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一个没用的中国女儿的悔恨》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钱佳楠

2018年8月24日

直到一周后，我才发现我母亲中风了。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亲戚她的病情。她不想给人添麻烦：她没有告诉我的两个表亲，因为她认为他们要忙着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有告诉我，是因为她不想我改变计划——申请博士学位，继续写英文小说。我是在她的状况恶化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她没有及时去医院，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我被告知，还不到60岁的她，恐怕余生都将不良于行。

我被这可怕的消息，以及无法承受的母爱吓傻了。我跟表亲通了话，他让我不要回去。“哪怕你马上坐飞机回来也没用的，”他说。

于是，我试着从远处帮忙，但很快就发现我做不了什么。我想给她在上海最好的公立医院之一——华山医院挂上一个专家号，但发现到八月底的号都挂完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前提是你得认识内部人士，有够硬的关系——在中国，什么都靠关系。

我本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我毕业于复旦大学，那是上海最著名的大学；我的许多校友可能现在就在那家医院步步高升。当时要是听长辈的话，在学校多结交一些人，现在就会有一长串可以打电话求助的“有用朋友”。我没有。在大学，我没交到什么朋友，那些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的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唯一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同宿舍的Y.C.，但我跟我妈一样，不愿意麻烦她。她怀孕了。而且，我也不想她跟我一起去面对那个真相时刻——我有结交到可以帮忙的“有用朋友”吗？

我有第二次建立关系的机会，但也错过了。毕业后，我在当地的重点高中教了五年多的语文。只有出生在特权家庭的人才能进入那所学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的一些同事甚至做了Excel电子表格，上面列出了所有家长的职称和联系信息，以备万一有用处。前任校长喜欢吹嘘他通过这些家长得到的关系。“我父亲要做心脏手术，”他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说，“我让秘书找个在华山医院院长办公室工作的家长。很快就找到一个。”但在上海教书期间，我想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所以拒绝承担那些需要经常在课外同父母打交道的工作。此外，我觉得“利用”学生的想法有点令人反感。现在我后悔了。

一个正在追求我的男人也试图帮忙。他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让我和他的中学同学联系，后者现在是一位杰出的血管外科医生。“我也问问读MBA时的同学，”他说。“他开发了一个在线预约医生的应用程序。”两天后，他的外科医生同学没有回应，我的朋友沉默了，对他的无用感到惭愧。

当然，如果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变成金钱问题。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母亲找一个优秀的康复护士，因为我不在她身边，而且我父亲不太做家务。在上海找一个好护士并不难，但是要花很多钱，母亲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的建议。作为一名研究生，我赚不了多少钱。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作家，我可能永远都赚不了钱。而我的父亲，自从中央政府在1990年代关闭国有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成千上百万下岗工人后，他当上了看门人，只有最低工资，这对他们没有多大帮助。

在母亲生病之前，我对中国人过度的实用主义嗤之以鼻，他们希望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大学学位、工作、友谊、婚姻——所有这些都应该做实际的选择。“聪明一点，找个能干的人。爱情不能养活你，”我身边的人喜欢这么说。回想高中时代，我是个好学生，所有亲戚都劝我在大学里主修理科或是金融。但我顽固地坚持我最喜欢的科目：文学。现在我理解了他们。他们非常清楚，在生活中，一切都很容易崩溃，而这些学位承诺着稳定、高薪的工作，或许还是通往自由的门票。

我知道我不应该把这一切当成针对我个人的。毕竟，应该受到指责的是中国的制度。要想获得良好的医疗，为什么我们的选择这么少，为什么教育资源这样有限，为什么职业道路如此狭窄？我们为什么需要成为富人，或者拥有关系，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拼命追逐关系或金钱。

但这需要太长时间，太多事情无法等待，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最新的疫苗丑闻促使焦虑的父母思考，应该怎样让孩子在香港或外国接种，而不是如何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每次社会悲剧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受害者都会遭到鄙视，而不是同情：“你是失败者才会遇到这种事；因为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赚到足够的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变得根深蒂固：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可以得到进口奶粉，而不是有问题的中国配方奶粉；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不会进虐待儿童的幼儿园，被迫脱光衣服、被针刺；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接种安全的疫苗。我们对本不应该感到内疚的事情怀有内疚之心。

母亲也责备自己——“女儿生活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最近和她视频通话时，我告诉她，我想给她买个轮椅。“我不需要，”她说。“我能一瘸一拐慢慢走，”我坚持让父亲坐出租车帮母亲跑腿，但他又一次在闷热的夏日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城市。

“别担心我，”母亲对着手机镜头笑着说。“追求你在美国的梦想。”我知道眼泪是没用的。承诺也毫无用处。甚至我的决定也没有用处。无论我选择回家照顾她，还是留在美国继续追求梦想，不管选了哪一种，迟早都会后悔。我总会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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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楠是一名来自上海的小说作者。

翻译：晋其角、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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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马黑博写的关于他母亲的文章，他回国了，侍奉在母亲身边，他母亲也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当然，是因为本身有条件，也有关系。我的母亲也一样。但是，仍然都没有能够抗拒自然规律，确实无法抗拒自然规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沉重而无解的话题，真的怪不得生活在哪里。

理论上讲，50年代这一批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都会在本世纪20年代陆续死去，能够超过平均年龄的，可能超过这个时间段，最终，早晚也难逃自然规律的清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