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先觉做先烈”是一句粤语俏皮话。这句话里“先烈”这个词和党国话语系统里的“革命先烈”没有必然关系，主要指的是所有领域里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先行者，语带惋惜意味。

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香港富商A看到私人置业的广阔前景，于是除本业之外，开始涉足地产建筑行业。他大量收购九龙临水旧建筑，拆了重建屋村，声势浩大。可惜遇上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市道低迷，已建成楼宇销售情况不佳。由于银行也收紧信贷，未建成部分无法继续营运，那位富商A只好把项目打包贱价出售。几年过后经济复苏，接手该项目的集团公司赚了个“盘满钵满”。当时评论者慨叹富商A正正是“先知先觉做先烈”。

近期美国总统竞选进入“近身缠斗”阶段，川普阵营甩出关于对手拜登的丑闻脏弹，其中部分涉及中国落马商人叶简明，教我想起了“先知先觉做先烈”这句俏皮话。

根据可见资料显示，叶简明祖上两代都是船工，关于他的发迹过程，中外媒体一概语焉不详。譬如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他又是如何接手远华案清算资产华航石油等等都是迷雾重重，反正就像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哏一样“于是就发达了”。但是重新检视他的旗舰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不能不佩服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体制民营”公司，然而挂的牌子竟然冠以“中国”字样。根据工商总局《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第五条（规则第十九条）是，除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企业外，企业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我们小人物不能确知要具备何等资质才能够由“国务院决定”私人公司的设立，反正叶老板就是被决定了。也许有熟悉《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的朋友说，该规则条目中还规定“在企业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该字样应是行业的限定语”。那么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份“行业限定语详细目录”，或者说我想申请一家“中国XX臭豆腐有限公司”可以吗？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大概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人家叶老板就硬是办成了！

公开信息显示，华信的总部设于上海，华信的第二总部则是在捷克设立的中国华信欧洲总部，成立时间是 2013 年。近年人民网等官方媒体的报导曾指出，叶简明是看准“一带一路”的商机，所以在捷克设立中国华信欧洲总部。于是人们不禁要慨叹叶老板拿捏时机的精准。据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概念，是 2013 年 9 月和 10月。张高丽任组长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时间是 2015 年 2 月 1日。叶老板 2013 年就在捷克布局，可谓抢尽先机！

至于叶老板在国际金融、能源市场上纵横驰骋，收购美国知名上市綜合金融服務公司考恩集團股权、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股权等举措都是大手笔。公开报导显示，国开行与华信合作密切，如合作开展跨境同业业务及结算支付等。华信收购俄石油股份，资金来源也是由国开行提供的贷款。一家民营企业能够获得国开行如此厚爱，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仔细研究“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章程以及其组织架构，不难发现这个企业被青睐是有道理的。首先是他们的理念够高远。他们的“企业使命”是“拓展国际能源经济合作，做民族企业。”。至于他们的领导层里，据说有不少退役的军工干部，形成企业内商人经济、儒家思想、军事化制度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的重要一环。他们所宣称的“企业文化”是“确立干事创业和品德为先的标准，使公司成为真正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企业”，以一家民营企业来说，立足点确实很高。

漂亮话自然人人会说，尤其是摆在明面上叫人看得见的文本。关键是“华信”不仅把上意揣摩得玲珑剔透，而且做出了超前部署。他们的企业文化里有“党工建设”这一项，要“成立中共华信党委、纪委，积极发挥党的政治引领、政治核心和公共平台作用，增强企业内在凝聚力。”仅仅这一项，就完全符合近期《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所提及的“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显地很有前瞻性。

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企业领导人，忽然间在 2018 年 3 月声沉影寂，据说是被有关部门调查，至今未有结果。有人说叶老板是某派系的白手套，这样的传闻难以求证，却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是也许永远没有答案。我曾经以为，叶简明是因为何志平这颗大萝卜被拔了出来，带出“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这个大坑里不少泥团，有关部门担心叶老板被境外敌对势力挟持，因此对他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叶老板虽然不能再活跃于台前，毕竟还可以在幕后为国家、民族效力。如果实际情形与我的设想完全不同，叶简明原来不能“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于是即便他有着一颗七窍玲珑心，却只能如文首所说的那句俏皮话一样：先知先觉做先烈！

政府文宣和企业文案一样，既反映了政府或企业的理念与方针，也折射出政府首脑或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在“歌德派”为主流的中国宣传阵地上，忽然间出现《路在何方》以及《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这样两篇文章，难免叫人有些惊艳。

《路在何方》的作者是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1993 年 4 月 - 1997 年 12 月）。文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在深圳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提出路在何方的问题，彷佛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问题真的存在。

文章从“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对于“路在何方”的探讨、定调和实施。文中引用了胡耀邦对“特区是租界”论的反驳；重提邓小平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搞市场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不得！”的论述。然后用具体的数据指出：

在全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一批企业家脱颖而出，民营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对外贸易的 45%，占税收的50%，占GDP的 60%，占科技创新的 70%，占职工就业的 80%，占企业数量的 90% 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主义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文章转向探讨现阶段改革之路的走向。作者这样表述他的看法：

至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路在何方？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路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民营与国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自愿组合，共同发展。另一条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指标，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吃掉。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

文章的后段主要阐述“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谈及如何认证“私人财产的合法性”。作者认为，“人民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只有这两个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公民才能全力以赴地安心创业”。

虽然文章用的是疑问句“路在何方”，其实倾向性十分明显。作者在文中充分表达了对前一阶段“国进民退”论调甚嚣尘上的忧虑，也很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过往 40 年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的信心。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的作者是外交官袁南生。他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2014 年离任后，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文章虽然以中美关系为题，实际论述的范围更为广阔，是对当下国际形势的一篇冷静、理性的分析文章。

文章的基调是：旧的全球化道路强调成本优势，实现国际分工；未来的全球化则很可能强调政治价值的趋同，中国可能遭到来自政治价值不同的国家的排挤打压。

关于中美关系，作者首先引述习近平同川普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时所说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接下来详述中美关系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同时横向比对了当年的苏美关系。作者认为，新冠病毒流行前和流行后的中美关系会有很大不同。一是民意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外一些民调机构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民间，对对方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都明显上升，均已占多数；二是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变化。

作者强调“从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来看，他们都非常重视、亲手谋划中美关系。”，他认为“稳住中美关系，有利于稳住国际秩序。中美关系的稳定程度同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成正比。”

至于如何稳住中美关系？作者说：一是要保持战略清醒，认清我们仍然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保持战略耐心，防止急于求成；三是守住战略底线，既韬光养晦，更奋发有为；四是防止战略误判。尤其是要防止对美国的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误认为美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显露出的种种问题已说明美国“霸权式微”，误认为全球抗疫战役已提出以他国取代美国来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误认为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最先受到冲击、最早走出疫情，是给中国带来了与美国竞争霸权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这样从竞争霸权的视角来审读中国作为，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这段话很有针对性，可说是对中国舆情的透彻分析。现今中美关系的恶化当然不能完全赖到中国头上，毕竟川普提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是在迎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在搞单边主义。但是作者提醒国人“中国国内也常常感觉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涌动，有人早先把这方面的言行名之为“愤青”，现在亦有人称之为“战狼文化”。中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奇怪，其存在与发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和现实基础。”

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作者对“战狼文化”乃至“战狼外交”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之存在与发展，作者就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和现实基础”作出四方面的论述。

一是受“华夏中心论”即“天下观”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主导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这种思想来源于华夏民族的自我优越感，认为中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称之为“华夏”，西方的入侵对固有的“华夏中心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被迫卷入了近代世界体系，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天朝观念逐渐崩溃，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华夏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渐渐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精神纽带逐步取代了“华夏中心论”的作用。

二是受“必诛论”的影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对外交往中听到不同意见，有人动辄拍案而起，某些情况下，“对话”变成了“对骂”，甚至变成了 “独骂”。

三是受“必胜论”的影响。既然中国体制优于西方体制，美国已经衰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中国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就是必由之路、指日可待的事。

四是受“必战论”的影响。“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 “中韩必有一战”“中菲（律宾）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等等，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不绝于耳，总有人把轻言战争与爱国简单地画上等号。

如何摆脱“战狼文化”以及“战狼外交”的惯性思维，作者提出了几条意见，简单归纳如下：

民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容易挑动民意、煽动民意和裹挟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又容易绑架外交。外交被民意绑架度与外交空间成反比，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声音越大，受此影响，对外交往中对抗就更容易代替对话，中国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避免盲目的民族主义，一是要普及知识，重申常识，防止信息不对称，让民众了解更多历史。例如，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飘飘然、骄傲自大，到处高调宣扬“厉害了，我的国！”，这就可能出现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先后三次名列第二，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史上被英国赶超，一次是现在这个时期。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是要加强引导，改进思想方法，防止看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例如简单地把砸日本车等同于爱国。

三是要守住底线，例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 美国成为新冠病毒世界第一疫情大国、死亡逾十万人，绝非值得兴奋、恭喜之事。

作者认为“稳住中美关系，必须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过时。”

《路在何方》在（文汇报 文汇论坛）上分两次于 9 月 21、22 日发布；《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发布日期是 9 月 25 日。两篇文章内容详实，论点清晰，论据充分，但是两位作者的观点与当今朝堂上的“主体思想”明显不完全契合，甚至有点跑调。对于以上两篇文章的观点，官方的宣传口至今没有回应，不知道是暂时腾不出手来，或者是不屑一顾？

原文链接：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discuss/202001/4075.html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1/PL2009210003.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2/PL2009220004.htm

9 月 20 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打从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等，等着看解放军空军飞行员会在哪一天飞过所谓的“海峡中线”，飞到澎湖列岛甚至台湾岛上空宣示主权。可惜汪文斌中气十足的发言之后，解放军空军飞机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虽然还是会绕台，机种却由歼击机改成了运8反潜机、运8电侦机以及运9 。而且每当台湾空军战斗机升空拦截，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往往撂下一句狠话然后掉头返航，真令人扫兴！

不过，这样绕台飞行成为“新常态”之后，确实会增加台湾的军费支出，同时对于台湾岛上的民众也会形成心理压力。譬如 9 月 24 日清晨 6:30 至 7:00 间，台北市上空传来震耳欲聋声响，上班族目击“幻象”战斗机在上空掠过，音爆声引发关注，另有台空军救护队与直升机也编队飞入台北市中心。有民众就以为“开战了！”。台湾防务部门马上澄清，表示近期台军的战机、直升机将会持续飞越台北市上空，这是配合今年“双十”活动的预演，空中参演部队编队首次试航。民众闻讯也就放心了。

自从 1949 年 3 月 15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以来，这句口号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 80 句口号之一。比起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来，国民党先总统蒋介石的“毋忘在莒”早就被现在的国民党人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政治现实，不服不行。在这一点上，现今执政的民进党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想过“反攻大陆”，不过也对“统一”毫无兴趣。倒是国民党中不乏缅怀过往“国共合作”岁月的人，其代表人物就是马英九。他迷恋被当作“台湾领导人”与对岸谈判，亟亟期盼“再创辉煌”，所以不惜极力贬损民进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自我矮化，以求一逞。

台湾民众对于“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口号听了七十多年，已经习惯了。认为解放军军机绕台也许过一阵子就象“金门炮战”一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销声匿迹。但是岛内却有小部分人被近期的台海紧张局势吓得屁灌尿流。当过八年“总统”的马英九就一再附和大陆“首战即决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又说“现在美军根本不可能来”。生怕岛内民众不买账，过后还进一步表述美航母艦齡老化，面对中国20多年来全力发展的反舰飞弹，援助台灣機會不大云云。至于他麾下的“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也說，美國海軍軍艦艦齡老化、經費不足、維修落後。并引述“美国军方高层”的说法“兩岸一旦發生戰爭，台灣一天就會投降。”至于前“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陈廷宠更说“中华民国国军”的战力是零，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

马英九祈望“马习会”能够梅开二度，所以拼命刷存在感，却看不清楚自己既不具备对话的资格，除了拼命讨好对岸，手上也已经没有其它可以打的牌。至于那位前“陆军总司令”陈廷宠最为实惠，好处两边拿。每月领着约 19 万新台币的退休俸禄，还在江苏经营“华东台商子女学校”，每年一边领着“教育部”发放的接近 6000 万新台币经费，一边领着大陆官方的补助款，得空就讽刺一下“国军”，真的是一本万利。国民党里头有着这样的高层，难怪“中华民国”要“退守台湾”而且日渐衰落！

有人说了，既然“兩岸一旦發生戰爭，台灣一天就會投降。”那么为什么不在“十一”国庆之前，一举拿下台湾呢？果如是，加上川普染疫，岂不是“三喜临门”么？

根据现实的台海局势分析，海峡另一边对于“一天就会投降”的说法显然抱有怀疑的态度。毕竟那是国民党人转述美国佬的话，难保里头没有误导的成分。再说了，美国佬的航母战斗群就在南海海域游弋，没准白宫里头那个疯子就盼着我们“打第一枪”帮他助选呢，我们才不上这个当。还有，那些所谓的国民党退将说的话也都暗藏祸心。譬如那个什么许历农，说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追求国家统一的原则。摆明了就是为“中华民国”招魂，所谓“统一”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焉能不防！

所以，解放军军机至今仍然“蓄势待发”，解放军在古雷半岛射射枪，打打炮，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台湾民众，也为岛内的同路人提供一些打嘴炮的弹药。

最近十多年，在中华大地最流行的口号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习近平 2013 年 3 月 17 日再谈“中国梦”的时候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中国梦”好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点语焉不详了。我们常听到的一首歌这样唱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按照正常的认知，作为一家人的兄弟姐妹“兄友弟恭”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再不济也不应该“兄弟阋墙”或者以大压小。然而反观过往七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民族政策，我所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漠视乃至封禁，以及政府利用绝对优势的公权力不遗余力地推行全面汉化的“一体化”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呢？且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事实。

直至 2020 年 9 月之前， 蒙古族学校一律使用母语教学，三年级以上每天有一小时的汉语课程。但教育当局下令，自今年 9 月起，包括语文、“道德与法治（政治）”和历史等三种学科要改用汉语授课。课改引起一系列抗议活动，地方公安局把这些抗议活动视之为寻衅滋事和非法集会，数十名以上家长、教师等被捕或软禁。

在 8 月 31 日发出的说明文件中，内蒙当局表示这些变动是跟随新疆 2017 年、西藏 2018 年的先例，并将同时适用在甘肃、四川等六个省区的民族学校。文件说，“教材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我们来看看新疆 2017 年发生了什么事。据报道：2017 年 6 月下旬，中国教育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发布了 5 项指示，命令该地区从 2017 年 9 月起，从学龄前幼稚园到高中，全面禁绝使用维吾尔语言和文字。4 名匿名官员证实了这项消息，并称当地政府将会在秋季学期实施这项命令：

一、依法坚持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授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根本原则。

二、坚定不移从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学前三年全面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从小学一年级起、初中一年级起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到 2020 年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

三、坚决纠正对汉语言教师进行维吾尔语言培训的错误做法。

四、坚决禁止在教育系统内、校园内使用只有维吾尔语言的文字、标语和图片。

五、坚决禁止在教育系统集体活动、公共活动、管理工作中使用维吾尔语言。

凡对双语教育政策、原则不贯彻、不执行、不落实，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一律按“两面派”对待，按“两面人”予以严肃处理。

所谓 2018 年西藏的“先例”找不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是参照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使用口头传达相关文件，而且不允许与会者做记录的举措来看（这令我想起了“林彪叛逃”时全国各地的通报会），估计西藏情况大致相仿。

其实，对于西藏、新疆民族语言教育的限制与扼杀并不是开始于 2017 或者 2018 年。从 2010年，中国所有省级行政机关正式开始实施“双语教育”那一天开始，当局就在逐步实施弱化少数民族语言的宏大工程。“双语教育”被区分为“第一种模式”，即着重使用地方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至于“第二种模式”则着重汉语或国家通用语言。但西藏自治区在 2010 年宣布实施“双语教育”时，没有说明小学的教学语言是汉语或藏语，只以模棱两可方式使用“双语教育”一词，不给具体定义。在公开报道中，自治区当局暗示新政策仅仅要求增加藏族学生学习汉语的课程，而且各校可以自行选择教学语言。

现实的状况是，藏区小学中不会说藏语的教师人数，在 1988 年到 2005 年之间增加了三倍。据“人权观察”的报道，根据当前方案，还有 3 万名教师将在 2020 年之前调往西藏和新疆地区。非藏族教师不需要学习藏语，所以当然是用汉语教学。如此一来，“双语教育”可以说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最后只能是向汉语教育极度倾斜。

再来看看新疆的另一个例子。2009年，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布《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并纳入课程和考试评价。由此，教育部、国家民委组织编写并向全国中小学发行了民族团结教育四本系列教材：即《中华大家庭》（用于小学三、四年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民族常识》（用于小学五、六年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民族政策常识》（用于七、八年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民族理论常识》（用于高中一、二年级,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新疆中小学当年采用了这本教材，因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新疆的教材必须翻译成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柯尔克孜语。这对这台教材，有四位专家联名写了一份报告《教育部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倾向性问题和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上呈新疆教育厅。

且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位专家要求“纠正”的部分内容吧：

教材处处提问“你属于哪个民族？你知道哪些本民族的人大代表？”“你了解自己所属的民族吗？”“你们班有少数民族学生吗？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你的民族语言是什么？”“你的民族主要信仰的宗教是什么？”（云注：推而广之，“你哪里人？”“你了解家乡的习俗吗？”“你的家乡话是什么？”也可能犯禁忌。）

教材内容实际上是严格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开，主要讲的是各民族的区别区分，说差异，强调不同民族传统，过多地提示和强调各个民族的分别分界，所属不同。讲了 55个民族知识，说到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美丽富饶，却几乎不讲汉族知识。（云注：谈到中国，“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美丽富饶”，有何不妥？）

“多元”讲的很多，“一体性”几乎不讲。书名叫《中华大家庭》，读后让人感觉到却是只见 55 个民族“小家”，很难看到“中华大家庭”。这种片面的倾向，不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偏离了真正的民族团结思想和“三个离不开”的原则。（云注：“中华大家庭”不就是由各个“小家”组成的吗？）

《民族常识》第 68 页：“我国西北的新疆一带，历史上被称作西域，居住着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他们发明了坎儿井用来灌溉农田，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片绿洲。”——这给人的印象是历史上新疆的传统居民、新疆的开发建设没有汉族，这不是有违我们多年熟知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长期在新疆开发建设和居住的民族”这样的基本历史事实吗？！（云注：他们大概忘记了“新疆”一词的起始及来由）

据报导，最早对这套教材提出质疑的是马品彦（新疆社科院中亚所研究员）、戢广南（新疆社科联研究员）两位学者。新疆教育厅收到他们的意见之后就向国家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民族教育司反映。民族教育司的领导叫来该套教材的主要编写人员金炳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进行沟通。原编者与马、戢两位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民族教育司的领导相当重视新疆方面的意见，在原教材未做调整的情况下，允许新疆方面根据新疆实际情况对该教材略作修改。故而新疆在印刷该教材时，删减了个别词句和图片。当年该教材就在全疆中小学使用了。

马品彦、戢广南两位学者不服气，又找来了潘志平（新疆社科院中亚所所长、研究员）、孟楠（《新疆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两位学者，由戢广南执笔、四位学者共同署名，撰写了五千多字的《教育部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倾向性问题和不妥之处应予纠正》。这篇文章以内参的形式被刊登在新疆社科院《专报》2010年第8期，并上报给中宣部、中央新疆办，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领导李长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刘云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延东（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很快作出批示，决定由中宣部、教育部重新组织审查，重新编写，并将该教材编写工作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央新疆办专门发函新疆社科院：中央领导同志阅后，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示教育部门对教材作出修改。

我对《应予纠正》一文的四位联名作者做了简单的搜索，发现四位都是汉族学者，而被质疑的教材主要编者金炳镐则是少数民族朝鲜族学者。由此我不禁想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民族学者之间对于教材内容的理解是不是有误差呢？《应予纠正》一文中，“多元”讲的很多，“一体性”几乎不讲的提法也教我联想到对香港人“只提两制”，“不提一国”的指责。结合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官方对于那个非正式的“九二共识”只提一中、不提各表的态度也算得上是一脉相承了。也就是说，只准讲我要讲的，不准讲你想讲的。

其实，不只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矮化和弱化，他们对于方言何尝不是这样的态度呢！还记得那一波又一波“消灭方言”的论调吗？有人说“方言是过去生产力低下时期落后的产物！”；也有人说“方言的盛行，造成的直接问题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交流起来不通畅。”还有更为耸人听闻的说法，出自一位所谓的诗人、学者、教授毛瀚之口，他说：“方言是一种异质文化，方言区对于国语区不免缺少认同感，不免具有离心力。有时候，这种离心力会相当强大和可怕。周边地区方言的存在，更是国家分裂的潜在危机。”(见其“国家应该强力推行普通话，消灭各地方言”）这些朋友全然忘记了，中华大地上方言与不同时期的“共同语”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这里，我还要提醒一下这些朋友，中华大地上曾经使用过的“共同语”或者说“官话”不下三、四种，而且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我一向认为方言由于使用频率下降而自然消亡无可厚非，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大可不必。

上面所提到的所谓“消灭方言”论调属于一些散兵游勇不成体系的论述。2011 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连同胡联合两位學者所发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则是为淡化、弱化少数民族应有权利提供深层的理论依据。虽然有学者对他们的看法有不同意见，譬如蒙古族学者郝时远在《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一文中所表述的“淡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分上的政治权利等等。这些主张，看似与时俱进，实质上与毛泽东历来主张的民族政策，大打折扣，其结果一定是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早年的学术领域在中国民族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领域为民族理论、当代民族问题等的王希恩教授也指出“民族融合是人类历史和民族过程的必然阶段，其终点是民族消亡。民族交融是各民族文化、血统等之间的接纳、包容和吸收，只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我们肯定民族融合的进步意义，但反对《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的搞民族同化，用人为方式推进交融一体，这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

事实所呈现的是，尽管有不同意见的表述，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才是当局所属意的“主流意见”，因此该政策得以大力施行。把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推行到极致的做法其实就是“大汉族主义”作祟，一味强调“共性”，竭力泯灭“个性”则是独裁的特征。

东南亚某些国家政府因为对华关系的改变曾经对华侨、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加以限制。各地政府在宣示上述政策时所持的论据无一例外地都是“加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凝聚国民的向心力”。通过老一辈华侨、华人对那些特殊时期的描述，我能够感受到深深镌刻在他们脑海中的屈辱感和无力感。少数民族同胞对于不能自由、自主地学习、使用母语的政策大概也有相同的感受吧。

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被迫屈从于所谓的“民族一体化”，连学习自己的母语也要受到限制，连自己的族群意识也要被淡化，对于老大哥念兹在兹的“民族伟大复兴”会如何理解呢？ 

当今世界到处乱纷纷。多国政府忙于应付新冠病毒之余，还不忘呼应“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处于风暴中心的大中华地区虽然说疫情趋缓，毕竟灾情尚未完全平复，南海、台海、印中边境局势仍然严峻，小微企业的发展还像是鸟巢中的幼雏嗷嗷待哺。这个时候“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课题竟然是以考古为主题，真令人叹为观止！

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时政新闻眼”这样写道：考古，一个看似冷门的领域，今年9月被习近平总书记频频关注。

为什么说频频关注呢？原来 9 月 11 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现场最年轻的科学家讲的是一个最古老的研究课题”；9 月 22 日“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十位发言专家中就有一位考古学家。”；加上 9 月 28 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第23 次集体学习就是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目。

所以“时政新闻眼”说：三场会议，三涉“考古”，由此可见总书记的重视程度。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时间段把关注点放在“考古”上，外界自然有各种揣度，其中一种说法就是为了“执政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看法不能成立。合法不合法，外人说了根本不算。因为自 1949 年以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明确的宣示，若有不服，拿头来换！

在上月 28 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说，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他用四句话总结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对以上四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根据中国考古断代工程的结论，夏朝的起始年代定在约公元前 2070 年，因此这条“历时轴线”所显示的就是“历代王朝”是中华大地的历史传承，如何在现今世代活化历史场景是一项重要课题。因此就有了总书记在那次“政治局”学习上的另一段话：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习总书记对于考古的重视并非始自近日，“时政新闻眼”说：早在七年前的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主持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从一个更为纵深的视角来看，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正所谓：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结合近日颁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习总书记的用心。因为，这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重中之重：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

接下来是不是会在某些地方发现一些讖语之类的“历史文物”我不知道，若有的话我也不会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