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粉丝也许对于标题中的“落尽”二字不以为然，因为无论是网路上或者是媒体与坊间，关于电视剧《繁花》的种种讨论即使不再火热，起码还在继续中。只不过该剧的“收官仪式”，在这个月的 12 日，通过 CMG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盛典之路”圆满举办过，我这里的“落尽”二字，沿用影视圈“上画”、“落画”的本意，并没有其他意思。

我是去年年中才读到《繁花》这本小说，当时关于王家卫把它改编、执导为电视剧一事却是毫无所知。接触到《繁花》的原作是在此地社区图书馆的书架上，之所以被它吸引并不是因为它得过什么奖，纯粹是因为文本中大量使用了沪语的写作风格，勾起当年读《海上花列传》与《何典》的意绪。《繁花》的叙事风格是细碎的旁述，表面上不带个人感情，实质上用情极深。具体体现在描述阿宝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抄家、逼迁、离散这些章节。《繁花》的另一个特点是百科全书式的展示方式，往往通过一问一答传递知识。无论是阿宝和蓓蒂讨论邮票；沪生和小毛对船舰模型的争论莫不如是。至于思南路抄家时，负责登记查抄物品那位“学过几年生意，吃过几年萝卜干饭”的中年师傅，所带出来那种“长知识”的感受就更为强烈。在八、九十年代的章节中，对话者由于年龄差距造成认知落差的时候，往往会有人问一句“啥？”，然后引出详细的解说来。这种表述方式有助于增加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在我来说，记下了不少沪语词是另外一种收获。

由于要远行，《繁花》我只看了大约一半就交还图书馆，回到奥克兰之后就再也没借到那本书。好在该书的故事连贯性不强，心想有机会再找来看吧。去年底影视界传出来的大新闻是，王家卫执导的 30 集《繁花》电视剧杀青并排期上映，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难以想象。虽然我没看完《繁花》小说，总体感觉那种散点式的世情描述，不容易整理出一条吸引人的故事线。看完全剧，发现《繁花》电视剧与小说完全是两码事。电视剧除了借用小说中的人名以及进贤路上的“夜东京”和黄河路上的“至真园”这两处地点为部分场景之外，所讲述的故事和内里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与原著没有什么关连。在我看来，电视剧《繁花》不能算是改编剧本，基本上是一次全面改写。这一改，把一部类似鸳鸯蝴蝶派《啼笑因缘》的社会风情小说衍绎成一个以商战为主干的江湖传奇，真叫人惊艳！《繁花》之引人注目，除了王家卫导演的名气与实力，编剧秦雯的功劳绝对不能抹杀。

我算不上是王家卫的粉丝，他所执导的电影也没看全，他的某些获奖作品也未能引起我的认同。但是我认为《繁花》犹如一股清泉，把当今荧屏上情节雷同的谍战剧、仙侠戏、假大空作品冲击的七零八落。

《繁花》的男主当然是阿宝，女一号是跳出体制，投入改革开放洪流的汪明珠。剧中虽然有着大量关于李李以及“至真园”的戏份，她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那一场股坛大战做铺垫。至于“夜东京”的老板娘玲子，作为阿宝成长过程中的见证者和仰慕者，使得这个故事更为丰满，更为贴近生活。从故事结构来看，《繁花》还是沿用了《啼笑姻缘》的套路，而王家卫对于细节的考究，也与小说中那种对世情巨细无遗的描写完全吻合。

我认识的一位长者，是资深的粤剧导演，也是摄影名家，他常说一部好的剧作，编、导、演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而且其重要性的顺序也是一样。信奉“导演中心论”的朋友看法自然有所不同。其实导演在执导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剧本做出某些改动，客观上也是编剧者之一，所以无须过于执着于编导演的排名先后。《繁花》的视觉效果维持王导的风格，一如既往的讲究。当镜头从霓虹灯璀璨、喧嚣闹腾的黄河路，推移到寂静的小街中，画面上是反射着昏暗灯光的积水，映衬着剧中人踽踽独行的身影，契合了剧中人的心境，也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侧光特写剧中人营造出的美感令人印象深刻，长时间的定镜则给观众留出了想象的空间。然而由于这类画面反复出现，越到后来，感染的力道便愈见消减。

女主之一的李李，经历过大起大落，进军黄河路怀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意志坚定，充分调动各种有利因素完成计划；玲子世故圆融，表面上锱铢必较，实质理性务实，拿得起放得下。汪明珠在三位女角中形象最丰满，在体制内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国情，令她的个人地位含金量虚高，脱离体制之后才回归现实。但是她没有退缩，没有气馁，自强不息。她的第一个单子，完成得有点侥幸，可以说是拜政策所赐。不过即使她的第一张单子不能获利，也足以让她在行业中积攒了人脉和声誉。在三位女性所展现的各别不同特质比对下，阿宝的形象就显得较为平面化和脸谱化。他最大的优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坚持弃用“爷叔”为他设置的“逃生门”，竭尽全力成全汪明珠，最后急流勇退，退到了川沙。

关于《繁花》的讨论五花八门，有的观众认为，九十年代的黄河路根本不是剧中所呈现的样子，却也有自称当年就在黄河路上的 KTV 工作过三年的博主说电影基本重现了当年的风貌。有人称许王导单机拍摄的深度和侧光所营造出来的画面感，更有人细致地分析三位女角某一场戏穿的是哪一个牌子的时装......

引起我许多回忆的是关于“和平饭店”以及上海外贸的情节。八十年代的十年，由于业务的性质，我经常出差到上海。在上海我最常住在“和平饭店”，我喜欢那里的理发室，很有分量的理发椅子，修脸之前所敷的热毛巾都很有仪式感。我也喜欢那里的老年爵士乐队，听他们的演奏令我身心愉悦。我不喜欢饭店的床褥，因为太软，整个人像是躺在棉花堆里，不过也从没想过去投诉，反正当时年轻，很容易适应。选择入住“和平饭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位于著名的外滩，二来是方便与对接单位上海外贸公司洽谈业务。不过我最常去的不是外滩 27 号外贸大楼，我去的是“上海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地址大约是在汉口路或九江路，记不太清楚了。由于离饭店近，不用叫车，走着去就行，忒是方便。在那个年代，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含金量确实比一般公务员高，有机会与外商洽谈业务的外销员又比公司里负责文案的同事胜人一筹。那个年代对涉外业务员的要求很严格，《繁花》里有一集提到汪明珠单独外出与商户洽谈业务违反了纪律，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可能不理解。事实还真是那样，譬如我们进到“广交会”的洽谈室，如果只有一位外销员，他们是绝对不可以单独进行业务洽谈，外销员单独接受外商的宴请更是不可能的事。

《繁花》这部电视剧，还叫我产生了一些联想。《繁花》这本书，绝对说不上是“正能量”的作品。譬如书中关于文革期间剪喇叭裤、抓“女流氓”、抄家、抢占民房等等现象，有孩子们的直观感受，也有某些成年人的直抒胸臆，虽然是客观描述，其实也难说不是作者的心声。譬如第十三章，教小毛拳脚功夫的师傅说：“运动一来，车间里真也冒出几只瘪三，领袖语录，朗朗上口，革命形势，样样懂，身披军大衣，样子像领导，真是奇怪。”这样的怪话，搁现在大概是要删掉的。九十年代部分，关于常熟徐总、汪小姐、康总、梅瑞、葛老师、亭子间小阿嫂、陶陶、潘静等人的故事，确实接地气，也确实有点脱离“主旋律”，搁现在大概也是没有哪家出版社敢担风险为它背书。

《繁花》电视剧把基调定在人们通过改革开放，积累了财富，过起了好日子，肯定了民营经济的正面作用。适逢当下重提民营企业的契机，也算是踏在了鼓点上。强总在剧中讲过机构资本与散户的力量对比以及股场的实质，观众中的股民如果听得进去，也许可以有得益。

最后引用小说作者的一些原话，他在与作家许知远对谈的时候，说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能够保存过去的东西，就是一种推动。”

作者还认为，文学“没有那么高大上，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个面，而且 40% 是没法写的......”