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东方君子，美国，西方流氓。

    2001年，当9·11后美国陷入恐怖主义袭击的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反恐政策与行动均予以极大的善意支持，中国同美国在情报交流、地区事务等方面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当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有效缓解了国际经济震荡对美国经济的反冲，同时还与美国积极开展新能源产业的研发，并适时增持美国国债，其持有美国各类债券数量居世界各国之首。中国的这些政策和行动无疑对美国是有利有义的。

    然而，当美国的反恐战争压力稍稍缓释，金融危机阴影渐渐摆脱之时，美国政府里的一些决策者和政治精英们，开始背弃中国的善意而欲以“敲打中国”为要务，诸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售台武器64亿美元, 以及公然邀请达赖造访白宫等问题均由此而跃出水面。

    法制精神本来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一种源泉，它也是美国赖以立国的重要精神文本。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可通过订立各种形式的法制来建立起更趋于合理性的规范。这个规范一经建立，规范以及建立规范的法制都是必须得到遵守的，否则规范就不存在。很大程度，遵守法制就构成了这种规范关系的道德基础。然而,在设华政策上, 美国只讲自身利益从不讲法制。

    诸如，炸我驻南使馆，南海撞机事件，以及最近的售台武器64亿美元,公然邀请达赖造访白宫等问题。

    正如法制的起源在于本着这样一种理念，即集体的力量必定胜过个体力量，从而在最初的生存与竞争中达到某种胜利的目标，在安全环境愈益复杂的当代全球性国际社会，各国为了最有效、最方便地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也非常需要寻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助联合，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与约定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中美相互关系中，同样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法制约定。其中，赖以作为基础的，则是在1972-1982的十年间发表的三个联合公报。依据这三个公报，中美之间得以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合作的国家间关系。在这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中美正常交往的基本规范得以确立。

    特别是，三个公报之一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的解决。

    这一公报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前一阵仍宣布要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64亿美元的各类武器。这不得不使人怀疑美国政府只对美国自己遵守的法制契约。

    中国人的文化源泉里，虽然不像西方人那么注重契约精神，但中国人似乎更讲究信义，在中国人的字典里，这种信义往往是指一种无形的，不需要形诸文字的精神约定。比如，现在中国完全可以用抛美国国债这张牌来报复美国对台售武，及公然邀达赖。可是，我们是东方君子，而非西方流氓。我们至今不曾用此大棒。反观美国，它是绝不会放弃台湾的，否则它美国佬还真找不到牵制中国的王牌。

    实际上，如果美国国内某些精英意欲通过售台武器挑拨离间两岸关系进而制衡中国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过时的舞蹈。而更有影响的是，美国政府动辄便欲向台湾出售武器，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在中国民众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信誉，落下背信弃义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