国外媒体一个调调，说咱们逼得太紧（指1995、1996年中国两次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让那个小岛子里团结了，适得其反。
这是屁话！
它团不团结，是它的事。中央怎么处理，轮不到它说三道四。
它团结也好，不团结也好，提两国论就是挑衅，就是反叛，就是要打击。
几个导弹就团结了？好啊，都团结起来，把目标集中起来，让我们认清谁是同胞，谁是敌人，我们的法宝是统一战线，朋友多就多统一，朋友少就少统一，没有朋友，就打出朋友来！
50年前我们不怕，如今有枪有炮，我们难道就怕了？
所以说，是屁话！”
——固辉，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96年《统一思想，从内部开始》
“这件事（指俞强声传闻被杀），是媒体需要揣测的问题，它是一个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这个人（指俞强声）是个契机，他促使我们做了一次大扫除，调整了班子，完善了系统，这是我们的收获。这种事（指俞强声叛逃事件）常有，老同志们都清楚，你来我往，这是常态。损失有的公开了，有的没有。参考室（疑指国安部十一局文书情报资料中心，编者自注）可调档，有权限设定，同志们可以参阅。
……
做这个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没有意义。防不胜防，我们干的，别人干的，只要有这条战线，就没有止境。总结的教训，吸收的经验，当然还有政治上的损失或收获，这些是系统性的东西
……
要关心，不要过于关心，精力用对地方，珍惜职业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谈，同志们还是要认真对待。”
——谢皖（疑化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局长（未经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
注：
1987年5月，法国里昂地方媒体，第一次透露原中国国安部干部俞强声，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杀死亡，并暗示凶手为“具有受害者原职业背景的人”。伺候，数家海外媒体相继报道此事。但中、美双方均为对此表态。
谢皖，疑为化名，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分析，疑为1993——1998年间公安部领导班子成员之一，具体存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即所谓外卫行动局，也即西方舆论界称“掌握中国数百万海外留学生、务工人员间谍”的机构，但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此机构存在，故存疑。
“震动很大，尘埃尚未落定。这里，不谈所谓人人自危的问题，这是个现象，谈与不谈没有意义。组织排查，和行动甄别，这是强制性的，没有缓和的余地
……
有的时候，让心思安静些，不是坏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现在该想的。想与不想，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这个领域，残酷不是时效性的，是常态
……
先把智慧、聪明都放掉，有一说一，不要画蛇添足。
这是个系统性的组织工作，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特殊化。
理解，或不理解，都是个人问题，收起来，服从。
这是一切。”
——许永跃，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1999年11月《特别发言》
注：
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牵连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和总后勤部军械部大校局长邵正忠等人，造成极大政治地震。
1999年7月起，大陆军界和各情报系统开始为期长达五年的“全面整肃”。据西方情报机构分析，有超过13万人被降职、撤职、审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小组讨论可以自由，话题可以开放，不设禁区，但注意，记录要备案，不要公开。大家的问题归纳一下：
一是（驻南联盟大使馆）里有没有我们的技术小组？
二是（使馆被炸）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情报？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莫须有吧。（f117）被击落后，我们确实来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是否在（驻南联盟大使馆）里面搞东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个问题，我确定没得到情报。这次事件很突然，层级涉及复杂。真相需要组织上的调查，预计时间会很长。大家现在要稳定情绪，而不是吃后悔药。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重的任务。大家要坚持……”
——吴建民，原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善后工作的讨论会》
“我们不需要真相，换句话，组织上的结论就是真相。
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国的驻外使馆，等同于侵犯我国领土。
性质就是这样，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许继续争论。
至于日后的解密，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这个定性，我们开展工作。
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静，要沉着，就这两点要求。
再说一遍，性质确定了，这就是真相！”
——马振岗，原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参赞，原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紧急动员前的一些意见》
“这件事（指刘广智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不需要讳言。钱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这两点最近经常讲，我不再赘述。我现在强调的，是组织规范与原则问题。最近几年连续的风波，暴露的就是组织上监管失范的问题。有些人反感组织监督，反感人身监控，反感行动管制，甚至有些负责干部主要反对组织监管。我们最近的整肃，就是要打掉这种势头
……
你反对可以，你可以脱离组织，脱掉军装。现在不是20年前，你去经商、去任教、去当打工都可以，选择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组织内的级别待遇，舍不得这身衣服，你就要服从，坚决的服从！
……
今后，组织条例的执行将从严、从重、从速，不要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种氛围下，任何举动都有被放大的可能。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这个上面。套用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林红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十九师政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军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2004年11月《关于组织监管的训话》
注：
2004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被捕，并曝出其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传闻。伺候，刘被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1990年代末起，大陆军界连续曝出重量级情报泄露丑闻，涉及多名重要将领。由此，军队内部掀起来长达数年的“整肃”。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斗的下场吧（全场笑）
内部讨论，我就不再自我批评了。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两点疑问：
一是，我是不是瞒报了疫情。这个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隐瞒，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个人来说，我没有瞒，也瞒不住；但组织程序上说，我隐瞒了。至于原因，大家可以讨论，我不想留档（全场笑）
二是，我绝不绝的冤枉。应该说，不冤，这个是真心的。谁坐在这个位子上，发生了这样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过之类的话，同志们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应该这种提法，没有意义的。”
——张文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原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2003年6月《党组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内部，我们没有隐瞒。真实原因，必有一个扩散的层级。我将可以说的，告诉大家，也请大家注意组织纪律
……
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敌袭，没有所谓不明国籍舰艇，基本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舰艇内）三级摄氧阀门都没开，1—7仓封闭，内部无应力，氧气耗尽大约在8分钟以内。（事后检查）所有人出现重度窒息，没有物理中毒体征。另外，（窒息人员）有四肢蜷缩、掐顶咽喉的遗留动作，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征。医疗部肯定，没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学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结果。这是操作失误，就是这个结论
……
请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猜测，直接调查文档，将在适当范围内公开，部分同志可以申请查阅。
至于我本人，服从组织决定，没有话说。”
——陈先锋，原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舰队政治委员，2003年5月1日《在检讨会上的汇报》
注：
2003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训练时，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于5月2日发唁电，对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官兵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361潜艇特大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给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陈先锋行政降职处分，同时分别给予其他8名有关人员以行政撤职、降职等纪律处分。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注：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决定，不再审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结果，Google将在未来几周时间和中国政府谈判，要求能够在中国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审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这个事情（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这些年，其实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们搞摩擦。它的运营方式，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们搞动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钱来支持这个所谓自由捍卫者嘛。这就是墙里失地墙外补，反正它不吃亏嘛
……
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心态表态的程序。这个东西，实质意义其实不大，避开监管的方法很多，更何况，外面（指国外的一些组织）有那么多人免费教嘛（全场笑）。
但我们依然要坚持，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坚持。我们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搞，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没错，这就是思想对抗，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打游击战。同志们，要认清这一点，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蔡名照，原新华社副社长，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0年4月《在年轻干部培训课上的讲话》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
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为什么驻军是必要的？
首先一点，毫不遮掩的说，我就是要去占领你。
这一百年，你过得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敌占区。
没错，是敌占区。
这一百年，英国人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少：
抗战前，拉着日本压我们（指英日同盟时代）；
抗战后，靠着美国压我们；
从东北到西南，哪有乱子哪有它；
它不是敌，谁是敌？
作为一百年的敌占区，如今回归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领，这可能吗？
第二点，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国，就是靠了三个统一：
军事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
这其中，军事统一是第一位的，是党指挥枪的前提。
你说是军事强权也好，是集权政体也罢，这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必然，没有军事统一，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认我是中央，就要接受这一点。
无论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国两制，作为我国基本国防体系的一环，就不允许你独善其身。
以上这两点，中央已经跟他们（指香港政、经界要人）明白地讲了。
话可以好说，但事不能不做……”
——迟浩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们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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