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类的文艺作品，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结局“破”而在于它的过程“侦”。无论故事的载体是文字还是影像，人们通过阅读或者观赏，与故事中的侦办人员一起，分析手中所能得到的资料，梳理与事件有关联的蛛丝马迹；面对纷繁芜杂的线索而烦恼，为解开一个个谜团而欣悦，直到案情大白于天下。这当中，故事讲得好与不好，受众所能感受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会大大不同，同时也会影响“破案”时的成功感。

最近阅读了这样一本侦破类的小说《朝圣者》 I'm Pilgrim，作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Terry Hayes.也许得益于他曾经担任调查记者、政治记者、以及电影、电视剧编剧的经历，他把一个阿拉伯“孤胆战士”对抗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内容却提供了很多专业知识，并且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沙特阿拉伯有一位动物学家，像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一样，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坚定拥护政教合一，因而鄙视美国，鄙视以色列。但是，由于他批评了执政的沙特阿拉伯王室，触犯了当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禁忌，被沙特阿拉伯政府公开处决 - 斩首。那一年，动物学家的长子刚满十四岁。作为一个因为“反王室”而被处决的家庭成员，留在当地将要面对严苛的生存坏境，因此这个男孩由妈妈带领着他和两个妹妹一起逃到了邻国巴林。在那里，男孩按照他父亲的标准，加入了一个够严格也够反西方的清真寺。男孩在巴林住了两年，在十六岁生日的前夕只身去到巴基斯坦的圭达，接受六星期的基本训练之后，投身到阿富汗战场，经过与苏联军队作战两年，他想重返沙特阿拉伯开展他的报复行动。他的计划是先弄到一个假身份，然后到黎巴嫩一家顶尖的医学院学医，学成以后以外国人的身份回到沙特阿拉伯，实施摧毁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行动。在阿富汗一位军阀的帮助下，他从黎巴嫩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位贪渎的职员手中买到了一本印着假名的真护照。他凭着那本护照进入黎巴嫩，经过六个月的苦读，终于通过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就像大部分学生，如何筹措高昂的学费是一大难题。但是他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旨在重建黎巴嫩并促进民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协助他填写表格。

在黎巴嫩，他白天专心研读医学院的各门课程，晚上参加各种讨论会和演讲会。那些讨论会和演讲会的主办者有疯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巴基斯坦好战分子、还有几个只能形容为伊斯兰世界的山顶洞人。其中一个人名叫奥沙马 本 拉登，当时正在筹组一个阿拉伯文为“基地”的组织。但是对他调整人生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位女讲者，她所讲述的关于“近处的敌人”与“远方的敌人”的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青年。那位演讲者认为，几乎所有阿拉伯世界的问题，都是由以色列以及散布在这个地区的各个残忍的独裁政权，还有受西方支配的腐败封建君主国所引起。她说有些人以为，只要摧毁了这些“近处的敌人”，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能解决。但是她的见解是，这些“近处的敌人”之所以活得那么好，是因为背后有“远房的敌人”撑腰。所以，要瓦解近处的敌人，就必须击败远方的敌人 - 美国。他接受了这个理论，决定了自己新的方向：他还是会成为医生，但他不会回沙特阿拉伯，他要把这场战役带到一个新地方，他要攻击美国的心脏。

侦破类故事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或一群策划罪案的人，同时也要有负责侦破案件，消弭危机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猎物和猎人。在《朝圣者》这个故事中，“猎人”是总统特派的，一位退休的“蓝骑士”，他在行动中的代号是“朝圣者”。他有敏锐的情报分析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开始的时候，他对自己对手的背景资料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把他称之为“撒拉森” - 意思是阿拉伯人，再往前推的话，这个字眼一度指的是游牧部落的人。为了追寻“撒拉森”，“朝圣者”到过这世上一半的阿拉伯露天市场和清真寺，进入过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档案室，还访谈过好几打可能认识他的人。即便是那样，由于“撒拉森”就像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总是谨慎地掩盖自己的踪迹，“朝圣者”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撒拉森”在黎巴嫩的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去了黎巴嫩北部的古城艾尔米纳的一家医院工作，那个医院设备和人员不足，但是有互联网。他每天通过互联网阅读各种她能找到的、有关大规模毁灭武器的资料。还是通过互联网，他从一份冷僻的《病毒学期刊》读到纽约州北部一个实验室完全使用现成的化学物质，成功地以组合的方式，复制出小儿麻痹症的病毒。根据那篇文章的表述，研究者的目的是要警告美国政府，恐怖分子团体有可能在无法取得天然病毒的状况下，制造出生物武器。这篇文章启发了他，他要合成一种极具传染性的媒介，只要通过呼吸就会受到感染的，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杀手 - 天花。

“撒拉森”向医院申请了六周的假期，首先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潜入那家对外宣称是“叙利亚高级医疗中心”，实际上是化学武器试验室的内部，从那里偷取了 6 小瓶天花疫苗。三十年前从地球上绝迹之前，天花是人类所之最灾难性的疾病。直到 1960 年代，每年都有两百万人因为这种病毒而死亡。由于天花病毒完全绝种，所以现今世界上除了研究机构和秘密武器试验室，只有很少地方还存放有疫苗。“撒拉森”的复仇计划是研制合成一种新型的天花病毒，偷取疫苗是为了使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壮大，确保自己不致由于在研制过程中犯错而丧命。他知道自从 911 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生化攻击行动，因此决定制造三亿剂疫苗储存起来，全国每个人各有一剂。为此他参考了荷兰农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把一个稍有差异的基因拼接在牛痘病毒里，成功地回避了疫苗的防治功能。接下来他回到阿富汗，请求先前帮助过他的那位军阀为他找来三名外国人。他用那三位人质来测试他的超级天花病毒，证明了天花疫苗对那种新病毒完全无效。然后，他返回艾尔米纳，着手大量制造他自己培植出来的新型天花病毒，接着实施把这些病毒运进美国的各个步骤。

如果不是“撒拉森”挟持外国人质但又没有提出任何赎金要求或者政治诉求，引起联合国相关单位的注意，如果不是美国情报系统发现了阿富汗兴都库什深山里的两次卫星通话，如果不是联合国搜救部队凭籍卫星热感显影发现了撒拉森在兴都库什深山里烧毁犯罪现场的异常状况，因此派出了搜救部队，并与“撒拉森”有一次短兵相接，“撒拉森”毁灭“远方的敌人”的计划很可能就成功了。就是上面那几个小漏洞，为“朝圣者”的追捕行动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他一步一步地迫近了“撒拉森”，最后使得“撒拉森”的计划落空，并以身殉了他的道。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这种侦破类的故事，结局是可预知的，读者或观众的兴趣焦点在于查案的过程和故事的合理性。譬如改造拥有 185578 基因组的天花病毒是不是有可能呢？譬如“撒拉森”怎样单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有效控制三个人质呢？“朝圣者”的每一个推论是否合理等等。这类故事虽然讲述的是虚构的事件，但是其中往往包含着理性的思考。譬如“朝圣者”得知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种超级病毒，他去拜访了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曾经的世界顶尖病毒学家，他的团队很久以前策划了灭绝天花的行动并获得成功。他要向这位长者请教是否有人在研究天花的解药。老科学家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天花病毒绝迹之后，科学界就失去了兴趣了- 所有的钱都拿去研究爱滋病了，因为那才有荣耀可言。”他还说：“不会有人奖励你去研究天花的解药，因为没有迫切的需要。没有解药就是因为没有研究。”最后，关于“朝圣者”所担心的病毒带原者，老科学家说：“我不是危言耸听，我是科学家。我告诉你，不必担心带原者。真正危险的是污染。找个很平常的东西，从海外把你的病原体运到美国来，那就是新版本的毯子。现代化的、聪明的敌人，就会这么做。”

老人所说的“毯子”的典故就是英国人在加拿大的殖民战争无法推进的时候，就与印第安人议和，把天花病人使用过的枕头、被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英国学者伊恩·珍尼佛·格雷恩的流行病学著作《天花的历史》一书中，引述了研究印第安人的书籍，称“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都把天花作为达到某种卑鄙目的的手段”。因此，老人引用英国小说家罗伯特　路易斯　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一段话结束了与“朝圣者”的对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早晚我们全都得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

《朝圣者》这本书，和作家 Dan Brown 2013 年出版的小说 Inferno 一样，描述的是一种高智商、高科技的犯罪行为。我在读这两本小说的时候，常常会结合一些已知的事实如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转基因”的手段，培育出“不育雄性蚊子”来影响蚊子的繁殖，由此切断疟疾的传播链；如微生物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人工培育出人类目前还没有抵抗力的“超级H1N1”流感病毒来看待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