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1935年10月15日－），江蘇南京高淳人。畫家、作家、美學家、哲學家。 1992年6月經“黃雀行動”悄然離開成都，7月11日抵達香港。1993年輾轉抵達美國，現居美國東部地區。作品：
《老莫》
九十年代初，我來到美國。首站洛杉磯，一個熟人也沒。租住聖蓋博，位於鬧市區。很小的後院屋，在果樹園裡。鬧中取靜，桃李滿枝，且主人慷慨，讓隨意採摘。黃塵行客，得此清涼，很慶幸。 不是政治人物，但是政治避難。身份引起誤會，上了中文報紙。不時有流亡人士來訪，各有派系，是非很多。我怕複雜，保持距離。後來搬了家，都沒再聯繫。新的地址，只給了老莫。 老莫叫莫逢傑，在一家公司當保安。上夜班，很辛苦。年未五十，頂已微禿，鬢已微霜。短絡腮鬍，髒勞動服，粗獷驃悍。開一輛大卡車，老式道奇，造型橫蠻，結實耐撞，擦踫得坑坑窪窪，性能卻依然良好，像他。 目光真純，笑起來像個孩子。從不搬弄是非，心裡惦記着的，是“老家裡”（別人叫“祖國”）平民百姓的命運。上升到價值觀，虔誠如清教徒。沒有彎彎繞，喜怒形於色。其怒近乎專制，但不會拒絕傾聽。只要覺得你對，他也可以接受。可以吵一架，依然哥們兒。 那天同來的，有他的北京同鄉，替人搬家為業的老劉。老劉的父親，是四九年前的銀行職員，五零年鎮反被槍斃了。十四歲的他，同母親一道去收屍，腦子裡留下一個鮮紅的驚嘆號，鋒利如錐。用粉筆在牆上寫了幾句什麼，被以“反標” 論處，一關二十年。中年出獄，帶著父親的血衣、血繩、子彈費收據之類，他所謂的“物證”，逃出邊境，輾轉到了西非洲的小國多哥。 老莫出生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在美國行醫，四九年響應召喚，回到祖國。父親出任北京海星醫院院長。醫術高明，又精通英法兩語，各國使館的外交官都愛請他看病。當局要他協助收集情報，他堅拒被捕，判刑十五年。兩年後反右，母親又成了右派，被醫院開除。文革第二年，老莫十七歲，正上高中，以“惡攻”罪獲刑。十一年後出來，才知道父親已死在獄中。四處遊蕩，四處碰壁。碰來碰去，也碰到了多哥。 在碼頭扛磷酸鹽包，碰上老劉。一同到洛美市場，街邊攤檔談心。“說到恩仇心事湧”，喝掉整整一罈子棕櫚酒。老劉最痛心的，是帶出來的證物沒人要看，看了也沒反應。證明不了什麼，反而成了累贅。想丟掉，又不服氣。老莫說這可是要緊東西，難得你媽保存下來！難得你帶出來！怎麼能想到丟掉！？話是這麼說，不丟掉又能如何？他也不知道。 為了能參加海外民運，兩個人輾轉來到美國。沒有學歷政歷，沒有背景人脈，沒有任何組織、團體的照顧，沒有任何媒體、輿論的關心，辦難民身份很難，多次申請多次被拒。好在最終得以留下。好在體格強壯，吃得來苦。各自打拼幾年，都買了房子，成了家，立了業，過上了正常生活。 但是對於老莫，這僅僅是個開始。他對發財沒有興趣，自籌經費，成立了一個“政治避難者協會”，幫助新來的逃亡者獲得身份。同時作為草根組織，不分派別地支持一切民主運動團體發動的街頭運動。不爭資源，不過問精英領袖們之間的矛盾。當後者乘着豪華遊輪在流動風景里開會，從斯德哥爾摩一路開到聖彼得堡的時候，他和老劉一起，上街遊行，扛標語、呼口號，汗流浹背。或者在中領館門前靜坐，絕食抗議，不吃不喝。 為此他經常請假，不在乎被扣掉工資。家裡人來人往，大都是有些國讎家恨的勞工。誰有大難，他傾囊相助。聽到國內受害者求救，必定捐款。沒錢就加班加點，拼命打工補充。他夫人常說，有一次因為拖欠房貸，險些被銀行沒收了房子。那是一棟墨西哥社區的老舊平房，開間大，客房多。我去看過，說一間客房夠了，幹嘛三間？他說這樣方便，臨時沒處住的，這裡可以湊合。 湊合就是湊合，不收錢，白住。一天，他看到街邊的長椅子上，蜷縮着一個襤褸憔悴骨瘦如柴的中國青年，停車下去搭訕，是一個右派的兒子，隻身來美，走投無路。帶回家換洗吃住，直到辦了身份找到工作才離開。是個有為青年，幾年後就當了地方法院辦案開庭的同聲翻譯，人稱“趙翻譯”。我和這個人通過一次電話，他對老莫的“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心存感激至今。 流亡海外的人們，謀生不易，各有難處苦楚，時不時總會有人，到他家借住幾天。節假日，也都愛到他家聚聚，隨意地或坐或站，沙發里一埋，牆上一靠，滿屋子風霜滄桑。有什麼說什麼，苦水倒出來，心情開朗了，偶有誰幽它一默，滿屋子哄堂大笑。氣氛就像列賓畫的《給土耳其蘇丹寫信》。有時也商量商量，怎麼給那個流氓政權找點兒麻煩。 能力有限，辦法有限，說到為難處，又全都沉默了。 有一家中國企業，在洛杉磯買了一個淘汰下來的工廠，派了一批工人來拆卸運回。老莫老劉知道了，帶着大家去策反，為願意逃跑的人找住處找工作辦身開 記者會，忙得不行。但那些人身份一到手，就“褪套兒”消失，沒一個參加民運，又氣得不行。其實冒充被迫害要求幫辦政治庇護，成事後就不再理他的人 很多，但是不到最後不知道，那怎麼辦？ 老劉帶出來的物證，就放在老莫家，破爛衣服上深黑色鐵硬鐵硬的幾大塊血漬，觸目驚心。 一位民運領袖（勞改基金會主席）要拿走，說他可以到國會作證，也可以收藏和展出。老莫趁此機會，請領袖照顧一位原先在國內大學裡教俄文，現在一家中餐館打工洗盤子的朋友，“給他一個發揮的機會”。領袖說他的基金會裡，正缺俄文翻譯。但是開出的工資，比中餐館的還低。老莫臉色一變，正要發作，俄文老師按住他，表示願意接受。但老莫還是說，再加一點吧，太少了不像話。 俄語老師沒被僱傭。血衣拿走後，再沒聯繫上。老劉要把東西追回來，老莫說，算了算了，放在人家那裡，有個起作用的機會，也好麼。大家七嘴八舌，議論起領袖們之間的各種傳聞，都有損名譽。老莫又說，算了算了，不說那些了，大方向還是一致的麼。俄文老師說越是大方向一致，越是大的應當幫助小的。老莫說，什麼大的小的，比起老家裡那個吃人的黨，我們全都是小不點兒，小得和沒有差不多了。還不團結，那就真的沒了！ 這種政治正確論，可能不正確。但，沒人答得上來。憂傷的沉默中，有誰哼起歌來，好像是王洛賓的民歌，藍天白雲悠悠。大家跟着哼，聲音很低很齊，聽上去卻悲涼壓抑。老莫的夫人說，一股子哭喪調，實在是受不了。夫人上海人，給人做管家，早出晚歸，精打細算，一心奔着更好的日子。一直沒有融入老莫的這個圈子。後來我搬家到哈崗山上，請他們夫婦來玩。來的只老莫一個，說她離婚走了，不怪她想走，我太委屈她了。 老莫喜歡山上的清淨和開闊，對花草樹木鳥獸，都有極大興趣。但他更喜歡的是，我們能參加民運活動。有一次抱來一大捲紙，讓我們給寫標語口號，遊行時用的。我們寫了，但沒去遊行。他說，寫了就是參加了，參加了就好。好像是在上帝面前，替我們辯護似的。 一位受港支聯委託，代理我們難民事務的朋友，堅持要我加入他所在的組織，我拒絕了，說我不相信你們那些頭頭。這話很得罪人，以至於移民局通知我們辦綠卡的信寄到他家，他轉告給我們辦手續的地點，讓晚上八點到達。電話來時，正好《國際日報》專欄作家成荷生先生在，說絕不可能是晚上八點，讓再問。再問還是，晚上八點。成送我們去，移民局已下班。 第二天老莫來，我把這事講給他聽，說以後再也不同那些人打交道了。他立即反對，正色說，一共才幾個人？！都不往來，那還有人麼？！ 我說我不想湊數，我做單干戶。他苦笑了一下，說，還是得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麼。我說你這話，像村幹部說的。他說沒關係，哪天我拉上某某，一起吃頓飯，敞開聊聊，消除誤會，大家團結起來好。 我說海外民的意義在於促進國內的變革。如果不能起那個作用，再怎麼團結沒用。他擰起眉頭，眯縫起眼睛，說，沒用？你說海外民運沒用？我說，我說的是，如果不能影響國內，就沒用。他說做了不一定有影響，不做肯定沒影響。算準了結果，有勝利把握才做，和投機有什麼兩樣？！ 那年我為一個討論民族主義的會議，寫了篇《民族主義——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普林斯頓開會回來，和老莫談討論的情況，他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反對西藏新疆台灣獨立，說那些地方，歷史上都是中國。我說就算是吧，歷史上你是中國人，現在你獨立地選擇了做美國人。你用逃跑來堅持你獨立的權利，又怎麼能藉口歷史，不許別人獨立？ 他說不，我是永遠的中國人！我說那也是你的選擇。他警惕起來，目光如錐，尖銳地問道，不是你的選擇嗎？！ 我說現在說的，不是選擇什麼的問題。而是承不承認，別人也有選擇權利的問題。他說，我知道了，你主張西藏新疆台灣獨立。我說我沒那麼說，我沒資格說。願不願意同你合夥，要由對方自主決定。這就是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他沒說話，似乎願意考慮。我受到鼓勵，又說，何況這裡面，還有個國際政治大格局中代價和風險評估的問題。他說，又來了！這不是問題——前怕狼後怕虎的，還做什麼事情？！ 覺得他自相矛盾，再一想，又覺得不必說了。他的使命感和不計成敗的人生態度，正因為自相矛盾，跨越了邏輯公式的平面，兼有詩的美麗，和宗教的崇高。倒是我俗氣了，只知道評估實效，何況還，評估能力有限。我的夢想，是擁有兩匹好馬，兩隻好狗，一棟看得見地平線的小屋，和小雨一同，“歸去青山好讀書”。這個美國夢，和他的中國夢相比，不僅渺小，而且俗氣。何況還，同樣地不切實際。 那時的美國，正經濟蕭條。洛杉磯北嶺地震，南加州房價溺水。據說十來萬美元，就可以買個小農場。我路過一些農場，風景都美得難忘。十萬美元禪畫的潤筆費一到手，就躍躍欲試。老莫說，你別以為只要僱人耕種，就可以得愣得愣，騎着馬兒兜風？沒那回事！你得懂行。不光懂農業，懂經營，還得會自己動手修汽車農機屋頂下水道灌溉系統什麼什麼的——你全不會，能行？！我有個朋友就是農場主，全都能幹，可不容易！對了，你們要是有興趣，可以到他那裡住幾天，那沒問題。 他也喜歡狗，沒時間養。喜歡園藝，沒地方種。下次來時，帶着厚厚兩紙袋剪報，一袋關於怎麼養狗，一袋關於怎麼栽花種樹。新舊不一，分明是多年的積累。興趣之濃，可以想見。他說他不喜歡貓，貓對人沒感情，狗有。貓有妖氣，狗沒有。叭兒狗不算。叭兒狗金魚一類，都像人造假貨，不像天生的。天生的才好。夕陽下沐着晚風，望着遠山，聽他用嚴肅的口氣，說這些閒散的事情，快樂難忘。後來我去了美東，兩個做夢人各自奔忙，沒再聯繫。 短短二十年間，形勢變化很大。恐怖主義，網際網路，金融風暴，顏色革命，都是新東西。極權大國崛起，硬軟實力驟增，也快得出人意料。流亡者價值錯亂，內鬥刀刀見骨。諸山頭相繼瓦解，諸中堅各奔前程。以前大喊抓特務，一個都沒抓着。後來臥底亮相，反而風光無限。不少人低頭認錯，以求回國發展。有的爭當國師，有的與網路警察為伍。白雲蒼狗之間，好像大家都羞於承認，自己是曾經的反抗者了。 來到拉斯維加斯，這感覺尤其強烈。就民運而言，這個搖滾得震耳欲聾的城市，完全寂靜無聲。想起老莫那個鬆散的社交圈子，和他們不計得失的街頭吶喊，不禁若有所失。不久聽說，老莫當了“中國民聯”主席，很高興這個海外民運中影響最大的組織，雖人數遽減，底線還在。摧枯拉朽的狂潮過後，堅韌的質地露出水面，總歸是壯麗的歷史景觀。只是不知道，老莫臨危受命，既無糧草又無兵馬，怎麼能挽狂瀾於既倒？一種國境以外的運動型訴求，又怎麼能落實到實現訴求的國內政治？ 那天，老莫和王丹一起來訪。帶來兩大盆茉莉花， 盛開如白錦繡，滿屋子清香四溢。還有兩件T恤，上面用各種顏色，印着美國《獨立宣言》上那一段著名的文字。老莫說，還缺伊斯蘭文，我要找人譯出來補上，再印一批。別來二十年，他已到七十歲，鬚髮更白，還在上夜班。但風采體魄依舊，價值觀先行依舊，說話開門見山依舊，讓人欣慰。 我問起他的鐵哥們老劉，他稍稍停頓了一下，說，我本來不想說，他回國去了。/怎麼回去的？/ 同那邊做生意，那邊老闆介紹他認識了一個國安，國安讓他寫了個檢討，他就回去了。/ 給你打招呼了沒？/ 打了，那個檢討，他給我看了，說他參加海外民運，是受了壞人的影響，壞人？不也就是我麼。/ 真想不到呀。/ 想不到的事兒，多了去了。我老婆是個好人，叫我別再罵老劉，說他不過是想發財，倒也是。 對第二任妻子，老莫讚不絕口。說她心眼兒好，特別善良，很願意幫助別人，對那些有困難沒辦法的人很好。說時滿臉上，閃着幸福的光。王丹說，老莫家後院，種滿了樹木花草，綠蔭蔭的。老莫說，地方太小了，將來有地方，我想開一個苗圃，種的樹苗，送給陣亡將士家屬。背着手在我們家前後院轉了一圈，看我種的竹木，如同檢閱士兵。說，長得不好。這裡是沙土地，只能栽沙漠植物——回頭我給你弄些黑土來。 歲月無情，當年“八九民運”中最年輕的一代，“天安門的孩子”們，都已經四、五十歲。流亡二十多年，或銷聲匿跡，或兩頭通吃，或做個“原諒”獨裁兇手的秀……不一而足。很高興能有幾個王丹這樣的例外。王丹的詩文、回憶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展現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的強烈關注。潮漲潮落，不改初衷，很難得。聯名號召“天下圍城”，更難得。 王丹他們和老莫他們的友誼，同樣難得。知識分子瞧不起非知識分子，本是艾賓本斯坦《勢利》一書中的常例，在中國流亡者中尤甚。洛杉磯那個“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會，從世界各地請來當年的右派和右派子女，卻不邀請本地的老莫。文人能源不足，難免思想貧血。我相信王丹的充沛活力，不僅來自哈佛圖書館裡的浩瀚書海，也離不開民間英雄老莫他們野性思維的浸潤。只可惜，他們都不能回國——且試待，風雲際會。 看他們倆站在一起，一個矮壯雄健，一個瘦高英俊，對比強烈，畫味兒十足，想起了鄭板橋的竹枝詞：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想起現在香港和台灣的民運的主力，已經是八零和九零後的年輕人了。但願得，明年更有新生者，十丈龍孫繞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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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網友的建議下，讀過高爾泰許多文章，這是最近讀到的。
他文筆簡捷明快，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強。讀他的文章，會幫助了解很多事。當年，僅僅是聽到六四後民主人士通過“黃雀行動”流亡海外。讀了他的文章後，才知道了那件事的來龍去脈。他的文章還講訴過自己的人生、當右派在大西北的經歷、在敦煌莫高窟的歲月、文革中的流浪以及平反後，在中科院寫作和在大學任教的經歷，這些文章書籍都可以在網絡找到。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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