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毛澤東思想的“三大來源”
據說，偉人的思想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來源。比如，馬克思主義就有三大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我們援此來看毛澤東思想，也不難找出其三大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國貨，那就是秦始皇。毛澤東對秦始皇素有好感：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批駁反右運動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非議時說，“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當郭沫若對始皇帝不敬時，毛澤東曾寫詩申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須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後返文王”。
從思想上看，毛澤東首先繼承的是秦始皇的郡縣制和相應的戶籍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天下分為郡、縣兩級。郡設守、尉、監（監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輔佐郡守，並典兵事。郡監司監察。縣，萬戶以上者設令，萬戶以下者設長。縣令、長領有丞、尉及其他屬員。郡、縣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縣以下有鄉，鄉設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訴訟和賦稅，游徼掌治安。鄉下有里，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里有里典，後代稱里正、里魁，以“豪帥”即強有力者為之。此外還有司治安、禁盜賊的專門機構，叫做亭，亭有長。兩亭之間，相距大約十里。 在戶籍方面，早在秦獻公十年（前375年），秦國就建立了以“告奸”為目的的“戶籍相伍”制度。後來商鞅規定，不論男女，出生後都要列名戶籍，死後除名；還“令民為什伍”，有罪連坐。秦律載明遷徙者當謁吏轉移戶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統治時期，戶籍制度趨於完備。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令男子申報年齡，叫做“書年”。據云夢秦簡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載明戶籍,以給公家徭役，叫做“傅籍”。書年、傅籍，是國家徵發力役的依據。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即令百姓自己申報土地。土地載於戶籍，使國家徵發租稅有了主要依據。戶籍中有年紀、土地等項內容，戶籍制度也就遠遠超過“告奸”的需要，成為國家統治人民的一項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級爵，以賞軍功。國家按人們的爵級賜給田宅,高爵者還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權(見爵制)。爵級載在戶籍，所以戶籍也是人們身份的憑證。
毛澤東時代，也將天下分為省、縣和公社三級，其官職設立也與秦相似而更加細微。在戶籍方面，也繼承了秦始皇的做法而變本加厲。毛澤東時代，戶籍非常嚴，嚴到你根本沒有任何自主選擇的餘地。有個城鎮戶口，就意味着有糧票，你沒有這個戶口，你就寸步難行。那個時候沒有出門做生意的事情，如果有人這樣做，那就叫投機倒把，抓住就要批鬥。也沒有什麼出門打工的事情，農民要想出門做手藝，要給生產隊交錢，要大隊裡開證明，證明不是壞人。毛澤東時代的戶籍制度徹底控制了農民的一切自由，所以那個時代的人特別聽話，上面說一句，下面馬上一片歡呼，上面開個黨代會、人代會，或者毛主席發一個指示，人民群眾馬上連夜起來上街遊行。人人都怕當落後分子，因為你一旦成了落後分子，你甚至可能會性命不保。 正是這一規定，剝奪了占總人口85%的農民——隨後不久便是所有中國人——的遷徙自由權利。這部嚴重影響了20世紀後半期多數中國人生活乃至命運的基本制度，對社會生活與社會結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勝過秦始皇的地方是在戶籍制的基礎上，又發明了檔案制，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將單位人變為他可以任意定義和處置就工具。
其次，在文化專制上，毛澤東思想也可追溯到秦始皇那裡。秦始皇對思想言論自由深惡痛絕，原因是他們“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引證《詩》、《書》、百家語，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他同意丞相李斯請求焚毀《詩》、《書》，消滅私學，“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於是就發生了焚書事件。第二年，又將有不同意見的四百六十多“儒”坑死。從而實現了言論齊一。
毛澤東對此很是欣賞，積極效法且青出於藍。其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的工程，更是是深謀遠慮和無微不至。秦始皇只不過燒了一些諸子百家和方士的竹簡，而毛不但焚書、以破四舊之名摧毀傳統文化，還禁錮人民的思想“在思想領域實行全面無產階級專政！”換言之，毛澤東並不在乎在肉體上消滅知識分子——因為那是秦始皇的做法，太小兒科，不足以體現自己超過對方一百倍。他要做的是在思想上改造知識分子，讓其老老實實全心全意為新政權所用。也就是說，他不用焚書，而只要知識分子讀他以為應該讀的書；也不用“坑儒”，只需要知識分子照他的意願改造自己思想，重新做人。
第二個來源則是斯大林的專政社會主義。不可否認，毛澤東與斯大林有過很多歷史積怨，但在斯大林死後。毛澤東卻高舉斯大林的旗幟，甚至至死不渝地捍衛斯大林。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體系與斯大林頗多接近，兩人在取得江山後的統治策略和農民政策上，幾乎是一脈相承的。
這首先表現在專政的殘酷上。斯大林為了實現自己獨裁，掌權後對黨內持不同意見者大開殺戒。殺了幾十萬優秀共產黨人，領導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15人被處決。基洛夫是被暗殺的，從今天披露的資料看，這個暗殺也是斯大林策劃的，所以基洛夫也是大清洗的受害者。基洛夫死後，斯大林藉口破案，反手把布哈林等黨內元老送上了刑場，肅清了政敵。對於不願意集體化的農民，斯大林鎮壓得更殘酷，共計有230多萬人勞改和監禁，76萬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
這方面毛澤東也心有靈犀。建國後，從“高饒事件”開始，他就開始了對自己同僚的整肅：十大元帥中，除羅榮桓外，其他都遭到過他的整肅。而他選定的兩屆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更是死於非命。至於尋常百姓家，就更不在話下了，僅就幾次大的運動而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約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反右則打出“右派”五十五萬，涉親屬數百萬；“文革”處決13.5萬多，非正常死亡172.8萬，武鬥死亡23.7萬多，傷殘700.3萬，摧殘家庭7.1萬多，獲平反的約300萬，被關押過的有420多萬，受株連者上億人。
其次，在推行工業化方面毛對斯大林也多有繼承。斯大林獲得為了重工業高速發展所需的資金，就必然要提高積累。而提高積累率的一個重要辦法就是靠剝奪農民，即靠農民的“貢稅”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斯大林在1926年黨中央四種全會的報告中就專門談到工業化資金來源問題。斯大林提出，蘇聯工業化的資本不能像英國靠數十年數百年掠奪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資本，也不能像德國在普法戰爭後靠索取賠償來加速工業化，更不能走俄國接受奴役性的條件下獲得外國貸款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而是要靠蘇聯國內積累解決資金問題。到了1928年工業化開始之際，大量資金來源已成為十分迫切的現實問題了。內部積累究竟靠什麼，斯大林在1928年7月9日在《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的演說中回答說：這種內部積累的源泉是農民，明確提出了貢稅論。斯大林通過貢稅這種強制性的辦法，使農民一半的收入交給國家。據估計，一五計劃時期，從農業吸收的資金占用於發展工業所需資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毛澤東為了快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也採取斯大林依靠中央“高度集權和高度計劃體制”來剝奪農民——“內捲化”完成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工業化道路。農民在國家工業化中被迫完全喪失自主性，成為國家工業化的工具。在不長的時間內，“剪刀差”轉化為中國國家工業化的巨大動力，中國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業體系、農業體系、國防體系、教育體系、文化和思想體系等等，並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國家自主性和自主權充分實現，被殖民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但這種以犧牲農民自主性為代價而獲得的國家自主性，按照毛澤東建國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應該結束，由“以農補工”轉而實現“以工補農”，但直到毛澤東去世也沒有改變剝奪農民的工業化戰略，國家工業化最終遇到了農民的消極抵抗——出工不出力(創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人民公社體制失效，直接的後果是大量的城市工業品下鄉不能獲得等值的農產品，城鄉交換不能有效進行，國家工業化陷入困境。
第三個來源則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主要體現在思想管制和宣傳誘導上。
首先，毛借鑑希特勒的種族主義來宣揚階級鬥爭。希特勒宣揚日耳曼民族優秀、亞利安人種高貴，對猶太人、吉卜賽人等“劣等”民族進行種族滅絕，殺戮600多萬猶太人；罪惡滔天、令人髮指。毛澤東倒是不搞種族主義，但他搞階級路線，把自己的民族分裂成了兩派勢不兩立的階級敵人斗得你死我活。早在解放戰爭中，軍隊就開展階級教育運動，通過憶苦思甜來煽動階級仇恨。在奪取政權以後，又通過土改消滅地主、打擊富農。從此，階級鬥爭的弦始終沒有放鬆過，階級路線始終沒有偏離過。1962年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必然要和我們搗亂”變相地鼓勵群眾組織從肉體上消滅“階級敵人”。於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中華大地的大街小巷。在北京大興縣、湖南、廣西、江西等地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對“四類分子”進行滅門屠殺的事件。
其次，則是借鑑希特勒的宣傳策略。希特勒建立了宣傳部， 對希特勒來說，宣傳部是非常重要的部門，納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其中，宣傳這個法寶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希特勒認為：歷史上的大規模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是理智號召的結果，而是鼓動群眾熱忱的產物。如何鼓動群眾的熱忱呢？就是要靠宣傳，那種能激起群眾狂熱的宣傳。希特勒說：“狂熱是唯一能吸引廣大群眾的巨大力量。”對於如何向群眾宣傳，希特勒直言不諱地說：“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這方面毛澤東也多有借鑑，不僅建立了相應部門，而且對國民的思想實現了有效的控制。其手段主要是：重複式的宣傳實現了對國民的思想強化教育。每天召開社員會議傳達毛澤東思想，老百姓要早請示、晚匯報，全民皆背《毛主席語錄》。如此一二十年的重複教育，毛澤東思想“深入民心”。經濟上的全面控制。控制了經濟，也就控制了整個國家。毛澤東時期沒收一切私有財產，建立公共食堂，嚴格的實行食品和生活用品“配給制”。對於“四類分子”，只需扣其“口糧”，他們便無任何能力囂張了。由於沒有了“私有財產”的經濟支柱，其它政治思想毫無立足之地，於是全民皆高呼“毛主席萬歲！”殘酷打壓異端分子、異議者以及黨內競爭者（如劉少奇）。通過批鬥、關牛棚、斷口糧等手段弄死了無數的“階級敵人”。
綜上可見，偉大領袖毛澤東實是秦始皇戶籍保甲制，斯大林糧食供給制，希特勒工作檔案制的集大成者，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
|
|
|
|
|
|
|
 |
文章評論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